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令人恐懼的電擊
1962年2月
早上六點，周圍漆黑一片。在觀察室裏，大部分患者仍在睡覺。我躺在**，嘴巴裏插著體溫計，真希望這一天能快點過去。負責把我叫醒、給我量體溫的那個護士回來了，她取下溫度計，然後在我胳膊上打了一針。疼得要命。這次注射，按照他們的說法，是為了“避免流口水”，是整個過程中最糟糕的部分之一，雖然，這絕不是最糟糕的。
“跟我來。”護士低聲說。她把我從觀察室帶進治療室，裏麵有張輪床—一種狹窄的床或者說帶輪子的軟墊桌子，上麵鋪著濕床單，旁邊站著一名護士。我的身體早已預知要發生什麽，開始抑製不住地顫抖。
在這個沒有窗戶的房間裏，我脫下睡衣，赤身**地站著，直到護士讓我爬上床。我盡量什麽都不想，就當一切都沒有發生，就當我不在那裏。“趕緊的。”她朝著床點了一下頭說。我躺在潮濕的床單上，感覺像是粗糙的帆布摩擦著皮膚。護士和護工每次都以同樣奇特的方式用床單把我裹緊，他們把我翻過來又翻過去，然後突然就弄完了。我平躺在**，被裹得嚴嚴實實，動彈不得。濕布裏麵，我的身體變得冰冷，上下牙齒不停地打戰，渾身顫抖。過了一會兒，顫抖耗盡了我的精力—漸漸地，我發現不那麽冷了，牙齒也不再打戰了，但我仍然不停地顫抖著。
我被濕布一直裹到肩的位置，手臂和腿完全無法活動，隻有手指和腳趾還能勉強動一動，於是我不停地活動它們。我感覺身體裏有一個巨大的能量堆，卻沒有辦法得到釋放。我更加快速地活動著手指和腳趾。
不久，護士把我的輪床從治療室裏推出來，進入一條長而低的走廊。走廊通往電擊室，他們就在那裏給病人做電休克治療。治療室裏又開始用濕布打包下一個病人，這次也許輪到艾莉森了吧。被護士推著穿過大廳時，我認出了一個在健身房見過的女人，每當她打的羽毛球飛過球網時，這位年邁的英國女士就會說“好極了”，她翻來覆去就隻說這一句話“好極了”。
她和一位看上去年輕一些的女人打羽毛球，那女人看上去似乎跟我母親差不多年紀。這兩位“羽毛球女士”住在老年病房裏，那裏混雜著尿味、又髒又臭的衣物和稀釋過的玫瑰香水味。住在那裏的女人四處閑逛、自言自語。之前我還住在又舊又大的中級病房時，每次去見醫生都要經過老年病房。
現在，我住在醫院另一邊的一棟新建的混凝土建築裏—尼科爾斯小屋，這裏感覺就像一個地下室，但如果往窗外看看，又會發現這不是地下室。房間的牆壁粉刷成淡藍色，裏麵是粗糙的深色木椅和沙發，鋪著油氈地板，上麵掛著熒光燈；棱角分明的天花板低低地壓在頭頂。如果要開窗透氣，需要護士特別用鑰匙打開窗戶。因為我的病情在家裏複發並被父母送回醫院，醫生認為我必須得到監護。
尼科爾斯小屋是精神失常病房，裏麵關著像我一樣想要自殺的病人。
輪床穿過一些可以穿自己衣服的病人，他們坐在走廊一邊的長椅上，這些人我一個都認不出來。接下來我們又經過一些還能自己走路的老年婦女，然後又經過無限製病房的病人，他們可以穿著睡衣和浴袍隨意走動。這些病人中有一些看起來很熟悉：我以前還在這裏時，可能認識他們中的一個或幾個人，但是現在已經沒有印象了。
終於，我們來到了輪床病人排隊等待的地方。護士把我安排在最後—四號，然後把我的床靠在牆邊就離開了。
一縷發絲撩著我的左臉，癢得難受。我使勁撇著嘴唇，用力想把它們吹到一邊。我的腳踝隱隱作痛，因為腳趾活動得太厲害。我想動一下腿，但它們毫無反應，最終我放棄了。
現在是事情真正變糟的時刻，等待。
我討厭電休克治療。我討厭**，討厭被綁在濕冷的裹布裏。我討厭躺在**被晾在走廊裏，感覺像動物園裏的動物。我討厭接受治療後伴隨而來的頭痛和胃裏的陣陣惡心。我躺在那裏等啊，等啊。最終，恐懼蓋過了厭惡。雖然目前我的狀態不好，但還是清楚地知道：如果你給某人的大腦通電，那麽一旦出現失誤，人就會被電死。
死真的沒那麽難，我對自己說，這難道不正是你想要的嗎？但即便這樣想，也無法遏製巨大的恐懼。
世界需要被淨化！去殺死自己！去吧！我抑製不住因恐懼而狂奔的血液，也無法阻止幾乎令我窒息的戰栗。
等候電擊的隊列有條不紊地慢慢向前移動，我不知道這次我會不會就此死掉，如果我能自己做選擇，我幾乎想直接被電死，這樣，以後就再也不用受這種罪了。
我前麵的人被推進了房間。一名護士朝我這邊走過來，輪到我了。
恍惚中，我注意到了熟悉的步驟。我被抬到另一張**，在那裏等待接受電擊。他們會檢查我胸前的裹布，確保我已經被綁緊，這樣我才不會從**掉下來。護士在我額頭兩邊靠近耳朵的地方塗上綠色的凝膠，我懊惱地看著她把我的頭發弄得亂七八糟，然後接上電線。我抬起頭看著高處的一張張臉，當我被電擊時，這些人會牢牢按住我。我嘴裏還必須咬住一個壓舌板，當電擊引起抽搐時，它會防止我把舌頭咬掉。我把全部的靈魂都匯聚到眼睛裏，用眼神乞求他們放過我，但他們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知道他們並不想傷害我，但一個細微的失誤就可能會殺死我。忽然，房間變成一道強烈的白光，我整個身體如同被冰紮火烤一般，然後陷入無盡的黑暗。
我用手摸著粘在臉上的頭發，它們摸起來又硬又脆。醫用凝膠已經幹了，一片片、一塊塊地掉下來。我的皮膚發癢，頭痛不已。我肚子很餓，卻又對任何食物都感到惡心。我不想吃任何東西，至少這一點我很肯定。我感覺骨頭都散了，看東西時要費很大力氣才能看清。我怎麽會坐在休息室的一張舊塑料椅子上？我想不起來了，也不再去想。我的注意力全在捏在手裏的頭發上—每股扁平、細長的發絲上都粘上了凝膠，我必須把它弄下來，因為它讓我的皮膚發癢；因為除了這個，我什麽也做不了。
晚上洗漱時，護工把洗手間的門敞開著，站在門旁邊等著我。我對著鏡子刷牙，看到頭頂上的頭發像雜草一樣僵硬。洗手間的牆是不鏽鋼板，上麵反射出我扭曲的臉。然而，即使它是扭曲不清的，我還是為自己怪異的發型，以及兩邊已經變硬發黃的凝膠感到尷尬不已。我以為我已經把它們弄幹淨了。
夜裏，那些僵硬的頭發仍然硌著我的頭。皮膚更癢了，更多碎屑從頭上掉下來。我就是傳說中滿是頭皮屑、需要電休克治療的女孩；令人討厭的女孩；不肯坦白的女孩。
紐約醫院，韋斯特切斯特分部 病程記錄，續 1962年2月13日 病情加重惡化。已轉移到精神失常病房。已經恢複使用電休克治療，並將繼續使用。
距上次病程記錄幾周後，患者病情持續惡化。她表現出一貫的退行(2)、幼稚、不合群和自我貶低傾向。此外，她的飲食習慣不規律，睡眠質量很差。她堅持自我怨恨和自我傷害的想法和態度……幾周前，她開始接受又一療程的電休克治療，一直持續到現在。迄今為止，缺乏整體改善。
——巴雷特醫生
雖然進行了電休克治療，但是我的病情越來越嚴重。我開始傷害自己，把頭往牆上撞，拒絕吃東西。我開始產生幻覺，更頻繁地做噩夢。我還開始口吃，整個人也變得越來越笨拙，不是摔倒，就是撞到東西。所有的一切都不再真實，除了痛苦。
接下來的一年半，是一段迷離、壓抑的模糊記憶。在這段陰暗的時期裏，又額外加了兩個療程的電休克治療。
紐約醫院，韋斯特切斯特分部 病程記錄，續 1963年4月17日 電休克治療停止。三氟拉嗪停用。總體無改善。最近出現自殘行為。
兩個月前，在完成20次常規電休克治療後，開始對患者進行每周一次的維持性電休克治療，在進行過6次後，已於兩周前停止。在此期間，患者在思想和行為上的病理模式沒有顯著變化或改善。她堅持認為自己是一個“愚蠢的混蛋”。她大部分時間什麽都不做，隻是發呆和蜷縮在沙發或椅子上……對於任何形式的治療和建議基本沒有反應。
——巴雷特醫生
最終，他們放棄了。
醫院向我父母推薦，將我轉入位於紐約市的紐約州立精神病學研究院。但因為我的預後效果很差，而且有嚴重的自殺傾向，所以研究院不肯接收我。許多年後，我才得知，後來院長之所以又同意我入院，是因為當時的副州長過問了此事。而那位副州長，正是我母親兒時最好的朋友的丈夫。他們雖然同意接收我，但並不承諾我的病情會得到改善。
紐約醫院，韋斯特切斯特分部 1963年4月24日
佩雷斯小姐的記錄複印件和一封信被一同發送給紐約州立精神病學研究院院長勞倫斯·C·庫伯醫生。州立精神病學研究院正在考慮接收佩雷斯小姐。
——巴雷特醫生
一旦靈魂被掏空，人的肉體還剩下什麽呢？除了一些血管和一些虛弱的肌肉。當我想到自己的身體，感覺它就像是空****的走廊，陰暗的角落裏掛著結了絲的蛛網。那裏散發著一股地下室的氣味：潮濕、發黴，與灰塵、泥巴和動物屍體的味道混雜在一起，摻雜著舊報紙、破布、油和汗水的味道，彌漫在空氣中，揮之不去。而所有這些，隻要你輕輕一碰就會分崩離析。我是否也注定就那樣煙消雲散？換一家醫院，我就能得救嗎？我不知道答案。我不知道我還能堅持多久。
住院大樓裏的一間辦公室外麵，我坐在一張淺色雙人沙發上，身體緊緊靠在沙發的軟墊扶手上，負責我病房的胖護士卡拉漢夫人擠在我身邊，我們一起等著我父母把我送去紐約市的精神病院。
幾個護士和醫生說笑著走過大廳，經過辦公室門口。他們看見了我，顯得有些吃驚，然後他們稍微停了一下，又慢慢地走開，就好像我睡著了，不能被打擾一樣。他們之所以會這樣，可能是因為患者通常不會出現在這個區域吧。
同屋的人都還沒有起床，我就早早離開了病房。“我能跟吉爾和梅根說再見嗎？”我邊係鞋帶，邊小聲問卡拉漢夫人，“我保證我會很小聲。”
“不能，”卡拉漢夫人說道，“我可沒空等你幹那些。走吧。”
我的主治醫生說，轉院是個好消息。我相信他的話。對我來說，重新開始是個好消息。對他來說，終於擺脫掉我，也是個好消息。
紐約醫院，韋斯特切斯特分部 1963年7月18日 今日從精神失常病房搬出，轉去紐約州立精神病學研究院。
過去的三個月中，病人的病情基本保持不變。她已經停藥，也沒有接受額外的電休克治療。她沒有任何企圖自殺的行為，但仍處於明顯的精神緊張狀態：失眠，常做噩夢。整體而言，幼稚、麻木、不合群的行為仍在繼續。
她由她的母親、父親和一名護士陪同前往紐約市。
診斷結果：精神分裂症，其他類型（抑鬱症） 狀
態：未見改善
——巴雷特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