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耳朵—追求耳根子清淨
The Ears: The Quest for Quiet
今天晚上我帶著三個兒子去了他們最喜歡的紅花餐廳(1)吃晚飯——他們喜歡看廚師用大鏟子把食物炒到飛起，但我知道這種吃法並不健康。
首先，這種食物簡直是一場油和鹽的狂歡；其次，每個烤架都冒著濃煙，充斥著整間餐廳，熏得人眼睛都睜不開，就像我想象中的1965年的戴高樂機場候機廳。
隻是，今天晚上讓我注意的是嘈雜聲。烤架上醬油的嘶嘶聲，人們越來越大的聊天聲，還有我兒子的吵鬧聲。（他們真是吵得有點不可理喻，平時在家要是媽媽在打盹，我讓讚恩安靜一點，他就會走到她身旁大喊“踮起腳來！踮起腳來！”）
而今晚，他們三個人各自拿著一個塑料小喇叭，這是他們參加朋友生日聚會時送給他們的。挺有意思的聚會禮物哈，怎麽不給他們一包萬寶路或者一些剃須刀呢？說不定我更喜歡呢。
從我們離開他們朋友的體育主題生日聚會開始，他們就一直在“嘟嘟嘟”地吹喇叭，讓我覺得自己身邊一直跟著南非足球賽的球迷。直到開胃菜上來，我們才好不容易從他們手裏把這可怕的東西拿開。
哎，這世界太多噪聲了！在我執行健康計劃的過程中，我越來越意識到這一點。隻用花一個小時聽聽——手機短信聲、飛機的嗡嗡聲、跑車轟鳴聲、電視名嘴們的咆哮聲、筆記本電腦工作的聲音、吃膨化食品嘎嘣脆的聲音……
噪聲並非一個小麻煩，準確地說，噪聲是這個時代被低估的一大健康危害，它不僅會損害我們的聽力，還會損害我們的大腦和心髒。它就相當於耳朵的二手煙。還有種更嚴重的說法——噪聲是聽覺的芥子毒氣。
雖然噪聲汙染沒有被列入一級致病汙染名單，沒有防汙染宣傳大使，但也有一批勇敢甚至稍有些怪異的改革鬥士大聲疾呼，他們反對噪聲的言論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知道。其中有一位被稱為“反噪聲界的瓊斯媽媽(2)”，名叫阿爾萊恩·布朗紮夫特，是紐約市立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她同意我去她上東區的公寓拜訪她。
布朗紮夫特身材小巧，留著棕色短發，她住的公寓很好地屏蔽了大部分交通噪聲，公寓牆上掛滿了她喜愛的紐約揚基棒球隊和她外孫的照片。她外孫在自己前不久的猶太成人禮上請了一支5人樂隊來表演。
“我女兒對那些演出的人說：‘如果你們演奏得太大聲，我媽媽就會剝奪我的繼承權。’”她笑著說道。
我們坐在她的廚房裏談論有關噪聲的問題。
這個高分貝的世界有什麽問題呢？
“最明顯的一個問題，就是聽力損失。”她說。
有數據顯示，美國目前大約有2600萬成年人由於噪聲而聽力受損，再加上現在流行戴耳機，這個數據肯定還會增加。
不過，即使沒有戴耳機的習慣，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的聽力也會逐漸喪失，因為耳蝸裏的感覺毛細胞會逐漸損壞。比如，嬰兒可以聽見2萬赫茲頻率的聲音，而成年人一般隻能聽見1.6萬赫茲頻率的聲音，也就是說，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對高頻聲音的靈敏性也會逐漸下降，這意味著女人和孩子們的聲音會先被“屏蔽”，就好像上帝是W. C. 菲爾茲(3)所扮演的。
聽力損失已經夠嚴重了，但這還不是最緊迫的問題。最緊迫的問題是噪聲對我們的應激水平、心血管係統和注意力有強烈的影響。在石器時代，一聲巨響就預示著某種威脅——可能是一頭憤怒的乳齒象，所以噪聲會激發或戰或逃的反應：激增的腎上腺素和血壓。而現在，我們幾乎整天都被巨大的噪聲轟炸，這意味著我們或戰或逃的本能反應沒有消停過。一項研究發現，長期在噪聲條件下工作的人，患心髒病的概率比在安靜環境中工作的人高2~3倍。
喬治·普羅尼克（George Prochnik）在《追尋寧靜》（In Pursuit of Silence）一書中引用了一位前世界衛生組織官員的話（可能有點危言聳聽），“每年有4.5萬次致命的心髒病發作可以歸因於與噪聲有關的心血管勞損。”
突然，我聽到布朗紮夫特的廚房裏有什麽東西在呼呼作響。
“什麽聲音？”我問。
“電冰箱的聲音。”她說，“當我發現它會產生噪聲時，我也很震驚。”
噪聲不光損害耳朵和心髒，對大腦也會造成很大的損害。
我們聰明的開國者在18世紀就知道了這一點。“他們在費城獨立大廳簽署憲法時就意識到，噪聲會給他們造成混亂，因為馬和四輪馬車走在鵝卵石路麵上會嗒嗒作響，”布朗紮夫特說，“所以，他們在鵝卵石上墊上土，用來減輕過往車輛的噪聲。”
布朗紮夫特是最早的科學地表達噪聲會幹擾大腦的人之一。
20世紀70年代，她擔任紐約市長的交通顧問，協助設計了紐約市地鐵地圖，她當時甚至不關注噪聲汙染。（她說她對噪聲並不太敏感，她開始對這個問題感興趣，是把它作為一個公共衛生健康問題。）
布朗紮夫特在曼哈頓華盛頓高地的一所公立學校指導過一項裏程碑式的研究——一些教室直接麵對著高架地鐵軌道，每5分鍾就會聽到一趟列車隆隆駛過；其他教室在大樓的另一麵，相對安靜很多。有什麽差別呢？以六年級學生為例，在安靜教室裏學習的學生在閱讀方麵的能力大約領先在噪聲環境下學習的學生一年。
從那以後，她的結論有了一係列研究的支持，研究對象既有學生，也有成年人。正如喬治·普羅尼克所說：“即使是白噪聲機器、空調和電視背景音的中等噪聲都會破壞孩子的學習。”
在布朗紮夫特剛開始研究噪聲汙染的時候，反噪聲運動在一些地方甚至被視為介於有機食品和給希臘雕塑強行穿上衣服之間的一種行為。不過，現在它越來越接近主流觀念了，有了更多的降噪限製、產品上的警告標簽，以及改變了的飛行模式；全國各地都有人在抨擊風力渦輪機、樹葉清掃機和摩托車越野賽活動。
“這不僅僅是大城市的問題。”布朗紮夫特說。
她已經說了兩個鍾頭了。布朗紮夫特是反噪聲人士，但她不是沉默寡言的人，她很健談。
她告訴我她還沒出版的小說《為了滅絕高聲》（For Dying Out Loud）中的情節，小說講的是一位老太太被吵鬧的鄰居殺死的故事。
“小說裏有性嗎？有很多，我女兒讀不懂。小說裏描述了噪聲嗎？對，有秘密，有謀殺，但我沒有小說家的技巧。我太學術了。”
我還是決定打斷布朗紮夫特的話，告訴她我要去學校接孩子了。跟她告別後，我搭公交車回家了，一路上，我讓自己盡量不去注意車流中高高低低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