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他被割掉了舌頭

1978年11月

惡性腫瘤擴散，父親被切除了已經癌變的舌頭。術後，我去紐約市西奈山醫院看望他，比爾和兩個月大的詹姆斯在車裏等我。我邊往病房走，邊鼓勵自己要勇敢。然而一看到他，我就退縮了。

一件薄薄的醫院長袍鬆垮地罩在他消瘦、佝僂的身軀上，他坐在輪椅上，瘦得皮包骨頭的胳膊和雙腿露在外麵—我擔心他可能會冷。他布滿血絲的灰暗雙眼盯著我，張著嘴巴，唾液沿著嘴巴兩邊往下流。呼吸管從他脖子上的一個洞裏伸出來；掛架上，輸液袋裏的**緩緩流進他的靜脈。一條更大的管子從他的長袍下麵伸出來，另一端通向一個袋子，就放在他腿邊那張椅子上。也許那是通到他胃裏的管子—充當流食的通道。

我記不清當時是一個床位還是一個單間了。印象裏，感覺像在一個巨大的空間，或者說更像個穀倉裏，可能還有其他病人四散分布在不同的醫療站，盡管這樣的畫麵根本說不通。我記得那個場景是黑暗的，那反映了我的情緒狀態，又或許可能是太過刺眼的熒光燈所投下的陰影。雖然母親站在我旁邊，但我感覺房間裏似乎沒有別人，隻有我的父親。

他看上去是如此的小。

剛看到我進來，他的眼神亮了一下，肩膀往後縮了一點，抬起手。他的眉毛好像也抬了一下，然而轉瞬間，又回到徹底的疲憊或者說絕望的神情。他又縮回去了。

“哦，該死，羅珊娜。”就在手術前，他還這樣對我母親說。

哦，該死，哦該死，我這樣想著，腦子裏跳出這樣一幅畫麵。我的父親，一家之主，已經縮成了一個小孩兒。我的袖珍爸爸，一個頭發花白的老頭。他從很有影響力的職位上退下來，退休不到一年，就如此快速地墜入低穀。他的人生從來沒有離開過伏特加、威士忌和香煙，如今這些都來向他索要代價了。挑剔的編輯、尖酸的評論家、大蕭條貽害下的守財奴，都已不複存在，隻剩下這個沒了舌頭的老人。這不公平。他還沒來得及從任務期限和通勤路程中解脫出來，就已經沒時間了；如果還有時間，他可能會變成一個溫和的人。

如今他流著口水，再也不會說話了。

我像被凍住一樣呆呆地站在他麵前，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他看了我一會兒，然後“哼”了一聲。他眼睛緊盯著我，然後朝邊上的文件架點了點頭，像演啞劇一樣，努力舉起胳膊，好像在打開一個寬大的文件夾。他努力用腫脹開裂的嘴說話。

“他想讓你看看他的病例。”我的母親說。

其實，即使她不翻譯，我也明白他要說什麽：告訴我，他們對我做了什麽。告訴我，我會怎麽樣。告訴我，他們真正要對我做什麽。

看看他還有多少時日吧。

“這是我們的女兒索耶醫生。”母親第一次來醫院時，對父親的護士這樣介紹道。我伸出右手跟她握手，左手抵住嘴，低聲咳嗽，來掩飾自己的緊張。我很想解釋一下，我的畢業論文還沒有完成，就算完成了，我也隻是成為一名博士，而不是醫生。我母親那樣說隻是虛榮心作祟。她瞥了我一眼，示意我別亂說話。隻要在工作人員能聽到的範圍內，母親都堅持稱呼我為“醫生”，並故意抬高聲音。這，也是她的使命吧。

盡管我不再被情緒左右，但在很多方麵，我仍然是個膽小怕事的人。別人讓我做什麽，我就做什麽。我不想挨罵，一想到可能會挨罵，我就緊張得惡心。但我又不想逾越權威—病例是給專業醫生看的，而不是給病人。如果我正看著，一位護士，或者更糟，一位醫生走進來看到我手裏拿著病例，那我要如何跟他們解釋呢？

但是，我的父母需要我。跟他們那代的許多人一樣，他們不信任心理學家，並且對心理治療深惡痛絕。我深吸一口氣，胃部有隱隱的不適感。這是你展示自己能力的機會。他們會深受觸動並感激你。你必須這樣做。

就這樣，我變成了這個家的“私人偵探”。即便冒天下之大不韙，我也不能讓我的父母失望。

在一堆相似的馬尼拉文件夾中，並沒有明顯地標注病人的名字，我要怎樣才能找到我父親的病例？我討厭被逼迫的感覺。我轉身望著父親，臉上滿是“看你讓我受的什麽罪，請不要再逼我了”的表情。後來我意識到這個表情根本就是我母親慣有的表情—我發誓永遠不會重複的那個表情。他皺起了眉頭，指著文件夾，用力點著手指強調著。我別無選擇。

我又深吸一口氣，說服自己確實是一名醫生，並且我有權翻閱我父親的病例。

靠近文件架時，我發現這些文件夾沒有任何明確的順序，隻是隨意地堆放在台麵上。我拿起最近的一個打開，是一個陌生人的名字。我是一個膽小而缺乏經驗的罪犯，當我把文件夾合上，放回架子上時，我假裝看了看牆上的一張海報。看到了嗎？我並不是真的在看文件呢。

第三個文件夾是我父親的。那時我的耳朵已經在嗡嗡作響了，周圍的物體開始搖晃移動。我快速地瀏覽了一遍，其中有很多看不懂的詞句。在退伍軍人醫院實習時，我學了一些醫療簡寫，但這上麵的許多符號和縮寫我都沒見過。我快速地跳過那些生僻字符。

一名護士走到櫃台邊拿起一個文件夾。我把姿勢擺得更像個好學的醫生。她沒有注意到我。

終於，這位“偵探”心理學家沒有新的發現，也沒找到有價值的秘密，任務宣告失敗。吉爾伯特醫生的病例記錄得很全麵：他發現了亨利·佩雷斯舌頭底部的鱗狀細胞癌；在六小時的手術中，他將其與一些淋巴結一起切除；術後並發症不明顯；血壓有點高，但之前也如此；其他生命體征，在術後屬正常範圍。

我把文件夾放回架子上，轉身麵對我父母驚恐的臉。“這上麵寫的，跟醫生說的沒有任何不同。”我說，“這是個好消息。醫生認為一切都在掌控中。有些測試結果還沒出來。沒有提到預後情況。”

父親動了一下，好像要轉過臉去，但因身體疼痛放棄了，他眼神空洞地注視著遠處的某個地方。我想給他一個安慰的擁抱，但他幽靈般的樣子讓我害怕觸碰他。他浮腫的臉上有管子和手術的傷口，像一個玻璃製的易碎品。我擔心一碰，他就會粉身碎骨。

母親歎了口氣，不安地絞著手：“至少沒有什麽我們不知道的。”她對父親擠出一個微笑。他瞪了她一眼。

我為他們兩個難過。

父親手術一個月後，比爾和我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到白原市，跟父母一起過聖誕節。父親穿著一件帥氣、量身定製的藏青色浴袍，裏麵穿著熨過的睡衣。他直挺挺地坐在小客廳的扶手椅上，身體消瘦，好像百貨商店的假人模特。坐在那裏，似乎已經耗盡了他的氣力。沒有人提到他的病情，但從他的行動方式和麵部表情來看，我知道他正承受著痛苦。

也沒有人提到詹妮姨媽，這是她缺席的第二個聖誕節。姨媽去世前，她每年都來跟我們一起過聖誕節，從我7歲那年跟隨父母搬回紐約東部時一直是這樣。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我時常在房子裏徘徊，叫著她的名字；有時晚上還因為想念她而哭泣。我父母對她的缺席熟視無睹，而在我眼裏她的缺席是那麽刺眼。但，我也什麽都沒說。每當我進家門，總好像有一隻強大的、看不見的手將我變成一個年幼、膽小的綿羊。

大人們顯得很拘謹，談話也很不自然。大家把精力用在了否認悲傷和恐懼上。以前，在這種聚會上，父親總表現得喜怒無常。要是他身體還健康的話，他可能早就開始咆哮了。如今他連話都說不出來，新的不確定性讓人更怕接近他。我們應該試著跟他說話嗎？遞給他紙筆？跟他一樣 “嗯啊”地交談？

父親已經無法再說出一個完整的元音和輔音，隻能從嘴裏發出或長或短、各種音調的“嗯啊”聲，點頭或小心轉頭替代了他想說的話。隻有3歲的傑西卡似乎沒有受到緊張氣氛的影響，她從奶酪拚盤上抓起一塊餅幹，跑向外祖父的椅子旁，笑容滿麵地遞給他：“給你的！”

父親蠟黃、僵硬的臉頰上，眼角露出了笑意的皺紋。他悲傷、扭曲的臉龐似乎被陽光照亮了。他向前彎著腰—表示正式的鞠躬—然後接過那塊餅幹。他拍拍她的胳膊，枯瘦的手顫抖著。

“你好，祖菲格。”她咯咯笑著，也拍拍他的胳膊。

我第一次懷孕時，曾問過母親，她希望外孫們怎麽稱呼她。 “我可不想聽到那些忸怩的稱呼，什麽奶奶、夫人、老婆婆。”她說道，聲音裏滿是責備，“就叫我‘外祖母’。” 她強烈的反應讓我吃驚。

傑西卡剛學著說話時，想要努力說“外祖母”，說出來卻成了“祖母堡”，這太可愛了。而“祖菲格”則成了她對外祖父的稱呼。雖然傑西卡很快學會了說標準的“外祖母羅珊娜”，但因為見外祖父的時間相對比較少，她這個早期學會的昵稱就留了下來。

奶酪和餅幹分完後，孩子們也都安頓下來—傑西卡坐在她爸爸的膝上，小詹姆斯睡在我懷裏—我們開始拆聖誕節的禮物。從我記事起，我就對拆聖誕禮物懷有一種既喜悅又痛苦的矛盾心理。即使那時候還是小孩子，我和弟弟們都知道父親不舍得花錢。他通過沉默、憤怒或冷嘲熱諷的方式來表達對物品及購物者的不滿。

而那天父親送了母親兩件禮物。

第一個禮盒很重。母親坐在條紋沙發上，身前是天主教慈善機構的咖啡桌。父親費力地把那藍色包裹朝她遞過去，又用腳把禮物在地毯上往前推了推。這時，傑西卡跑過去把禮物拿起來。

“我來幫你。”她說。

母親快速挪到傑西卡旁邊的地板上，坐在矮桌前。“我們一起打開它吧。”傑西卡咧開嘴笑著，然後拉開了盒子頂端的蝴蝶結。

我的父親向前傾著身子，他的眼睛因充滿期待明亮了起來，微笑使他的臉頰和嘴角的線條也變得柔和起來。

解開卷曲的緞帶，包裝紙掉了下來，露出一個深紅色的麥斯威爾咖啡罐，裏麵裝了滿滿一罐的硬幣。罐子裏有張聖誕卡片，母親大聲地念著上麵歪歪扭扭的字：這樣你就永遠不會缺零錢用了。這些都是我給你攢的。

她的臉紅了。“我會好好用的。”母親說，她努力讓自己不哭。

然後，父親又從他坐的椅子旁邊拿起一個小盒子，他把它舉起來讓大家都能看到。“啊—昂—啊？”他說。母親向他微笑，他也笑了起來。那是一副漂亮的深綠色駕駛手套，手掌部位配有黑色皮革防護墊，指關節部位剪裁出橢圓形的孔洞，以保證靈活和通氣。卡片上寫著：給你未來的旅程；希望它們能讓你戴著時尚前行。

母親笑了。“謝謝。”她說，“最近我經常開車，它們很有用。”

父親為了取悅母親而表現出的慷慨和孩子般的殷切，可能是他所送出過的所有禮物中最誠摯的，這與他平時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感覺到他對母親日漸增長的依賴。他們的關係最終會怎樣？

回家的路上，比爾負責開車。孩子們經過漫長的一天，已經疲憊不堪地睡著了。街上滿是聖誕燈和白雪覆蓋的樹木，車子在黑暗中穿行，我的思緒回到了令人不安的過去。那天下午，我坐在布朗家的遊泳池邊，父親忽然說他愛上了我，說完又急忙走開，去找他的朋友。

也許是赫勒醫生震驚的反應，讓我對那個場景記憶深刻。與其他模糊的記憶不同，十多年後，那件事似乎仍近在眼前。我的父親跨越了他不該跨越的界限，而在當時，我把它看成一場噩夢，並努力將它從腦海中趕走。

接下來的那個秋天，每次從醫院回家探望期間，如果父親進屋時隻有我一個人，我總會找機會走掉。我沒有表現得特別明顯，比如馬上衝出去，但是他離我越近我就越焦慮，這使我迫切地想遠離他。時間久了，這樣的行為也變得很明顯。有一次，為了躲開他，我離開了客廳，等我再回來時，弟弟、姨媽和父母正聚在一起喝雞尾酒。他把我叫到一邊，問我是不是怕他。

“有一點。”我紅著臉小聲地說。我不想讓他難過，但我也不想說謊。

“是因為夏天在布朗家發生的事嗎？”

我呆住了。他一直知道自己做了什麽？我一直以為他喝醉了，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麽，所以才原諒了他。“有一點。”我說。

“好吧，你不必再為此擔心了。”

“謝謝。”我說，不太確定他的意思，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我抑製住想要跑掉的衝動，站在他身邊。

之後誰也沒再提起過這事。

借著汽車和路燈照進車裏忽明忽暗的光線，我盯著比爾堅實的輪廓，想到剛剛與我們分別的那個往昔不再的男人，不知道該感慨些什麽。自從嫁給比爾，我有了安全感。父親再也不能諷刺、嘲弄母親或弟弟了，我應該為此感到高興嗎？這是惡有惡報嗎？我對父親的痛苦和屈辱難過，但那是一種蒼白、平淡、寬泛的悲傷，冷漠而又沒有任何情感上的聯結。我相信他愛我，但我隻感覺麻木。

“你怎麽看我爸？”我問道，希望比爾能幫我建立起某種聯結。在反對戴夫姑丈酗酒。在我父親那樣說的那一刻，我十分確定我父親也是個酗酒者。

對於祖父的自殺，我不知道他是怎樣熬過來的。我的祖父是否也酗酒？在家裏，我的父親從來不談論他的家庭，我們對他的個人生活也知之甚少。在離家很多年後，我從表姐珍妮弗那裏知道了他最有爭議的過去。我從沒想過要在父親麵前提起祖父的死。我想，秘密應該被尊重。

事後看來，他退役後，在從事報社和《埃勒裏·奎恩神秘雜誌》的工作時，他的暴躁和愛抱怨正是抑鬱的症狀。他築起冰冷的牆，將過去牢牢封閉也有了解釋： 他在努力隔離自己心靈的痛苦，但是煙癮和酒癮卻把他引向毀滅。最終，我的母親也染上了煙癮和酒癮。

父親去世幾個月後，在與比爾的一次爭執又和好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不再感到焦慮了。我的身體不再顫抖；胃裏也不再覺得翻騰，這種變化非常明顯。我不再感到害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