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看我曾戰勝了什麽
當我結束與桑德斯醫生的治療關係時，我已經接受了長達21年的心理治療，在此期間，我都盡可能地回避與性有關的話題。不管治療我的是哪位心理醫生，我都很少說起性幻想或我的**。每當他們問起相關的問題，我通常都含糊搪塞過去。不久之後，他們也就放棄了。到心理治療終止的時候，我已經結婚近12年。
當桑德斯醫生問及我的**，我就籠統地說：“我們經常做……很不錯……他希望我像他一樣喜歡。”我沒有告訴她，比爾因為我在性事方麵的被動而感到氣惱；也沒有告訴她，隔段時間他就會大發脾氣，責怪我性冷淡。
每次比爾生氣後，我暫時會主動一些。我討好他，極力想滿足他，但這不能安撫他，最終，我發現他說得對：我的熱情是刻意的，並不是發自內心深處的。我很想讓他開心，不過說實話，我特別不喜歡他憤怒的樣子，像個愛發脾氣、令人討厭的小男孩。
我們的語言風格不同，但有相似的表現模式。跟所有人一樣，比爾需要一種掌控感，這意味著他要清楚地知道事情的走向。我們在一起時，他會揣測我的意圖，來控製相處的局麵，以滿足他的心理需求。對比爾來說，這是簡單的物理學：她移向這邊，我就移向那邊，所以，結果就是準確可靠的。
而我的風格則傾向於詩歌式的。我心裏有很多縹緲的想法，在想法還沒成熟時就急於表達，最後說出的話可能與我的本意大相徑庭。如果對方不能明白我所要表達的主旨，我會毫不猶豫地換一種說法。
當比爾認為我明顯是在批評他時，無論我怎樣重新組織語言，他都會抓住最初那句傷他自尊的話不放，他不讓我收回那句話。另外，如果他沒能立即理解我的意圖，他就會很挫敗，因為這讓他摸不著頭腦。他指責我難以捉摸，而我認為他不講道理。我們就這樣掙紮著一起生活了30年。
2000年春
“你到底在說什麽？”我複雜的複合句還沒說完，比爾就打斷了我，“你說得這麽模糊，我聽不懂。”
“什麽？如果你能讓我先說完，也許就能聽懂了。就是因為你這種討厭的行為，我才害怕跟你說話。”說著，我轉過身，不再理他。我生氣時從不看比爾的眼睛。
“哦，‘討厭’‘害怕’是嗎？那你幹嗎還跟我在一起？”
“我並不是說你一直這樣。我說的‘討厭’也不是指極其討厭，大多數時候，我還是很喜歡跟你說話的。”
“你就是那個意思。”
“對不起，我真的不是有意要傷害你。”我說道。雖然此時我很想抽他，不過這句話是真心的。我壓抑著內心對他的咒罵—混蛋！白癡！去你的吧！屏住呼吸來控製腎上腺素的飆升。等我再次呼氣的時候，我已忘記了我們為什麽爭吵和我堅持的立場。
對我來說，平息憤怒的同時也就消除了我們之間的不愉快。如果一定要問我對我們婚姻的看法，我會說：“我的婚姻非常美好。”“大多數時候，我們彼此相愛。”我會說：“我們從一開始就一直這樣。”能彼此相扶相伴到老，我感到無比快樂和溫暖。
隨著孩子各自離家開始獨立生活，我和比爾在如何對待孩子的問題上產生分歧。因此，我們決定進行婚姻谘詢。在我心中，他們永遠是孩子，需要我們的關注。能夠幫助他們實現每一個願望，我感到很幸運，他們能來請教我，我感到很榮幸。我也願意幫助他們。而比爾則認為他們是成年人，需要自己做選擇。他因為我樂於幫助他們而感到非常不滿。但如果他們不回電話，或者沒有聽取他的建議時，他又很憤怒，覺得自己被拋棄了，在他們的生活中微不足道了。
有時候傑西卡回家暫住，就會抱怨比爾，說他的壞脾氣給她的童年造成了陰影。對於她的抱怨，比爾不肯承認，反而把傷害變成憤怒，把他們之間的問題歸咎於傑西卡。正如我看到的，我們一直教育孩子要質疑權威。跟我們這一代的許多人（包括早年我們在孩子上小學時組成的家長團體裏的大多數父母）一樣，我們重視思想的獨立和自主性。我們尊重孩子的智力，鼓勵他們參與家庭決策，重視他們的想法。然而，實際上，一旦傑西卡質疑比爾的權威，他都很難接受。
我和比爾一決定接受婚姻谘詢，就約見了臨床社會工作者傑姬。她是一位朋友推薦的。“多虧了她，我認識的五對夫妻至今還在一起。”這位朋友告訴我。
第一次去拜訪傑姬前，我就看出她非常樂於助人。從她給我們指引辦公室路線上就可以看出來。“走過魚缸，在浴室前麵，你會看到左邊有個樓梯。它很陡，所以上樓時請慢一點。樓上有沙發，你可以在那兒先坐一會兒。”
傑姬身材嬌小，經常穿一身黑。她會給她的“當事人”準備低咖啡因咖啡。作為一名社會工作者，她覺得稱前來谘詢的人為“患者”不合適。
在各個方麵，傑姬都渴望能給予幫助並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從滴鼻劑品牌到如何更好地傾聽對方，再到去哪裏找工作。同時，對於那些最好由當事人自己去探索的問題，她從不橫加幹涉或直接給答案。她的工作態度非常謙虛—“我隻是看看有什麽解決問題的辦法”—但實際上她知道的很多，經驗也很豐富。
當她要求我們每人簡短地回顧一下自己的人生時，我和比爾都非常認真。我們花了很長時間寫下自己的故事，並仔細填寫邁爾斯-布裏格斯性格類型問卷。
我認為我的小傳寫得很好。內容涉及了我的精神病史及電休克治療；強調了我和比爾有一段美好的時光。我們唯一的矛盾是關於女兒—她的研究生生活過得不好。在最後，我寫了我和比爾有多麽喜歡蘇格蘭舞蹈，並且希望通過傑姬的幫助，能夠再次與他一起開懷地跳舞。
我過度美化了我們之間的關係，以及我的人生。我有意識地避開比爾的憤怒，我隱藏的暴怒，我們不和諧的**，我消極、壓抑和自卑的風格。我十分真誠地告訴傑姬，我非常幸運，因為沒有人虐待過我。這是我仔細考慮後得出的結論。
傑姬能直接抓住問題的關鍵。“難以置信。”對我聲稱沒被虐待過的說法，她這樣回應道。
離開傑姬的辦公室，比爾就開始抱怨，說傑姬像個小醜，就差配上紅色橡膠鼻子和橙色大假發。他這樣說傑姬讓我很生氣，我爭辯了幾句，然後他變得很憤怒。麵談時，他就時常打斷談話，糾正傑姬的用詞，要求傑姬這樣那樣，似乎他才是婚姻谘詢專家。之後，他還怒吼著說，我和她聯合起來針對他。
由於比爾對傑姬的一切都持批判的態度，我成了傑姬的辯護人。我喜歡她的咖啡、她的治療方式、她的建議、她的提問和她的解釋。她很細心，懂得尊重別人，而且為人直率。她問了我們的**。她注意到了我的解離，雖然她起初把它念成了分離—很多人都這麽說，但這是不正確的。
谘詢中我們討論了很多有關憤怒的問題。在家裏，比爾有時會發無名火。而我可能會被激怒，但每當我試圖與他理論時，我的想法和憤怒的情緒就會消失不見。在夫妻問題上，如果夫妻一方提前撤離“戰場”，那麽兩人的問題就無法真正解決。我開始理解了，為什麽比爾會把我的情感逃離當成一種挑釁。
傑姬讓我看到，我並不是沒有憤怒，我隻是無法觸及它。她借畫寫板打了個比方—那是我們兒時經常玩的一種繪畫玩具。我在板上畫下的所有憤怒，好像擦掉就不在了。但是，她說，在填充了凝膠的最底層，我畫過的每一條線都在那裏留下了痕跡，這讓你在上麵再也畫不上新圖畫了。
人生中的前二十年在我心裏仍然一片空白，但我從未對醫院的醫生感到生氣，即使他們的治療抹去了我的記憶。我對最重要的親密關係，缺乏真實的認識。顯然，我被困住了。比爾幾年來一直有自己的精神病醫生。我們決定，除了我們的婚姻谘詢外，我還要接受傑姬的個人谘詢，看看是否能找回那些遺失的感受。“我討厭記憶不完整的感覺。”我告訴她。
我常常出現解離的症狀，缺乏情感聯結，谘詢中我們定義的那種“遊離於世界之外”的狀態讓我有很多問題回答不了。單獨接受傑姬的治療後不久，我覺得是時候研究一下我的醫院記錄了。“我有必要更多地了解我的過去。”
“你得從兩個方麵來看待這件事，”當我打電話給斯坦利·赫勒，詢問如何檢索我的記錄時，他這樣回答道，“一方麵，他們說‘真相會讓你自由’，”我屏住呼吸：這正是我要追尋的，“另一方麵，許多人也會勸告你‘不要自尋煩惱’。”
該死！掛斷電話後，我感覺我尊敬的朋友認為我會“自尋煩惱”。他可能不希望我看到他寫的關於我的東西，我想。不必擔心，那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決定去查閱我少年時期的住院記錄。”我對貴格會的一位朋友馬爾科姆說，“我已經準備好找回我‘失去的生活’了。”
“你確定要這麽做嗎？”馬爾科姆看上去很擔心。
“是的。我太不完整了，”我解釋說，“我不記得我的頭20年。而轉眼間，我都要60歲了，但我仍然不知道自己是誰。”
連比爾的心理醫生都表示擔憂，這讓我很惱火。
“如果他覺得我這樣做很草率，那是因為他不明白生命缺失的感覺。”我說。成年之後，我談論的童年生活全都是虛構的，而對青春期的生活，我則避免提及。一切都是殘破的，絲毫沒有完整性，就好像按照故事中的人物塑造了自己的人生。
我的孩子都長大了，我的專業地位也已穩固。我感覺自己很堅強，而且還有貴格會給我精神支持，所以，是時候揭開那塵封的過去了。多年前，我曾看到自己的高中成績單：高二時數學成績是98分，一年後卻降到了54分。我很憤怒，但怨恨可能是醜陋的，那一刻我決定不去追究這背後的原因，算了。木已成舟，覆水難收。我把失去的歲月和電休克治療封存起來，不再理會。現在，有傑姬保駕護航，我決心開啟那扇門。也許我永遠不會記得我童年生活的細節，但至少我可以知道我在醫院時發生了什麽。
印象裏，我接受了54次電休克治療—三個療程，每個療程20次。做到還差六次完成全部療程時，他們放棄了。但是，這個數據肯定不對。醫院怎麽會允許進行那麽多的電休克治療，尤其還是對如此年輕的人？我決定找出真相。
我不覺得有什麽好擔心的，因為我相信，對我的誤診，以及遭受的虐待是那個時代的錯誤。“如果晚個三十年，我們接受的會是家庭治療。”我跟信任的好朋友這樣說，“我根本就不會被送進精神病院。”真相，隻會對我有幫助。
我發現其他人都很擔心，怕那些記錄會破壞我原有的生活。不會的，我想，我能處理好一切。看看我曾經戰勝了什麽。
(1) 詹姆斯·喬伊斯，愛爾蘭作家、詩人。——譯者
(2) 經典精神分析的治療設置，是讓來訪者躺在躺椅上，分析師坐在病人身後，傾聽並記錄他的講話，並在必要時予以適當的提問和引導。此處，治療師為主人公打破了經典精神分析的治療設置。——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