第七章 更多的醫院生活
1965年8月
夏天真不適合住在精神病醫院，病房的每個角落都濕嗒嗒的。炎熱的休息室裏，每次從人造皮的沙發和椅子上站起來，光著的大腿就像膠帶從膠布卷上撕下來一樣。許多病人僅僅隻是四處閑晃幾圈，就已經渾身汗味了。如果爭取到某些特權，我們就可以一群人出去散步。但這樣的天氣，傻瓜才會出去，戶外通常比南6號還要熱。
到了8月份，能放假的醫生或護士都會放假，留下來的大多是沒有經驗的住院精神科醫生。他們輪流值班，誰也不知道等待他們的將是什麽。加上難以忍受的炎熱，每個人都處在崩潰的邊緣。
有時，我們這些拿到院內走動特權的人會被允許到樓頂上去曬日光浴。樓頂更熱，熱得能灼傷皮膚。那裏隻有幾個小木椅供人休息，醫院樓群的煙囪裏冒出的濃煙，混合著馬路上的汽車尾氣讓人喘不上氣，西邊擁擠的高速路上，汽車的喇叭聲震耳欲聾。
但是，跟全世界任何地方一樣，醫院裏的女孩也是女孩—為了曬出小麥色皮膚，我們甘願忍受任何痛苦。樓頂四周圍著一層厚厚的金屬網，讓這裏看起來像個巨大的鳥籠。有一次，我在那裏睡著了，回病房時，皮膚已經被曬得黝黑，更令朋友們印象深刻的是我皮膚上的一塊塊方格，她們取笑我是個充滿異國情調的怪物。
赫勒醫生休假回來了，他現在已經是高級住院醫師。我仍然是他的病人，為此我每天都感謝老天。因為每年7月份，一旦住院精神科醫生接受新的任務，通常很少有人能由自己之前的醫生繼續負責。為了讓主管醫生知道我非常感激赫勒醫生願意在我身上再花一年時間，我必須讓自己的狀況有所改善，並且保證自己不會失控。這意味著我必須控製住所有自我毀滅性的行為：不能再撞牆，不能抓自己的臉，也不能拿香煙燙手臂和大腿。
我努力控製著不傷害自己。盡管如此，有些時候，我有一種墜落懸崖的感覺，為了逃離深淵，我必須讓自己疼痛才能保持清醒。引發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一場噩夢或受到了批評，有時是被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強烈情緒引發。不管原因如何，我必須停止無盡的黑暗。那種黑色，像熔化的鉛，在我內心不斷地蔓延，不斷地密集，一旦它讓我感到恐懼，我就會一直墜落，陷入無邊無際的黑洞當中。而一支燃燒的香煙會把我從自我毀滅的邊緣拉回來，隻有皮膚上灼燒的疼痛感才能讓我再次知道自己該做什麽，也會慢慢平靜下來，不再害怕自己會憑空消失。
我的狀況已經有了很大改善，雖然我可能仍然感到壓抑，也仍然會對其他患者好得過分。我仍然常常覺得自己肮髒、惡心，有時候仍然想死，但我的正常意識恢複得比以前快了。
這是赫勒醫生升職後，我第一次去見他，獨自前往九樓的新辦公室時，我感覺自己又成長了。治療期間，他在一張不起眼的桌子後麵，與我相對而坐。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裏，透過窗戶望去，哈得孫河和喬治·華盛頓大橋在遠處閃閃發光。這個房間比他以前的房間要小，但是這樣我們的椅子會靠得更近，這裏的景致也更好，所以我更喜歡這裏。
赫勒醫生剛成為我的醫生時，我非常害羞，經常說不出話。然而，當我習慣了他那不拘小節的行事風格後，我的大腦開始有了思考的空間。在我用頭撞牆、拿煙頭燙自己之後，我們會談論讓我感到如此絕望以致失控的原因。隨著我越來越樂於說出自己的想法，麵談時間經常在不知不覺間就到了。“我們下次再繼續聊，”赫勒醫生會說，“很遺憾，我們現在得結束了。”
有一次，他又說“我們現在得結束了”，這讓我覺得自己毫無價值，我想他一定不喜歡我。這種想法占據了我的大腦，怎麽都揮之不去。幾個小時後，我燙傷了自己。“慢慢來，不要太在意這些想法。”後來我們談起這件事時，他這樣說，“我覺得你的痛苦已經足夠多了。”他並沒有生氣。
有時赫勒醫生會假裝成我母親的聲音，“哦，安妮塔，”他捏著嗓子抱怨說，“你都不關心我，我覺得自己被忽視了。”起初，我喜歡看這個高大自信的男人模仿膽小怕事的女人的樣子，還會開心地笑。
“我可不是在開玩笑。”他說道。然後我開始擔心自己冒犯了他，就努力想弄清楚他想要表達什麽，反複思考他說的話。突然我仿佛被山體滑落的巨石砸中，它從我胸前碾過，砸在我的肚子上—冰冷、堅硬、沉重。
“我肚子有點不舒服。”我半是道歉地說。
“為什麽？”他問。
我把赫勒醫生的模仿又回想了一遍。這一次，我想到了母親低垂的肩膀和憂慮的麵孔，我仿佛能聽到她的歎氣聲。這加劇了我的恐懼感。
“是的，”我說道，聲音很尖，像個小女孩，“很多時候，我覺得我的母親會因為我感到不開心。我不斷地努力，但是始終都不能讓她高興起來。”我的眼裏充滿了淚水。過了一會兒，所有的感覺都消失了，我變得跟那些石頭一樣麻木。我深吸了一口氣，盯著赫勒醫生，他真誠的雙眼裏滿是難過。我想，他認為我真的受到了傷害。
我感覺赫勒醫生很生我母親的氣，因為他認為某種程度上，是她造成了我的痛苦。“你難道不明白嗎？”我不止一次地向他解釋，“母親天生愛自己的孩子，我媽媽不會做任何傷害我的事情，你不明白嗎？”如果我覺得缺失了某些東西，那都是因為我自身的問題。
“你都多大了，還相信那些童話故事？”他問。
“哦，安妮塔，別再為自己感到難過了。”幾個月後，赫勒醫生再次假扮我母親的聲音說，“你很聰明，而你的弟弟們不聰明，你怎麽還會不高興呢？”
“是的！”我很高興他理解了一些最讓我困擾的事情，“我為自己的鬱鬱寡歡感到擔憂和歉疚，我已經盡量讓自己開心了。另外大部分時間，我都覺得自己很肮髒。”到那時，我發現他是想讓我了解，母親對待我的方式是我出現一些問題的根源。有時他說得也有道理。但你對她太苛刻了，我這樣想，她已經盡力了。
背地裏說母親的不是令我有些不安，但我又很高興赫勒醫生這樣維護我。我的困惑和恐懼，以及極度的焦慮，對他來說似乎都找到了根源，好像真發生了什麽無可挽回的壞事。不管發生過什麽，那絕不是我一個人的錯。有時候，我讚成他的觀點，但更多時候，我感到驚慌失措，好像認為自己不應該那樣想，那是很危險的念頭，所以隻有先懲罰自己才能安心。
不過至少我現在已經進步了，在做一些危險事情之前知道尋求幫助了。
一周前的一天，天氣熱得似乎隨時能把人烤焦，去樓頂或去散步都太熱了。中央休息室的黃色牆壁反射著太陽的烈焰，病人們昏昏欲睡。我們既痛苦又無聊，我坐在那個鏽色小沙發上看書，聽到傑克在戲弄艾薇。我知道，很快有人就要爆發了。
從坐著的地方，我看到在休息室中央，傑克朝艾薇走去，他的嘴角掛著邪惡的假笑。我的心跳開始加快。請不要，傑克，別惹事。
“你的胸快要從襯衫裏跳出來了。”傑克指著艾薇的胸部，用嚴肅的語氣說道，好像天氣預報員正在播報明天晚上哪個縣會下雨一樣。他後退一步，上下打量著她的身體：“也許我能幫得上忙。”
我屏住呼吸。
“滾回托兒所去，笨蛋！”艾薇眯起眼睛，“顯然，你都不配上幼兒園。”
“你說我笨？”傑克的聲音越來越大，臉漲得通紅。
一直躺在我身邊的瑪西亞，把她手中的書放到一邊。隨著傑克喊叫的聲音越來越大，她坐直了身子，盯著他們。我的頭像要炸開一樣，但身體卻動彈不得。
“你究竟說誰笨蛋，賤人？”傑克脖子上的血管都鼓了起來。他把臉抵到艾薇麵前，而她迅速地出手了。
啪！
傑克捂著臉，痛苦地蹲了下去。
“別這樣，你們這些傻缺！”瑪西亞尖叫道。她朝傑克和艾薇撲了過去，他倆一起轉身看向她。
“笨蛋！”“冷靜點，笨蛋！”“打他，艾薇！”幾乎每個人都在大喊。護工飛奔過來。
當瑪西亞撲過去時，傑克或艾薇推了她，她向後退了幾步，屁股重重地摔在地上，手腕壓在了下麵。她摔倒的聲音和她憤怒的尖叫讓我感到更加內疚。如果你不是那麽懦弱，這一切就不會發生。我的腦子裏砰砰作響，腎上腺素急速飆升卻無處釋放。
上一次弄傷自己是在一個月前，我用煙頭燙傷了腳踝內側，骨頭後麵的部位。我用襪子遮住傷口，傷口有些感染。每當我用力時，就像有把刀在割我的腳踝，但我沒有告訴任何人。
在那之後，我拿到了一張特別通行證，跟我最喜歡的詹妮姨媽去了上東區一家歌劇院看歌劇《天皇》。我們從醫院走到街區盡頭的一個地鐵站，經過一排灰色的醫院大樓和對麵的銀棕櫚樹餐廳。雖然我的腳踝疼得要死，但我仍像往常一樣談笑風生。
夜晚的微風不時地把我的頭發吹到臉上，但我並不介意，至少風很涼爽。我告訴自己，離開醫院的這幾個小時才是最重要的，起碼那時我是自由的。但是當我們從地鐵站出來走向影院時，每走一步都像有人用熾熱的煤在燙我的腳一樣。我使出所有力氣才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
第二天早上，我再也忍受不了這種疼痛了，於是我給我最喜歡的護士郎小姐看了那個已經化膿的傷口。她在上麵敷了藥膏，又長篇大論地說了一通為什麽燙傷自己不是控製情緒的好方法，但她並沒有生氣。也許是因為燙傷自己是在幾天前了，所以他們並沒有取消我的特權。
我喜歡這家醫院的管理方式。如果我們有所改善並能控製自己，就會贏得更多、更高級別的特權。如果我們表現得不好，就會失去特權。我自殺未遂後，他們對我實施了自殺監控，之後好幾個月，我的一舉一動都有人盯著。如果沒有護士或護工站在廁所外，我甚至都不能去上廁所。
從那時起，我從陪伴走動特權一步步拿到了院內走動特權，這意味著我可以一個人單獨在整個醫院自由活動。如果他們因為我燙傷了腳踝而懲罰我，我就會失去那些自由。我意識到，如果我再傷害自己，得冒多麽大的風險。如果沒有院內走動特權，我不僅不能到樓頂去曬日光浴，不能和姨媽出去玩，也不能到12樓看河邊的景色，或者到咖啡店去吃英式烤鬆餅，或者受托將林澤麵包店的蛋撻買回來給無法離開醫院的病人。我還想去醫學圖書館當管理員。所以我不能放棄。
看到瑪西亞的手腕受傷了，傑克和艾薇才終於平靜下來，他倆無意傷害她。然而，那時的我已經變成一個充滿恐懼的汙水池，恐懼正在往外流。當時我認為，我沒能及時阻止衝突，導致了瑪西亞摔倒，我必須承擔坐視不管的罪名。後來，我才意識到這個想法太傻了，但當時巨大的負罪感已經將我淹沒。我的胃抽搐起來，疼得無法呼吸。我需要攻擊或淹死自己。
但是，我意識到，這與之前我要燙傷自己時的感覺一樣。如果我付諸行動，並被工作人員發現，那我肯定會受到懲罰。於是我跟萊利小姐說我需要和醫生談談。她正忙著處理鬥毆的後續事宜，她說需要我等一下，過會兒她會給醫生打電話。
我在黃色大廳長長的走廊上來回踱步，眼睛緊盯著地板。來來回回，一趟又一趟。其間我經過一群十幾歲的病人，他們在討論瑪西亞幹涉打架的事；其他人則歪歪扭扭地躺在護士站對麵的長凳上。
“你能別走了嗎？”大概走到第四圈時，我最好的朋友莉亞說，“我的頭都暈了。”
“讓她走吧，至少還能弄點風出來。”謝麗爾反駁道。
“不能讓她再走了！”麗塔喊道，“我也頭暈惡心。”說著麗塔把她那龐大的身軀橫在我的麵前，把我擋在大廳中間。
“嘿，你，聽著！”她對著我的臉皺起眉頭，“你想讓我吐得這層樓到處都是嗎？”我轉過身，朝著相反的方向快步走去。我知道她不是在開玩笑，但我沒理她。我身上的汗水在不停地往下流，我也沒有理會。我甚至都不覺得熱，好像所有的感官都失靈了。我必須撐到赫勒醫生來找我。我身體裏的火山即將衝破皮膚噴湧而出，我不知道自己還能撐多久。這時，從遙遠的走廊盡頭，出現了他白色的身影。
赫勒醫生似乎沒有因為被打擾而生我的氣，而且他對這場鬥毆也沒有興趣。“走吧，”他說，“我們離開這裏吧。”一開始我以為要去他辦公室，但我們坐著電梯一直到了九層。
我跟著他，經過幾張褪色的音樂節海報，走到排著一排自動售貨機前。在明亮的熒光燈下，粗糙的機器和年代久遠的海報更映襯出這裏的孤獨感和曆史感。
“我快要熱死了。”赫勒醫生說，“我真得吃點冰激淩。”他從口袋裏摸出一枚25美分的硬幣，將它塞入一台大型甜蜜使者（美國著名冰激淩品牌）售貨機的插槽中。一支裹著巧克力的香草雪糕落在了底部的取貨槽裏。
“你呢？”他轉向我，“要不要也來一個？”
我驚呆了，我不知道醫生還可以做這樣的事。我的臉一下子就紅了—現在我感受到了，的確熱得很。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隻是拚命地點頭，不想讓他覺得我缺乏熱情。
這是他主動提出的，這應該不是壞事，對吧？我並沒有要求他這樣做。
我心裏這樣想著。
赫勒醫生又從口袋裏掏出25美分，塞入冰激淩售貨機的插槽。也許他意識到我驚訝得連話都不會說了，所以他沒有讓我選，而是直接選了跟他一樣的。他把冰激淩遞給我，我們並排坐在旁邊的簡易木凳上。我慢慢地吃著，盡情享受這口感絲滑的奶油冰激淩。我用舌頭裹住甜甜的巧克力，讓它盡可能在嘴裏待得更久些。那個必須燙傷自己的想法，像正午的月亮一樣不見了。
我不再急需他的關注了，赫勒醫生似乎並不介意這事，他也沒有提起。我們聊了天氣，聊了什麽時候會涼快些，還聊了天氣這麽熱時，我在家都做些什麽。
“有時候，賣甜蜜使者的會來我家附近，但父親隻允許我買一根5美分的冰棍，而且不是每次都讓買。”我解釋道。
赫勒醫生撫摸著他的下巴，仿佛陷入了沉思，“我明白了，”燦爛的笑容浮現在他的臉上，“那樣你就能買兩根便宜的冰棍了。”
“你說得對！”我笑了起來，“買一送一特價活動。”
他知道我喜歡雙關語。那一刻，我們就像兩個在一起吃零食的老朋友。周圍的一切仿佛都不一樣了：牆壁、窗戶、他和我— 一切都變得清晰生動，而之前我身邊籠罩著焦慮的濃霧。
一會兒，我們回到了安靜的病房，所有人都恢複到他們打鬥前的樣子。赫勒醫生離開了。
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裏，我獨自一人坐在大廳盡頭的小會議室裏，回想所發生的一切。我感覺自己仿佛身處一個盛大的舞會，我和舞伴以一種無比優雅的舞步盡情旋轉著—我的思緒無法停止。我發誓一定要記住那種感覺。
醫院記錄 1965年8月16日
在我休假期間沒有出現任何自殘行為。充分利用各項特權進行社交活動。
——赫勒醫生
讓我措手不及的是，一個星期後，自我厭惡的感覺又出現了。我覺得自己是個惡心、卑鄙、醜陋的家夥，但是當赫勒醫生問我為什麽會這樣想時，我回答不上來。到了周三早上，我對自己的憎惡達到了必須采取行動的地步。我想從大橋上跳下去，同時這個想法也令我害怕。有一部分的我並不想死，於是我把這些想法告訴了萊利小姐。
她沒有嘲笑我，也沒有生氣。“怎麽了？”她問，“我需要告訴值班醫生。”
大約半小時後，值班醫生來了，我並不認識他。“我就像是一個被納粹侵略的村莊，他們把這個村莊變成和他們一樣邪惡的地方。”我告訴他，“我的大腦被一堆可怕的想法占據了。我說不上來。”
“你是說你的思想不是你自己的？”醫生看起來有點擔心。
“沒剩下什麽好東西。我已經變成他們的一員，從頭到腳都跟納粹一樣邪惡。”我哭了起來。
值班醫生說，我被限製行動了，直到赫勒醫生來。在此之前，我不得以任何理由離開病房。
納粹般邪惡的感覺不斷侵蝕著我的內心。到了下午，我感覺自己被納粹附身了。我需要藏起來。我知道大廳裏有個地方，就在衣物櫃後的凹牆那裏。我爬到凹牆的最裏麵，藏在各種外套和氣味難聞的羊毛大衣下麵，把自己縮成一個球，緊緊地貼在地板上，試圖讓自己消失。
赫勒醫生找到了我—我不知道他是怎麽找到我的。他也爬了進來，坐在地上跟我說話。
“你怎麽來這兒了？”他問道，好像我們在一家百貨商店偶然碰到了對方。
“如果你變成了納粹，那就沒有逃脫的希望。”
他看起來很困惑。我搜索了所有能表達恐懼的詞語：“惡心、肮髒、被唾棄。這樣的你不配活著，你必須得死。”
但對於我的邪惡，赫勒醫生並不像我一樣害怕。“上周你還沒認為自己是這樣的人，肯定有什麽事影響了你。”他說，“是病房裏發生了什麽事嗎？”
“相信我，我都想過了，什麽都沒發生。邪惡就是邪惡，你永遠遮蓋不了，它遲早都會顯露出來。”我已經盡力表達，但這些話還是很難讓人理解，即使我自己也不明白。但他還要努力理解我，我都替他感到痛苦。
“那你周末回家過得怎麽樣？”赫勒醫生問，“發生什麽了嗎？”
他這麽一問，我想起來了。
星期六，我和父母去拜訪了爸爸以前工作上的朋友。這個朋友和妻子一起住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擁有一棟迷人的白色殖民地風格的房子。他們那漂亮的綠色庭院裏有個可愛的藍色遊泳池，泳池邊上放著白色鍛鐵桌和配套的雕花椅子，每張桌子上都遮著太陽傘。泳池四周競相開滿了黃玫瑰。
遊完泳，大人們坐在草坪的躺椅上吸煙、喝酒、閑聊。我一直在一張桌子上看書，這時爸爸走過來坐在我旁邊。
“你在看什麽書，丫頭？”他問道，一邊歪過身來看我的書，“《簡·愛》啊？當然，肯定是與你的才情相配的書。喜歡看嗎？”沒等我回答，他把他的椅子拉得離我更近。
“你的皮膚襯得頭發特別可愛。”爸爸說，“你的皮膚在發光。”
香煙的煙霧繚繞在我的臉龐。我的泳衣似乎在不斷縮水。我僵在那裏。
爸爸盯著我，“你是所有父親都夢寐以求的女兒。”他說道，然後他停頓了一下，“我不能……控製，我……不能……控製……我自己。”他語無倫次、結結巴巴地說，仿佛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麽。“我愛上你了。”終於他脫口而出。
我當時一定嚇壞了，因為他馬上補充道：“當然，所有的父親都對女兒有這種感覺。”
他向我伸出手，似乎想觸摸我的胳膊。然後突然他又把手縮了回去。“不，太誘人了。”他喃喃道，“我信不過自己。”說完他倏地起身離開，重新回到草坪上的眾人中間。
我腦袋裏像有上千隻蜜蜂在嗡嗡叫。他一定是喝醉了，我跟自己說，他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麽。人喝醉了，什麽話都會說，那都不是他們的本意。
腦子裏的蜜蜂仍然嗡嗡叫著，我最終判定一切都正常，然後就把這事忘了。
聽我說完，赫勒醫生驚訝得下巴都快掉下來了。他認為發生了很嚴重的事情。他讓我把父親的言行重新說一遍，好像第一次沒聽明白一樣。他可能不明白，爸爸喝醉了，所以他說的話並不算數。
赫勒醫生沒有就我想自殺的事而責怪我，也沒有對我感覺被納粹附身或希望把自己藏起來的問題責怪我。他沒有對我被下了限製令還要求見他而生氣。我既驚訝，又感激。赫勒醫生並沒有把我綁到柱子上燒死—我覺得這是我應得的—他隻是陪我一起坐在臭烘烘的衣服下麵。我看得出來，他自己也深感不安。但是，我並沒有因為讓他心煩而感到內疚。我覺得他好像能讓我不再憎惡自己。
混亂、肮髒、被納粹附身的我悄然離開了。我不再急迫地想要自殺，仿佛之前想自殺的根本不是我。
現在，我隻感到徹骨的悲傷。
醫院記錄 1965年8月25日
發生了很多事……她又被限製行動了，我找到了她，她告訴我，星期六那天她父親在她旁邊坐下，跟她說他愛上了她，她很誘人；而他必須離開，因為跟她在一起，他信不過自己的自控力。安妮塔驚恐萬分，並且出現了自殺的念頭，因為那些話所造成的影響當然是驚人的……
——赫勒醫生
後來，當我回想赫勒醫生的反應時，所有的理由—他必須如此表現因為他是我的醫生……他隻是個英俊的機器人，對待任何人都會這樣—都無法解釋他臉上那萬分驚愕的表情。終於有一個我在乎的人意識到了我的痛苦，並為我感到傷心難過。我是重要的。
我發現了心理治療的核心因素—人與人之間的聯結。
每年，全國精神病學委員會都會來研究院，因為他們需要精神疾病患者在麵談技術考核中充當來訪者，而我們符合他們的要求。這期間，所有的日常活動都會暫停，我們早早起床、吃飯和穿衣，確保在早上八點準時到達九樓。當門打開時，幾十名胸有成竹、看上去有點累的男醫生，還有幾名女醫生，一股腦擠進房間。頭一次，我們這些病人成了圍觀者，而那些緊張的醫生成了被圍觀者。
雖然在醫學圖書館的工作很清閑，但對於被要求配合考試而錯過工作，我還是感到不滿，好像我的責任與醫生比起來顯得並不重要。同時，我驚訝地發現，那些精神病醫生，還有該機構的高級管理者，此時都像小學生一樣，排好隊等待著測試。他們需要我的幫助，這種想法令我感動。能被他人需要我很開心，我也想回報他們。
在類似探視室的房間裏，我們坐在椅子上，看著延伸到大廳中央的不規則隊列。他們看起來都很緊張，盡管我們就坐在距離他們幾米遠的地方，但他們像是沒看見一樣，兀自交談著。我無意中聽到一些對話，知道他們有人是從很遠的馬裏蘭州和俄克拉荷馬州過來的。這些人我一個都不認識。我在想赫勒醫生是否也經曆過這些，如果是的話，他都經曆了哪些才成為今天的樣子。
偶爾，會有幾個討厭的少年故意給醫生難堪。“嘿，混蛋，”麗塔朝一個又高又胖、黑色鬈發的男人大吼道，他正埋頭看教科書，“知道嗎？你不用特地來這裏看真正的瘋子。你隻要照照鏡子就好啦！”
“哈哈哈！”她的幾個朋友笑了起來。我感到一絲不安。有幾個醫生聽到她的話轉過身去，還有幾個緊張尷尬地笑了笑。多年來一直在我們病房做護工的坦澤夫人急忙跑到麗塔麵前，狠狠責備了她。她說的話不知道有多少是認真的，多少是在作秀。我猜測，我們其實都支持麗塔。
輪到我的時候，一名考官從離大廳幾步遠的房間向我招手。我走進房間，通過後窗可以看到大橋。
一位膚色蒼白的白發女人坐在窗邊，身前是一張光禿禿的桌子。她右邊的椅子上坐著考官，一個圓臉紅腮的男人。他稀疏的白發服帖地往一邊斜梳著，戴著金絲眼鏡，留著精神病醫生特有的山羊胡。我坐到小房間正中的椅子上，麵對他們兩個。我已經不是第一次來充當精神病學委員會的來訪者了，對於可能要回答的問題已經有所準備。
“說說你自己的情況。”那考生有點有氣無力地對我說。我為她感到難過，焦慮讓她顯得如此脆弱。從之前的經驗來看，我發現這些測試的重點，是讓考生與我們交談並做出診斷。我決定給她一些幫助。
我多年來在護士站旁練就的多方位、長距離的閱讀技能派上了用場，我盯著她的眼睛說：“我是一個患有慢性情感型精神分裂症的患者。”
“噢！不！”她叫道，把手放在額頭上。“快停下！”考官從椅子上跳起來，站在我麵前直揮手，好像這樣做就能像驅散蒼蠅一樣驅散我說過的話。
我閉上了嘴。
接下來的幾分鍾，考官和考生擠在辦公桌前，緊張地低聲說著什麽。說完，考官轉過身對我說我可以走了。我提出可以再試一次，但他明確表示麵談結束了。
回病房的路上，我有些愧疚，但臉上仍保持微笑。我本意是想幫助那個緊張的考生，我也並非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簡而言之，我戰勝了自己老好人的一麵，並且敢於做個“自私”的人了。
我幾乎為自己感到自豪。
除了精神病委員會的活動外，每周二、三、五早上，我會去樓上的醫學圖書館工作。兩個小時的工作時間裏，我要把索引卡和書籍歸類放好。由於出色的工作表現，我原本的院內走動特權被升級為單獨走動特權—可以短暫離開醫院的最高特權。所以每到下午，如果沒有職業治療或其他治療安排，我可以離開醫院去自己喜歡的地方待一陣子。為了保住這一特權，我必須不再割自己或燙自己或撞牆。按照規定，我必須在晚上八點之前回到醫院。
第一次獨自出行，我選擇了離醫院隻有幾條街的小公園。以前我經常跟一群人來這裏散步，從來沒有單獨一個人來過。遠離秋千和人群的草地邊上有一棵橡樹，我把書放在地上，脫下毛衣，然後背靠著樹坐下來。樹皮隔著襯衫蹭得我有點癢，於是我把毛衣塞到後背，從牛仔褲口袋裏掏出一個蘋果—那是我午飯時省下來的，然後打開書開始讀。咬下第一口，甜甜的蘋果和青草的清香沁人心脾。這香氣消弭了城裏汽車尾氣、工廠煙霧、油煙和醫院廚房的味道，讓我猶如身在一個鄉下果園裏。
《我從未承諾給你一座玫瑰花園》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瑟爾斯醫生認識這本書的主人公黛比，是他幫黛比好起來的。”赫勒醫生告訴我說。這本書我已經快看完了，原以為，情節會順著患者成功康複的線索繼續發展，沒想到黛比的第一次出院以失敗告終，她又重新回到醫院。我繼續看著書，但我的心已沉入穀底。
突然，我意識到太陽已經落山了。天漸漸黑了，我站起身，在暮色中，看了看公園四周，遠處的物體投下了長長的影子；路燈在黃昏中閃著昏暗的光。我把東西收好，往研究院走去。我打心底裏同情黛比，同時也擔心自己的結局會像她一樣。走著走著，這些擔憂就被汽車、出租車、卡車快速駛過的聲音衝散了。尖銳的轟鳴聲響徹整片街區，把我拉回這城市的交響樂中。整八點，我走出六樓的電梯，感謝自己仍然活著。
偶爾，我仍然有自殘的衝動。幾個星期後的一天，我心煩意亂地走出醫院，往街上走去，剛過路邊，我就停了下來，我忽然有一股想讓車撞死的衝動。當我鼓起勇氣繼續走時，我一口氣從168街走到181街，衝過了26條街—中間一次都沒有停過。回到病房時，我的憤怒消失了。我餓得隻想吃晚飯。
之後的那個周末，我把便攜式收音機帶到了公園，收聽了紐約古典音樂電台，他們播放了大都會歌劇院的歌劇《阿依達》。在那棵樹下，我又吃了一個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