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他們認定我瘋了
1960年5月
漲潮的海水拍打在岸邊冰冷的岩石上，浪花四濺散開。我們住的小屋就在這岸上。天空很晴朗，空氣中彌漫著一股鹹鹹的味道。薩拉在紗門外催我快點出去。大家都想去遊泳，可我完全沒準備好。“你們先去吧，”我對她說，“一會兒我就去找你們，別擔心。”
她皺起了眉。我不願看到薩拉因我心煩的樣子，但我仍然無法說服自己動身。她若有所思地看著我，像是在想該拿我怎麽辦。良久，她說“那好吧。”就跟其他人一起朝海灘跑去。“你也快點，別再磨蹭啦！”她邊跑邊喊。
那個周末是陣亡將士紀念日假期，我們，或者說我高中的朋友們，提前幾個月就開始計劃蒙托克角之行。雖說我們都是高中生，但我感覺自己不是一個真正的青少年，因為青少年應該是朝氣蓬勃的，而我隻有死氣沉沉，無論別人說什麽我都隻是輕聲附和。朋友們說話時，我腦中總會響起一個奇怪的聲音，有點像鈴聲或高頻的嗡嗡聲，而朋友們似乎變得很遙遠，就像一些我可以用手移動的玩具。
那個周末，我打算自殺。等朋友們都走後，我會在身上綁上沉重的石塊，義無反顧地走向大海，直到海水漫過我的頭頂，將我淹死。但我還沒有想好什麽時候去做。
也許是因為我真的不喜歡遊泳，也許我還在琢磨一些實施計劃的細節，過了很長時間，我才把泳衣換好。當我終於打開紗門，薩拉、芙蘭，以及其他人早已不見蹤影。我一腳踏進了陽光裏。
我緊緊地抓著浴巾，低頭看著腳一步步踩進溫暖的沙子裏，將一串串深深的腳印留在身後。忽然傳來一陣嘈雜聲，我抬起頭，向聲源處望去，一群人正圍著一輛褐色的雪佛蘭，之前它並沒停在那裏。那好像是我父母的車。啊哦，我想。
我加快了腳步。一時間，閃閃發亮的沙子，嘩嘩的海浪聲，與腦中的嗡嗡聲摻雜在一起，讓我感覺自己輕飄飄的，像是被巨大的熱氣球送到了空中，感覺好像飛了起來。我搖搖頭讓自己回到現實，步子邁得更快了。沒多久我就發現自己站在了那輛車旁，緊挨著薩拉。她站在那兒，跟我父母麵對麵地站著。啊哦。
“真的沒什麽好擔心的。”薩拉跟他們說。她在維護我—她的確是我最好的朋友—但她看上去比她說得更擔心。他們都跟她說了什麽？
薩拉轉向我。“你爸媽覺得你在這裏不安全。”她用抱歉的語氣說，“他們想讓你離開，立刻。”芙蘭低頭看著自己的腳。艾米麗和施特菲決定繼續去遊泳。薩拉向後退了幾步。現在隻有我獨自一人麵對著我的父母。我，這個被通緝的罪犯，終於要被抓捕歸案了—就差當著朋友的麵給我銬上手銬了。
這個場景透著一股怪異，令我感覺似乎是在做夢。
車子從長島的盡頭離開，開始了漫漫的返程之路。父親開著車，母親陰鬱地坐在他旁邊。無盡的沉默。隻有每當從煙盒裏抽出一支又一支香煙時，才會偶爾傳出玻璃紙和打火機的響聲。隨著每一次呼吸將煙霧連同這可怕又由衷的歎息，長長地吐出，淹沒了整個車廂。
我靜靜地蜷縮在後座上，心裏自責著：如果你動作快點，就不會走到這一步了！我努力集中精神，試圖重塑現實，期望老天能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想象著一幅畫麵：我走進了海裏，被淹死了，電台發布了我的死訊。而現在，這一切都成了泡影。
計劃的失敗令我難以接受，我的靈魂仿佛從現實中抽離出來，進入了另一個平行空間。車裏和車外的一切似乎都變得異常渺小，而我就坐在最遠的包廂裏，觀看著這出人間戲劇。慢慢地，紛雜的顏色消失了，時間也靜止了。
“入院。”父親嘴裏叼著煙，對著門衛室吐出這兩個字。一條正式到不能再正式的車道，從門衛室通往深深的某處。入院，聽到這個詞我不禁打了個冷戰。父親灰著一張臉，嘴裏銜著香煙，聽上去像個行將伏法的黑幫老大，我究竟做了什麽？
車慢慢沿著山道往上爬行，幾座建築零星地分布在一大片莊園之上。最終，車停在了一座大得令人喘不過氣的精神病院門前。這裏離我家住的市中心不遠，以前我經常能遠遠地看見這些建築。高而冰冷的鐵柵欄將整片區域牢牢圍住，正常人是進不去的。我不屬於這裏。
“我發誓我不是認真的。”我絕望地懇求著坐在我身旁的父母，但他們隻是看著對麵的醫生。寬敞明亮的辦公室裏，醫生坐在辦公桌後麵，跟我父母談著入院的事情。“求你們！不要把我留在這裏！”我即將滑向宇宙的無底深淵，而我的父母是我與地球連接的唯一繩索。他們如果撇下我離開，我就完了。
三個人盯著我。無動於衷。
“求求您，求求您，求求您，求您帶我回家吧。”我伸出雙手，苦苦哀求著母親。
她表情僵硬，雙唇緊閉，努力不讓自己發出任何反對聲。以前她總能用她那雙深色的眼睛，帶著懇求的眼神說服我，不要違背父母—實際上就是我父親—的意願。她垂下的肩膀，她的歎息和絕望的神情都在提醒我，如果我不聽從父親的安排，就會給她造成最大程度的傷害。從幼時起，我就常常有這樣的恐懼：如果我不聽話或惹太多麻煩，就可能會傷害甚至殺死她。此時，她的眼睛裏失去了最後一絲神采，仿佛死去了一般，她的聲音裏沒有任何喜怒哀樂。
“醫生讓你留在這兒。”她說，把臉別過去，“我們必須做正確的事情。”我停止了懇求，看著他們。
身材瘦小，長著一張娃娃臉的父親不停地抽著煙。他說話輕聲細語—這不是他平時的風格。他並沒有表示異議，而是順從醫生對我命運的決定。但從他反常的輕柔的聲音和不安的手勢上，我能看出，他也很害怕。
“爸爸，求您了，我真的不是那個意思。”我努力做最後一次嚐試。他隻是低頭看著自己的手。我意識到，沒有人會來維護我，替我說句話。巨大的恐慌不可抑製地從胸膛蔓延開來，湧向我的喉嚨，從喉嚨裏咆哮而出。
那個男醫生性格專橫，瘦骨嶙峋，長著一頭卷曲的紅棕色頭發和一張瘦長的猴臉，他身體前傾表達著他的看法。他警告我的父母，說我可能會自殺，所以不應該把我帶回家去，隻有他們醫院的醫生才有辦法對我進行治療。我的父母像是癱瘓了一般一語不發，沒有表示異議。
然後我看到了使我留在這裏的證據：我曾在日記裏寫下要淹死自己的計劃，被我母親看到了。如今我的秘密正攥在醫生那雙幹巴、僵硬的大手裏。他把日記打開，看了幾頁，手指在一些句子上劃過。他時不時挑出一些詞語，大聲念出來—“危險的……壞的……肮髒的……”—曾經屬於我的東西，如今卻從他嘴裏吐出來，這是玷汙！然後他翻到最後一頁，念出我計劃死亡的那部分。我的耳朵裏嗡嗡作響，再也聽不到他說的任何東西。
“這真是個天大的誤會。”我聽到自己在解釋，“我沒病，不需要待在精神病院。”
但他們誰都不聽我的。我父母簽了必要的文書，然後離開了。
紐約醫院，韋斯特切斯特分部 入院記錄 1960年5月30日
佩雷斯小姐在其父母的陪伴下，於今日從白原市家中到此入院。在住院部的接待室，她表現得很配合，但非常害羞和害怕。她不認為自己需要入院治療，但仍然很配合地辦理好了入院手續，並安靜地跟隨監管人員去了住院部大廳。
——瑞恩醫生
在一間宿舍模樣的房間裏，我躺在**，身體不住地顫抖。他們犯了一個天大的錯誤，我沒有精神病。我是想死，因為我是個壞人，但那跟這完全是不同的兩回事。我也解釋不清是如何知道的，但我就是確定這兩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我注意到還有其他五個女孩睡在周圍幾張**。我毫無睡意。我當時唯一的念頭就是：整個經曆也許是一場夢。而萬一這不是夢，那我必須保持清醒，因為如果我睡著了，這場噩夢也許就成了真的。那感覺就像世界上的一切都被顛倒了，而我手中則握著令它恢複正常的鑰匙。我一刻也不能放鬆警惕。
當爸爸對我說再見時，他幾乎要哭了，而母親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父母臨走時是如此悲傷，這令我感到十分驚訝。然而，我越是努力想弄清楚要如何消除這種傷害，就越難以清晰地思考。我像一艘被困在北極冰麵上的船，周圍都是冰，我的思緒完全被凍結。冰冷徹骨的恐懼在胸口不斷膨脹，刺進我的五髒六腑。我已經對他們造成了無法言喻的傷害，唯有死亡才是我的歸宿。
幾周後，我變成了一個低電量模式的機器人。由於藥物的作用，以及我對一切的不真實感，讓我覺得自己像一個電量耗光的人形機器。
不過至少我還是知道了醫院每天的例行公事，也知道了大部分護士和病人的名字。我也知道了他們說以下縮寫時的意思：OT（職業治療），CO（持續觀察），PT（健身時間），meds（上午、中午或晚上的特定時間分發的藥物），EST（電休克治療）。但我仍然堅決認為我不應該被關在精神病院。
盡管仍堅持著自己的想法，我還是表現得很有禮貌，讓我做什麽我就照做。跟護士長亞當斯夫人爭論是徒勞的，她早就製定好了這裏的規則：熄燈後不許講話，如果她認為你需要更多的社交互動，你就不能留在自己房間裏。她的小助理湯普森小姐，則更有同情心，也更活潑有趣。她喜歡玩大富翁和飛行棋遊戲，還給我們講她男朋友和她那三隻貓的冒險故事。我對玩遊戲沒什麽興趣，如果護士或其他病人來邀請我參加遊戲，我也會說“好的”，然後假裝馬上就來的樣子，但是隨後我就會找借口說要在房間裏找件毛衣，以此拖延時間；或者我會花很長時間去衛生間，然後回來的路上故意左顧右盼。幸運的話，等我回來時，他們就已經開始玩了。
在這個樓層，大多數人與其他兩三個人共住一個房間。我是新來的，所以還跟其他五個人一起住在一間大病房。病房的床腳上統一圍著床裙，上麵是紅色和粉色、帶著大葉子的牡丹圖案；**鋪了配套的床罩。關著的大窗戶上裝飾著粉白色的窗簾。每個人都有一個梳妝台和小床頭櫃。牆上貼的花牆紙讓人感到家一般的溫馨，直到你想起你是被迫來到這裏的。
從一開始，電休克治療及其伴隨而來的恐懼便主宰了我的生活。每逢周一、三、五，就會有一名護士早早把我叫醒，先給我注射一支鎮靜劑，並且不準我吃早飯。到了下午，我隻能茫然地坐著，努力不讓自己在接下來的治療中，頭痛和胃痛加劇。這意味著我很少能參加其他活動—偶爾在不用接受電休克治療時，可以選擇去健身房；有時我也會參加一下職業治療：在那裏，會讓我們製作茶壺座，可能就是我在小學二年級做的那種；我還會去參加女童子軍，編織那種彩色繩子，然後係在方形金屬圈上，如果做得好，就會贏得一枚手工徽章。
接受電休克治療就像是一次又一次地麵對死亡，那不僅是因為醫生將電流通入我的大腦時會導致嚴重的抽搐—如果他操作失誤，我可能會有生命危險，更是因為它嚴重幹擾了我的記憶。每次醒來，我都會感到驚慌失措，我不知道自己是誰，整個世界一片空白。每一次由電擊引起的抽搐都仿佛是在將我切成一塊塊的碎片，我必須從頭開始想，要如何將這些碎片拚在一起，而是否能將它們重新拚回去，誰也無法保證。
因為我每天都會忘記很多事情，所以我很難了解其他病人，跟學校裏的朋友也失去了聯係。我對自己說，隻要我見不到他們，也就不會想念那些和朋友在一起的日子。我努力讓自己不在乎這些，但我真的太孤獨了。我總是感到一種莫名的心痛。很快，我接受的電休克治療越來越多，到後來，入院之前的生活我基本都不記得了。
“哦，電休克療法的確會影響短期記憶。”有次我跟精神病醫生瑞恩抱怨失憶這個問題時他這樣說道，“但長期記憶應該是不會受影響的。”為了證明他說得對，他拿出一本厚厚的醫學書，指著其中一段給我看，“看到了嗎？”
是啊，我想，如果你已經活到能寫出一本書或按下電擊開關的年紀，也許五年或十年對你來說就算是“短期”了。但對一個像我一樣的少年來說，這個“短期”就已經是我的一輩子了。
到了晚上，看護人員會來查房，推開門，拿手電筒往**照，檢查誰睡了，誰沒睡。我向來睡眠不好，而當我睡著時，我又總會做噩夢。盡管如此，被發現沒有睡著的時候，我還是感到羞愧，因為我一直努力做個聽話的病人，卻因為無法入睡而被指責表現不好。但噩夢會讓我尖叫，我自己很清楚，因為尖叫時，我會把自己都吵醒，或聽到室友的抱怨。這種事情發生後，通常會招來護士的一頓訓斥。老實說，在這些訓斥中，我沒有聽到任何表示關切的話語或是出於同情的安慰。
不久，我掌握了緩慢而平穩的呼吸方式，讓護士在查房時以為我已經睡著了。瑞恩醫生堅持說，沒人因我的失眠和噩夢而責怪我。但我不相信他。
多年來，我都被一個想法深深地困擾著：我是個卑鄙的罪人。我曾努力想成為一名優秀的天主教徒，並且每周都去教堂。但是，無論我做多少次禱告，為自己不好的想法做多少次懺悔，無論我多麽努力地做一個善良的人，都無法動搖自己邪惡透頂、不該被原諒的想法。我的使命就是讓自己從這個世界上消失。
前一年冬天，我吞下了半瓶阿司匹林，但什麽事也沒有。去海邊淹死自己，是我實現目標的又一次嚐試，然而計劃失敗了，我被迫入院，但我知道這是個錯誤。我不是有病，我隻是內心很壞，這兩者是有區別的，但瑞恩醫生似乎無法理解這種區別。
雖然我每周都跟他有好幾次麵談，但我沒什麽可說的。我很少有什麽想法，如果有，我認為他也不願意聽。
“你跟同齡的病人有過什麽交流嗎？”他會問。
“沒有。”我回答，“我不知道該跟他們說什麽。”
“你在家時跟父母是如何相處的？你是如何跟你的弟弟們相處的？你的朋友平時都愛玩什麽？”
“我們相處得挺好，都挺好。”我會說。
我很想誠實地回答瑞恩醫生，但對於他提出的那些乏味問題，我實在提不起興趣。很多時候，我就盯著他桌子上的植物，想著他多久會給它澆一次水，是自己澆還是讓用人澆之類的事。他說話時，我經常走神。當他一定要我說出對我來說什麽東西最重要時，我總想說出自己的感覺：跟消除邪惡 —也就是我—相比，我的朋友和弟弟怎樣打發時間這樣的事一點都不重要。但又苦苦找不到方法。於是我不斷重複同樣的解釋，這顯然使他非常惱火。
這具軀體從裏到外，包括所有的器官、皮膚上的每一根汗毛，都讓我感到肮髒和惡心。我說不清為什麽會有這種感覺，也舉不出具體的事例，但我就是知道，我能感覺到。我非常肯定：我就是一個行走的罪惡本身。
紐約醫院，韋斯特切斯特分部 診療記錄，續 1960年7月31日
該患者整個月都在接受電休克治療，至本月底總共接受了18次治療……但她仍然進行大量的自我貶低，並隱隱有一種執拗的怨恨，這正是她這種疾病的特征……因此，她在說起自己時不斷提到“人渣”這個詞，但對於為什麽認為自己是“人渣”，她又堅決不予解釋。
……看來這名患者需要接受完整的25次電休克治療。我認為全部都做完後她的狀況一定會改善。
——瑞恩醫生
入院前的幾個月裏，表麵上的我與那個內心恐懼、日益自我厭惡的我之間，已經產生了一條越來越深的鴻溝。在高中，也就是僅僅在我被送進醫院的幾個月前，我還是榮譽班裏幾乎門門都得A的優等生。我身邊的朋友都是學校裏最聰明、最優秀的學生。我跟他們一起製作了年鑒，一年前還一起創辦了我們的文學雜誌《呐喊》。
我被歸到聰明學生那一類，並日漸感到自己被疏遠。我討厭參加任何所謂的特別活動，因為每次我都必須努力說服自己，我們與那些凡俗之輩—那些特別受歡迎、注重穿著打扮的學生—截然不同。但實際上那些受歡迎的孩子才是主流，他們有其他的重要事項：體育運動、約會、派對、搖滾樂。而我的朋友和我則蔑視任何典型或主流的東西（即普通的東西），我們告訴自己，我們是與眾不同的（即優越感，雖然我當時強烈地抵觸這種想法）。我們拒絕約會，而用“聚會”取而代之。我們聽織工樂隊和皮特·西格的音樂，並用吉他演奏我們自己寫的抗議歌曲。
我還是一名出色的演員，雖然平日裏我害羞得要命，並質疑自己存在的價值，但我卻十分擅長扮演其他人，尤其是有劇本的話就更好了。平時的我耷拉著肩膀，字寫得小小的，說話聲音幾乎聽不見，甚至都不再用“我”這個字。而一到了舞台上，我的聲音就變得洪亮而有力，整個人神采奕奕。從初中開始，我每年都參加學校的演出，並且隨著演出經驗的增加，開始不斷地挑戰難度更高的角色。住院兩個月前，我參演了一部戲劇—阿瑟·米勒寫的《薩勒姆的女巫》，我扮演貝蒂·帕裏斯，一個被卷入社會動亂的10歲女孩。我因真實又富有戲劇性的表演而備受稱讚，但隨著一周又一周的排練和演出的進行，我越來越相信自己變成了一個被魔鬼控製的女孩。我開始慢慢分不清貝蒂的生活和我自己的生活，而最終，我被這個隱隱的念頭占據了。
我知道，即使是我最好的朋友薩拉和蘇，也無法理解我日益增長的焦慮和一心求死的想法。我已經試探過她們了。
“有個女孩覺得自己罪大惡極，並因此隻想自殺，你會怎麽想？”一天下午，我這樣問薩拉。
“我覺得，她應該多看看自己有多優秀，然後找點更好的事情來做。”她用平時那種篤定、大姐姐式的語氣回答道。
薩拉說得對，我想，是我的想法太幼稚了。
幾十年後，薩拉告訴我，其實我的朋友們已經注意到了我的變化：越來越自閉，心情低落，沒有存在感。但那時他們把我的這些表現看成一種浪漫式的多愁善感，就像維多利亞時代小說裏的人物一樣。“你有種神秘、空靈的氣質，”她說，“所以我們當時並不感到擔憂，有些人甚至還因此有點嫉妒你。”
治療期間，瑞恩醫生經常強調我應該多參加社交活動，但我通常都不理會他的建議。有時我會看書，但更多的時候我隻是靜坐在那裏冥想。漸漸地，我的意識、知覺變得越來越模糊、遲鈍。那個曾經擔心這個世界沒有足夠的書供她閱讀的女孩，如今對自身以外的所有東西都失去了興趣。眼睛盯著莎士比亞作品裏的文字，卻一個字也看不進去。除了盼望電休克治療快點結束外，腦子裏就隻想著一件事—死。
過了三個月，威爾遜醫生接替瑞恩醫生成了我的精神病醫生，他更年輕、帥氣、有活力，也更有同情心。他甚至還為電休克治療帶來的那些副作用—惡心和失憶—表示了歉意。我喜歡這個醫生，他似乎也挺喜歡我。
我的思維變得清晰起來，說話也流暢多了。我也不再總是感到厭惡自己，生活又重新擁有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