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盔實驗

艾皮離開後，我決定最後的小計劃是安全周。我希望我的公寓安全級別能達到A+。

第二天早上，我花了一個小時在網上找新的煙霧報警器和無火焰蠟燭，把所有的玻璃碗從架子上拿下來，還買了放浴盆裏的防滑墊。

我還決定，為了安全，真正、完全的安全，我應該調查朱莉曾經嘲笑過的我的想法：頭盔。不僅僅是騎行或者開卡丁車時戴的頭盔，也是在城市中行走時戴的頭盔。

也許這聽起來很奇怪，但我絕不是唯一考慮過步行頭盔的人。2009年，丹麥就發起了推廣步行頭盔的運動。

丹麥的道路安全委員會印製了海報，上麵用簡筆畫畫著各種情景——購物、乘坐自動扶梯、扔垃圾，無一例外地戴著各種顏色的頭盔。其口號是：“步行頭盔真是個好頭盔。交通安全不隻是騎車人的。丹麥的行人實際上頭部受傷的風險更高。”

我核實了，這絕對不是笑話或者寓言。

那麽汽車頭盔呢？我是說普通出租車司機戴的頭盔，而不是賽車運動員的頭盔。這方麵也有零星的嚐試想讓它成為主流，但收效甚微。

作為實驗，我就在跑腿的時候一直戴著騎行時的藍色頭盔。情況倒不算壞。我也沒有得到預計的那麽多的質疑的目光，也許是路人以為我的自行車或摩托車鎖在附近。最主要的是，有一種安全感，尤其是當我在紐約無處不在的腳手架下麵奔跑時，我其實一直挺擔心的。

我在公寓裏也做了頭盔的實驗。今天吃晚飯時，我給兒子們端意大利麵時就戴著頭盔。對此，朱莉拒絕評論，但是盧卡斯非常喜歡，他把他的自行車頭盔也戴上了。他的頭盔上有個海盜的圖案，搶了我那個普通頭盔的風頭。

但是幾天後，我就不用步行頭盔了，部分原因是我沒法戴防噪聲耳機的同時還戴頭盔，我必須做出選擇。

從理性的觀點來看，步行頭盔並不是一個瘋狂的想法。正如《魔鬼經濟學》（Freakonomics）指出的，按照每英裏的單位基數，行人事故比醉駕的死亡人數還要多，每年高達60000人受傷，4000多人死亡。

我提出步行頭盔的理由是想說明一個重要的觀點：我們思考危險的方式是不符合邏輯的。我們無法通過風險評估來拯救生命。芝加哥大學教授、行為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教授，告訴我說：“人們很難知道什麽是真正危險的，什麽不是。”我們普遍關注錯誤的危險，因為那些引人注目的頭條新聞，而忽略了那些常見的、難以理解的危險。

莉薩·貝爾金（Lisa Belkin）曾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這個話題的有煽動性的文章，指出了對18歲及以下兒童造成傷害最多的5件事：車禍、被殺（通常是被認識的人所殺害）、被虐待、自殺、溺水。而根據梅奧診所醫學中心的研究，家長們關心最多的5件事是：綁架、學校狙擊手、恐怖分子、危險的陌生人、毒品。貝爾金舉了個很生動的例子：我們開車去商店買有機蔬菜（其實沒有實際數據證明有機食品可以延長壽命），但是在等紅綠燈時我們會打開手機查看電子郵件，而根據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每年有2600起交通死亡事故是由於司機看手機造成的。

“9·11事件”已經過去那麽多年了，我坐地鐵時還是感到緊張不安，我害怕某個瘋子要去炸地鐵。所以我一般就是步行，或者坐出租車。這其實是不合邏輯的：在出租車事故中受傷的概率比碰上地鐵炸彈的概率大得多。

那麽一個半理性的人該怎麽做呢？我製定了一些經驗法則：為汽車擔心，而不是飛機；為火擔心，而不是為拐騙綁架。多鍛煉，但不要多到妨礙與家人共度時光。

還有，就是盡可能，買個步行頭盔。

(1). 光明節（Hanukkah），猶太教紀念節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