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另一張椅子

1975年2月

比爾從他的父親那裏繼承了一部分財產。在結婚最初的幾年裏，我們靠這部分資金維持生活。每個月，我們需要支付142美元作為房租。紐約州職業康複中心支付了我大學本科的學費，各種政府補助支付了我讀研究生的費用。耶魯健康計劃—一種早期的健康管理組織，為我們提供了全麵的醫療保障。除了心理治療費用之外，我們沒有太多的財務需求。

當我覺得比爾愛抱怨或太挑剔，或者我太懦弱、太焦慮時，我就這樣安慰自己—隻要我們接受足夠的心理治療，就能夠改變我們。對於治療費用我從不含糊。我很少去外麵吃飯，衣服也隻添置了幾件（並且還是打折時買的），但如果是把錢花在心理治療上，我連眼睛都不會眨一下。

我尋求心理治療的幫助，不僅是因為它能夠修複我們各自的性格缺陷，同時也是對我職業生涯的一種投資。我已經決心成為一名心理學家。

我原本申請了耶魯大學的臨床心理學研究生，但當時的心理學入學委員會討論並拒絕了我的申請。幸運的是，我在耶魯的畢業論文指導老師參加了那次討論會。我被拒絕的決定剛做出來，他立刻就通知了我。於是我馬上轉而去申請社會學專業研究生，那裏的入學委員會成員都認識我。我被錄取了。

盡管我是一名社會學專業的研究生，但我還是注冊了一係列心理學課程，而且我隻需要得到課程教授的許可即可注冊該課程。通過這種方式，我完成了獲得心理學學位所需的大部分必修課程—心理學導論、變態心理學、臨床實踐、統計學等。

我們社會學專業因其卓越的醫學社會學學者而聞名，其中包括比爾的顧問奧古斯特·霍林斯赫德—當時醫學社會學家中首屈一指的人物。通過學習社會精神病學、流行病學、異常行為學、精神疾病社會學，以及各種人類社會行為理論，我對社會背景下的醫藥學，尤其是精神病學有了廣泛的了解。多年後，這些課程開闊了我作為心理學家的眼界。

有時我會三緘其口，置之不理，以避免泄露自己早年的經曆，特別是麵對那些我認為錯誤的、籠統的評論時。例如，取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笑話。我感覺自己像個見不得光的危險分子，如同一個出獄的囚犯，假裝對監獄生活一無所知。我把自己看作研究生中的異類。

漸漸地，我不再將自己定義為叛逆的少年或瘋子。隨著時間的推移，我不再害怕自己的過去被發現。因為很少有人會提起過去，就算提了，我也可以模糊地說一些世人常見的成長經曆，讓自己的童年和青春期聽上去跟別人沒什麽兩樣。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準備好自己，以從事幫助他人的工作。

也許是我太執著於遵循自己的計劃—努力在社會學的學習中成為一名心理學家—我所走的每一步都會遇到難以預想的困難。

我了解到，隻有得到臨床心理學項目的權威認可才能獲得實習資格，而實習是取得執業許可證所必需的。我第一次和退伍軍人醫院（耶魯大學最好的實習合作單位之一）的心理科主任見麵時，他這樣向我解釋。所以，他別無選擇，隻能拒絕我的實習申請。但是，他同意讓我做一名誌願者，與任何需要協助並願意教我的心理學家一起工作。通過向神經科的心理學家學習，我學會了做心理測試。我到盲人中心、慢性疾病科和醫療病房去幫忙。我還在精神科從旁協助家庭治療。做了一年誌願者後，我再次提交了實習申請。這次，他們接受了我的申請。“如果她如此執著地想來實習，”據說主任這樣說道，“為什麽要阻止她呢？”

我被批準於1974年7月，開始在紐黑文退伍軍人醫院G -東8樓的住院精神科開始臨床心理學實習。作為兩名實習研究生之一，我也是那裏的工作人員。我拿到了屬於自己的鑰匙，可以隨時出入病房。我在自己的辦公室裏會見各種最難以捉摸的病人，病房鎖著的金屬門外有一個小過道，過道上有四間辦公室，我的辦公室就是其中一間。即使在病房已經待了好幾個月，但每次用我的鑰匙打開那扇門仍然讓我興奮不已。

與20世紀60年代紐約精神病學研究院住院醫師的年度輪換製不同，退伍軍人醫院的實習人員每六個月就輪換一次。因此，到了1月份，我們的三名精神科住院醫生和其他心理學實習生，與日間醫院的醫生和實習生進行了交換，而我不在其列。按照計劃，原本要來這個病房的實習生在加利福尼亞找到了工作，導致這裏出現了空缺，於是主任接受了我的提議，讓我再留半年。我努力表現得很無私，好像我為了幫他們填補空缺而放棄了日托醫院的機會。而事實上，留下來才真正是我迫切想要的。這樣，我和病房裏的許多退伍軍人建立起的醫患關係才不會被中斷；我就可以和我的病人一起進入更深層次的心理治療。並且我發現我在新來的住院醫生眼中地位有所提高，因為我可以向他們解釋住院部的運作方式。

但願我能把我所知道的住院部的信息悉數告訴他們。

隱藏我的精神病史本身就像是一份全職工作。我喜歡被人稱為“索耶醫生”，但是每當談起限製措施、通行證、藥物，或者經過治療室聞到酒精消毒水味，都會讓我想起自己被關在病房的那段過往。有時我會迷茫，有時我會感到恐懼，以為自己又成了一個病人。我擔心自己實際上是個騙子。穿著漂亮的套裝、裙子或休閑褲，與其他實習生一起辯論哲學或弗洛伊德的理論，其間就像在陡峭的山上滑雪橇一樣—有一種飛行的**與快感，然而也總是伴隨著墜毀的恐懼。與邋裏邋遢的老兵在休息室裏打台球，讓我感覺要放鬆自在得多。

諷刺的是，我的秘密知識也讓我覺得自己更具優勢。當我聽到缺乏安全感的住院精神病醫生諷刺病人時，我會想，真是徹頭徹尾的蠢蛋。那些醫生總想顯示他們比別人高一等。一些狀況或程序都有通俗易懂的說法，他們偏要用拉丁術語來表述，以顯擺他們是多麽聰明；如果我拚錯了某個術語或藥物，他們就用一種居高臨下的語氣來糾正我。有的人拿精神病院開玩笑，或者模仿病人說的一些奇怪的話，好像鄙視病人錯亂的思維，就能證明他們精神多麽正常似的。

在東8樓，大多數年輕醫生都對我平等相待。我們交換意見和想法，互相幫助。偶爾有些傲慢的翻白眼或大聲歎氣的人也會惹怒我，但慍怒很快就會過去。被尊重的感覺讓我變得更加寬容。

我曾看到，麵對那些或咄咄逼人，或站得太近，或太過大聲地問奇怪問題的患者時，即使是最穩重的實習生，也會害怕。但我不害怕瘋狂，與患者互動對我來說很容易，與高級職員相處才是對我的挑戰。每當跟高級職員在一起，極度的害羞常常讓我張口結舌，這讓我感覺自己愚蠢至極。

周一是我們團隊會議的時間。我潦草地寫完最後的治療筆記，把筆和筆記本夾在胳膊下，抓起毛衣，並將鑰匙環滑到手腕上。我單手熟練地從一堆鑰匙中提起一把方形的鉻色鑰匙，塞進鎖裏轉動一下，鎖好我辦公室的門。走到大廳，又用一把銅鑰匙打開病房。

“早上好！”我對一個胡子拉碴、拖著腳走過來的年輕人微笑著說，等聽到門鎖上了，才繼續往前走。我匆匆穿過大廳，其他幾個病人對我熟視無睹。

很快，我和團隊成員們都進了會議室。病房主任波爾肯醫生和心理學家布雷特醫生坐在寬大的長方形會議桌一頭；我們其餘的人—護士、心理學家和實習精神病學家—各自找了空餘的椅子坐下。有人在波爾肯醫生背後的黑板上寫下了今天的日期。通過我座位對麵的一扇大窗戶，我能看到外麵冬日的藍色天空。早晨的陽光照耀在房間的黃色牆壁上，明亮而稍稍嫌熱。

我們正在討論保羅，一個新入院的病人。跟東8樓大多數的年輕退伍軍人不同，保羅並未參加越戰，因為他精神不太正常，無法完成基礎的陸軍訓練。入院前，他就一直在看私人心理治療師，這種情況很少見。

保羅跟他母親說，他腦子裏的聲音命令他自殺，於是他母親趕緊把他送到了急診室。我們的任務是評估他的病情，做出診斷並製訂治療計劃—心理治療、藥物治療、職業治療、小組或家庭治療相結合—這將減輕他的症狀，並幫助他培養更好的生活管理技能。而他擁有私人治療師的事實，意味著我們需要更加努力地證明我們的能力。

我靜靜地坐在桌邊，耳朵裏卻一直在嗡嗡作響。我看到的所有東西都顯得異常生動清晰。大家都很崇拜的一位聰明、敏銳的住院醫生—喬治，正在大聲讀著保羅的心理治療師發來的基本病情報告。

“他說自己是虛幻的。”喬治讀道，“住在一個充滿紙片人的世界裏，沒有任何活著的生物。他想死。他相信他的死將給世界帶來自由與和平。”

“那還不是全部。”護士珍妮幾乎搶著說道。她笑著的樣子像有什麽色情八卦要分享似的，“護理報告上說，他不說話—沒有回答過問題，也沒有提出過問題，一句話也沒說過，啥都沒有。從他周六上午到急診室一直是這樣。”說著她抬了抬眉毛，盯著手中的一摞文件。會議室裏發出各種吃驚的“哇哦”聲，實習生們竊竊私語，資曆老的工作人員則沉默地思索著。

“誰願意與這位富有挑戰性的年輕人麵談？”過了一會兒，波爾肯醫生問道。

沒有人舉手，也沒有人動，大家都避免與波爾肯醫生進行目光接觸。誰會想與一個拒絕談話的人麵談呢？尤其還要被大家點評指摘自己的麵談技術。

然而我內心早已激動不已。我了解這種症狀，讓我來吧！我努力讓自己保持平靜，不讓自己的手指顫抖。看到沒有人願意主動去做，我等了一會兒，然後舉起了手。我想，實習生們可能都在默默地感激我：謝天謝地，這次是你，不是我。我不用接受那些批評和責難了。我表麵上一副不情願的樣子，實際上心裏比誰都開心。他們不知道這個機會對我意味著什麽。

珍妮離開會議室去帶保羅過來。波爾肯醫生和布雷特醫生坐到了離桌子最遠的位置上。我把空著的椅子挪到黑板旁邊，好讓他們更容易看到。為了更好地進行觀摩，有幾個人調整了一下位置。我環視了一下整個會議室，臉因為驕傲而漲得通紅。你能相信你在做這個嗎？我對自己說，緊接著又把自己拉回現實，白癡，你到底在想什麽？盡管如此，我還是迫不及待地想讓這個陌生人開口，這期盼超越了我的恐懼。我緊握雙手，坐在第一把椅子上，等待著保羅的到來。

門被推開，珍妮帶著一個頭發蓬亂、滿臉茫然、特別消瘦的 19歲男子進入房間。“這是保羅。”她介紹道。

我站起身，伸出手。“你好，保羅。”我說道，“我是索耶醫生。我會在這裏和你聊聊，這樣大家都能認識你，並看看我們怎樣能夠幫到你。”保羅顫抖的手指幾乎沒有碰到我的手，他搖搖晃晃地坐到我對麵的椅子上，蒼白的臉轉向我，像見鬼了一樣盯著我。別害怕，我跟你有相同的經曆。我眼神懇切地望著他，希望能減少他的恐懼。

這種麵談是專業醫學教育中再普通不過的一項技術，卻包含了我31歲人生的全部。沒有人知道我曾經坐在另一張椅子上。對在場的人來說，我是個目的明確、有愛心的醫生，即將與一個認為自己應該去死的患者進行麵談。而曾經是一名精神病患者的我，剛剛主動請纓，為即將成為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的同事們，展示基礎臨床麵談技術。

我看了一眼圍坐在會議桌旁邊的夥伴，等待著。你行的，不要搞砸了。我坐直了些，轉向身旁的年輕人：“今天早上，你感覺還好嗎，保羅？”

沉默。他歎了口氣，然後是長時間的停頓。

保羅身上散發著一股臭烘烘的味道。我知道那是他許久未洗的金發和皮膚上所積聚的汙垢、油脂和汗水的氣味。我不確定應該給他多少時間整理思緒，來回答我的問題。我不想逼得太緊讓他厭煩，但如果他一直不說話，我也不想因等得太久而顯得愚蠢。

“你似乎不太想說話。”

他換了個姿勢，用手搓著頭發，對我置之不理。

“你看起來很緊張。我想如果我是你，同樣也會緊張。坐在一群陌生人麵前談論自己，想想就讓人害怕。”

他仍然沉默，但似乎提起了一點精神。他稍微坐直了些。

“是在場的這些人使你緊張嗎？……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事使你緊張嗎？”

保羅眨了眨眼睛。他清了清嗓子，眼睛盯著地板說：“你幫不了我。我已經不存在了。”

“怎麽就不存在了，保羅？”

他抬起頭，沒看我。慢慢地，像是在回憶一首晦澀難懂的詩，保羅開始訴說，而我則用自己的方式翻譯他的語言。“我在找我的父母。一切都是虛假的。”他認為他周圍的人是不真實的。跟我一樣！我的心怦怦直跳。他是一個跟我有相似靈魂的人，經曆著與我過去相同的感受。我回想起自己在醫院時的樣子：一個瘦弱、恐懼、沉默的女孩。我極力把畫麵從腦海中趕走，集中注意力在談話上。喪失現實感使他周圍的客觀世界看上去是假的，扁平如同紙板。發生什麽事都不再重要，因為沒有什麽是真實的。

“他們走了。”保羅繼續說，“我又去找其他人，但我不存在。”他喪失了個體意識；他自己的存在也沒有意義。我知道每一種不真實感會有什麽感覺——極度的、難以忍受的怪異。這種感受太糟糕了。

“你和你的父母似乎都不是真實的，對嗎？可以想象，那樣感覺一定讓你很不好受。”

保羅皺起了眉頭。“黑暗的天空裏藏著一條蛇。殺了它。殺死它。它們不希望我在這兒。”他是對性感到羞恥嗎？他是在擔心被拒絕嗎？

“你覺得自己不被需要，對嗎？”

“沒什麽是可以相信的。”他聽起來很沮喪。然後一切都毫無意義了。謝天謝地，我已經走出來了。

“一個對你來說任何人都毫無意義、沒有什麽是真實的世界，聽起來很寂寞，保羅。”

“嗯。”他的臉仍然一片茫然，但眼皮**了一下。我希望我能安慰他。

“那你怎麽辦？”

“聽音樂，不說話，還有毒藥。”

“毒藥？”

“殺我。”

“殺你？為什麽？”

“地獄。混蛋們在地獄裏找到正義。”

“你認為殺死自己是在伸張正義嗎？”

他不再越過我盯著某處，而是轉過身直視我的眼睛，然後點了點頭。“對，對，就是那樣。”他似乎一下子有了精神，“有個聲音說‘得走了。這小子壞得很，晚上不給他飯吃’。”

“那個聲音告訴你要自殺嗎？”

他又一次用力地點頭，張開因焦慮和藥物作用而起皮的蒼白嘴唇，含糊地吐出一串話。“他們命令我‘消滅你自己’‘死亡就是解脫’。”他睜大雙眼，盯著房間外的某個地方，眼神放光。保羅滿臉瘋狂，陷入了一個我們看不到的世界。他的確有精神病。我以前是不是也像他這樣？我聞到一股汗臭味。希望那是保羅身上散發出來的，而不是我。

“你有計劃嗎？那個聲音有沒有告訴你用什麽特別的方法去做這件事？”

保羅深陷進椅子裏，低下頭，長長地歎了口氣。

“怎麽了，保羅？你好像很沮喪。”

“這場戲真是爛透了。沒有人相信我。”他小聲說道。

“我相信你！”我脫口而出。

保羅沒有回應。過了一會兒，他又歎了口氣。

“沒有人相信什麽？”我故意冷靜地問道。

保羅從椅子上坐直。他探過身，看著我：“計劃是對的。人生沒什麽意義。該走了。”

說出這句話好像用盡了他最後的能量。他蜷縮在椅子上，用一隻大而僵硬的手捂住自己的臉，蔫在那裏。不好！我是不是逼得太緊了？我有點擔心他。

20分鍾的麵談時間到了，我必須結束談話。

“這些都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保羅。”我對他說，同時開始注意圍觀者的反應，“毒藥，生命沒有價值，一切都不真實，想死。你聽起來很不開心。我們現在的工作是確保你不會自殺，並給你時間弄清楚如何處理這些事情。你認為你可以跟我們合作嗎？”

保羅拿開臉上的手。他猶豫了一下，然後點了點頭。

“謝謝你跟我說了這麽多，保羅。”我說。

我站起身，伸出手與他握手。在藥物和現實脫離感的作用下，他顯得有點疑惑和木訥，但他還是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有那麽一會兒，他好像有了活力。他直視著我的雙眼，微笑著握住我的手。即使我已經要放開了，他仍然緊緊地握住我的手。珍妮領他出去之前，我聽到他咕噥了一句什麽—他是在說謝謝嗎？

快樂，像溫熱的茶一樣蔓延進我的胸膛。我被保羅深深地感動了。時間仿佛已經轉換，在一個平行的空間，我遇到了很久以前那個迷失的小女孩，並伸出援手治愈我自己。我想起了哈羅德·瑟爾斯。我做到了！我是多麽棒！

但下一秒，我又開始質疑自己。你在開玩笑嗎？看在老天爺的份上，他並沒有說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你看起來像個傻瓜，假裝你能聽明白他在說什麽。

當珍妮重新回到座位時，波爾肯醫生清了清喉嚨。“謝謝你，索耶醫生。盡管起初他說的東西難以理解，你還是保持了足夠的耐心。”他停了一下，喝了口水，“我喜歡你隨和的態度，好像你從一開始就認識他。你的坦率使他足夠信任你，並願意開口跟你說話。”

我微笑。

“這是一個精神非常不正常的年輕人。”主任轉過身，對著房間裏的所有工作人員說，“她的提問讓我們看到了保羅偏執的想法。他認為自己是邪惡的，這點很容易導致他自殺。那麽，得出的診斷是什麽？”他環顧了一下四周。

“顯然，他有精神病。”一位住院醫師說道。

“很有可能是精神分裂症。”停頓了一下，另一位補充道。我遲疑了，我懷疑保羅的情況是不是精神分裂症。

隨後批評接踵而來。“她用了太多引導性問題。”剛才第一個發言的住院醫生說，“我們怎麽知道這是不是他自己真正的想法，如果他隻是對她的說法表示同意呢？”

我心裏顫動了一下。他說得有道理。

“還有，你對他那些話的解釋，你不覺得有點太天馬行空了嗎？”他看著我問道。

“這個問題很合理。”我承認道，再次想到了瑟爾斯醫生。

“我認為解釋的合理與否，可以從病人的反應中看出來。”喬治為我爭辯道，“她的解釋顯然有對的地方，否則患者也不會跟她以他的方式建立聯結。”

珍妮誇張地舉起手臂，看了看表。“時間到了。”她宣布道，然後抓起一疊文件夾，離開了房間。

在椅子挪動聲和低聲的評論聲中，我們收起各自的鋼筆、夾克、毛衣、糖果、寫字板、筆記本、鑰匙，朝門外走去。我很感激喬治的支持，雖然他說話時，我沒有在聽。走出房間時，有幾個人跟我說“幹得漂亮”，我禮貌地回“謝謝”。我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我心中一個安靜的小角落裏，住著一個小女孩—一直以來我把她看成精神病人。我想自己是否已經準備好放棄自己原來的看法。現在我可以稱自己為心理學家了嗎？我真的成為一名精神病醫生了嗎？

忽然，我感到有隻手落在我肩上“……有時間嗎？”喬治和布雷特醫生站在我身邊。

時間？“抱歉。”我說，“你剛才說什麽？”

“午餐。”喬治說，“有沒有時間跟我們一起吃午餐？”

我絆了一下，差點摔倒。我紅著臉，撿起掉到地上的毛衣和筆記本。

他們看到的是哪個我？我在想。

“當然。”我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