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子戰爭

也就是說，我不能放棄，我還是想知道該吃什麽。

首先，從差不多每個人（不算布拉特曼）都會同意的東西開始。眾多研究表明，我們應該吃更加天然健康的食物，而不是經過加工的食物，比如應該吃西藍花，而不是法式炸薯條。另外，我們攝入了太多的糖和鹽。而且，我們吃太多垃圾食品了。

我們每天吃的油炸食品和甜食就是災難，我想差不多每個人都同意這點吧。我姑媽瑪蒂用人們喜歡的那種縮寫方式稱其為SAD（Standard American Diet，標準美國飲食）。

有關營養學的很多東西幾乎我們每個人都同意，但是也有很多爭議的空間，和有爭議的人。營養學領域就像議會，有兩軍對壘，而且幾乎人人都會站隊。

極左派保守地主張以植物為基礎的飲食；極右派則激進地倡議低碳水、高蛋白的飲食。

目前，以植物性飲食為主的倡導者占多數。他們奉行的“聖經”是2005年出版的暢銷書《中國健康調查報告》（The China Study），其作者科林·坎貝爾（T. Colin Campbell）是康奈爾大學的營養生物化學教授。這本書引人注目，是針對中國8.8億人口長達20年的研究。該書認為：吃動物性食物不利於健康，會導致大量健康問題，如糖尿病、心髒病、乳腺癌、直腸癌、黃斑變性、骨質疏鬆等。最健康的飲食是完全不含動物性食物的，沒有牛肉、家禽、雞蛋、魚和牛奶。但坎貝爾不喜歡稱其為“嚴格的素食主義”，他覺得那帶有政治意味。但是，從本質上來說，這就是“嚴格的素食主義”。這是一方觀點。

另一方觀點的代表人物，就是前麵提到的蓋裏·陶比斯。他是一位非常有才華的記者，著有《好卡路裏，壞卡路裏》（Good Calories，Bad Calories）和《我們為什麽會發胖？》（Why We Get Fat？）。他認為，低脂肪飲食就是騙子，本身建立在錯誤的科學基礎之上。而事實上，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就接受了低脂肪飲食，而肥胖症也正是在同一時代開始流行。陶比斯爭辯說，有的人采用低脂肪飲食也有大肚子。

其實，真正的罪魁禍首不是脂肪，而是碳水化合物，尤其是精製的碳水化合物。陶比斯說過，“胰島素的作用是促進脂肪存貯於脂肪細胞中，抑製脂肪分解。身體中的胰島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食物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即所消耗的碳水化合物的數量和質量。”可見，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我們說的“糖”）含量越高，就越危險。陶比斯和他的支持者建議，盡可能地限製碳水化合物，尤其是經過加工處理的碳水化合物、高糖碳水化合物（如香蕉），以及含有澱粉的碳水化合物（如土豆）。相反，他們推薦吃更多的蛋白質和好的脂肪，比如蛋、魚、瘦牛肉和部分蔬菜（如菠菜和西藍花），但是建議少吃穀物。

我不是嚴格的素食主義者，我吃蛋和三文魚，不過我不吃牛肉、羊肉和豬肉，我稱自己為“準素食主義者”。現在我更喜歡另一個新潮的詞語——彈性素食主義者。

我傾向於這種方式有兩個原因。

第一，我有偏見。我從小就被可愛又古怪的姑媽灌輸反肉食的信息。

她給我看過屠宰場的恐怖錄像，還告訴我“肉裏麵有各種致癌物”。她還使出渾身解數把動物性食物做得極其難吃。如果我想吃冰淇淋了，她就會對我說：“你喜歡人體黏液嗎？冰淇淋就是凝固了的黏液。”如果我在吃蜂蜜，她會問：“蜜蜂的嘔吐物好吃嗎？”

姑媽反肉食的熱情令我難忘。記得有一次在爺爺家吃晚餐，整個大家族成員都在那兒，而姑媽拒絕在那張有肉食的桌子上吃飯，大家族裏有一半人表示理解並支持，而另一半人則表示想吃雞肉。最後，我們不得不擺了兩張餐桌，一張桌上有肉，一張沒有。爺爺奶奶不願意因為選邊得罪人，所以就在中間支了一張桌子坐下，成了吃飯的“非軍事區”。

第二，專業的事情，我更願意接受大多數科學家的看法。

我這種半盲目的接受，是科學知識玄秘化的不幸結果。如果我生活在19世紀，那我自己就可以判斷孟德爾的豌豆研究是否有意義。但是，要說到血液C反應蛋白比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水平能更好地檢測心髒病嗎？我就得費勁地花幾個月的時間來回答。還有，如果美國國家科學院研究發現97%的氣候學家認為全球變暖是人為造成的，那麽我也接受他們的觀點。

科學不是完美的，會受到偏見和欺詐的影響。隻不過，利大於弊。

現在的大多數科學家主張植物性飲食，減少動物性脂肪和蛋白質的攝入量。美國農業部2011年的膳食指南也逐漸轉向以植物性食物為主。在過去，一些營養學家猛烈攻擊美國農業部的食物金字塔，因為它受支持肉食的農業說客影響太大，其最新版本推薦了最低限度的動物蛋白攝入量，在《2011我的餐盤》（2011 My Plate）上可以看到。其中，這本書提到蛋白質隻占理想膳食的20%，還強烈推薦多吃豆類。

但是，我也沒有忽略陶比斯的忠告。他對碳水化合物的反對很有說服力，這一點也影響著我的飲食。現在，我除了花菜和吸管，很少把白色的東西放進嘴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