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嚐試一場戀愛
由於沒通過綜合教育學院的英語考試，我被分到了初級班。我還要補習數學。而高中時，我在全國詩歌比賽還得過獎，但如今我已經不能精確地使用一個副詞或句子。我不敢對別人提起我原來的英語有多好，否則你還得解釋英語變差是因為電休克治療。
在這之前，我一直想成為一名兒童心理學家。第一學期，心理學基礎導論課的時間跟我的課業表有點衝突，所以我轉而選修了社會學導論。講這門課的阿蘭·布魯姆教授是一位睿智、見多識廣的教師。他在課堂上給我們講，人們如何構建社會、社會如何賦予行為意義，以及人類如何相互溝通。
除了經典的社會學理論外，他還教授20世紀60年代一種被稱為民俗方法論的激進的社會學。我們研究人類行為中的一個基本課題：分享如何使溝通成為可能。“人類之間給予彼此的信號，傳達著各種不同的信息。假設一個火星人來觀察人類的這些行為，他會理解到什麽呢？最基本的必要信號是什麽？”他的專長是精神疾病社會學。哪些行為能將某人定義為瘋子？
“如果看到一個披頭散發的女人在電話亭裏尖叫、哭泣，並用拳頭砸玻璃，我們能以此斷定她是精神病嗎？”他問道，一邊踱步一邊抽煙，揮著手臂強調道，“如果我們了解到，她在電話裏被告知，她的孩子被公共汽車撞死了呢？”我的腦子不停地思考著各種可能性。我領會了他的理論，並將它應用於我周圍的一切，就好像我剛剛發現了顏色，然後注意到它們到處都是，於是迫不及待地說出每一種顏色的名字並對它們進行分析。
心理學導論是心理學專業和任何高級心理學課程的必修課。我從課程目錄中了解到，這個課程是關於老鼠和鴿子的—科學原理、曆史和普通心理學的經典實驗概念。但老鼠和鴿子並不能激發我情感上的共鳴，於是我在夏季強化班進修了這門課，用了五周的時間把它修完。
雖然我仍然認為我應該學習心理學，但我發現自己被社會學迷住了，並從中學到診斷標準不明、分類不清的概念，例如在精神病診斷中，某些行為如何被定義為精神疾病的症狀，以及這些定義如何在不同文化中得到遷移。英語、法語、曆史、音樂和藝術欣賞等一係列必修課程填滿了我的日程表，而每當有一點空餘時間，我就會去聽社會學課。為了跟隨自己的內心—那時候是我更喜歡人，而不是鴿子—我主修了社會學專業。
同時，我還進行了自己的社會學研究，課題是“正常”。我觀察其他學生，把我的行為同他們的行為進行對比。我還模仿我喜歡的學生和教師的著裝及行為姿勢。
有一天，高中時曾經同組的一位老同學在街上認出了我，並邀請我去參加在她公寓舉辦的派對。我曾經最親密的朋友們，大學畢業後紛紛搬到了這個城市。薩拉在一家出版社擔任編輯助理。蘇在寫申請哈佛的論文，她的男朋友住在哈佛。傑弗裏在攻讀新聞學。
他們如今都成了陌生人。派對上，我坐在椅子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為在學業上遠遠落後於他們而感到羞愧；我沒有任何生活瑣事與他們分享，沒有人會聊精神病院。我強烈地感覺到這是一場夢。朋友們討論著辦公室裏的鉤心鬥角，而我整個晚上都在恐慌中度過，思考著為什麽世界還沒有毀滅。但從表麵上看，我至少若無其事地撐過了這個夜晚。
我的老朋友好心地忽略了我上次的“慘烈”表現。幾個星期後，她再次邀請我去參加派對，這次是在郊區。當他們聚在一起，笑著分享各自的故事時，我決定把自己灌醉，也許這樣我就不是個“外星人”了。於是我自己到廚房倒了一大杯伏特加，並加了足夠多的橙汁，這樣易於下咽。
沒多久，我就站不穩了，躺在堆滿了大衣的床墊上，感覺牆壁在旋轉，我就這樣度過了那晚剩下的時間。天旋地轉又動彈不得的感覺無疑是可怕的，卻是暫時的，而我糟糕的表現留給我的羞恥和遺憾卻是永久的。幾十年過去了，我再也沒見過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
第一天上布魯姆教授的社會學導論課，我和比爾就相識了。他在海軍服役四年之後，正在努力回歸正常生活。
仔細想來，我大學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門課是社會學導論。它不同於我在高中時學過的英語、數學或曆史等科目，它讓我的學習熱情更加理性和成熟。比爾跟我一樣對學習充滿了熱情和期待，他計劃先學習一些社會學課程，以便選擇合適的專業，然後返回耶魯大學繼續讀大三。
我讀詹姆斯·喬伊斯(1)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裏麵的文字讓我感覺自己時而渺小，時而高大，時而又給我驚喜。我喜歡思緒翻飛的狀態—現在我意識到那都是受到喬伊斯意識流的影響。每周三上完社會學導論課，綜合教育學院的學生四點鍾會在休息室吃茶點和零食。那時我和比爾會在那裏交流彼此的見解和想法，在道奇大樓的休息室碰撞出迷人的智慧火花。我為與比爾如此心意相通感到驚訝。
比爾喜歡上了我。在學校裏，我去哪兒，他就出現在哪兒。雖然我喜歡和比爾談論社會學，但並沒有和他約會的想法。他摸清了我的日程安排，總在課後等著我，這讓我非常害怕。我開始故意晚一點離開教室，如果發現他又在等我，我會跑到女衛生間，然後一直躲在裏麵，直到確定他離開才出來。我不想直接拒絕他，怕會傷害他。後來我們聊起這事時都會忍俊不禁，但當時我並不覺得好笑。
1967年6月，學期結束後，比爾離開了哥倫比亞大學。8月的一天，我正從張貼著暑假班分數的行政樓走出來，在前門外的人行道上遇見了他。他來把他的課程學分轉到耶魯大學。一見到他，一種巨大的幸福感湧上我的心頭，這令我很吃驚。當我得知他已經回來了兩個星期卻沒有聯係我時，我心中那種煩惱的感覺更令我吃驚。他邀請我共進晚餐，我答應了。
接下來的幾個月裏，比爾經常在紐黑文和紐約市之間來回跑，說是因為紐約布朗克斯區的一對夫婦打出來的耶魯論文質量一流。他也經常來看我。
我認為，如果要認真開始一段戀愛關係，首先，我必須誠實，要讓比爾知道我的精神病史。我知道，一旦告訴他這些，我很可能會失去他。每次約會，我都跟自己保證：這次一定跟他坦白。但每次約會完，我都會把這事忘掉或給自己編個新理由，下次就說。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們坐在學校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裏，一起吃著蛋糕。突然，我覺得是時候了。
“我比大多數新生年齡都大，因為我在兩家精神病院待了幾年。”我脫口而出，“之前的生活，我幾乎都不記得了，因為我在第一家醫院接受了大量的電休克治療。”我叉起自己盤子裏的一塊覆盆子蛋糕，遞給他說：“再來一點嗎？”
比爾盯著自己的叉子。我叉著蛋糕的手抖了一下。
他吃下我遞過去的蛋糕，然後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斟酌著詞句。“我的家庭實際上一團糟。”他平靜地說，“我同父異母的姐姐十幾歲時，也曾進過精神病院。她也接受過電休克治療。”他把他的巧克力慕斯蛋糕推向我，我們都盯著食物。“我很小的時候，我母親就讓我去看精神病醫生。”他繼續說道，“等我一回耶魯，就趕緊找個好醫生開始心理治療。”他拿起銀壺倒了一杯咖啡，然後把它遞給我：“可以嗎？”
我幾乎笑出了眼淚。
之後，比爾定期回紐約，請我吃晚餐，帶我去聽音樂會和戲劇。他會準備好香檳、新鮮的草莓和鮮奶油，帶我到哈得孫河對麵的帕利塞茲野餐。我們去參觀博物館、藝術展、花展。無論什麽活動，我們都有說不完的話。
我還記得，當上課鈴聲響起，比爾走進社會學導論課的教室，坐在前排，不時地向老師提問，那時我就知道比爾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一年多後，我仍然對我們之間激烈的討論樂此不疲—分析和構建我們在課堂、書本、新聞及任何地方所發現的各種想法和理論，而且比爾對我的想法和理論能立刻心領神會。我想我可能找到了我的靈魂伴侶。到1968年春天，我也開始坐火車到紐黑文，與他一起過周末，但大部分時間我們還是在紐約度過。
一個溫暖的夜晚，我們去林肯中心附近的可麗餅餐廳吃飯。那是我們最喜歡的餐廳之一。
比爾像貴族紳士一樣有風度地推開門，點點頭讓我先走進去，然後跟著我進入餐廳。一位優雅的黑發女侍者穿著白色的圍裙，戴著一頂精致的蕾絲花邊帽，親和有禮地站在門邊。
“晚上好，女士，先生。”她微笑著用法語向我們打招呼。我們跟著她，穿過彌漫著植物香氣的大廳，來到餐廳最靠裏的一張小桌旁。
“晚上好，女士。”比爾微笑著回應侍者，他的法語流利而動聽。女侍者的臉變得更紅了，黑眼睛閃閃發光。我的心跳得很快。和如此迷人、博學的男人在一起，我是多麽幸福啊！
比爾總能打動我。有一次，他帶我去四季酒店吃飯，並提前訂好噴泉旁邊的位子。他帶了自己的一瓶葡萄酒，並讓斟酒服務員幫我們打開。他認為我很重要並設法打動我，這讓我非常開心。但我更喜歡平時的他，自然流露出的博學多才。我們在這裏吃過很多次飯，甚至稱它為“我們的餐廳”。當他用法語回應侍者時，並不是為了炫耀，他隻是喜歡用她的語言與她交談。
夜晚，微風輕拂。每張餐桌上都點著一盞小油燈，空氣中有玻璃花瓶中的紫丁香氣，也有香草和奶油煎餅的味道。我們吃完了主菜，比爾點了香檳。我正要點一支煙來打發等待甜品的時間，比爾對我擺手示意說不要。“那會影響香檳的口感。”他解釋道。我知道他不喜歡我抽煙，所以我沒抽。
在安靜的等待中，我沉浸在熒熒燭光裏，感到一陣迷離恍惚。我怎樣才能平衡兩個角色？一個是跟迷人、高貴的男子在優雅的法國餐廳吃飯的大學生；一個是五年多的時間都在精神病院，因為電休克治療而忘記了高中所有知識的精神病患者。兩個不同角色幾乎分不清彼此，好像雙重曝光的照片。我對比爾笑了笑，確信自己的確和他在一起。我把香煙放回煙盒，裝進手包，然後把膝蓋上的餐巾撫平。
比爾拉著我的手放在桌子中央。我的心跳再次加速。他身體微微前傾，凝視著我的眼睛。“我愛你。”他說道，清晰而認真。一瞬間，我的大腦變得麻木，眼冒金星，身體像針紮一樣疼，然後我倒下了……
不知過了多久，我發現自己側躺在之前坐過的長椅上。我的頭重得無法動彈，頭昏昏沉沉的，感覺像剛被人從熟睡中叫醒。身上密密麻麻的刺痛感，就是手腳麻木後，你一動它們時的感覺。我努力讓自己清醒過來，看清楚周圍。
人們擔心地聚在桌子周圍。我盯著他們足有幾分鍾。發生什麽了？我心想。“沒事了。”我聽到比爾跟我們的侍者說，“這種事經常發生。”
不好，是我出事了。這時我意識到，哎呀！我肯定是暈過去了。我努力坐起身，一隻手抓住桌子邊緣，另一隻手抹掉臉上的頭發。我微笑著想讓大家相信，我沒事。一些顧客仍然盯著我看，其他人看了看就轉身離開了。
比爾去結了賬。他回來時，我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然後我們一起慢慢地走出門。我緊緊地靠在他的手臂上，不停地道歉：“對不起……我沒事……真的……非常抱歉。”
“對不起。”到街角時，我再次說道。此時夜晚的空氣已經有了絲絲涼意。“我很高興你沒事。”他說，“我差點就叫救護車了。”那時我已經感覺好多了，然後我們都笑了起來。我想我之所以會暈倒，是因為比爾是第一個對我說“我愛你”並讓我完全相信的人。
月底，我和比爾訂婚了。我們計劃一年後，他耶魯畢業的第一個周末結婚。
訂婚意味著無法再逃避親密這個問題。
“給我三個月，我就能把她撲倒。”我們初見的那個下雪天，他回去跟室友宣告道。對我而言，與彼得的交往，讓我對任何性關係都很慎重。盡管如此，性革命已經在我們周圍全麵展開。作為一名大學生，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另外，除了比爾外，我從未對任何其他男人有過那種“就是他”的感覺。
比爾沒有預料到我對性是發自內心的恐懼。這種恐懼深藏在無意識中，而且非常強烈，連我自己都感到吃驚。我自稱反對婚前性行為，用這一天主教教規來為自己的抗拒辯解。他雖然心有怨念，但在我的堅持下，他妥協了。
慢慢地，我在性方麵也有所長進，盡管我假裝不承認。比爾技巧上的鼓勵，加上我想要取悅他的願望，讓我學會了做前戲，也知道了什麽是**。
在我同意讓關係更進一步之前，夏天過去了。我需要一枚戒指，來證明我們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