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哈姆雷特和我
1961年4月
對威爾遜醫生的談話治療，我總是充滿期待。他幫我了解到，我對周圍環境的反應與我內心感受之間的關係。他解釋說，無論是別人對我微笑或是說了一句“我錯了”這種小事，還是因為沒能按時入睡而遭到懲罰或批評這種大事，我都可以試著去識別這些反應背後的情緒和感受，並最終加以控製。隨著對這些話的理解不斷加深，我對自己的心理活動是如何運轉的越來越感興趣，對周圍的人也越來越好奇。
在入院後大約第十個月，我被允許去與醫院同城的一所高中完成三年級的課程。六月下旬，我住回自己家中，醫院稱之為出院觀察期。每隔幾周，我需要去見一次威爾遜醫生。
那個夏天的時光像勉強能記住的夢一樣，飛快地溜走了。我讀書，幫母親做家務，陪9歲的弟弟泰勒玩耍。我刻意回避著原來高中的那些朋友，他們此時都已經畢業，在打暑期工了。雖然他們回家時都會約我見麵，但在我眼裏，他們已經長大成人，而我仍然停留在原地，成年對我來說遙遙無期。
夏天快結束時，我開始了高三的學習。開始時，我各方麵表現得都不錯，同學們選我當高中榮譽生會主席—對於一個高三大部分時間都在精神病院度過的人來說，這是一種意外的肯定。並且，我還在學校的戲劇表演中飾演了女主角。
我在榮譽生會入職儀式上的演講深受好評；參與表演的戲劇《羅素姆的萬能機器人》也大獲成功。我努力活成我自認為應該活成的樣子：積極開朗、樂於助人、充滿自信，而不是活成一個焦慮不安，為自己曾經是精神病人而感到羞愧的人。
九月底的一天，我像一個極不情願被遣送去前線的士兵一樣，逼自己推開學校的大門，走進那棟龐大的鋼筋水泥大樓。這種狀態已經持續了好幾個星期，而每天我都需要鼓起更多的勇氣才能繼續來上學。
我感到血液一股腦兒地湧進我的大腦，震得耳膜嗡嗡作響，響聲蓋過了長而堅冷的走廊和牆壁所反射回來的各種聲音。綠色的金屬儲物櫃混合著雜亂的聲響，伸向無盡的遠方。從我眼前掠過的每一張臉都模糊不清。我身體裏的巨大噪聲幾乎令我聽不清人們在說什麽。
這時，我的朋友愛麗絲出現在我麵前：“嘿，佩雷斯，你要去哪兒？我們現在該去上英文課了。莎士比亞的作品你讀了嗎？寫完讀書報告了沒？你看到貝基穿的新毛衣了嗎？”
一片嗡嗡作響，我有點暈頭轉向。我勉強嘟囔出幾個字：“呃……是的吧……”然後跟在她後麵去了教室。
好險。
多數的大教室都配備有原木和金屬製的課桌和椅子。教室最前麵，是一張堆滿書的笨重講桌，早晨的陽光透過窗戶照進來，灑在門對麵的牆上。
羅巴赫夫人站在黑板前，手裏拿著粉筆，寫下學生們用來描述哈姆雷特精神狀態的詞語。她身材高挑，長相出眾，有一頭白棕相間的齊肩長發，但她卻令我感到害怕。她非常嚴肅，尤其是對我們這些畢業班的學生。羅巴赫夫人是阿米什人，她每天都穿著樸素的黑色禮服和過時的黑色厚底鞋。每次看到她，我總覺得她像一位高貴的女巫。她對學生們的期望很高，而當有人未能達到她的期望時，她也從不吝嗇於表達自己的失望。我害怕令她失望。
事實上，我害怕學校裏的一切，不僅是英文老師的批評，還擔心我努力拚湊在一起的生活，會隨時亂作一團，讓我失去思考的能力，動彈不得，有時還會劇烈顫抖。
很多同學都以為我認識他們。事實上，在見過之後，他們很快就會成為陌生人，因為電休克治療讓我幾乎忘了一切，但我永遠不會說穿這些。所以當其他人對我表現出友善時，我從來都是順水推舟，假裝我真的認識他們，然而實際上並非如此。盡管沒有人直接對我說過，但他們一定知道我現在已經留了一級。我為留級而感到深深的羞愧。
哈姆雷特的議題讓我感到尤其緊張。不知道我的同學是否也注意到了哈姆雷特與我之間的相似之處。“生存……還是毀滅……”他們已經猜到我也總專注於死亡嗎？羅巴赫夫人在黑板上寫下他們給出的形容詞：不幸、錯亂、**、抑鬱、背叛、悲慘、脆弱、瘋狂。他們是在說我嗎？我感到空氣變得越來越稀薄，但討論仍在嗡嗡地進行著。
牆壁開始搖擺變形，我的思維開始變得緩慢，光線越來越刺眼，我努力集中精力想要聽清每個同學的闡述。然而我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殺(s-u-i-c-i-d-a-l)和憤怒（a-n-g-r-y）的每個字母上，因為太用力，筆尖深深戳進紙裏。我出汗的手把早已汗濕的筆握得更緊，試圖控製住自己，但這沒能阻止我一直往下滑……
當我清醒過來的時候，我還坐在英文課的課桌前，脖子酸痛，下巴周圍的皮膚濕濕的。周圍的事物看上去有點偏離原來的位置，像是剛發生了輕微的地震。我抬起昏沉的頭，看見羅巴赫夫人站在我麵前，滄桑的臉比平時更嚴肅了。平時教室裏的低語和嘈雜聲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不自然的沉默。同學們歪七扭八地坐在課桌旁，玩著手指或鋼筆。我錯過了什麽重要的事情嗎？下課鈴聲響了，羅巴赫夫人轉身回到教桌前，其他同學紛紛繞開我向門口走去。
除了愛麗絲，所有的學生都離開了。她急忙跑到我的課桌前，開始幫我收東西。我打開的筆記本上，一攤口水暈開了筆跡上的墨水，她用袖子把口水擦掉。我用盡渾身的力氣，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走出去時，我緊緊抱住愛麗絲的手臂，而她似乎不介意我這樣。
紐約醫院，韋斯特切斯特分部 回訪記錄 1961年9月30日
盡管她遭受了原發性和繼發性緊張性癲癇發作的折磨，但她的狀態仍處於“向著生的一麵”。這兩種病症的區別包括：(1)約30秒的現實脫離感，這期間她會感覺又回到醫院並再次患病。(2)幻視以及可能出現的幻聽會導致巨大的衝擊，其間她可能會采取一些過激的行為試圖擺脫這種衝擊。後者的症候目前發生頻率已相對較低，平均一周兩至三次，每次持續一到兩分鍾。
——威爾遜醫生
不僅是在學校，在家裏我也同樣感覺不適。我父母對我的態度有些奇怪，他們常常盯著我不說話，或是跟著我。不用成為福爾摩斯，我也能很輕易地看出他們掩藏在麵具下的恐懼和擔憂。但在我們家，是沒有直接說出不愉快或直麵問題的習慣的，我們總是沉默著，讓懷疑和猜測在我們周圍肆意蔓延，讓一切都籠罩在香煙的煙霧和欲言又止的話裏。
晚餐大約每晚六點半開始。在我和弟弟裏奇、泰勒還小的時候，我們放學後會到屋子外麵玩耍。當母親喊我們回家吃飯時，我們就得立即進屋。我的任務是幫忙擺好餐具，等到上高中了，我還幫忙做些晚餐的收尾工作，比如：倒牛奶和拌沙拉。
11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晚餐場景。那天，天早早就黑了，狂風吹打窗戶和散熱器的滋滋聲響徹我的臥室，當時我正絞盡腦汁地做代數題。隨著溫度的下降和風速的增加，臥室裏的聲音更大了。我知道今晚的晚餐又有西蘭花，因為整個房子裏都是那個味道。不管煮什麽蔬菜，包括西蘭花，母親都習慣用高壓鍋，而且總是煮很長時間。這樣的晚餐已經算是不錯的了，我想，至少不用聞那種難聞的氨味，也不用吞咽那些糊狀的菜花和軟塌塌的苔蘚色菜莖。這不是她的錯。在我父親願意花錢並願意吃的範圍內，她已經盡力做到最好了。不幸的是，他隻喜歡吃平淡無味的美國菜或者德國菜，而這其中大部分都讓我覺得反胃。
晚餐除了西蘭花外，還有加了一點人造黃油的熱狗和煮馬鈴薯。寒冷的房間和怒吼的寒風，使任何溫熱的食物變得可以忍受。塗上足夠的芥末，熱狗也很美味。多撒些鹽和胡椒，土豆也似乎很好吃。隻是一吃西蘭花，我還是得屏住呼吸。
我的父母各自坐在橢圓形橡木餐桌的兩端。那張餐桌是大約八年前我們剛搬到白原市時，他們從天主教慈善機構那裏買來的。泰勒已經開始蹣跚學步，他們還是把他當小嬰兒看待，但他會用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泰勒不肯吃的食物有很多，尤其是肉類，雖然參加了童子軍後，他能接受吃熱狗了。媽媽真的很愛做熱狗。
同樣從天主教慈善機構買來的一個黑色橡木櫃，擺放在小餐廳的一側。餐桌邊的牆上，一張深色的油畫裱在沉重的鍍金畫框裏，畫上是一個19世紀初打扮的人，他留著胡須，身穿黑色西裝。這位據說是弗雷迪舅舅，似乎是母親在聖路易斯那裏的一個什麽親戚。據說這位弗雷迪來自一個富裕的家庭，並受過良好的教育。但他心術不正，曾假裝成一名婦科醫生，並借此跟上流社會的女性保持多年的不正當關係。我從來沒有問過她為什麽要把他的肖像掛在我們的餐廳裏，或者為什麽要把他的肖像掛出來。
父親的座位後麵，是一扇對著前廊的落地窗戶。母親的座位後麵是一扇較小的窗戶，白天時，可以通過那裏看到後院那棵光禿禿的櫻花樹。窗戶旁邊掛了一張帶框的粉彩畫，畫上是一個漂亮的年輕女子，身著蓬蓬大衣和寬邊帽子。她是我的奶奶安妮塔。我很難將這畫上的年輕美人和印象中那個蒼白瘦小的女人聯係在一起。我喜歡牆上的那個她，牆上的她那麽美麗，我幾乎都不介意自己繼承了她的名字。
晚餐的規矩還跟我入院之前一樣，父親和弟弟們先入座，我和母親負責把飯菜都端上來。等我們全都坐好，先要做飯前禱告：“全能的主，感謝你賜予我們豐盛的食物和恩惠，我們感謝你，奉耶穌基督之名，阿門。”
爸爸先把飯菜分到每個人的盤子裏，然後往下傳。在所有人的飯菜分好之前，誰也不能先吃。無聊又饑餓的男孩們晃動著雙腿，胡亂舞動著刀叉。
“坐直了！把餐巾放在腿上！”爸爸提醒泰勒。“不要玩叉子！”他向裏奇吼道，“把手拿下去！”
裏奇放下叉子，把雙手放到腿上。對於父親的責罵，他隻是聳了聳肩—他16歲了，總是一副沒心沒肺的樣子。而泰勒像被摘下的野花一樣，蔫在座位上。
裏奇比我小19個月，雖然他很少待在家裏，也沒什麽興趣愛好，學習成績也很差，但他的社交技能卻遠遠超過我，還是一個受人追捧的田徑明星。他已經有女朋友了，但還有十幾個少女仍在努力引起他的注意。他差點連十年級都沒能上完，於是那年，我父母決定將他送到一所男校，希望天主教高中能提高他的學習成績。不料，他在那兒成了更大的明星人物，交的朋友比之前多了一倍。而泰勒則像我一樣安靜，沒事就待在房間裏。
“你今天在學校怎麽樣，丫頭？”父親問道。轉向我時，他改變了語氣。叫著我的昵稱，用一種愉快、隨意的方式跟我說。
“還行。”我回答。
“你寫的讀書報告怎麽樣？老師給你打了多少分？”
“還可以吧。我們正在讀《哈姆雷特》。”我輕聲回答。我不想談論這個，但我怎麽能告訴他們我不喜歡上學？
爸爸轉向裏奇，又恢複了冷酷的語調。“你應該多用點功，至少用到你姐姐一半的功，”他說道，“而不是浪費時間和你那些狐朋狗友們瞎晃。”我低頭盯著盤子。“對了，你演的那個戲劇，”他又轉向我，“排練得怎麽樣？你演女主角對嗎？”
爸爸，請不要再問了，我在心裏乞求。“都挺好的。”我回答。
“我可以離開餐桌了嗎？”9歲的泰勒用小小的聲音問道。
“再吃一口土豆！”媽媽快速地說。
“羅珊娜，你難道沒看到你兒子都沒碰他的西蘭花嗎？你這樣溺愛他隻會讓他變得更糟！”
每次父母因為泰勒吃東西的問題而爭吵，都讓我感到惱火，因為他倆也沒吃掉自己的食物。“如果不吃東西也能活，那我寧願不吃。”幾年後，母親這樣跟我說，“我最喜歡的時光是晚餐前—你父親回到家，喝點雞尾酒，抽點香煙的時光。”泰勒對待食物的行為反應，恰恰反映了他們的態度，但他們並沒有把兩者聯係起來。
他把一小塊白糊糊塞進嘴裏，眼睛盯著盤子。
“你還是沒吃完！”爸爸厲聲說道。泰勒開始發抖，母親快要哭了。
這不公平，我想。她看上去是如此孤獨無助。我很想去分擔母親的痛苦，然而我隻是默默低下了頭。
夜晚，一個棺材大小的精致紅木箱靜靜地躺在一個小沙島上，那個島隻有我們郊區小屋的院子那麽大。除了那個木箱外，島上就隻有一棵棕櫚樹。它孤獨地立在那裏，深色的葉子在風中飄舞。棕櫚樹被點點星空上的銀色半月照亮，投下長長的影子。影子從木箱上麵伸展開來，一直伸向海裏。月亮倒映在海麵上，將光線暈開。我仰麵躺進那個箱子裏，閉上眼睛。
“我來接！”裏奇從椅子上跳起來，要去接電話。我眨了眨眼。
“不，你不能去！”爸爸厲聲吼道，“你應該怎麽說？”
“請問我可以失—陪一下嗎？”裏奇回答。他故意把聲調放得很高，聽上去幾乎像個女孩，語氣帶有一絲輕蔑。我看到他在爸爸視線之外咧嘴壞笑。誰也沒動，大家都在等爸爸的反應。
真希望我也能跟他一樣，我想。
“帕特五分鍾後來接我。”裏奇邊說邊跑下樓梯，走出前門，“練習結束我就回來，大概十點。”
“你現在可以走了。”媽媽對泰勒說。他趕緊抓起盤子，直奔廚房。爸爸搖了搖頭，歎了口氣。怕他又抓著泰勒的事不放，我指了指裏奇的位置。他剩了半杯牛奶、一塊熱狗和一些西蘭花。
“看到了嗎，爸爸？”我說，“裏奇的確需要練習。他連本壘(1)都清理不了。”
“反對！”爸爸笑了，“我認為他能拿到一個球。”
父親喜歡雙關語的俏皮話。早些年，一個恰到好處又足夠精彩的雙關語是點燃情緒和活躍氣氛的好方法。爸爸、裏奇和我（還有稍大些時候的泰勒），我們會一起玩文字遊戲，我們故意把聲音拖長或把某些音節念錯，然後看誰編的話最精彩。這種場景很長時間才有一次，那時的爸爸，眼睛會閃閃發光。我們一起做飯，像支老爵士樂隊一樣擠在一起打鬧嬉戲。那樣的場景不會再有了。
“我們收拾一下吧。”媽媽站起來，從桌子上拿起兩個碗朝廚房走去。我收了父親和我自己的盤子送過去，然後從桌子上收走最後的餐具、玻璃杯和餐巾。
我們把碗碟和刀叉都堆進廚房的洗碗池裏。打開冰箱，金屬門撞在旁邊的櫃子上，發出“砰”的一聲。從冰箱裏拿出的冰塊，爭相從冰碗中溢出，在溫暖的空氣中劈啪作響。父親重新把杯子裏的伏特加倒滿，加了兩塊冰，然後朝客廳走去。他坐到靠窗的那把椅子上—那是他的臨時工作區，他又點了一支香煙，然後從公文包裏掏出從麥格勞-希爾公司的辦公室帶回的稿件，開始閱讀。
經過威爾遜醫生的心理治療，我開始用新的眼光來看待和審視我的家庭，而在以前，這些是我從來都不會去想的。我的父親是這個家庭無可爭議的統治者，我母親極少當麵反對他，而如果她這樣做了，父親會對此不屑一顧，態度輕蔑。她總是不戰而退。父親不舍得花錢，比如壁爐上的磚掉了，牆上的油漆脫落了，水龍頭壞掉了，他寧願花很長時間自己修理，也不願花錢顧人來修，所以一直以來，我都認為我們家很窮。
那時我和弟弟們對父親的過去都知之甚少，而隻有極少的那麽幾回，從母親那裏了解到一些。她跟我們說起時，還用手遮著嘴巴，好像泄露了國家機密似的。父親十幾歲時，爺爺就去世了。他那曾經很顯赫的家庭在大蕭條中失去了一切。父親在庫伯聯盟學院念的大學，這所學院在紐約市公立大學中很有競爭力，並且免收學費。學習期間，他曾與鮑厄裏區的流浪漢住在一起。二戰期間，他曾是海軍少尉。從軍期間，他在佛羅裏達海岸的一艘船上教海員們使用雷達。那是他真正喜歡的工作。如今，作為土木工程雜誌的高級編輯，他似乎也很受尊重。
“那麽你的祖父是怎麽死的？”威爾遜醫生問。我無法回答。在我們家，詢問私人問題被認為是粗魯的、不為他人著想的，甚至是帶有敵意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便問了，我父親也永遠不會回答，他隻會把提問者尷尬地晾在那兒。我早就對父母的人生失去了好奇心。對於威爾遜醫生問的大多數問題，我以前甚至想都沒想過。
現在，我第一次意識到父親有酗酒的問題。香煙和伏特加早已成為他的必備品，從不離手。到了周末下午或更早的時候，他會變得有點多愁善感。他不是變得生氣易怒，這點我還是很感激的，但他會過分誇獎我，這令我感到難堪。
“你穿的裙子很漂亮，真希望你母親也有你的品位。”有時候當著母親的麵，他很可能會這麽說。或者說：“你在學校的表現太棒了。”然後弟弟們在時，他會再重複一遍。有時他還會哭。
“當我死去的時候，我隻想讓全世界知道我是你的父親。”有一個周六他這樣跟我說。當時我們一起坐在廚房的餐桌旁吃午飯，我和母親正喝著青豆湯，眼淚順著他的臉頰滑了下來。
酒鬼？這個字眼模糊地浮現在我的腦海中，在我還沒來得及記住它時，它又消失不見了。
我一心撲在學業上。一年半之前，也就是我第一次入院的幾個月前，我的輔導員允許我放棄化學：期中考試時，我被我人生中的第一個C給震驚到了。現在，我受損的記憶力使我在數學計算方麵變得異常困難。英文課上，我對過去一年讀過的經典著作幾乎沒有印象。然而，勤能補拙，因此家庭作業和額外的輔導課占據了我的日常生活。
幾周過去了，日常生活，包括與家人的相處越來越讓我沮喪。我的幽默感也漸漸消失了。裏奇嘲笑我時，我得努力忍著才不會讓自己哭出來。每天的日常事務和功課讓我倍感壓力。有其他人在周圍時，我總是感到焦慮不安，所以大部分時間我都把自己關在房間裏。
寒假期間，原本就極害羞的我變得更加羞怯了，它甚至幹擾了我正常的社交能力。在我朋友—如今的大學新生—組織的派對上，我感覺自己就是個徹頭徹尾的怪胎。
聖誕節後又過了幾個星期，我放棄了。在家裏，我再也無法調動出能量使自己振作，也無法在人前表現得若無其事。盡管最初的入院經曆極為痛苦，我還是遵守了自己的承諾：如果意識到我有傷害自己的可能，就立刻告知母親。迫不得已，我父母把我送回了醫院。
紐約醫院，韋斯特切斯特分部 病程記錄，續 1962年1月18日 自殺意念加深、現實脫離感加劇，導致患者今晚必須重新入院
聖誕節假期期間，她與老朋友見了麵，病情表麵上有了短暫的緩解，但同時也產生了越來越多的孤立感、不真實的幻想和持續的身份喪失感。自殺的念頭也日益變得明顯。
1月18日星期四晚，從學校回家後，她對她母親說，她再也不能控製自己了，她需要幫助。
現在回想起來，我想強調的是，病人在夏天做出的明顯外向調整並不具有堅實的健康基礎。現在顯而易見的是，患者有精神分裂性輕躁狂症。她表現得過於樂觀和活躍，對精力的消耗缺乏足夠的判斷能力，並且她精力透支的臨界點低於其他人。不幸的是，這種狀態的另一個後果是會導致精神分裂性抑鬱症，即患者目前已經進入的階段。這種情況之前已經出現過，並在1960年4月導致了她第一次自殺。鑒於患者的疾病帶有顯著的情感因素，我對預後效果仍持一定的樂觀態度。跟上次一樣，仍然強烈建議使用電休克治療。
—— 威爾遜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