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從未體驗的快樂

1975年6月

我在桌子底下輕輕撫摸自己的肚子,有一種夢幻的感覺。我們治療團隊正在討論,通過限製措施和增加藥物,來控製傑克·M日漸惡化的病情。我平時都會密切關注這些事情。我仍然認為,我有責任確保患者不被欺騙或不被簡單地用藥物解決了事。但最近我關注得比較少了,因為無論怎樣,下個月所有的實習生都會離開。我從午餐袋裏拿出一塊包好的三明治,然後打開。

我的工作量也相對減少,因為我懷了我的第一個孩子。病人和工作人員都為我感到高興。我非常開心。

我咬了一口厚厚的棕色麵包,一塊帶有蛋黃醬的瑞士奶酪掉在我凸起的肚子上。麵包是比爾親自做的,原料有麵粉(麥子來自俄亥俄州的一個特殊農場)、有機酵母和富含維生素的核桃油。我故意把奶酪掉到身上這樣的小事搞得大驚小怪,好讓人看到這麽大個的三明治,炫耀一下寶寶有個多麽偉大的爸爸,以及我們是多麽負責的父母,即便寶寶還沒有出生。

像許多20世紀70年代的女性一樣,我打算兼顧家庭和事業。我計劃生完孩子後,推著嬰兒車,帶她一起去圖書館,並在一兩年內完成一篇論文。我打算自然分娩、母乳喂養—自然、家庭和研究生學習完美結合在一起。這一切我都能做到,我對自己說,看看迄今為止我都有了怎樣的成就!

生傑西卡的時候,分娩過程很難熬,所幸時間不長。突然來到這個明亮、涼爽的世界,小家夥啼哭了一會兒。當助產士把小小的還在蠕動的女兒遞給我時,我們的目光第一次相遇了,那個時刻我無比震撼,仿佛整個世界都靜止了。她安安靜靜地,用圓圓的黑眼睛盯著我。傑西卡被放在我胸前時,就立刻開始吃奶了。我記住了助產士的話:如果我足夠用心,寶寶自然會教我如何做個母親。

我渾身酸痛,精疲力竭。但在我的一生中,我從未感到如此快樂。

助產士好像還說,嬰兒不僅是神奇的存在,同時也是混亂和令人疑惑的存在。對一個如此小的生命負起全部責任,是件令人敬畏的事。我有必要時刻照看她,但這不足以實現我作為完美母親的目標。我必須弄清楚她想要表達什麽,以及我該怎麽做。

我和比爾並不總能理解女兒在說什麽,在該怎麽做才對這個問題上,我們經常意見相左。我喜歡給傑西卡喂奶,喜歡抱著她,和她一起玩,給她洗澡、換尿布。有時候我能幾個小時一直看著她。比爾也很珍愛她,非常樂意照顧她。然而,跟許多新父親一樣,孩子分走了我對他的部分關注,這讓他感到失落。比爾對我花時間跟傑西卡在一起有點心存怨念,他覺得被忽略了。這使我感到內疚。睡眠不足讓我脾氣暴躁;荷爾蒙和精神疾病史讓我變得不耐煩、不講理。我遠遠沒有達到自己所期望的樣子。事實證明,完美隻是個遙不可及的神話。

我們學習如何成為一個三口之家。這一年,充滿了開心、絕望、自豪、挫折、痛苦、疲憊、失望和無與倫比的歡樂。這隻是人生中,尤其對做父母的來說,最深刻的一課:我所能控製的,比我預想的要少得多。

傑西卡18個月大的時候,租的小房子對我們來說太擁擠了。街道上到處是碎玻璃,流浪狗在附近亂跑,戶外活動對小孩子來說不安全。我們在當地報紙上稱為紐黑文半鄉村的郊區買了套房子。買房子的錢是向我父親借的,利息4%。

我們搬家的前一天,我心愛的詹妮姨媽去世了。她被確診為肝癌,在探查性手術中,又查出了肺癌晚期。診斷結果出來僅6個星期,她就過世了。我告訴詹妮我們買了房子。我母親、比爾和我,有時候還有傑西卡,陪她走過了人生最後的時光(跟傑西卡在一起時,她看起來最開心),但多半時間,是我陪著她,盡管她非常虛弱,也不怎麽說話。一天下午,她的微笑永遠定格在了那天,我抱了抱僵化、安靜的姨媽。我們都哭了,誰也沒有說話,都沉浸在悲傷裏。

我們按計劃搬了家。住在屬於自己的家裏,我感覺自己真正長大了,但對姨媽的想念令我的心隱隱作痛。我從未經受過如此大的打擊。

和比爾結婚後,我很少和母親獨處。這次我們花了幾天時間,一起整理詹妮姨媽的公寓。

“她一直是母親的最愛。”一天下午,坐在詹妮**疊她的睡衣和襯衫時,母親這樣說道,“母親讓我伺候她。她的內衣都要我來洗,冬天的**都做得像厚厚的羊毛短褲一樣,粗糙的羊毛搓得我手生疼,而且它們好久都幹不了。”

“那你是怎麽熬過來的?”我問道,盡量不用治療師的語氣。我對母親的童年一無所知,這是我第一次得以窺見她的怨恨。

“母親說什麽我就照做啊,我不敢跟她頂嘴。”她停了一下,提起一件襯衫,“但我是爸爸的最愛。”她繼續疊起襯衫:“母親總是說,‘羅珊娜,去看看你爸爸在做什麽,讓他別做了。’我在爸爸身邊時,爸爸總是很高興。”

又有一天,我們談到了死亡。“母親的過世,在我心裏留下一個永遠無法愈合的洞。”我母親說道,“她和爸爸都葬在紐約瓦爾哈拉的公墓。”我小心翼翼地靠近她,伸手環上她的背,手輕輕地放在她微駝的肩膀上。她看上去很孤獨,非常需要安慰,但我擔心自己會隨時嚇跑她。我與母親從未如此親近,對此我很感激。

但那種親近隻維持了幾個月。我父親的脖子上長了一個可疑的腫塊,並做了一係列癌症手術,她對我的關心和同情不屑一顧,這令我震驚。那些原本想要安慰她的話,卻引起了她的反感。我讓事情變得更糟。有一天晚上,我打電話問候她和父親。

“我才剛進屋,又要馬上送你父親去醫院了。”我母親說。

“我很難過。這聽上去很糟糕。”我為她難過。

“謝謝你的關心,精神病醫生女士,但我自己應付得挺好。”她冰冷地說道。“雖說不輕鬆吧,”她接著說,“但我們還應付得來。你還期望什麽呢?”

在我心目中,母親一直像一隻可愛但被動的老鼠。顯然,那遠遠不是她的全部。

在學校學習的同時,我和比爾繼續著各自的心理治療。到1971年春天,社會學係接受了我的研究生入學申請時,我已經連續兩年每周到紐約市與赫勒醫生麵談。我開始覺得,把所有的周五都用在治療上是不合理的。我心裏也明白,我已經是個成年女性,並且成了一個母親,我需要向一個女人學習。這時,我本科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耶魯大學的一位心理學家,向我推薦了他的朋友海瑟·桑德斯。帶著赫勒醫生的祝福,我的心理治療順利地由紐黑文的這位醫生接手。赫勒醫生則變成了我的同事和朋友。

桑德斯醫生活潑、聰明又直率。與赫勒醫生的平靜穩重相反,桑德斯醫生很熱情,有時甚至很衝動。她想什麽就說什麽,但是跟赫勒醫生一樣,桑德斯醫生對我非常認真負責。從耶魯大學畢業前不久,我開始接受她的治療。我們每周見兩到四次,一直持續了近十年。

接受桑德斯醫生的治療後不久,我們的麵談因為她家裏突發狀況而中斷。有一天下午,她到診所的時間比我們預約的晚了半個多小時。我急匆匆地朝她走去,她怒視著我。我們乘坐電梯上樓,誰也沒說話。

“你看起來真的很生氣。”一進她的辦公室,我就抱怨道。

“我的孩子病得很厲害,我剛才去了醫院。”她說,“你急火火向我衝過來的樣子,像在尖叫著向我索求和責怪我。我現在最不需要的就是更多麻煩。”

令我驚訝的是,她這樣說完,我非常理解她。她對我行為的描述,讓我看到了真實的自己。她的誠實使我感到被尊重,就好像我們是朋友一樣。

這件事過了一兩年後,有一天早上,她發現我縮在候診室的角落裏,“坐直了!你看起來像個精神病人!”她大聲說道。她用這種直接坦率的方式反對我的自我否定,激勵我前進。

正如每個人閱讀或解數學題的方式不同一樣,心理治療中的病人取得進步和改變的過程也各不相同。而我似乎需要掙紮幾個月,有時甚至是幾年時間,才能理解某些概念或參透某些道理,從而得以改變。我曾經長期深陷在自我厭惡之中。一進入社交場合,我的舌頭就會打結,說不出話,把自己封鎖在自己創造的小天地裏。我深信別人把我看成一個幼稚、愚蠢而又無趣的人。

那次桑德斯醫生批評了我不堪的一麵後不久,我就產生了一種想法:

為什麽不做一下現實檢驗,觀察人們是如何與你產生聯結的?

從傑西卡出生前的冬天開始,我和比爾就喜歡到當地的一個合唱團—紐黑文合唱團去唱歌。我們每周一晚都會排練,並且每年舉辦兩到三次音樂會。那天晚上,在合唱團排練時,我便收集了一些信息:認識我的人看到我時笑了;有些人在休息時過來跟我說話;沒人來糾正我的發音,也沒人對我的參與表現出不滿,連合唱團的監察員—少數挑剔的女高音歌手,通常是音樂老師,出於職業習慣,認為自己有責任指出錯誤—也不例外。我受到的待遇與周圍其他人沒什麽兩樣。

這一新的視角並沒有消除我的不安全感,但它有效地阻止了我陷入情緒的泥沼中。我不再花過多的時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

或許,對我影響最大的一次,是我向桑德斯醫生抱怨比爾在某些方麵有點乏味。“你對這個家夥還期望什麽呢?”她俏皮地說。說完我們一起大笑到直不起腰。在那些時刻,對她來說,我隻是另一個女人。我們就像是好姐妹。那感覺好極了。

1978年暴風雪期間,有一次麵談,桑德斯醫生給我帶了茶和餅幹,我十分驚喜。當時州警察局已經明令,所有非緊急車輛上路均被視為違法,而我冒著被逮捕的危險驅車趕到她的家庭辦公室。如同赫勒醫生給我帶香檳一樣,她聽從自己的直覺,以我永遠難忘的方式給予我信心。

在那場暴風雪期間,我又懷孕了。每天上午,傑西卡待在托兒所,我去收集論文所需要的數據。

幾個月後,桑德斯醫生給我的一個擁抱,使我的心理治療有了一次質的轉變(1978年,擁抱還是一種非常鄭重其事的行為)。我們計劃在家中分娩,所以去看了新的產科醫生,但同時也重新喚起了我對醫院的恐懼。之後與桑德斯醫生麵談時,我回想起母親竟然允許醫生對我使用電休克治療,我整個人都因為悲痛而崩潰了(我記得我們沒有探討為什麽我隻責怪母親,而沒有責怪父親)。我哭泣著,身體因哽咽而不住地顫抖。我感覺我的自我意識擴大了—我更深入地了解了自己。當我終於停止哭泣時,早已過了麵談結束的時間,但我的身體仍然顫抖著無法動彈。這時,桑德斯醫生給了我一個擁抱。我很感激她的善良和慷慨。她感受到了我的悲傷;她讓我直麵自己一直不敢說出的憤怒。

考慮到我的內心有了新的突破,我們把麵談次數增加到每周四次。這樣一直持續了四個月,直到我孕期結束。集中的治療讓我與真實的自己更牢固、堅定地聯結在一起。第二個孩子詹姆斯出生後不久,我父親的癌症進一步惡化了。而此時,我已經能更好地與家人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