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正確的抉擇

1986年秋

藝術節還沒結束時，母親被診斷出患有食管癌，在此之前，她一直持續腹痛。醫生建議立刻進行放射治療。一朵剛剛盛放的花兒枯萎了，她的花瓣紛紛凋落，幾周前那個自信的女士已不見蹤影。這個瘦小枯槁的母親，幾乎說不出完整的話，仿佛變成了那個極其羞怯的我的誇張版。

那時，我在亨利·曼的工作室已經工作了五年。傑西卡快11歲，詹姆斯快8歲了，他們從附近的小學轉到紐黑文的一所小學上學。時間允許的話，我會開車到白原市送母親去做放射治療或去見她的腫瘤醫生—這個傲慢、暴躁的男人讓一位患有多種癌症的朋友活了十年。雖然統計數據顯示她的生存概率低於25%，但在做完放療後，她又選擇進行化療。我和比爾開車送她到醫院進行化療，在那裏她通常一待就是幾天。我上班、孩子們上學時，比爾會去看她。母親很喜歡比爾，他也很敬愛她。比爾認為，她是他見過的最好的母親。比爾對母親的照顧，令我和母親都感到非常欣慰。

隨著時間的推移，盡管一直做著可怕的化療，但癌細胞仍然在擴散。我感到絕望，不知道如何是好。一方麵，曼醫生說，我不能總是這樣經常離開工作崗位；另一方麵，我又想多陪陪孩子。另外，還有需要照顧的母親。母親的朋友寫信告訴我，母親需要我，可是她從來沒有要求我去看她。“我應付得來。你不必……孩子們需要你。你兩周前來過了。”

我不知道怎樣才能簡單明了地讓她明白，告訴我“她需要我的幫助”有多麽重要。我需要掙錢養家；我必須對患者負責；我希望自己能多待在家裏；我害怕給比爾帶來負擔，如果我離家太久，讓他自己帶孩子……所有這些內心的鬥爭都是為了在母親需要我的時候能夠幫助她。

我們眼睜睜地看著本就嬌小的母親變得更加瘦小。對我和比爾來說，醫院總讓我們有一種莫名的恐懼。在隱隱的擔憂和悲痛中，我們經常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吵架。

母親是在一個周一的清晨去世的，癌症確診後，她堅持了差一周就滿一年的時間。臨終前，她的體重隻有64磅，需要通過氧氣瓶才能呼吸。去世前，我們一起度過了周五和周六。好幾個小時，我們隻是靜靜地坐著，脆弱的母親輕輕趴在我的膝頭。就像陪詹妮姨媽走過最後的時光一樣，我們都很平靜。在那寶貴的時刻，我們早期的情感分離已經不重要了，因為我們的心連在一起。

1987年7月

在一座大而陰暗的偽現代教堂裏，我坐下來打量著周圍。我的兩個弟弟裏奇和泰勒、裏奇的妻子芭比、我的侄子侄女們都到場了，比爾和孩子們坐在我身邊。母親生前的朋友們，像散落的麵包屑一樣零星地坐在教堂裏的各個角落，他們有些比較年輕，但大多數都比較年長。他們人數不多，使陰沉的教堂顯得更加空曠。在生命的最後一年，母親已經退出了她的社交圈。一些最忠誠、最善解人意的朋友曾堅持打電話問候她，但她覺得如果她一旦忍不住跟他們抱怨，他們不會一直容忍她。所以在遭受痛苦時，她選擇跟朋友們保持距離。漸漸地，她退出了她的圈子，癌症吞噬了她的身體和精神。

雖然我為母親的去世感到悲痛，但我知道這對她來說是最好的解脫。她想和父親在一起，那是她最懇切的願望。我心痛是為我自己，為我自己荒涼的靈魂。在她去世前的幾個月裏，我和母親在一起的時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我們終於有了情感的聯結。然而，我卻沒能做一個好女兒—沒有給予她應有的關注，她理應得到的關注。我悲痛，為我年少時的歲月，那時的我感覺自己不受歡迎又孤獨。

我為什麽沒有眼淚？我在不舒服的座位上調整一下坐姿。我希望那一刻我能更難過些；希望自己的失落感更多一些。

我想到了父親。他的過世也是一種幸福，令他從痛苦和殘缺的身體中解脫。我同情他所遭受的痛苦，但我不為他的過世感到悲傷。甚至在八年後，我仍然什麽感覺都沒有—沒有憤怒、沒有遺憾、沒有悲傷，什麽都沒有。.

提示聖餐儀式開始的鈴聲打斷了我的思緒。我弟弟裏奇一家向祭壇走去。裏奇和芭比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們的孩子都知道聖餐儀式。

我站起來，又坐下，又站起來。傑西卡和詹姆斯困惑地盯著我。“來吧。”我對他們說。為了表示對母親的尊敬，我把孩子們帶到聖餐台接受聖餐。走到半路，我又改了主意，但這時再轉身回去已經晚了。孩子們一臉茫然，他們不知道接下來該做什麽，所以我隻得帶著他們往前走。我向他們演示，如何張大嘴巴接住牧師放在舌頭上的聖餅。他們跟著我回到座位上時，比爾滿臉疑惑地看著我。我希望他別生氣，或者讓我稍後再解釋。但他沒有生氣，也沒有讓我解釋。

我繼續思考自己人際關係的特點。在與父母的關係中，一些重要的東西丟失了。那是他們造成的嗎？還是我造成的？

光線昏暗的教堂裏，牧師絮叨地說著，孩子們無聊地晃著。不知道父母在我出生之前過著怎樣的生活，他們各自是否有過其他的傷痛？他們是將傷痛向對方隱藏起來還是會彼此分享？作為孩子，我隻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裏，對我周圍發生的一切毫不懷疑。即使長大成人，我對他們也幾乎沒有什麽好奇心。為什麽我沒有更多地了解母親？

也許是因為她不想讓你了解？父母告誡你，問問題是很粗魯的行為，

我心理學家的一麵表達了她的觀點。我對傑西卡笑了笑，她正在向弟弟示範如何安靜地玩拍手遊戲。我用口型跟她說“謝謝”，彎腰拍拍他們的背。葬禮快要結束了。

父親去世後，我的焦慮明顯減少了。現在她也走了，我會怎樣？現在還很難說。

幾個月來，每天早上，我都會給她打電話，確保她又撐過了一晚。她去世後很長一段時間，我仍然習慣性地去撥她的電話號碼，過一會兒才意識到，她已經不在了。雖然母親拒絕我的安慰，但她仍然感激我每天來確認她是否還醒著—活著。我哀悼我們之間的那種聯結。

成年後，我和弟弟們住在不同的州，彼此相隔很遠。平時我們通過電話保持聯係，但除了參加婚禮和葬禮，我們很少能見麵。如果讓我來說，我覺得我們之間還是很親的，但在母親去世後，我們變得比以前更親近了。我們一起安排葬禮、清理她的公寓、整理她的東西、執行她的遺囑。所有這些，讓我們的小家庭重新團聚起來。我們彼此相親相愛，便是對她最好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