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再試一次
1963年7月
這感覺像一個反複出現的夢：父母強顏歡笑的臉、傷感地說“再見”，我跟著一位高大的護士從社工辦公室走進一部電梯裏。我們在六樓下了電梯，她彎下腰來給電梯對麵的一扇大門開鎖，一堆鑰匙從她手心的肥肉裏墜出來，不斷地撞在木質房門上。門打開後，她示意我走進病房。
又是帶油氈地板的淡黃色門廳，我邁進去時鞋子踩在地板上發出很大的動靜，她說話的聲音漸漸模糊起來。我來過這裏，我夢到的場景成了現實。我又成了新來的，孤身一人。所有人都盯著我、打量我。
似曾相識的感覺或許不是真的，但轉院這件事確是真實發生了。我剛到達精神病學研究院，新病房是南6號。類似的事情我經曆了多少？歡迎來到一年級；歡迎來到二年級、四年級、十年級？歡迎來到精神失常病房。現在，歡迎來到南6號。
幾個星期後，我安頓了下來。南6號是研究院裏“病情嚴重但不至無望”的女病房。如果你屬於治愈無望，那可能會被關在八樓，他們在那裏做藥物實驗和額葉切除手術，或者他們會把你送去一家大型的州立精神病院，比如羅克蘭。據瑪西亞說，他的表弟曾不止一次被送去那兒。羅克蘭是個非常大的精神病院，裏麵全是嚇人的、真正瘋狂的人。相應地，配備的管理人員是過度勞累的護士和隻會講羅馬尼亞語的醫生。每個病人最怕的就是被送往羅克蘭。
南6號有著各種各樣的病人，但沒人令我感到害怕。其中有位女士曾是一名鋼琴演奏家，有人曾在出版社工作，有人曾是股票經紀人，還有一名妓女和一名麻醉師。此外，還有因為藥物濫用而惹上麻煩的護士和一名父母是精神分析師的十幾歲少年，甚至還有一對同卵雙胞胎，她們依據病情好壞輪流來住院，但從來沒有同一時間進來過。
我們中有些人是高中或大學的學生，沒有工作或職業。我的新朋友艾米麗曾是她所在大學的榮譽生，取得了非常優秀的SAT成績。十幾歲的謝麗爾來自一所隻招收天才學生的寄宿學校。而我，20歲，卻還沒有讀完高中。我努力讓自己不去想這件事。
醫生希望通過新人都要做的一項測試來解開我的病理。歡迎來到心理測試環節。
“我們再試一次。”身旁那個瘦小、溫和的男人說道，努力讓自己的聲音聽上去友好且有耐心，“一年有多少個星期？”
會診室裏有一張木桌、兩把椅子，以及一個堆放著舊雜誌的灰色金屬書架。桌子幾乎跟那麵奶油色的牆壁一樣長。一隻破舊的黑色公文包打開著，裏麵塞滿了文件，放在桌子較遠的一端。一旁的牆上，昏暗的光線透過帶鉛襯的老式窗戶照進來。玻璃外麵，厚厚的防護網模糊了夏日朦朧的天空。
“能再給我些時間想一下嗎？”
我動了動椅子，捋了捋頭發，檢查了一下鉛筆，又看了看窗外和房間四周，然後咳嗽了一聲。“對不起。”我小聲說道，努力想微笑一下。
忽然間，我感覺天花板越來越低，牆壁也漸漸縮小。我大氣也喘不上來，耳中的嗡嗡聲越來越大，舌頭粘在幹燥的上頜上無法動彈。
這個男人有著圓圓的腦袋和鳥一般的麵孔，他的眼距很寬，黑色閃亮的眼睛長在一隻優雅的貴族鼻子後麵。他的臉下麵是白襯衫的領子，領子上係著一條細條紋領帶。我眼睛盯著那條領帶：天藍的底色上，精致的皇家藍條紋和更寬些的酒紅色條紋交替相間，會合在領口打結處，然後又從領結上方再次出現。我可以想象這些條紋的路徑，它們在重新出現之前是怎樣係在一起的，然後又從較長的一邊垂下來。領帶隨著他的呼吸一同起伏著。
這位心理學家清了清喉嚨。我猛地從座位上坐直，盯著他的臉，一邊努力保持鎮定，一邊弄清楚自己在哪兒。
“可以把問題再說一遍嗎？”我說，祈禱他沒有注意到我的走神。
“問題是‘一年有多少個星期？’”
一年多少星期……一年多少星期……快點！我懇求我的大腦。你必須知道答案。
我的肌肉因為緊張而變得僵硬，腦子裏白茫茫一片。
然後，奇跡般地，霧氣散開了。一個解決方案出現在腦海中。一周有七天，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那麽我隻要做個除法，就會知道有幾個星期。
好，那麽……三十六除以七等於五……呃……
他百無聊賴地看著我。我用的時間太長了。
“馬上就好。”我盡可能冷靜地說，既興奮又惶恐。
然後再用六十五除以七……是四？好吧，我知道答案了。我把椅子轉過來麵對著他。“一年有五十四周。”我依然平靜地說道，雖然另一部分的我很想大聲喊出答案，大到把肺都喊出來那種。
心理學家盯著我，眼睛睜得大大的，但臉上沒有表情。他寫下我的答案，好像沒什麽地方出錯。
好吧，真險。
精神病學研究院 心理評估報告 韋氏成人智力測驗（WAIS），語句完成測驗（SCT），死亡態度測驗（DAP）， 本德格式塔測驗（Bender-Gestalt），羅夏墨跡測驗（Rorschach）
1963年8月12日—8月13日
在分測驗中，麵對失敗，她表現出明顯的壓抑傾向。她無法回答的題目，包括“一年有多少個星期”和“橡膠是哪裏來的”。
——G.弗瑞德博士
我始終認為是電休克治療導致我的記憶受損。盡管據我所知，沒有任何一家醫院的精神病醫生將其視為一個嚴重的問題，甚至都沒有提到它。最終，我也選擇不再去想這個問題。它可能會令我感到憤怒。我想弄清楚我的大腦出了什麽問題，但事情已經發生了，我無能為力。
在病房時，我會看書，偶爾和朋友一起玩牌。然而，在所有的活動中，我最喜歡的還是潛心思考，它甚至比閱讀更具吸引力，因為心煩意亂時，我根本什麽也讀不進去。我會思考一些諸如：現實存在的意義啊，以及某些事物是否真實存在之類的問題。例如，除我之外，身邊其他人是否真的存在，我是否用自己的想象創造了這一切？假如我是唯一真實存在的人呢？又或者，我也不是真實的，而隻是其他人想象出來的？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很聰明，可能正在探索別人沒有探索過的領域。而其他時間，我隻想著自己有多麽麵目可憎，必須去死。我就好比一位科學家，最終發現自己就是致命的汙染源頭，我的使命就是把這源頭斬斷。
無論我怎麽努力都無法把我的想法用文字表達清楚。我盡了最大的努力，嚐試著描述照片、詩歌、被森林野火困住的動物的故事，但始終無法讓醫生明白我所表達的意思。
當然，我是在一家精神病院，醫生本身就對那些弄不明白自己的人—真正瘋狂的人，比如精神分裂症患者—感興趣。我們病房的一些病人，比如艾倫，絕對屬於完全脫離現實的那種，但其他大多數人的意識都很清醒，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但即便這樣，我也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
我之所以知道診斷結果，是因為我在醫生查房過程中親眼看到過。我進研究院後不久，在護士站邊上候診、取藥或檢查通行證時，學會了倒著看病人的護理記錄。醫生查房時，他們會逐一詢問每位病人的情況，當他們停在我的床前，我能看到護士手中的護理記錄。記錄的最上麵清楚地印著患者的姓名和診斷結果。我的記錄上寫著“慢性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病”。
這顯然是個錯誤，我知道我沒得精神分裂症。我沒有大聲地自言自語，不停地來回繞圈走，或者無緣無故地傻笑或尖叫；也沒有拒絕吃藥，或者向通知去健身房或去睡覺的護士吐口水。艾倫會這樣，但我不會。也許，比起以前那個不值一提的我，頂著精神分裂症這個“光環”的我可能顯得更有研究價值。但我不能因此就甘心掛上這名頭，我必須確保在這件事上不出現任何混淆。所以，我的第一條準則就是：不能說任何讓人覺得我瘋了的話。
事實上，即便要我不顧準則地說點什麽，我也沒什麽可說的。我的思想是混沌的，完全沒有頭緒。幾個月後，我放棄了與人溝通的嚐試。我決定學習抽煙。
所有的精神病院都有關於吸煙的規定，不過細則各不相同。這些細則不僅醫院和醫院間不同，有時病房和病房間的規定也不同。在布盧明代爾的精神失常病房—我們如此稱呼過去在白原市的那所醫院，當護士或護工站在旁邊時，允許一個人抽一支香煙。而在南6號，你隨時可以在休息室裏抽煙：隻需向護士要一包香煙和火柴，抽完還回去即可。而且我發現，如果我坐在椅子上，手裏拿著香煙發呆，工作人員即便注意到我，他們也不會擔心我又抑鬱了或出現幻覺。他們隻會認為我在抽煙，不會來管我。我也不必向任何人做出解釋。
拿著紅白相間的漂亮煙盒，我將頂端的一圈細封條撕開，煙盒外的錫紙皺了起來。我輕輕撕開銀色紙的一角，把煙盒稍稍傾斜，然後我抽出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支切斯特菲爾德（香煙）。
11月末的一個下午，我像往常一樣坐在護士站對麵的長凳上，全神貫注地想著一個讓我進退兩難的問題：到底要不要拿通行證出院一趟？我高中最好的朋友薩拉邀請我下周末去參加一個派對。既然她特意邀請我，是否意味著我必須去？過去這段時間，我幾乎跟學校裏的所有人都斷了聯係。到時候，我該跟他們聊些什麽？我沉浸在思緒裏，低著頭，手臂環繞在脖子上。忽然，大廳盡頭一陣很響的開門聲嚇了我一跳，隨後我那矮胖、古板的精神病醫生馬丁走進了病房，我直起身。
馬丁醫生是個謹小慎微的人，他總是微微聳起肩膀，眼睛不停地左看右看，仿佛他正身處叢林之中，要時刻提防著土著人的襲擊。他也很少笑。像大多數病房的精神病醫生一樣，他看起來很年輕，但為人很古板。如果你問一個他無法回答的問題，比如“你結婚了嗎”，他會反過來指責你針對他，他會說“這關你什麽事”。如非必要，他從不跟病人待在一起。
他害怕跟病人待在一起是有原因的。他一出現在大廳，在休息室晃悠的兩個十幾歲的病人勞瑞和梅，就快速地躲到他剛好看不到的角落，故意低聲喊：“小胖胖！哦，小胖胖。我們愛你，小胖胖。”
快到護士站時，馬丁醫生聽到了這聲音，他停了下來，環顧四周，瞪大眼睛，臉漲得通紅。然後，他好像突然想起媽媽曾經的告誡—別理那些愛欺負人的人，於是假裝什麽都沒聽到，不予理會。在進入辦公室關上門之前，他給了我一個大大的假笑。
我努力不去幸災樂禍。勞瑞和梅已經不是第一次做這樣的事了。我自己膽子太小，不敢捉弄人，但我不得不承認我喜歡這個“節目”。
我知道取笑馬丁醫生不好。有時候，我為他感到難過，在我知道一些病人是多麽厚顏無恥，以及他是多麽沒有安全感之後。他人還是不錯的。我真希望我有勇氣製止他們那樣做。
“我不知道該不該去薩拉的派對。”第二天，我跟馬丁醫生說。
我們坐在地下室附近的一間小辦公室裏，屋裏沒有窗戶。據我所知，這個樓層看似什麽都沒有，實際上在一扇扇緊閉的門後隱藏著一間間治療室，它們錯綜複雜地坐落在頂棚低矮的大廳裏。辦公室外麵，沿著黃色牆壁均勻分布的金屬裝置散發著白光，在牆上留下小小的影子。一股發黴的地下室氣味彌漫在暖暖的空氣中。油氈地板上的腳步聲在狹窄的空間裏回**。
辦公室裏有一張小桌子，兩把椅子，一張低矮的木製茶幾，地上鋪著一張綠格子的地毯。馬丁醫生坐在桌子後麵，我坐在他對麵的椅子上，偶爾大廳裏傳來“砰”的關門聲和大聲說話的聲音。
“為什麽不去？”馬丁醫生盯著我，“與朋友互動一下對你有好處。”
因為我跟他們無話可說。我會像一尊長滿苔蘚的醜陋雕像一樣傻站在那裏。“他們不會喜歡我的，”我說，“我很惡心。”
“為什麽會那樣想？”
我的每個毛孔都散發著令人作嘔的氣味。如果我張大嘴巴，汙穢就會像河水一樣噴湧而出。“我滿身惡臭。”我說道。
“我不明白。”
我知道我無法解釋清楚。
於是唯有沉默。
馬丁醫生聳起的肩膀耷拉了下來，他先是看看我，然後看向牆。我本該說出我所有的想法，但是它們總是很快就飄走了，就如同兒時追逐的肥皂泡。
馬丁醫生弓著背，身體呈C字狀，領帶垂到了桌子上。他又瞥了我一眼，歎了口氣，然後搖了搖頭。他把胳膊肘豎起抵在桌子上，手托著下巴。他的肩膀耷拉得更低了，眼皮顫動。
接下來的20分鍾，沉默占據了整個房間，給多年累積的空談蒙上一層乏味的塵埃，這讓我想起了家。
由於這家研究院是一所教學醫院，來自世界各地的精神病學教育者和研究人員時不時會到訪病房，對此我們已經習以為常了。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著名的精神病醫生在醫院的會堂裏做演講，他們的名字被張貼在醫院大廳裏，如同劇院海報上的明星。而這裏的患者有時會被“借用”去做臨床展示。
赫伯特·施皮格爾醫生就是這樣一位有名的催眠師，我們都聽說過他的傳奇故事，他能使被催眠者退行到小孩子的狀態，像小孩子一樣毫無保留地說出心底最深處的秘密。肯尼迪醫生問我是否也願意接受催眠，他的朋友赫勒可以幫忙引薦那位著名的催眠師。這是我找回那些丟失記憶的機會！我激動極了。
唉！盡管我們嚐試了一次又一次，但我始終無法被催眠。
在肯尼迪作為我的主治醫生期間，我的催眠治療沒有任何進展，我也沒能見到施皮格爾醫生。
但我還是成功被“借用”了。有那麽三四次，一位穿著白外套，非常溫和的高個子醫生來找我，問我是否願意接受她的學生的麵談。她解釋說，這是他們精神病學課程的一部分，如果我願意去，會對他們的課程有所幫助。
這位醫生有一頭火紅的頭發，大約40歲的年紀。她留著波波頭，短短的劉海撒在白皙的前額上，光澤亮麗的唇膏為她的雙唇染上了同樣鮮豔的色彩。當她自我介紹時，我一定是太過緊張了，以至於注意力不集中—我沒記住她的名字。她冷靜自信、隨和友善，讓我覺得她建議的任何事情，我都願意去做。
“A號展品要出門啦！”每次要跟紅發醫生去接受麵談時，我都會衝艾米麗、勞瑞和在走廊上碰到的病人這樣說，臉上掛著燦爛的微笑。希望他們隻注意到了我的幽默，而沒發現我有多麽想引起他們的注意。
晚上，我躺在**，想象著她跟我說話的樣子。真希望她能做我的醫生。
許多年後，當我努力回想當時麵談的細節時，卻什麽都記不起來。我隻記得那位醫生臉上的笑容，她的學生對待我時認真的態度，以及跟他們談話有多麽簡單和放鬆。他們聆聽我說話的樣子是如此懇切認真，令我感到我說的每一句話，對他們來說都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