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為了今天

1990年春

我已經和亨利·曼一起工作了9年。我在業界贏得了自己的專業聲譽，並負責督導機構裏經驗不足的臨床醫生。我認為我已經具備了獨立開診所的能力。除了我自身取得的一些成就外，我用母親留給我的遺產—她生前成功理財投資的錢，成立了一個工作室。我的督導丹·米勒很支持我。我的前心理醫生海瑟·桑德斯同意在我拿到行醫執照前，做我的醫療合夥人。在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兩個人支持下，我離開了曼醫生的團隊，開始獨立執業。當然，這裏也有我母親的投資，我把這看成母親在保佑我。

一年後，在康涅狄格州心理許可委員會上，我的律師成功為我做了辯護，申明我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接受培訓之後，就已經具備了取得執照的資格。取得馬薩諸塞州的行醫執照七年後，我通過了康涅狄格州的考試。

為了能彌補自己的盲區，並盡可能多地從臨床實踐大師那裏學習，接下來的7年裏，我繼續與丹麵談，尋求他的指導，直到他去世。那時候，他已經成為我的導師，也是我的朋友和知己。他把我和比爾看作他的家人。

1993年秋

“我想，你一定是東歐猶太左派知識分子家庭的女兒。我猜你在紐約長大，但我不知道為什麽你對蒙大拿那麽了解。”

一個波浪頭的高個女人坐在我旁邊，一副十拿九穩的樣子。聽起來，她對自己的猜測很滿意。我其實很想告訴她，我實際生長在一個偏遠的郊區，和她猜測的可不一樣。但我又好奇，她說的跟我曾經向往的相差不遠。我停頓了一下，思索著該怎樣回她。

“你為什麽會想到東歐猶太左派知識分子呢？”

她想了一下。“因為那是我向往的，”她說，“但這改變不了現實。我真羨慕你。我真想也生在你那樣的家庭。”

我很同情她。我想，你永遠不會相信，我早就這麽想了。

“我對你很重要，這是肯定的。”我說著，用手撫過頭發。我在想該怎樣委婉地告訴她，她說的其實不對，“但是你對我的描述，包括關於我的父母、我住的地方、我的文化，沒有任何事實根據。你為什麽會那樣想呢？”

她盯著自己的手看了一會兒，然後抬起了頭。“我想相信你真的能理解什麽是痛苦，”她說，“但你是如此冷靜鎮定。顯然，你生活得很好，還有一對好父母，他們一定很能理解痛苦的滋味。我想要那樣的理解。我想知道我的痛苦能被接納和理解。”

大約半小時後，診所即將關門。我沒有感到心煩意亂，我高興地想。這次麵談讓我很激動。丹把我教得很好。我的病人，在我的幫助下，終於能通過聯想，從我聯想到她二十多年前的第一位治療師，進而聯想到她的家人、被迫害的恐懼和可怕的秘密。

我通過天窗望著天空，想起了我在紐約的那些“猶太知識分子”。從血緣上講，他們不是我的家人，但他們一直是我的老師和我精神上的父母：他們是我以前的治療師和丹。

如果她知道我是怎麽長大的，她會怎麽想呢？

一直以來，我飽受噩夢的困擾。我時常夢見自己被錯誤地關進精神病院，無論我怎麽解釋，管理人員都不肯放我出去。在夢裏，我有時感到很害怕，怕夢是真的；有時又很不安，擔心在那裏被認識的人看到。有時候我還夢到自己作為心理學家去參加會議，卻被誤認為是精神病人，而無法離開那裏。從夢裏醒來，我總是精疲力竭。

母親去世後不久，我做了一個噩夢。那個夢從一個完美的夏日開始，我和母親站在一個大花園裏熱烈地聊著天，她穿著一件紅色的綢緞晚禮服—很像父親去世後，她送給我的一件伴娘禮服，傑西卡5歲時，我穿著它參加過一次蘇格蘭舞會。夢裏的她看起來還年輕，大概45歲的樣子，但像去世前那樣瘦。

突然，母親倒在地上。原本充滿歡樂的花園變成了灰暗的精神病院。當兩名護工把母親扶起來時，她開始胡言亂語。我知道這說明母親已經成了精神病人。令我驚恐的是，伴隨著她的胡言亂語，生命也隨之從她身上消失，她的頭垂到一邊，眼睛往上翻。然後，她不斷地萎縮，直到皮包骨頭地蜷縮在地上。我跪在她瘦骨嶙峋的身旁，把臉放在她冰冷的手上。

雖然我心裏渴望能這樣陪著她，但我知道自己的處境也很危險。矛盾撕裂著我。我不忍離開她，但我必須逃離這裏。我站起身，正準備離開，護工們衝過來抓住了我的胳膊。晚了。他們錯把我當成了母親，他們會把我永遠關起來。

成年以來，我總是反複做噩夢。夢是如此真實，以至於我以為自己是醒著的。在“清醒夢”裏（我這樣叫它），我會從睡夢中驚醒，發現身邊躺著一個陌生的男人。他不是比爾。我驚恐萬分地蜷縮著身體，感到一種深深的厭惡。有時我從**跳下來想要逃走；有時，我直挺挺地躺在那兒，噩夢的巨大恐懼讓我動彈不得。我趕緊對自己說：**的那個人是我丈夫，他本就應該在那裏。但是我依然恐懼。

在接受赫勒醫生和桑德斯醫生的治療時，我沒有向他們提起這些噩夢。除了希望避免過分情緒化，我還無法解釋為什麽。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一樣，我把這些噩夢歸咎於我早期在醫院的經曆，而沒有做進一步的思考。

到讀研究生時，心理治療對我來說已經成為一種宗教般的存在。結婚前，我就摒棄了天主教。我質疑上帝的存在，我憤怒地抵製任何試圖把我拉進某種信仰的人。跟我一樣，比爾也不信奉任何宗教。作為夫妻和家人，撫育我們的孩子，跳蘇格蘭鄉村舞蹈，參加合唱團，從花園裏采摘蔬菜和鮮花，去航行時接受風、水和天空的洗禮，所有這些都滋潤著我們的靈魂。在很多年裏，擁有這些，就已經足夠了。

在我和比爾結婚的第18個年頭裏，我們第一次參加了紐黑文教友派。當時傑西卡為了重獲內心的平靜，希望能再參加一次去年夏天參加過的貴格會。貴格會的官方稱呼為“教友派”，它沒有正式的信條，而是秉承上帝在每個人心中的思想而延伸出的一係列教義。在這裏，即使上帝的概念也是開放的，善良、光明、聖靈、上帝隻是特定的詞語，用來識別那些無法理解的東西。尊重所有生命是這個團體的核心。禮拜會是大家聚集在一起，尋找內心與此刻的聯結。大家靜靜地坐在一起，除非有人想要發言。我喜歡跟和我一樣在尋求答案的人坐在一起，喜歡貴格會所重視的正直與和平，而我最喜歡的，是他們的包容。和他們在一起，我可以安心做自己。

麵對生活中的艱難困頓，在靈光閃現的瞬間探尋世界的真相，對我來說，這才是行之有效的辦法。我無法找到自己的上帝，但我在這個探尋者的團體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1996年冬

會議室窗外的樹木，在冬末的天空中泛著銀色的光芒，它們如此純潔而美麗，恰似靈光的體現。房間裏，有三四十人正聚集在一起做禮拜，他們的靜默將我包裹在甜美、充滿希望的舒適感中，就像在山頂或夏日的池塘邊，感受著黎明前的靜謐，整個世界完美地呈現在眼底。

我一動不動地坐在那兒，聆聽這個世界之外的聲音。拋開所有的意識活動—我無法完全掌握的技巧—為其他意識留出空間。有時忽然間我會冒出新的想法，新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解決問題的新方法。

在貴格會議室中的靜默裏，一滴淚從我的臉龐滑落。靜默又是一種特別的力量，它擁有生命，隨著淚水的滾動，它也滾動著，悄無聲息，但卻影響著我。角落裏的家屬區，偶爾傳來小孩坐立不安和外套沙沙的聲響。她的母親伸手從地上的背包裏拿出一本書遞給她。但即使她們交談也不會打擾到這一刻。令我驚訝的是，小孩子居然能適應這樣安靜的環境。我想，她們也一定感受到了那種平和。

這種平和的氣氛，讓我能夠直麵自己的傷痛。讓傷痛從我心靈深處的海洋，通過淚水緩緩地從我身體裏流出。以前我從沒意識到它們的存在。

貴格會友們說，你永遠不知道上帝的話會在哪裏出現，所以一定要時時留心，並在打破集會的靜默之前用心思考。那時，你從自己內心深處會發現什麽都是無法預測的。

當回到自己的心理治療室時，我感覺自己是個理智、能幹的成年人。

1998年冬

我的辦公椅已經有些年頭了。椅臂上的布料和木頭之間薄薄的一層海綿已經老化碎裂，摸上去凹凸不平。如果手抓得太緊，放開時黃色的海綿屑就會從接縫處掉落。曾經優雅的斜紋綢布麵，也由原來的藍、紅棕、酒紅相間色，基本變成了銀灰色，顯得破爛不堪。我旁邊放著一張更寬、更深、更柔軟的椅子，椅臂頂端和座位邊緣也已經褪色，有點發灰變白，就像我的頭發一樣。

我感覺左手一陣疼痛。原來是看對麵沙發上的女人太專注，以至於過了很久才意識到抓著椅臂的手太用力。我把手放到腿上，強迫自己深呼吸，讓空氣進入我的四肢百骸，從胸部和手臂到手腕，然後再到指尖一點點放鬆下來。我想象丹·米勒、斯坦利·赫勒和海瑟·桑德斯是我的一部分：讓自己堅強起來。我有些膽怯，並且希望自己能不帶任何先入為主的觀念，來傾聽她說的話。

蘇珊娜高挑又漂亮，讓我想起了格蕾絲·凱莉，隻是她太瘦。45歲、事業有成的蘇珊娜來尋求幫助是因為，“我害怕自己會發瘋。”盡管受到很多人的崇拜和追捧，但工作上的巨大壓力加上她的個人狀況，使她無法再應對日常工作。蘇珊娜對奧施康定有依賴。“沒有它我會死。”她解釋說。治療剛開始時，她並沒有告訴我這一點。

不久，我就發現蘇珊娜有多麽絕望，也許因為她的極力隱藏。“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需要看心理醫生。”我們第一次麵談時，她這樣承認道，“我是一個非常獨立的人。我覺得自己能管好自己。”

但煞白、消瘦的臉頰和灰暗無神的雙眼出賣了她。強顏歡笑的話語聽上去無比空洞。她輕描淡寫地說著自己的事，仿佛是在談論天氣：“我男朋友告訴我，我常在睡夢中尖叫，把他吵醒……工作上他們都很器重我，但如果再犯一個錯誤，我就得出局了。”下午可能會有陣雨，可能會打雷。她轉過頭，望向窗外，手指穿過打理得很漂亮的金發。“我不是真的在意這些。”她補充說，“我也可以休息一下，問題是那樣要背負大堆的債務還沒有錢還。我成功了，但我又把它搞砸了。”部分地區可能會有強風和冰雹。

聽她講完，我知道，我們接下來的治療將需要數次麵談才能最大限度地幫助蘇珊娜挽救她的工作（她經營著市裏的一家老年診所），甚至是她的生活。我為她擔憂。

丹曾經教導我們，將每一場與患者的麵談都視為一次獨特的經曆，並關注過程中的每一刻。我從來沒有爬過山，也沒有坐過飛機，但我知道要達到山頂（治療的目的），要一步一步來，而每一步又可以從幾個層麵同時入手。蘇珊娜的治療持續了大約一個月後，有了一步進展。

我柔和而緩慢地說：“你身上有很多矛盾。你有一個有虐待傾向的父親，一個拋棄了你和弟弟的自私母親，一個愛你的祖母。你所處的環境迫使你必須照顧自己和弟弟。你現在仍然在照顧著別人，”我停頓了一下，“但誰來照顧你？”

她的眼裏充滿了淚水，但仍然倔強地說：“我自己照顧自己。”

“你吃的那些藥，”我盡可能溫和地繼續說道，“也是在重複你早期的困境：你依賴它們，但它們並不會保護你，反而會奪走你的生命。”

接下來漫長的沉默中，蘇珊娜又轉頭望著窗外，我隻能看到她麵部的輪廓。然後，她轉過來看著我，我們之間有了第一次的眼神接觸。“你能幫助我嗎？”她急切地說。她懇求地望著我，然後低頭盯著她雙膝上緊握的雙手，“我不能去康複中心。如果有人發現這件事，我會丟掉工作的。”

回答之前，我先停頓了一下。

“最難的部分不僅僅是戒除藥癮。”我慢慢地說，讓所說的話滲入她的大腦，“你從來沒有信任過別人，而治療恰恰要求你信任我。你承受著精神上的巨大痛苦，而你努力想要自己解決。治療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會很辛苦。”

“我開過工廠；我創立過好幾家公司，後來賣了很多錢；我管理過很大的部門；我有商業和醫學雙學位。任何事隻要我想去做，我都能做到。我也從來不需要別人的幫助。但我無法入睡，我的工作折磨著我；我和男朋友的關係很糟糕。我已經一無所有了。”蘇珊娜把頭埋進雙手。

看著她，我似乎看到一個絕望的孩子，孤苦伶仃。也許那是我自己？我很想哭，但我控製住了自己。我定了定神，想象著人生的畫卷在眼前慢慢展開，這是一個有機的過程，中間會有種種變化的可能。給她空間，讓她找到自己的路，我想。我等待著。

蘇珊娜抬起頭，她直視著我，眼神明亮，聲音平靜而堅定：“如果你願意，我願意做出承諾。”

“我們的治療很有挑戰性。”我說，希望她能聽我強調的“我們”，“戒除藥癮，我們還需要進行其他的藥物輔助治療。但如果你已經準備好了，那麽我也就準備好了。”

漸漸地，緊張的氣氛緩和了下來。過了好一會兒，蘇珊娜笑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注意到我的手緊緊地抓著椅臂。當我鬆開手時，黃色粉末撒在地板上。

“我想，今天我們就到這兒吧。”說著，我拿過預約簿，“我們下周一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