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魔鬼、聖人和哈羅德·瑟爾斯
1964年4月
休息室裏氣氛凝重，所有人都在默默等待著那個壞消息。當我們二十個人全都安頓下來，周圍變得異常安靜。即便是艾倫，此時也沒了聲兒—平時隻要有人願意聽，她都會大聲說話，而最後通常隻剩她一個人自言自語。勞瑞和梅也不再互相扯皮或翻白眼，她們擠在鐵鏽色的小沙發上，兩腿交叉，白色的牆壁更加映襯出她們蠟黃的臉。我雙腿交叉坐在一圈病人的邊上，雙臂緊抱在胸前，前後搖晃著。大家都在等護士長萊利小姐說話。
“可能有人已經發現貝拉去了街對麵的長老會醫院後，就再沒回南6號。”萊利小姐開始說道，“我認為你們可能想知道貝拉的情況，所以才召集大家過來做個通報。現在我告訴大家，她已經被轉移去了羅克蘭。”有人倒吸一口涼氣，甚至有人還哭了，伴隨一聲聲克製的喃喃低語—“哦！老天！”“我早就說過！”“天哪！”，被之前的沉默打破了，但所有這些都不足以表達人們心裏的巨大恐慌。我感覺自己似乎正看著一大罐汽油桶滾向一堆明火，可怕的事情即將發生。
上個月，貝拉在八樓的實驗室裏吞了毒藥。她沒有告訴任何人，因此給毒藥發作提供了足夠的時間。傍晚，橋牌比賽快結束時，她倒在了地上。作為她的搭檔，那天我注意到她異常安靜，皮膚透著奇怪的綠色，但我從沒想到她會喝毒藥。
她的計劃差點就成功了。貝拉在重症監護室待了一周才保住性命。那之後，醫生便不願讓她繼續待在研究院。我預感她會被轉院，但我仍然無法相信這已成為事實。
貝拉是我在南6號要好的兩個朋友之一，另外一個是瑪麗。我們看待事情的方式相同，我不必多加解釋她們就能了解我的感受。
我在布盧明代爾時，瑪麗是那裏的護士生，是一個我很感激的人。她不僅和其他學生相處得很好，對我們病人也很友善。她尊重我們，而不是把病人當成可以隨意驅趕的愚蠢的動物，或是可能咬人的毒蛇。
我轉到研究院幾個月後的一天，萊利小姐告訴我們來了一位新病人。當瑪麗走進來時，我驚呆了。我花了好幾秒鍾才回過神來，而她也認出了我。我們衝過去緊緊擁住對方，像小女孩一樣開心地尖叫。見到她，我高興極了，一時間甚至忘了這其實是個壞消息：瑪麗被送進了精神病院。
大多數時候，她看上去都很憂鬱，總是一個人待著。南6號的病人們都遵守著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不詢問他人的事情。瑪麗從未主動提起過自己的事，所以我不知道是什麽讓她如此抑鬱。我們聊天時說的都是我們的貓啦，最喜歡的書啦，或者如果可以，希望自己變成什麽鳥啦這樣的話題。
2月，瑪麗從喬治·華盛頓橋上跳了下去。她從醫院逃了出去—醫院用了“私逃”一詞—然後再也沒回來。警方在河下遊發現了她的屍體。盡管我知道，以前也有病人做過類似的事，但我還是無法接受瑪麗已經去世的事實。失去她，令我心情沉重。最後，當我再想起她時，隻剩下麻木。
聽到貝拉轉院的消息，我又想起了瑪麗，我的心怦怦狂跳。如果我再也見不到貝拉了呢？
我跟著最後一批人走出了休息室，來到大廳。各種奇形怪狀的妖魔鬼怪不停地在我眼前閃現。我朝護士站走去，就好像工作人員能幫我“驅魔”一樣。我努力往前走著，腳步越來越蹣跚。我用力往前挪，希望能趕在身體裏的能量爆發前趕到護士站……然後，油桶碰上了火焰，我“爆炸”了。
山石、樹木、河流、水牛、貓狗，還有死人的臉、胳膊、腿，雨點般向我襲來。我的指甲深深掐入臉頰，在上麵狠狠地劃過，留下一道道紅血印。鮮血染紅了我的指尖。我狠狠咬自己，在皮膚上留下深深的齒印。
“爆炸”仍在繼續。我鉚足力氣把頭往牆上撞，來抵禦熊熊“烈火”的侵蝕。火光中，出現了一名護士和兩名男護工，他們抓住我的雙手，把我強行塞進身後敞開的大帆布夾克。兩名護工把我的雙手緊緊箍在胸前，使我動彈不得，然後把夾克的兩條袖子綁在我身後—我被迫環抱著自己。護士推著我往走廊盡頭走去，一開始我還掙紮抵抗，不久我就放棄了。呼吸不暢讓我失去了力氣，我倒在地板上，身子蜷縮成一團。
我被放在了隔離室，這裏的牆上全都裝著破舊的白色絎縫墊，地上鋪了一層橡膠墊。屋子裏有一股穿久了運動鞋的腳臭味；離房門最遠的地上放了一張床墊。
一群工作人員站在門外看著我，說著我聽不懂的話，然後他們讓開路，讓值班醫生進來。這次值班的是羅伯茨醫生，他過來跟我說話，我沒理他，隻是蜷縮在那兒。
他又說了些什麽。
過了好久，我抬起頭有種極度不真實的感覺，仿佛飄浮在無盡的太空中。我滿身惡臭，羞愧到無地自容。
“知道嗎，安妮塔，”他說，“我覺得你這麽做一定很享受。”他的話狠狠擊中了我，這本會引發另一場“爆炸”，但我的“燃料”已經用光了。我隻是蜷縮在那裏。
我必須不讓這些發生，我想，我會讓時間停下來，我可以的。我一動不動—如果我保持不動，說不定就能穿越到另一個空間。
但什麽也沒發生。
我用僅剩的一口氣，盡力平靜地說：“請走開。”
羅伯茨站起身，想了想，然後轉身離開。他走出去時，工作人員紛紛給他讓路。那扇厚厚的鐵門—中間挖出一個帶電線的小窗，在他身後重重地關上。
我的人生將永遠都是錯的。我走向大廳後麵的宿舍，希望能在屬於我的小隔間裏找到一點獨處的空間，在那裏我可以默默哭泣。還有一周就到我的生日了，而我過得糟糕透頂。我每天都做噩夢，夢裏，有的是母親朝我怒吼咆哮，有的是弟弟想用球棒打死我。對於周六回家慶祝生日，我絲毫不期待—在家裏，我隻會感到孤獨、格格不入。我無心慶祝21歲的到來。
我朝宿舍走去，路上我似乎在一片惡魔樹林中迷失了方向，裏麵的樹全都長得麵目猙獰、張牙舞爪。但我已經沒有力氣了，也不想再去追究它是真的還是假的。我心不在焉，突然間，一個人抓住我的腰，把我從後麵抬了起來。
“呀！”我在半空中尖叫著。我的室友朱迪抱住我，然後一下把我甩到她肩上，落到她肩膀上時，我“哼”出一口氣。
“這位小姐，我帶你去個好地方。”她說道，而我不停地喘著氣。她像個輕車熟路的消防員一樣，扛著我往走廊那頭走去。
“我把她帶來嘍。”朱迪一邊朝休息室走，一邊大聲喊道。她把我像獎杯一樣展示給屋裏的每個人。她們忽然從屋裏冒出來，好像預先安排好來參加我們的布拉格遊行一樣。我笑了起來，胡亂揮動著四肢。
“救救我！”我大叫道。“求求你們啦！”我朝卡羅爾和駐足觀看的幾個少年揚了揚下巴，衝著抓我的人點點頭，“你們看不出她瘋了嗎？”
朱迪把我放在休息室的乒乓球桌旁，那裏是供應晚間零食的地方。我頭很暈，幾乎失去平衡，但我抓住了桌子的邊緣，沒讓自己倒下。
我注意到球網邊有一堆小物品，有一兩個上麵還綁了絲帶。過了一會兒，比利—我們最喜歡的那位高大英俊的黑人護工，用鋁箔托盤端出一整塊肉桂吐司麵包，並將它鄭重其事地放到桌子上。他笑容滿麵，好似剛給女王呈上了蛋糕。
在一堆幾乎沒烤過的淺褐色薄吐司上，一根小蠟燭插在中間，搖曳著微弱的火光。溫熱的棕色香料、白糖和黃色的奶油一條一條不均勻地塗在麵包上。
“生日快樂！”大家喊道。
我怔在原地，眼前的情景仿佛是在看一個情節不連貫的無聲電影—怎樣都看不明白。我看著朋友們臉上掛著笑容，遠遠地傳來他們的歌聲，“……生日快樂，親愛的安妮塔……”
然後我才意識到，哦，他們在給我慶祝生日。
一陣感動湧上心頭，瞬間讓我熱淚盈眶。
他們愛我。
你是個賤貨，他們怎麽會愛你？
他們太善良了；他們不必這樣做。
他們必須這樣做；你傲慢又自私；他們應該恨你。
但他們看起來很愛我。
如果他們知道你的真麵目，他們就會看不起你。
烏雲遮住了太陽。我的確感受到了片刻的快樂，但它隨即又消失了。我忍住眼淚，不讓自己因為內心的掙紮而再次落淚。
也許你不必做個好人，也會得到別人的愛……
“快別傻站著啦！”麗塔拉著我的胳膊搖了搖，“還有事沒做呢。”
“蠟燭！”其他人喊道，“吹蠟燭！”
我眨眨眼，定了定神，深吸一口氣，使勁把身子探到那盤吐司跟前，然後用盡力氣吹向蠟燭。火焰搖曳了一下，然後熄滅了。大家都拍起手來。
“還有這些哦。”莉亞邊說邊把禮物推到我身邊。
勞瑞和梅送給我一個椰子，在它尖的那頭畫了兩個黑圓點，看上去像一隻又大又可愛的老鼠。莉亞送了我一個手工製作的杯子，上麵的釉麵透著漂亮的藍綠色。卡羅爾送了我一套彩色鉛筆。
朱迪送了我一個小筆記本，她說：“你可以用這個記錄你新的一歲。”蒂娜送給我一大塊餅幹，那原本可能是她買給自己的。其他人沒送禮物，但即使是艾倫也過來跟我說了“生日快樂”。
“謝謝你們沒有救我，夥計們。”我笑著跟這群年輕的病人說，“如果這裏著火了，我強烈推薦朱迪負責救援。”
“如果有人想偷偷溜出去也可以找她。”梅補充說。
我笑了：“瘋狂相愛的兩人成功私奔了。”
“你們看看到底誰瘋了？”朱迪也笑了。
我們一起分享了肉桂麵包，我把餐巾紙遞給每個需要的人。比利拿著一個大鐵壺給大家倒著咖啡，我就主動給大家遞上糖和粉狀奶精。
“今天是你的生日，你不必伺候我們。”莉亞說。
“真的沒關係。”我誠心地回答。他們對我這麽好，我一定得報答。
派對結束了，大部分人都去看電視了，咖啡和肉桂的香氣還縈繞在屋裏。我把禮物收起來，把它們帶到我的隔間裏，放在窗邊的小櫃子上。
準備睡覺時，我腦海裏的爭論又開始了：
不要忘記你已經沒救了。
我有朋友，他們在乎我。
無可救藥、不值一提。你還真以為自己很棒嗎？
也許我不必做個好人，也能得到別人的愛。我想他們也許是愛我的。
不，才不會，那不是愛。
……
我躺在**，無法入睡。兩種念頭仍然在我腦海中喋喋不休。過了很久，為了分散注意力，我決定仔細回想一遍收到的禮物。我把每個禮物按照收到的先後順序都細細回想了一番。我想象著它們的每個細節—每一條紋理、每一種顏色、每一條曲線和拐角，想到第三四遍的時候，我迷迷糊糊睡著了。
6月底，原來的精神病醫生馬丁醫生不再負責我們病房了。離開之前，他握了握我的手，祝我一切都好，聽起來很真誠。我說：“謝謝，也祝你一切都好。”
對於他的離開，我並不感到難過。起初我希冀著能奇跡般康複的夢想，早在6月前就降低成了每天能活下去即可。
然後，1964年7月1日，我見到了我的新醫生。
不管用哪種世俗標準來衡量，斯坦利·赫勒都非常優秀：他帥氣、有趣又聰明，他肩膀寬闊，長得又高又壯；微帶波浪的栗色頭發長短適宜，時尚之餘又不乏專業；棕色的大眼睛總是閃耀著友善。
赫勒醫生的幽默感與我氣味相投。當我說些愚蠢的雙關語時，他會大笑。有一次，我又把頭往牆上撞，“脖子好痛！”他說道。我不由地也嘲笑自己。就這樣，在迸發著智慧的玩笑中，我們儼然成了同伴，真正能夠交流的同伴。
我曾經一度擔心赫勒醫生可能是個性欲狂。一次，我在病房看到他帶著《弗洛伊德全集》第一卷，然後又有第二卷、第三卷。眾所周知，弗洛伊德寫的東西都和性有關，但同時我也知道，隻有非常聰明的人才能看懂弗洛伊德。
赫勒醫生絕對是個聰明人，他能向我解釋一些事情。當我跟他說所有人都恨我時，他不會生氣，相反，他對我的痛苦表示同情。他也從不急於說服我擺脫掉那些痛苦的念想，而隻是溫和地跟我說，我的想法可能並沒有什麽依據。
不幸的是，對赫勒醫生的好感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憤怒仍然毫無預警地爆發，結果我還是一次次地把頭往牆上撞。每次這樣做之後，我都真誠地發誓“這絕對是最後一次……永遠不會再有下次了”，但都沒有任何效果。工作人員下了命令，如果我再犯，就給我戴上橄欖球頭盔。
“你可是慣犯，安妮塔。”萊利小姐聽起來很傷心，但我絲毫不在乎。“我們警告過你了。這可是你自找的，安妮塔。”
頭盔很重。每當我一次又一次地把頭往護士站旁的牆上撞時，它總能讓我不受傷。但我必須把自己體內的黑暗力量消滅得一幹二淨，因為是它，將我變成了一座隨時準備爆發的火山。我必須阻止大腦胡思亂想，否則我會毀掉整個世界。我必須平息那股火山爆發的力量，不然我就會瘋掉。可能有人覺得我已經瘋了，他們都是些不明真相的傻瓜，我消滅自己便是向這個世界獻禮，而他們不配得到這樣的禮物。
一次次的嚐試讓我精疲力竭，我身體裏爆發出的能量，從熾熱的熔岩變成了燃燒殆盡的灰燼。我拖著這副軀殼，想著如何才能將它放入垃圾箱。走廊上放著塑料沙發，那裏似乎變成了休息室。沙發旁邊有一張桌子，這給了我一個安身之所，我爬到桌子下麵，像折疊傘一樣把身體折起來—一把頂著黑色橄欖球頭盔的傘。我徹底崩潰了，憤怒退去後的我，感到一片茫然，隨後，羞恥感怒吼咆哮著向我襲來。
過了一會兒，我注意到一個白色身影坐在我旁邊的地板上。我不知道她坐在那裏多久了。
“安妮塔？”她叫我。
她為什麽在這裏？我在心裏問道，她要幹什麽？
這是維爾納小姐，一名我不喜歡的護士，因為她既冷漠又愛諷刺人。她不喜歡我，總是冷著一張臉。她不了解病人。我把身體蜷縮得更緊了，深深地低下頭，將膝蓋折疊在胸前，雙臂交叉緊緊抱住膝蓋。她坐到我身邊，伸出手，摟著我的背和肩膀。
時間停止了。
好像原來隆隆行駛的火車，終於在這一刻刹了車。我聽到了油氈地板上的腳步聲，開門、關門的聲音，還有大廳裏緊張的喊叫聲。
“醫生來了。”有人喊道，“她在哪兒？”
“安妮塔，你的醫生來了。安妮塔，快過來。”
我害怕離開維爾納小姐的臂彎。我全身酸痛，深感羞恥和內疚，但我還是聽話地爬了出來。我站起來，本就沉重的頭盔變得更加沉重。
這懲罰對我再合適不過了，我心裏想，我就該一輩子戴著這恥辱的東西。
“把那個蠢東西摘下來，”赫勒醫生用肯定的語氣說道：“你看上去很滑稽。”
“謝謝。”我說。
醫院記錄 1964年1月5日
我當值時，正在巡察其他兩位用頭撞牆的患者（不是她）。鑒於過去的行為和工作人員的最後通牒，她被勒令戴上頭盔，保持密切觀察。
——赫勒醫生
走廊裏空無一人。下午，不在觀察期的大部分患者都在接受治療或進行一些常規活動，如職業治療、藝術治療或者在醫護人員陪同下散步。我坐在護士站對麵的長凳上搖晃著身體，我在等赫勒醫生的到來。幾分鍾前，朱迪從我身邊經過，去進行治療。在此之前，一群人去了健身房。
“回見了，老奶奶。”麗塔出門時衝我喊道。不論坐在哪兒，我總是晃來晃去，其他病人總拿這點取笑我。如果不是因為安排了同瑟爾斯醫生見麵，我原本會和他們一起去健身。其實錯過健身也無所謂，因為我去不去都無所謂。隻是，一個人待在空空如也的病房裏有點奇怪。
“哈羅德·瑟爾斯是一位國際知名的心理治療師和精神分裂症專家。”我們第一次見麵前，赫勒醫生這樣跟我說，“他為全世界的醫院提供會診，也是我的督導。他想見見你。”
我不知道赫勒醫生還有位督導，是因為我好轉得太慢了嗎？我心裏想。
我用手把前額和兩邊的頭發攏在一起紮成馬尾，讓自己看起來利落整潔些，但是兩邊的碎發還是總掉下來，弄得我臉發癢。我隻好不停地把它們別到耳後。我穿著我最喜歡的藍襯衫，希望不會顯出汗漬。跟我其他所有的衣服一樣，這件襯衫腋下的位置已經有點褪色了。令我擔心的還有我身上的氣味。
我還沒來得及偷偷聞聞身上的味道，一個穿白大褂的人就出現在我麵前。
“走吧，”赫勒醫生說，“我們去樓上的會議室。”
我喜歡赫勒醫生，有時候我認為他也喜歡我。但更多的時候，我覺得他再也不想管我了，因為無論我多麽努力，仍然表現得很糟糕，而且總是自殘。
每次去治療時，我都十分興奮，好像有什麽美妙的事情即將發生，這讓我感到無畏而快樂。但我又經常感到失望和沮喪，當赫勒醫生把我送回病房時，我的腦海裏總有個念頭在掙紮：我想讓他向我保證，我還沒有毀掉他對我的看法，希望他依然在乎我。他離開後，我感到萬分沮喪。有時候，我覺得他似乎對我有點生氣，或者他提前幾分鍾結束了麵談，我就會變得絕望，然後拿煙頭燙自己，以此來獲得一絲解脫。但這樣做通常都不會起到好作用，因為我的問題本來就是這麽來的。我身邊的每個人—醫生、護士甚至朋友們—都對我這樣的行為感到生氣，而這讓我感覺更糟。我認為這就是我被安排去見瑟爾斯醫生的原因：他們不知道該拿我怎麽辦。
我們來到了一個沒有窗戶的昏暗房間，我已經記不清它在哪個樓層，以及我是如何到那裏的。房間裏，三位男士坐在我旁邊，他們穿著襯衫打著領帶，外麵套了件白大褂：一位是赫勒醫生；一位是我所屬科室的首席精神病專家梅斯尼科夫醫生；還有一位就是瑟爾斯醫生。梅斯尼科夫醫生的出現令我感到驚訝—我沒想到他也會來。我成了三位醫生關注的焦點。他們可能會把我送到羅克蘭精神病院，就像貝拉那樣，我想，他們將要一起確定我是不是無藥可救。
瑟爾斯醫生把椅子往我身邊挪了挪，他蒼白的皮膚有點鬆弛，頭發幾乎全白了，加上慢吞吞的動作，顯得他有點浮腫和蒼老。我盯著他的圓臉，努力集中精神，因為周圍的一切又開始滑向虛幻，片刻前的生動清晰逐漸消失了。我的身體失去了意識，仿佛成了木偶。
“呃，你好，我認得你。”瑟爾斯醫生開口說道。他一定是指幾周前我們的第一次麵談，因為談話毫無進展，他們讓我離開了。“你是一直想要成為聖人的那個女孩，對嗎？”
哦，是的，那個瘋狂的說法，我想起來了，一個罪無可恕的罪人怎能成為聖人？他的無知令我感到狂躁。
“實際上，如果你是個下流無恥的人，你可不相信自己會成為聖人。”隔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才說道，眼睛沒有看他。房間裏彌漫著一股汗臭味，我不禁打了個寒戰。
瑟爾斯醫生沒有動，他用一種我看不懂的表情盯著我。我更用力地把身體縮在椅背上。
“你看起來就像一隻受驚的小鹿。”他說道。
他知道我害怕。害怕有錯嗎？我腦子嗡嗡作響。
“你這樣看著我，讓我感覺自己像個惡心的老色鬼。”瑟爾斯醫生邊說邊靠近我，“如果跟我說話會讓像你這樣純潔的女孩感到害怕，那我這人一定差勁極了。我感覺糟透了。你看我的樣子讓我感到特別內疚，內疚到想自殺。”
房間裏的空氣凝滯了，我的耳朵一下子豎了起來，我讓他想要自殺？我？這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範圍。當我在腦海裏重複他的話時，我的胃裏一陣翻江倒海：……老色鬼……純潔的女孩……你讓我感覺……很糟糕，我可能會自殺。這根本說不通。
但他知道我害怕，並為此感到內疚。我也很內疚。讓他有如此的感受。
瑟爾斯醫生把雙手合在一起，點了點頭。他站了起來，表示麵談結束了。之後他又跟其他兩位醫生做了討論，但我對他們談了些什麽一無所知。
我腦海裏仍然嘈雜一片，完全無暇顧及其他。我像一隻醜小鴨，跟在赫勒醫生身後走出會議室，回到了病房。我徑直走到我的隔間，平躺到**，終於嗡嗡聲不再那麽響了。轉眼，白天變成了夜晚，我幾乎沒有注意到，因為我腦子裏就隻有一件事：我對瑟爾斯醫生產生了某種影響。他看到了我的恐懼……他想要自殺……因為我。我一直思索著這其中的關聯，無法自拔。
第二天晚上，我和其他病人一起閑坐在走廊盡頭的咖啡廳裏喝咖啡時，跟他們說起了和瑟爾斯醫生的麵談。
“我仍然很驚訝，”我跟他們說，“我第一次跟他見麵，他就說我行為舉止像個聖人。這次他又說我看起來很害怕，我讓他覺得自己很糟糕。你們能想象他竟這樣說嗎？”
“當然能了。”麗塔說。她是一個膚色蒼白、有點超重的少女。據我所知，她的主要病症是極度的逆反和不停地咒罵。“你總是不停地幫助別人。”
“沒錯，”謝麗爾更加老成地說道，“當有人打噴嚏時，誰總是第一時間遞上紙巾？你簡直貼心到叫人反感。”
“你知道你的做法給我們什麽感覺嗎？”朱迪的圓臉漲得通紅，她揮著雙手強調，“就好像你永遠都要變得更好才行！”
剩下的朋友中，我認為跟我關係最好的莉亞，差點從椅子上跳下來。她從房間對麵朝我喊：“你認為隻有你可以幫助別人嗎？”
就連一向不怎麽吃東西，也不愛說話的卡羅爾也發表了意見：“是的，我感覺自己完全是個廢人，因為你總是第一個搶著把事情做了。”
連你也這麽認為嗎？我強迫自己聽著卡羅爾對我的看法。為什麽聽起來這麽不對勁？
聽到這些不好的評價，我頭痛欲裂。然而我並沒有崩潰，因為我已經預想到會這樣。我能理解她們的想法。我能理解我有多煩人，總是拚命想辦法解決所有的問題，使她們失去了證明自己價值的機會。
我不該為此感到羞愧嗎？這不是我應該永遠消失的最好證明嗎？盡管如此，我心裏還是產生了動搖，也許我隻需改變一下幫助別人的方式？
雖然別人描述我過分助人的行為讓我感到慚愧，但另一部分的我卻覺得自己獲得了難得的誇獎。從他們的反應—先是瑟爾斯醫生的，然後是朋友們的—我意識到我的行為影響到了身邊的每個人。我影響了他們看待自己的方式，而不僅僅是他們對我的看法。
突然間，我悟到了“互動”這個詞中“互”的意義。在某個過程、某段關係中，我占有了一席之地。對一個認為自己近乎隱形和不真實的人—永遠處於消失的邊緣並且沒有任何能力或影響力的人—來說，這無疑是個驚人的發現。
我開心得想要跳舞。
醫院記錄 1964年12月3日
來自栗樹草屋[1]的顧問瑟爾斯醫生將進行督導。他看出她在外表和舉止都像個聖人。談到嫉妒她的純潔時，這導致並引起了她使用第二人稱來意指自己。他對預後不太樂觀。
1964年12月16日
麵談時，瑟爾斯醫生說她已經有所進步，從聖人變成了一個純潔可愛的孩子；說她如此純潔，在她麵前，他甚至產生了自殺的想法。鼓勵她大膽表達對他人的敵對情緒。
——赫勒醫生
似乎沒有一個人，包括赫勒醫生，能夠理解我所謂聖人化的動機。我好到煩人的程度，因為我覺得自己惡心至極，我在努力為我的存在進行補償，而不是想成為聖人。然而，瑟爾斯醫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觸動了我，盡管他的話可能聽起來很不恰當，但他的確打破了我的自我隔離。他可能救了我的命。
[1]Chestnut Lodge，一座曆史悠久的建築，位於美國馬裏蘭州的羅克維爾，以其精神病院而聞名。——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