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學假說

為了公平起見，我決定也關注一下朱莉對於細菌的觀點。也有很多科學家的觀點跟她一樣。

他們把他們的理論稱為衛生學假說，觀點是：現在第一世界國家的孩子們沒有機會接觸足夠多的細菌，這會妨礙免疫係統的發展，免疫細胞就沒有機會學會識別和消滅那些傳染細菌。我們過分清潔的世界，應該對劇增的哮喘病和過敏症負責。

我給免疫學家瑪麗·魯伊布什（Mary Ruebush）打電話，她是《為什麽汙垢是好的》（Why Dirt Is Good）的作者，這本書是衛生學假說界的一麵旗幟。

“就像鍾擺的擺動一樣，”她告訴我說，“在人類進化的最初幾千年裏，根本就沒有清潔的意識。但是後來，當我們意識到清潔和疾病之間的關係時，我們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

跟提爾諾博士一樣，她聲稱自己是高度健康的。“我不記得自己上一次感冒或者頭疼是什麽時候了，關鍵是我完全沒有任何的衛生標準。”

有句話我憋著沒敢說出來：我很高興這是電話訪問。

“我洗手的標準是：如果我的手看起來很髒或者氣味難聞，我就洗手。”她說。

她跟提爾諾博士一樣，也有關於坐飛機的“恐怖”故事。

“當時我旁邊坐著一個8歲的男孩，他是一個人出來旅行。他開始擦拭座位、扶手和小桌板，然後才在座位上坐下。他的這些舉止嚇著我了。”

當我把兒子曾經趴在地上舔冰淇淋的事情告訴她之後，她竟然笑著說道：“挺好啊，他長大後一定會很健康。”

我掛上電話後，告訴了朱莉魯伊布什的觀點。

朱莉說：“這個女人真聰明。”

就在那天晚上，朱莉不小心把一片黃瓜掉在了地上，她彎下腰把它撿了起來，然後放在兒子讚恩的盤子裏。

“真棒，衛生學假說。”她高興地說道。這成了她的新口頭禪。

再三思考後，我決定用一周的時間在自己身上實行提爾諾博士的細菌作戰計劃。我向朱莉保證，不把它用在她和孩子們身上。

提爾諾博士在《細菌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Germs）中提出了一係列的抗菌生活建議，我把它們記錄到我的電腦裏了。我選了一個周三的早上開始實施這些建議。比如：

·每周擦拭手機和電視遙控器。（用濕紙巾能把細菌擦掉嗎？我甚至希望能把這些電子產品煮一煮。）

·所有的水果蔬菜都要用過氧化氫和醋的水溶液浸泡5～10分鍾。（“過氧化氫？”幫忙照顧孩子的保姆問道，“安全嗎？我怎麽覺得它是用來染頭發的。”我告訴她書上是這麽說的。）

·內衣要與其他衣物分開洗滌，主要是防止排泄物殘渣的汙染。

·洗好的衣物放在太陽底下暴曬，因為紫外線能殺死細菌。（曬衣繩在紐約不管用，我隻能把襯衫晾在空調的外掛機上。）

·拆下淋浴花灑，用醋浸泡一會兒，再清洗幹淨，清除軍團菌，那是軍團病的致病菌（現在還得這麽做）。

·定期用吸塵器清潔室內裝飾品和窗簾。

·把濕海綿放進微波爐裏照射一兩分鍾。

·使用低致敏性床單和枕套，防止塵蟎引起皮膚過敏。（我買的那些麵料有點滑溜，不過它們讓我感覺好多了。提爾諾博士說他住旅館的時候會帶著防菌床單，而我也把它列在了清單上。）

忙活了半天，我都還沒有完成我的清單，抗菌生活戰是一項全天候工作，雖然我的注意點有時有點奇怪。抗菌生活戰除了忙碌之外，我還有一種感覺——正當。

我現在特別希望生活中的每一部分都更有秩序感，朱莉要是回家吃晚飯遲到了，我會覺得煩；兒子加斯帕要是和班裏的淘氣鬼廝混，我也會煩。

我不知道我的這些謹小慎微和細菌恐懼症是否有關係。可能有，也可能沒有。大腦本身就是個複雜的東西，可能是細菌恐懼症影響了我的道德觀。

我記得曾讀過《紐約時報》的一篇專欄文章，是兩位科學家寫的，大意就是說——你越是跟細菌糾纏，你在政治上就越保守。

他們進行過實驗，在實驗過程中，詢問受試者有關“道德、社會和財務”的態度。文章是這樣寫的，“隻是站在一個有消毒裝置的自動售貨機前，人們就會說出比較保守的政治信念。顯然，細菌出現的最細微的信號都足以使政治態度轉向。”

女王學院的皮特·利伯曼（Peter Liberman）教授和康奈爾大學的大衛·皮薩羅（David Pizarro）教授給出了相關解釋，早期的人們經常與帶有傳染病菌的其他部落接觸，所以，人們逐步進化成“厭惡他者”，而這有助於人們把互動保持在最小範圍之內。這種厭惡感與保守的、對外人謹慎的世界觀是有關聯的。

當我把這種理論告訴一個有代表性的保守派朋友時，他說聽起來很荒謬。不過，他補充說，這讓他覺得自由派很肮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