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新的出路
1981年10月
“猜猜誰找到工作啦？”我邊往屋裏跑，邊大聲說道。
傑西卡從樓梯上飛奔下來，弟弟詹姆斯跟在她後麵。“耶，是媽媽！”姐弟倆異口同聲地歡呼道。
比爾從廚房的角落裏轉過頭來，笑著問：“真的嗎？”
“是的！是的！是的！”我像個3歲小孩兒一樣又蹦又跳，“之前說好的，今晚吃麥當勞！快去拿好自己的東西。”
在車上我跟他們說了麵試的經過。“我先參加了兩輪麵試，然後曼醫生讓我參與了一對夫婦的會談和一個家庭治療。事實上我還發言了，所以他今天就開始付我錢了。”
“媽媽，不要往餐廳裏看。”詹姆斯深棕色的眼睛睜得大大的，3歲的小圓臉上滿是認真，“這可是個驚喜。”
傑西卡在廚房和餐廳間來回跑著，不時停下來與她爸爸交頭接耳。
“再過五分鍾就好啦。”比爾對我說，“先別過來啊！”
我回到樓上的臥室，享受這會兒屬於自己的時間。那天是周五，是我工作第一周的最後一天，此時我的大腦還處在無比興奮之中。整整七分鍾後，我走下樓梯。傑西卡來到我麵前，她帶著夏爾巴長老般的自信，拉住我的手，帶我走進餐廳。
餐桌上鋪著藍白相間的亞麻桌布，上麵擺放著我們婚禮時購買的瓷製餐具，家傳的銀燭台上點著白色蠟燭，食物旁邊放著一小堆包裝好的禮物。
“驚喜！”三張熱切的臉龐朝我開心地笑著，我先是驚訝，繼而大笑，然後喜極而泣。
比爾用黃油、大蒜和香菜做了法式蝸牛—我們家“非常特殊的場合”下才會做這種正式的菜。他還買了個蛋糕。
晚餐後，我開始拆禮物。比爾年輕的時候在克利夫蘭當地的一家珠寶店工作過很長時間。在他的幫助下，孩子們親手設計製作銀飾，作為送我的禮物。他們先做出形狀，然後手工敲打出成品。詹姆斯做了一個螺旋狀的戒指，戴在我小手指上正好。傑西卡設計了一個花籃形狀的胸針。比爾送了我一件棉質毛衣，那是幾周前我們一起看圖冊時我看上的。
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一直靠積蓄生活，盡量節省每一分錢。現在，我不僅可以給家裏帶來收入，還終於擁有了我大半生都夢寐以求的一份事業。比爾說，如果我沒時間顧及家裏，他會承擔起各項家務，他會購物、做飯、接送孩子；孩子生病了，他會帶他們去看醫生，並在家裏照顧他們；他還會照料好家裏的植物，付掉該付的賬單，喂好我們的貓咪。
這些事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1981年夏天，大學畢業十年後，我終於完成了論文。原本打算在一兩年內完成的事情，因為兩個孩子的相繼到來，花了我六年時間才完成。事實證明，我無法做到麵麵俱到。即便有個樂於幫忙的另一半，養育小孩仍然占用了我的大部分精力。
我的論文《專業背景、機構和相關臨床醫生的特質對精神疾病診斷的影響》，來自我實習期間的經曆。當時，我們病房由一位精神病醫生主管，他寫過幾本有關自戀的書。我們收治的很多精神疾病患者，被診斷為自戀型人格障礙而被治愈走出醫院。我們為自己高超的醫術而洋洋自得。
我的論文表明，從1975年到1978年，在康涅狄格州南部，主診醫生的個人和專業背景對診斷結果有重要影響。換句話說，不同的診斷臨床醫生在評估同一類型的患者時做出的診斷結果各不相同，並且這些差異似乎與臨床醫生的職業（精神病醫生、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或精神科護士）、工作地點，以及實習地點息息相關。例如，我實習的退伍軍人醫院將患者診斷為自戀型人格障礙；又例如，我青春期所在的精神病醫院對我的診斷等。
這一假設對我很重要，它的內在價值遠超出了它作為醫學和社會學觀察研究的價值。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情感上的需要，把我早期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理解為當時盛行的精神病學的結果：它是我所處時代的產物。我希望證明診斷結果實際上與我自身無關，它就是個錯誤。
接下來的事又一次證明，現實遠比我預想的更複雜。在我參加臨床實習到真正拿到博士學位的六年間，康涅狄格州對心理學執業資格的要求更加嚴格。要成為合法的心理學家，首先必須拿到行醫執照；而拿到執照則必須要有權威認可的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社會心理學博士學位是不夠的。盡管我的大部分課程和所有的臨床培訓都在心理學專業範疇，但我的博士學位是社會學博士。這是無法改變的。
令我沮喪的是，起初我感到很有希望的一些麵試，最終結果卻令人大失所望。幾天後，一位深表歉意的主管以我的學位為由，致電撤銷了機構的錄用通知。我的情緒在歡樂和絕望之間搖擺，像坐過山車一樣。當我興奮時心情也跟著飛揚起來，而當我不知所措和生氣時，心情又跌入穀底。我非常灰心。之後，桑德斯醫生把我推薦給她的一位朋友，一位正在擴大診所業務的兒童心理醫生—亨利·曼醫生。她為我打開了職業的大門，使我以後的職業生涯成為可能。我們一起工作了近9年。而他的合夥人，心理學家丹尼爾·米勒則成了我的導師。
1986年春
我的手表顯示3點鍾了。周二，這表示與安德魯的麵談時間到了。
我的小辦公室位於曼醫生維多利亞式房屋的一側。我從自己的辦公室走下來時，安德魯的母親給了我一個短而局促的微笑。方形下巴和肩墊更凸顯了她棱角分明的臉，就像一塊未完成的雕像。她站在靠近門口的等候區，似乎在猶豫著該走開還是該留下。安德魯在她身邊繞來轉去，一反常態的沉默。因為大多數時候，不管是在家裏、學校或在我的辦公室，安德魯·麥克尼爾總會不停地自言自語，聲音像電視裏的卡通人物，或尖銳或低沉，似乎在演不同的角色和場景。
“嗨，夥計！你拿那個切片機在我的手表上幹什麽？得得得……嗞嗞嗞……”他說得很快，很少停頓。
“從我身上下來，你這討厭的蟲子！你小心點，不然我把你切成12段。嘟—！喔喔喔！啊—！救命啊！不要！抓到你啦！”
安德魯的臉大而蒼白，身高比尋常人高很多，手大、腳大，像知更鳥一樣叫個不停。這個收拾得幹幹淨淨、金發碧眼的自閉症兒童，跟他同齡的孩子相比，不像一個11歲的男孩，更像他自己對話中演的某個角色。在安德魯身邊多年的特殊教育老師、家人和朋友都很喜歡他，但是他會嚇到以前沒有接觸過他的其他孩子和成年人。
有時候，安德魯會毫無征兆地突然暴怒，誰也不知道是因為什麽。他狠狠捶自己的肚子或胳膊，像滿月時的獵狗一樣號叫。以前，聽隨身聽上艾佛利兄弟的歌還有作用，現在聽歌也漸漸無法令他平靜—威脅他沒收磁帶也沒用。安德魯沒有直接攻擊過任何人，但學校的同學老師還是很擔心。他總是那樣，早晚有一天會打到別人。
麥克尼爾夫人的任務是防止此類事件的發生。安德魯5歲的時候，州政府建議將他安置在一個專門接收智障兒童的機構，麥克尼爾夫人沒有聽從這個建議。一位氣惱的社工指責她不負責任。“我們時刻盯著你呢。”那位社工說，“兒童服務機構有權隨時將他帶走。”麥克尼爾夫人嚇壞了。盡管六年過去了，她還是時時護在安德魯身邊，像隻警覺的冠藍鴉一樣撲打著翅膀，隨時準備啄食任何膽敢離巢太近的人。我真希望能夠安慰這位悲痛、飽受創傷的女人。她的整個人生都被一件事困住了：保護她的兒子。
經過兩年的心理治療，我並不害怕安德魯。我看著他成長，他是個內心溫柔的孩子。隨著長時間的接觸，有時他情緒不錯時，我會和他一起玩些輕鬆的小遊戲，像四子棋或拿小玩具車比賽；有時我們還給對方講笑話。
“看消防車！”我會說，故作驚訝狀，誇張地朝窗外比畫。趁他看向窗外時，我趕緊移動一下棋子，而他會逮住我，然後我們都笑起來。他知道這隻是一場遊戲。極偶爾地，他也會使用這樣的伎倆。大多數時候，安德魯的精神都處於遊離的狀態，自己跟自己說話，我則在一旁仔細聆聽，根據他說的話，努力捕捉他可能想要表達的某種意義或感受。我需要做的是讓他願意參與到互動中去，這樣他才能知道別人值得他關注。我希望幫助他去辨別自己的情緒和感受，並將自己的行為與感受聯係起來。
“你好，安德魯。”走到樓梯底部時，我跟他打了個招呼。安德魯沒有理我，仍然一言不發地繞著他母親轉圈，柔和的圓臉上似有若無地帶著一絲微笑。他來回晃著六英尺的瘦高身體，像一位古代薩滿正在表演宗教舞蹈。
安德魯的校長又把他送回了家。
“摩根想坐安德魯旁邊時，他一邊用力捶桌子，一邊哀號。”麥克尼爾夫人解釋道，眼睛一直追隨著兒子的身影，她滄桑的臉上滿是擔憂。
“上學的路上，我囑咐他要當心摩根。我說那些幹什麽？” 她說道，生氣得皺著眉。孩子出了問題，她很生自己的氣。對於安德魯的自閉症，以及發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她都責怪自己。作為安德魯的治療師，也許我最難的工作是幫助他的母親原諒自己。
安德魯繼續在門口走來走去，一句話不說。在他母親講述事情的前因後果時，他似乎對母親的痛苦熟視無睹。他的母親告訴我，這周，安德魯完全不說話了，脾氣也變得更壞了。
通過幾年的治療，我發現，每年4月和5月份，安德魯會更容易情緒失控，也更頻繁地被趕回家。我想，隨著番紅花和水仙花破土而出，樹葉開始發芽，是不是春天這個季節使強迫性自閉症患者不安，因為熟悉和常規對他們來說非常重要。他無法適應新的變化。
“好了，安德魯。”我用一種就事論事卻快樂的語氣說道，“你媽媽很擔心你。讓我們來看看是否可以弄清楚發生了什麽，來吧。”
安德魯像一隻笨拙的小狗一樣，跟著我走上了狹窄的樓梯，走向我的辦公室。一進屋，他先繞著周圍轉了好幾圈，摸摸架子上的玩具，看看每個窗外，又摸摸角落裏那棵榕樹的葉子，然後盤腿坐到地上，慢慢地晃著身體。我麵對他，也坐在地板上。
“你有什麽煩心事嗎，安德魯？”我問道，“小孩是不會無緣無故發脾氣的，肯定有什麽事情讓你非常生氣。”我知道，我幾乎不可能得到清晰完整的回答，或任何反應，但我也沒有什麽好失去的。很多意想不到的時刻，不就是在足夠的耐心和堅持下才得以發生的嗎？
“我的工作是幫助孩子了解他們自己的感受。也許我們搞清楚這中間的緣由，你就不生氣了。”我把裝著積木的箱子，四肢可以活動的玩具人偶和一些玩具小汽車挪到他夠得到的地方，“能跟我說說你有什麽煩心事嗎？”
我向後仰，手抵在背後的地板上，撐著上身，希望時間長了我的脊椎不會疼。他沒有任何回應。要有耐心，深呼吸，我告訴自己。
稍後，安德魯停止了晃動，盯著積木箱，嚴肅而認真。他伸手選了一個大的長方形積木，把它放在麵前，又挑出一塊差不多大小的積木，放在第一塊旁邊。然後，一個接一個地往下擺，擺成一條直線。之後他又拿起一塊，放在第一塊積木上方，接著在第一層積木上又搭了第二層。大塊積木用完，就用小塊的堆。我看著安德魯，他堆得很慢、小心翼翼地。積木越堆越高，在我們之間築起了一道壁壘。
“看起來就像我們之間的一堵牆。”我說。
安德魯繼續往上摞。
“也許，牆讓你感到生氣。”
沒有反應。他停止了動作，壁壘似乎搭建完了。
“安德魯，”我說道，“你是想讓牆就這樣放在那裏，還是想要我們一起想辦法，看看怎樣穿過這道壁壘？”
他仍然無視我。
我坐在地上，身子往前挪了挪，小心地從那堵“牆”中間的位置抽走了兩塊積木，為避免倒塌，又換上一個長點的。現在牆上有了一個口，像一扇大門。
安德魯盯著我，沒有動。
我俯下身，臉幾乎貼到地上，通過那扇“門”看著安德魯。
他彎下腰，伸直手臂撐在身前，然後用拇指和食指拉下虛擬的窗簾，擋住我造出來的大門。
我等了大約30秒，然後用手指拉開那虛擬的窗簾。
安德魯微微一笑，又把窗簾拉下來，我又重新把它拉上去。就這樣，我們一個拉開，一個關上，重複了可能有五六次，終於停了下來，停在我把窗簾拉開的狀態。安德魯輕晃著身體，雙手捧著臉，坐在“牆”那邊。
我改成跪坐，拿起旁邊玩具屋裏的一個塑料人偶—身高約三英寸的金發男孩。我把它從敞開著的門，放到牆的另一邊。
安德魯看著，不一會兒又把人偶從門裏推到我這邊，我又把它推回去。
這樣來來回回—他那邊，我這邊，他那邊，我這邊—幾次後，我沒再把人偶推回去，我用左肘撐著地，然後把右手和前臂從“門”伸了過去，停在那兒。安德魯瞪大了眼睛，嘴角帶著一絲笑意。慢慢地，我把手收了回來，屏住呼吸等待著。
隔了很長一段時間後，安德魯向前探著身子，然後把手從門那邊伸了過來。
“歡迎！”我說。
他笑了，藍色的眼睛亮晶晶的。穿過“牆”上的“門”，我們握了握手。
鬆開手時，安德魯的臉上依然帶著那抹頑皮的笑。我沒說話，有那麽幾分鍾，我們就隻是安靜地坐在地上。
如果當時我的經驗更豐富些，我會繼續等待安德魯先打破局麵，不管麵談會進行到多晚。但那天，我不得不打破沉默：“我很抱歉，安德魯，到時間了。我們得收拾一下了。”
他沒有絲毫遲疑，接著，我們把那些積木重新收回箱子。然後，我們離開房間，走下狹窄的樓梯，來到下麵的等候區。
聽到我們的腳步聲，麥克尼爾夫人抬起了頭。
“嗨，媽媽。”安德魯揮手叫喊道。
隨著他心情的好轉，他媽媽臉上的表情也放鬆下來，等候區好似充滿了鮮花的馥鬱芬芳。
如果工作到深夜，我總會在晚飯時間打個電話回家。要打電話必須去經理瓊的小辦公室，她的辦公室差不多有一個步入式衣櫃的大小，裏麵擺著櫃台、書架、文件櫃和滑門。就算是個瘦子，坐在她那個位置也很難轉身。撥號前我需要調整下狀態，鎮靜一下。
我用分娩課上學習的呼吸法深呼吸：從鼻子裏吸入，一、二；通過嘴呼出，一、二。雙手揉著肚子，讓自己放鬆，把自己從一天的工作狀態中拉出來：一個高大的消防員，用憤怒來隱藏他內心那個受虐、害怕的小男孩。最初，他和妻子一起來找我討論與兒子相處的問題；現在他跟我單獨治療。一個4歲的金發小女孩的母親，當著孩子的麵，說這個活潑的小孩是個怪物。還有個律師，在法庭上滔滔不絕，在家裏卻對虐待狂妻子言聽計從，從不反駁一句。我努力把這些人從腦海中清除，為自己和孩子們的相處留出空間。我想在我的現實生活裏，和我的孩子們在一起，做他們的好媽媽。
那晚，我特別不喜歡屋外的黑暗和房間裏的寂靜。另外兩名為曼醫生工作的治療師，莎朗和艾琳，都已經回家了。曼醫生應該也已經回家陪孩子了—他家與辦公室僅一牆之隔。
每周隻有一次而已。如今這種情況並不是最壞的，每到周三我都對自己這樣說。我知道我心裏有些不平衡，那種分離焦慮讓我感覺自己好像一個被遺棄的嬰兒。
我準備撥電話。我伸出手，清了清喉嚨，讓聲音聽起來輕快些。我渴望扮演好一個全心全意的母親、一個永遠不會與孩子分離的母親。
“你好啊，小可愛。”傑西卡接電話時，我童言童語地說，“你今天過得怎麽樣？你的報告寫完了嗎？”
“我很好，媽媽。你什麽時候回家？”她的聲音聽上去淡淡的。我繼續努力著。
“我最晚10點鍾到家，但那時候你已經睡著了，我給你留了一張字條。你今天有作業嗎？”
“有，我已經做完了。我們在吃晚飯，所以我得走了。爸爸買了很多東西搭配玉米餅，我們可以卷自己喜歡的吃。詹姆斯想和你說話。”
“好的，晚安，親愛的。好好享受你的晚餐。睡個好覺，我愛你。”
“我也愛你，媽媽。晚安。”
“嗨，媽媽！”詹姆斯聽上去高興多了，“我做了炸玉米餅。”
“太棒了！我愛你，詹姆斯。”
“我也愛你。你累嗎？”
“是的，有點兒，但我一會兒就回家了。睡個好覺，好嗎？”
騙不了人的。我癱倒在椅子上，垂下腦袋。我討厭這份工作。
任何心理治療都會碰到很晚的預約。我不想錯過那些隻能在晚上進行治療的夫婦和家庭，但這意味著我無法陪伴我的孩子們，哄他們入睡。
對我來說，與孩子們分離一直是個難題。理論上，我傾向認為，分離讓我感到痛苦的根源在於我與我母親從來沒有建立起真正的聯結，再加上獨自在精神病院所帶來的恐懼。冷靜！我對自己說，這種痛苦是你的，不是他們的。但是，沒有任何東西能緩解這種恐懼，我覺得我給孩子們造成了痛苦，我令他們失望了，這讓我很自責。
在不能陪他們的日子裏，我會在索引卡上畫些小畫。我剛做治療師那會兒，詹姆斯和傑西卡才3歲和6歲，還不大認識字，我就以畫代替字，留下想說的話。就這樣幾年過去了，每周三我都會在他們的枕邊留下一幅簡筆畫，然後再去上班（很多年後，當他們都已長大成人，那些從小收集的簡筆畫已有一盒子了）。
我努力自我安慰。比如，詹姆斯就說過，他長大後想成為臨床心理學家和深海潛水員。就在前不久，傑西卡還宣布她要成為一名心理學家，並找個在家照顧孩子的男人結婚。看見了嗎？對於這種安排，孩子們似乎還挺滿意的。
自兒時在伊利湖度過第一個夏天開始，比爾就愛上了航行。詹姆斯出生那一年，我們用比爾繼承的錢買了一艘小型巡航帆船。我們稱它為“自由詩”號，因為它揚帆起航時，帶我們領略的風光是那麽美好，那光、那天空、那鹽湖的空氣、那風吹起的音樂、那浪花和那揚起的風帆就像行走的詩歌。雖然在我找到工作之前，我們的儲蓄和收入依賴比爾的股票投資收益，並很快就被一係列大量的花銷所耗盡，但我們仍然保留了這艘水上的度假小屋。
每年8月份，我們一家四口都會在“自由詩”號上待一兩個星期。我們從布蘭福德出發，沿著湖岸線來回航行：楠塔基特、卡蒂洪克、瑪莎葡萄園、布洛克島、神秘島、紐約市、傑斐遜港、謝爾特島、馬提塔客等。我們或下船遊泳，或坐紅色的橡皮艇劃到岸邊。我們在島上吃冰激淩，霧天喝熱可可。我們收集貝殼，一起讀書。我們在日落時分唱歌，在雨中玩“你說我猜”的遊戲。但旅程也並不總是美好的，有時我和比爾會吵架，有時孩子們會生病，但總的來說，我很享受一家人在那裏度過的時光。
我想，比爾偶爾也應當從家庭主夫和首席保育員的工作中解放出來，放鬆一下。我支持他與朋友們出去航行。但是，沒有他在家幫忙，我一旦有工作，就照顧不到家裏。我的母親在父親去世後，有了空閑時間，於是她在比爾出航的幾周裏，會過來陪我和孩子。等孩子稍大些，工作日裏，他們就到她在白原市的公寓住。
幾個人相處得非常愉快，除了一件奇怪的事。那天我來接孩子，當他們拉著手提箱搭電梯下樓後，母親突然質問我。“你應該幫助孩子，而不是毀了他們。《我從哪裏來？》”她的語氣輕蔑，“你怎麽能給孩子讀這種書？”我意識到她指的是一本兒童流行讀物，它跟《月亮晚安》和《霍頓孵蛋》一同放在書架上。可能是一周前她在我家住時看到的。
“你怎麽敢把這些想法灌輸給他們？”她繼續說道，“性，感覺像被羽毛搔癢？你知道自己在幹什麽嗎？”她怒不可遏，我無話可說。這時孩子們回來了，她便沒再提這事。天哪，她可真封建，我這樣想道，沒有在意她的指責。
總的來說，父親去世後，母親終於綻放了自我。她喜歡交朋友，並且投身於各種活動。一些守寡的婦女幫助和支持她。她去英國和蘇格蘭、法國和西班牙、中國和以色列旅行，而且她又開始畫畫了。她告訴我，幾十年前，那時候我還不會走路，她一旦沉浸在繪畫裏，就會忘記喂我。為了確保以後不會犯同樣的錯誤，她把畫筆都收了起來。父親去世兩年後，母親賣掉了家庭住宅，搬到市中心的一間公寓。她重新拾起對藝術的愛好，並結交了許多藝術家朋友。幾年來，她在城裏負責指導、策劃了一個又一個重要的藝術展覽。
1986年，算是她生命的最後一個夏天。母親帶我參加了在白原市市中心的人行道和公園舉辦的藝術節。她時不時地停下來與參展商聊天，並向別人介紹我。我能看出，作為朋友，她很受人們的歡迎和尊重。她侃侃而談，對有難度的問題也必深思熟慮後作答。這位引人注目的公眾人物，對我來說是如此新鮮的存在。她精力充沛、充滿活力地呈現在我麵前，不再是那個壓抑、焦慮、情緒難以捉摸的女人—我印象中的那個媽媽。我很興奮，作為她的女兒，我感到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