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從前門走出去

1966年5月

這是個溫暖的小房間。浴缸裏的熱水散發出濃厚的水汽，透過水汽看過去，牆上淺綠色的瓷磚變了形。濕漉漉的頭發沾在我的臉上，汗水不斷地往下流。我的雙頰熱得通紅，水從睫毛上流下來，遮住了我的視線。我把自己浸在熱水裏，隻露出頭，享受這獨立的美好時光。這是我搬到我的新家—青年旅館的第一個晚上的第一次沐浴，也是有生以來，我第一次一個人住。我讓水龍頭一直開著，源源不斷的熱水保證了水不會變涼。

迄今為止，這可能是我生命中最美妙的時刻。

我不必再征得任何人的許可，想洗澡就可以洗，隻需要看看衛生間是否能用。我脫下裙子和襯衫，換上浴袍，然後從房間裏拿上毛巾、香皂和一些幹淨的內衣，把它們帶進衛生間並鎖上門。是的，鎖上門！除非我允許，否則沒人能隨意打開它。沒有人知道我在裏麵，我也不必告訴任何人。

我滿臉通紅，臉漲得像極了氣球，手指上的皮膚也已經泡得起皺發白。該出去了。我站起身，水從我身上嘩嘩地流下來，攪得浴缸裏的水來回晃動。我緊緊抓住浴缸的邊緣，從浴缸裏跨出來踩在地麵上。都好了。我快速把身體擦幹，趕緊離開潮濕悶熱的浴室，回到我的房間。

房間的寬度相當於我雙臂展開的長度的兩倍，長度比這稍長一點。從暖氣片上方的窗戶可以看到第八大道。有足夠的空間可以放下一把直椅，一張小床和一個梳妝台，梳妝台上麵放著詹妮姨媽送我的珍貴的唱片機。父母幫我從醫院搬到這裏時，把它跟我的唱片一起帶了過來。

父親給我交了房租，青年旅館的女服務員把鑰匙、房間號和住宿守則交給我時，認真叮囑了一番。我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一趟電梯就全部運完了。多年的醫院生活教會我，生活並不需要太多東西。

父母離開後，我在餐廳吃了第一頓晚餐。食品供應台裏擺滿了誘人的食物，許多張餐桌整齊地擺放在餐廳裏。這種格局的舒適性和親切感遠遠超過了醫院的餐廳。我點了麵包屑炸雞塊搭配豌豆和土豆泥。如果我願意，還可以選擇烤肉或青豆。沒有人注意我，我想吃什麽就可以吃什麽。

這會兒，剛洗完澡出來，我打算聽一會兒唱片，然後吃藥睡覺。我躺在**，聽著《波希米亞人》第一幕的詠歎調。

再沒什麽比這更好的慶祝方式了，慶祝我自由的第一天。睡著前，我這樣想道。

1966年5月6日，是弗洛伊德誕辰紀念日，也是我23歲生日的前一天。就在這天，我搬出了醫院，搬到了第八大道上的基督教女青年會。幾天後，我回到研究院去參加出院審查會。

“請說一下，為應對出院後的下一個階段，你做了哪些準備？”禮堂的講台上，坐在我對麵的精神病醫生問道，她沒有直視我。赫勒醫生和梅斯尼科夫醫生挨著坐在講台的一側。看起來有點雜亂的學生和工作人員散落地坐在禮堂的前排座位上。往後幾排，我能看到我的父母坐在過道邊上。出於某種原因，我一點都不緊張。就當作在演一場戲，我對自己說，我知道該怎麽做。

提問的醫生不安地擺弄著提示卡。

“去年11月起，我開始在金貝爾斯百貨銷售玻璃器皿，但那隻是兼職。關於全職工作，今年3月，我在戴維凱伊鞋業經銷公司找到了一份文書工作。現在我在柏麗針織品公司的會計部當書記員。”我停頓了一下，到謝幕的時候了，“我在努力天天向上。”

除了緊張的提問者外，其他人都笑了起來。我感覺自己仿佛高大了許多。至少暫時，我已經掌控了自己的生活。

醫院記錄 1966年5月14日

病人在出院審查會上表現得很好。她還和麵試官開了個玩笑，展現了她的幽默感。當被問及為什麽不再傷害自己時，她回憶說，有一次，她又用頭撞牆後，我對她說，我以為她這麽做是想撞開門離開醫院。這讓她的自殘顯得很可笑。

——高級住院醫師 赫勒

出院前幾個月，我去見了職業康複谘詢師利普卡夫人。那次麵談之後，她把我送到上東區的一位心理學家那裏進行評估，其中包括一係列心理測試。我跟利普卡夫人坐在桌子的一側，我倒著看到醫生在報告的第一段寫道：“病人以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貫的方式來回搖晃身體……”的確，我坐著的時候會經常搖晃身體，但這與精神分裂症有什麽關係？我無法理解。幸運的是，盡管他認為我精神不太正常，但還是認為我應該去上大學。

在讓我手足無措的成人世界的海洋裏，利普卡夫人充當了船錨的角色。她幫我申請了紐約大學的三年製語言障礙矯正課程。我已經遠遠落後於我的高中同學，而我不能再等四年才開始我的職業生涯。雖然沒有明顯的身體障礙，但由於生性容易害羞和不安，我必須非常努力地與人進行溝通。我的想法是，如果我能當一名語言治療師，也許可以幫助一些有語言障礙的人。

當紐約大學拒絕了我的申請時，我憤怒極了。申請過程中，我需要接受一輪麵試，而麵試官是我見過的最鬱悶的精神病學家之一。他病得比我還嚴重，但他竟然有勇氣斷定我健康狀況欠佳。

利普卡夫人向我保證說，哥倫比亞大學的成人社區教育計劃—綜合教育學院，實際上比紐約大學更適合我。負責麵試我的是一位說話溫和的亞洲人。“歡迎！”麵試結束時，他邊跟我握手，邊說道，“我相信你會成為我們學校一顆閃亮的明星。”他對我的信心，令我感到震驚和鼓舞。每當受到打擊，感覺沒有希望時，我就會想起他的話。

赫勒醫生的定期治療也支撐著我。我們每周麵談兩次，一直持續和貫穿了我的整個大學生活。在他的辦公室，我可以完全敞開心扉，不留任何秘密。但有點諷刺的是，我卻感到必須隱瞞正在接受治療的事實。

1967年1月底，在利普卡夫人的指導下，以及赫勒醫生的祝福中，我在父母的幫助下搬進了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女生宿舍—約翰遜樓的一個小單間。雖然我不是研究生，隻是一名大一新生，但是當時學校沒有其他地方可供就讀綜合教育學院的女生住宿。

我善於吸收他人釋放的信息，這種技能在精神病院一直是個問題，但在大學裏卻證明是財富。我很快就沉浸在各種哲學和文學的世界裏。隨著對感興趣的課題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尤其是涉及人際關係、社會的性質和結構，以及語言對文化的影響，我感覺自己像脫離牢籠的小鳥：懵懂而無知，但卻渴望在嶄新的領域一試身手。我陶醉在迷人的和未知的社會生態學中，唯一的煩惱是要選擇在哪裏落腳。

1967年4月

進入大學幾個月後，一天早上，我正走在去圖書館的路上，走到百老匯街和116街交會處的人行道，也就是哥大入口處的大鐵門外時，我停了一會兒。果樹上盛開的花朵讓空氣充滿了芳香，散落的白色花瓣像給地麵繡上了蕾絲花邊。熙熙攘攘的學生和來來往往的汽車匆匆從馬路上經過。盡管早上還有點涼，但溫暖的上衣讓我感覺不到一絲涼意，甚至還出了點汗。我把抱著的那摞書換到一隻手上，另一隻手把掉落的碎發別在耳後。我必須時刻保持整潔鎮定，以確保看起來像個正常人。

一個漂亮的鬈發女孩快步向我走來。

“嗨，安妮塔，你怎麽在這裏？”她熱情地跟我打招呼。

“嗨！”我笑著溫柔地回應道。我打量著她的臉，在腦子裏搜索著關於她的印象，祈求上天能給我點提示，同時又希望我不會因此而停頓太久。天哪，她是誰？

“你最近都在做什麽？”我冒險地問道，身體僵硬，好像一個機器人在背誦劇本。但我在高中時的演技是值得肯定的，所以我定了定神，竭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深吸一口氣—還好還沒有緊張到出汗—然後再次對她咧嘴一笑。

她說了一長串有關她的近況。她在郊區跟人合租了一套公寓，和音樂家或工商管理碩士學生約會，但還沒有碰到特別喜歡的。大學畢業後，她去法國旅居了一年。現在，她在市中心的一家銀行做一份不喜歡的工作。她到這裏來是想看看法學院的課程。她停頓了一下，問道：“你呢？”

“我們真的好長時間沒見了，對不對？”我說道，好像我在回答她的問題，好像我們是老朋友一樣。她又重新說起了自己的事情。每當她等我回應時，我都會讚同她的話，鼓勵她繼續說下去。“是嗎？……不是在開玩笑吧……他還真那樣做了！”我們看上去是在對話，而實際上隻是一個人在獨白。

我很確定，她沒想到我根本不認識她。

我像個經驗豐富的臥底特工，一邊收集關鍵的信息，一邊爭取著時間。我的秘密身份：前精神病患者，隱退近6年後又重出江湖，幾乎沒有任何精神病院之外的生活記憶。我的公開身份是跟她一樣的本地大學生。我根據她的年齡、著裝和用詞方式，盡量按照她的方式回答。她看起來似乎跟我同齡。我快24歲了，但別人總覺得我比這個年齡小，這意味著隻憑年齡判斷不夠可靠。她穿著幹淨的白色棉質襯衫和開襟毛衣，熨燙過的綠色燈芯絨裙子。她表達非常流暢，性格很活潑，表情沒有任何不自然，頭發也沒有亂蓬蓬，更沒有那種一看就像幽靈的感覺，這說明她肯定不是我在精神病院認識的患者。她很可能是我的高中同學。

我不能直接承認我不認識她，因為如果告訴她我已經失去了大部分記憶，那我就必須解釋原因。如果我說這是由於在精神病院接受了大量的電休克治療，她肯定會以最快的速度跑開。這完全超出了她的心理承受力。而我入院前認識的人，不會相信我已經忘掉了那麽多事情，甚至連她是誰都不記得了。

我經曆過實話實說的後果—他們滿臉驚愕。我那時猜測同學們已經知道了我去精神病院的事，因為我突然離開了學校，再也沒有回去，至少薩拉和蘇肯定知道。而且孩子們會四處談論這些，高中沒有什麽真正的秘密。想著應該對別人誠實，於是我笨拙地解釋為什麽我不記得他們了。

聽我這麽說，一些朋友看上去很受傷，有的甚至很生氣。他們臉色煞白，目瞪口呆。我想，他們可能覺得我不重視他們，所以才會忘記他們。當然，還有人擔心我是真的瘋了。盡管沒人直接說出來，但他們結結巴巴、拐彎抹角的樣子已經足夠說明問題了。我怎麽能怪他們呢？如果我是他們，可能結巴得比他們還厲害。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種情況有多微妙，是有一次從醫院回家，恰好趕上弟弟最好的朋友鮑比來家裏玩。他按了門鈴，我去開的門。我讓他在門口等一下，然後去叫裏奇 — 他從部隊回來休假。然後他們一起出去喝酒，一直到我睡了，裏奇才回來。但第二天回醫院前，裏奇在客廳滿臉怒氣地叫住我。他把臉湊到我麵前，瞪著我的眼睛。

“我對你很失望。”他咆哮道，指著我說，“我希望你尊重我的朋友，聽懂了嗎？”

“你……你是什麽意思？”我咕噥著說。我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麽。

“鮑比說你特別冷漠。”裏奇繼續嚷嚷，“你不理睬他，好像完全不認識他一樣。”

“我隻是想有禮貌些啊。他是你的朋友。我並沒有無禮啊。”

後來我才知道，鮑比曾經也是我的朋友。他來我家並不隻是來看裏奇，也是來看我的。而我卻認為他隻是來找我弟弟的，可以想象他為什麽會感到被漠視。

“對不起。”我說，同時也很失望。我以為裏奇知道我的記憶出了問題。我沒有再為自己辯解就溜走了，想到馬上能回到醫院，心裏甚至有點高興。

大約一年後，剛過感恩節，我又回到家裏。裏奇也在家。那時我已經出院幾個月，在針織品公司工作，住在青年旅館。我離開的那些年，高中的朋友們已經畢業並上了大學，他們繼續著各自的生活軌跡。我那非常善於交際的弟弟裏奇，和我最好的童年夥伴萊妮成了好朋友。她已結婚並搬到了加利福尼亞州，那周她正好回來探親訪友。

那天，正是寒冷的11月，萊妮到我家來看我弟弟，我沒有認出她來。看到我時，她顯得很慌張。她可能一直在想如何跟一個瘋子說話。我們從小學到初中一直是最好的朋友，可那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安妮塔，哇，呃……最近怎麽樣？”

那時我已經知道，要表現得我們曾經是朋友。“你氣色真好！呃……快坐吧。”我指著沙發說，“要不要來點果汁？”

“那真是太好了。”萊妮微笑著說。我能看出她稍微放鬆了些。“我們最後一次見是什麽時候？還記得我們一起玩的通宵派對嗎？還有那些遊戲，你還玩嗎？”

“裏奇告訴我你可能會過來……是的，我很好，呃，你怎麽樣？真不敢相信天怎麽這麽冷，上周還沒這麽冷呢……”

萊妮打扮得時尚又漂亮。我盯著她那時髦的帽子、衣服，尤其是她的臉，聽著她說起以前的事，“……那次我們和你媽媽一起去海邊，還決定不經過她的允許就去參加派對，記得嗎？……當你弟弟拿走你的書時……還記得我們討厭舞蹈學校嗎……你不記得了嗎？”

我無話可說。萊妮坐在沙發上，擺弄著她的帽子。

我感覺臉在燒，汗在流。我盡可能專注地看著她，仔細聽她說的每一個字。我在腦海裏，緊急回顧了一下過去的生活，但仍然一片空白。我記不起任何關於我們的事情，就好像我走進自己的園子才發現，原本該有鮮花和蔬菜的地方，卻隻有瀝青和石子。裏麵空無一物。

我別無選擇，隻能解釋。“你也知道我在這裏的精神病院待過好幾年，對吧？”我停頓了一下，無法直視她的眼睛，“是這樣，他們給我做了很多次電休克治療，而這種治療會讓人忘記一切。我不記得任何關於學校的事情—從小學到高中。我痛恨這樣。真的很抱歉。”

起初，她看上去很震驚，然後緩緩地深呼吸，繼續思考著我說的話。她揚起那畫得很精致的眉毛，狐疑地看著我。她歪著頭，嘴唇緊緊抿成一條線。然後歎了口氣。“很高興你能告訴我這些。”但她的語氣卻並非如此，“請轉告裏奇我來找過他。”然後她抓起手包，拾起身邊的外套，轉身離開了房子。門快要關上時，我聽到她說了聲“再見”。

我知道萊妮不相信我。我甚至可能嚇到她了。那之後，我再也沒有見過她，也沒有聽到她的消息。

“你最近跟其他人聯係過嗎？麥克？薩拉？”

這個問題把我的思緒拉了回來。我猜對了：麵前的這個女孩是我高中時的朋友。她提到的那兩個人是我班上的。這次我沒有說謊：“最近沒有聯係，你呢？”

她就又說起了她和她的朋友的故事。最後，我甚至可以推斷出她是誰了—艾琳。我們曾一起上過榮譽班的大部分課程。那次我很幸運，收集到了足夠的線索，從而確定了她的名字。雖然我不記得任何涉及艾琳和我的具體事情，但至少我知道了她的名字。

“就這樣吧。跟你聊天真開心，下次你見到他們時，要代我向他們問好。”

“好的，一定。”

她微笑著拿起書包，向街上走去。

“再見……艾琳。”我補充道，那時她已經走遠，聽不到了。

漸漸地，我知道，沒有人能理解我喪失記憶的狀況。這是不可理解的，就好像我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訪客，有著隻有我自己知道的風俗習慣。為了避免讓遇到的人疏遠或害怕我，我開發出一套係統：認真聽他們所說的話，從中收集足夠的細節，來弄清楚我們彼此相識的背景關係。之後挑一些我認為我們肯定一起做過的事情作為話題，而通常這會令對方十分滿意，甚至是感激。

在這個過程中，我認識到，人們是多麽渴望被傾聽，卻很少注意到事情的真相。我開始覺得自己像個傾聽專家。而更重要的是，在搜尋信息來證明—我是他們認識的那個我—的過程中，我對自己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們眼中的那個朋友：安妮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