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未來幾代人建設社區

在大都市林立和社會隔離的時代，我們可以從哪裏找到共同的“村莊”來養育我們的孩子呢？在社會衝突和家庭分裂的時代，我們如何建立擴大化的成人輔導員網絡，為青少年提供一致的指導呢？在一個由經濟水平相差懸殊的人組成的社會中，我們如何建立支持我們社會中所有孩子發展的社區呢？

為了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或許可以看看人們在被經濟衰退和社會解體摧毀的地方重建社區的例子。有時候，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我們可能會發現對所有人都有用的原則。在本書的前麵部分，我提到了各種城市青少年組織的勇敢行為，它們在一些遭受最嚴重破壞的社區為青少年提供了安全的避風港。目前，男孩和女孩俱樂部、體育協會如社區籃球聯盟等正在吸引青少年參加有益健康的活動，並為他們提供成人輔導員的指導。其中許多組織都隻靠極少的資金在運作，它們的工作通常都是默默無聞的：這些組織的記錄者米爾布裏·麥克勞克林說：“這是美國最偉大的鮮為人知的故事。”各種跡象均表明，這些草根組織正在拯救成千上萬被社會遺忘的孩子的生命和未來。

這些組織的成功有兩個關鍵的原因。首先，它們是真實的。它們誕生於它們所服務的青少年成長的環境中。這些最有效率的組織已經陪伴了這些青少年很長時間，並展示了它們與青少年同甘共苦的責任感。這些組織通常會雇用一些較年長的社區成員作為員工，他們年輕時也在類似的環境中成長並生存了下來。通常，這些“幸存者”自己也曾深陷麻煩，並從錯誤中吸取了教訓。他們的聲音清晰而有力地傳到了下一代人的耳中。

其次，這些組織對所有成員都提出了嚴格的要求。有一些規則和期望是他們必須注意的。它們的年輕成員都知道，如果他們不遵守明確的規定，他們將被淘汰出局。具有啟發意義的是，年輕人不會對這些規則感到惱火。相反，麥克勞克林報告說：“年輕人歡迎這些組織為他們設定的規則和限製。”正如我上麵指出的，我們都可以學習這項工作所體現的原則。

然而，盡管這些組織已經證明了它們的有效性，但它們幾乎沒有得到大眾的支持。它們年複一年地勉強度日，資金匱乏，常常不得不把許多急需幫助的青少年拒之門外。有時候，由於缺乏足夠的資源，它們會悄無聲息地消亡，除了他們所服務的不善於表達的青少年之外，任何人都不會注意到它們。為了確保其有效性和生存，這些組織需要與企業、學校、公共機構和其他能夠支持其基本工作的組織建立聯係。換句話說，它們必須加入促進青少年發展的一係列協調行動中。而圍繞孩子的發展需求推進一係列協調行動需要建立社區意識：事實上，社區的本質就是對一個社會中的所有孩子承擔共同的責任。在當今社會的太多社區，這種情況並不存在。社區已經變成一種虛無縹緲的希望。

這可能是我們難以企及的新疆域，因為它似乎變得一年比一年更遙遠了。但即使在這條最具挑戰性的戰線上，也有一些先驅者正在推進他們的試驗，他們的進步為整個社會樹立了很好的榜樣。其中一個這樣的先驅者就是得克薩斯州南部的社區建設者小埃內斯托·科爾特斯（Jr. Emesto Cortes）。科爾特斯從資深社會活動家索爾·阿林斯克（Saul Alinsky）那裏學到了他的組織技能，他把阿林斯克的社會活動工具“工業區基金會”（Industrial Areas Foundation）帶到了履行教育和公共服務使命的新領域。科爾特斯將一個大都市區所有正常運轉的機構聯合起來，與犯罪、吸毒、經濟衰退和學校失靈等社會問題作鬥爭。他教當地社區的人們如何確定和追求他們的共同目標。這些目標可能像安裝一個新的下水道係統一樣實實在在，也可能像實施進步主義學校改革一樣虛無縹緲。無論做什麽項目，科爾特斯都從人們為自己和家人設定的目標入手。科爾特斯堅持認為，行動的重心仍在人們自己身上：他從阿林斯克那裏學到的一條經典的組織原則是，永遠不要代替別人做他們能為自己做的事情。科爾特斯提醒人們他們有共同的利益，敦促他們彼此守望相助，在通常獨立運作的人和機構之間建立聯係，從而建立了真正意義上的社區。

不出所料，在這個暴躁的時代，科爾特斯招致了極左翼和極右翼政治勢力的抨擊。對於一些保守派來說，他與激進的阿林斯克關係太密切，不值得信任。對於一些激進分子來說，他太醉心於改良我們的社會，而不是摧毀了它再重建。科爾特斯遭到所有這些政治極端勢力批評的原因是，他試圖在對立雙方之間搭建橋梁，而不是促使其進一步兩極分化。他明白，創建一個養育青少年的社區需要在青少年尋求指導的成年人之間達成共識，而不是擴大分歧。科爾特斯充分利用了我們社會中幸存下來的機構，而不是攻擊它們。盡管他主張在學校和地方政府中進行改革，但他與這些機構進行了富有建設性的合作，而不是試圖摧毀它們。科爾特斯和電視主持人比爾·莫耶斯之間的以下談話非常具有啟發性：

莫耶斯：有些批評你的人說你實際上太保守了。他們說，你正在把越來越多的人帶入一個僵化和過時的現有機構體係，而你應該變革這個體係。

科爾特斯：嗯，我很少有這樣的榮幸被批評過於保守，但我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正在倡導一種文化保守的策略。人們與機構建立聯係是很有必要的。我們必須區分傳統和傳統主義，前者是死的人流傳下來的活思想，後者是活的人的死思想。如果你說我保守是因為我認為家庭很重要，那麽我認罪；如果你說我保守是因為我認為教會很重要，那麽我認罪；如果你說我保守是因為我認為公立學校可以有效運作，那麽我認罪；如果你說我保守是因為我相信美國能正常運轉，那麽我也認罪。

通過在一個名為“得州宗教間教育網絡”（Texas Interfaith Education Network）的網絡上聯絡的一些當地合作夥伴，科爾特斯和他的同事們利用他們的社區建設方法，振興了整個得克薩斯州南部的公立學校。這些合作夥伴包括COPS（公共服務社區）、ACT（塔蘭特聯合社區）和EPISO（埃爾帕索宗教間讚助組織）等，它們正致力於用“學習者社區”取代工廠式學校。在一份關於未來公立學校願景的聲明中，得州宗教間教育網絡描述了下麵這種想法：

成功的學校將更多地扮演“學習者社區”的角色，而不是官僚等級上最底層的角色。它們的特點是創造各種各樣的學習環境和策略，以適應孩子們特殊的、不同的需要。學生不是被動的學習者，而是合作學習社區的一員。老師和行政管理人員共同致力於不斷提高他們的教育水平，他們從經驗中學習，向彼此學習，向學校裏的學生學習。成功的學校的特點是所有利益相關者—包括父母、老師、行政管理人員和社區領導人—之間都建立了充滿活力和相互協作的關係……成功的學校將認識到並支持家庭在孩子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當地夥伴關係，如COPS，在社區範圍內舉行會議，以促進學校改善教育事業。這些會議規模很大，同時也很有針對性。有些人說它們帶有一種複興的“氛圍”。演講者分享他們的教育經驗，並請求參加會議的父母、公民領袖、商界人士和其他公民提供支持。通常，學生也出現在那裏，他們也會分享自己的經驗和希望。在會議接近尾聲時，所有社區成員都被要求公開聲明他們會致力於推動學校改革事業發展。

正如科爾特斯及其追隨者所做的那樣，社區學校改革運動是悠久傳統和當前時代的有力結合。它是曆史悠久的，因為它保留了千百年來社區標誌性的村落般的親密關係和共同責任。它又是當代的，因為它利用了從最新研究和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最先進的教育方法。

科爾特斯的組織協調工作抓住了社區的本質，在人們和機構之間架起了橋梁。通過這樣的努力，人們感覺到學校、教堂和其他公共機構確實是屬於他們的機構。通過將改善學校的目標化為每個人的公共事務，父母和老師、公民領袖和學校、教會和世俗，以及孩子和擴大的成人輔導員網絡之間，建起了新的溝通渠道。充滿活力的有關教育的社區對話讓孩子們感覺他們在學習過程中有了新的目標感，與長輩們有了新的聯係。這些努力體現出來的共同目標和價值觀，呈現出了人們對青少年清晰的、一致的期望。這些努力帶來的學校改善為青少年提供了培養各種技能和理解能力的新機遇，這些技能和理解能力將對他們當前和未來的生活大有裨益。

得州宗教間教育網絡的學校改革願景包含我在第9章中概述的項目教學的許多要素：關注學生的積極學習和理解；關注每個學生的才華和興趣；在課堂中重新調整社會關係，強調合作和指導；使用同伴學習方法，如小組學習和輔導；以及使用以表現為基礎的評估為學生提供富有建設性的反饋信息，包括他們已知道和不知道哪些知識。此外，這些要素還包括致力於給孩子們傳授他們在工作和社會中所需的基本技能。在這種方法中，思維和知識、解決問題和事實、孩子們自發的興趣和較高的成就標準之間，沒有毫無意義的兩極分化。不言而喻，一所好的學校能夠促進上述所有方麵的發展。

在美國得克薩斯州學校改革運動中，孩子的現實需求和精神需求並沒有對立起來。這場運動對宗教觀點也很開放，在科爾特斯和他的同事組織活動的社區，宗教觀點也得到了表達。不同信仰的人為了一個共同的事業而團結在一起，但這並不意味著需要壓製任何特定的信仰表達。沒有人覺得一個人的信仰若不隱藏起來就會對另一個人產生壓迫效應。事實上，我們需要教堂和其他宗教機構在重建社區方麵發揮建設性作用。當然，它們的共同點是，它們都獻身於超凡的使命，並通過共同的社區給孩子傳授這種超凡的使命。

得克薩斯州的社區革新運動本質上是改良主義。它與學校等傳統機構密切合作；但它會敦促這些機構改進方法，提高其幫助青少年的能力。因此，該運動支持非傳統的教育改革方法，如合作學習和績效評估，以努力重振這些機構。這種運動的重點是孩子現在和未來需要的技能和價值觀。它不會懷舊地聆聽過去的想法，也不會維護禁錮年輕一代的傳統實踐。

在當今社會中，確實有一些社區在這樣砥礪前行。其中一些社區至少取得了部分成功。人們決心在自己和父輩曾經生活的相同環境下養家糊口，正是靠著這些人的忠誠，這些社區在日益惡化的社會環境中努力維護著它們的安全和團結。在許多方麵，人們不得不佩服它們取得的成就。

社會學家弗蘭克·弗斯滕伯格就描寫了費城一個這樣的社區。它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城中村之一……這個社區在一波又一波的城市惡化和中產階級化的浪潮中幸存了下來”。這個社區的特點是“豐富的資源支持和密集的成年人網絡，成年人與孩子聯係密切，充當著有效的支持係統和社會控製的源頭”。它絕不是一個富裕的社區：它主要是由工薪階層組成的，他們的家庭世世代代都生活在那裏。社區的主要資源不是物質，而是人際關係。人們覺得有義務照顧彼此的孩子。他們照看著孩子，正如一位父母所說：“街上到處是耳目。”學校、體育聯盟和當地企業都對這個社區的孩子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他們經常與父母溝通。弗斯滕伯格寫道，在這個社區，“養育孩子是一種共同的活動”。在核心標準問題上，這個社區用同一種聲音向青少年說話：父母“有理由相信，如果他們的孩子不守規矩，任何成年人都可能會像他們自己一樣管教這些孩子”。這個社區的孩子享受著隻有由人們和機構組成的關愛孩子的網絡才能提供的保護和指導。在這方麵，這些孩子比他們的許多同齡人幸運得多。

然而，人們無法對這個特殊社區的未來感到樂觀。它正在用陳舊的武器對抗日益惡化的社會失常狀態。這個社區的一些價值觀既過時又狹隘。弗斯滕伯格評論說，“激進的種族主義”會遏製鄰裏之間發出不和的聲音。排外情緒，如種族主義，不能為青少年提供振奮人心的社區憲章。社區無法通過與外界隔絕來保護自己。這樣的努力正在節節敗退。最終，這些隔離牆將會轟然倒塌。那些沒有準備好與多元化社會中的所有人進行富有建設性互動的人將無法適應。

如果一個社區總是抵製所有社會變化，那麽它就無法適應新的環境。學校和其他機構必須不斷更新，以便有能力為現在和未來的人服務。如果要為青少年服務，那麽這些機構就必須與時俱進。這並不是說這些機構應該忽視它們的傳統使命或拋棄它們的傳統價值觀，而是說它們必須用當代青少年能夠聽懂的語言來調動他們的興趣。如果青少年從一開始就認為他們社區的學校和教堂是積滿灰塵的古老博物館，沒有什麽有用的東西可以提供給他們，那麽他們就不會全心全意地參與其中。他們也就不會對這些機構產生忠誠—也不太可能對社區本身產生忠誠。青少年在其所在社區形成的大部分價值觀都是由學校、教會和青少年組織等機構提供的。當這些機構變得落伍時，青少年很快就會離開，無論是身體上還是精神上。

社區的發展就如同青少年的發展：事實上，社區和青少年的發展軌跡是交織在一起的。每一代人都會有新的興趣和新的需求，這為社區及其機構提供了變革的機會。一個令人信服的例子是學校改革會考慮孩子在當今世界所需的技能，並使用最有效的、最先進的教學方法來培養這些技能。另一個例子是青少年組織和當地企業會進行重組，為需要指導的青少年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活動。當社區及其機構了解到當今青少年的精神麵貌時，它們就能夠作出相應的改變，而通過這樣的改變，它們自己也能不斷發展壯大。它們將不斷尋找新的方法來實現它們培養年輕一代的古老目標。

我無意於貶低社區抵禦外麵世界的危險入侵和保護街道安全的英勇行為。我認為，若不進行循序漸進的改革，這樣的策略不會長期占據上風。盡管如此，這樣英勇的行為確實為一些在危險重重的環境中成長的孩子提供了他們所需的基本保護。無論這些努力的最終前景如何有限，我們都將從中學到很多東西。任何社區的首要目標必定是保護其中的所有孩子免受暴力、虐待、忽視和剝削。要實現這一目標，社區必須再次讓自己變成青少年的避風港。社區必須在每個角落提供這些避風功能，無論是在家庭內還是在家庭外。為什麽我們認為這超出了我們的能力範圍呢？如果像主題公園這種私人營利中心都可以創造巨大的夢幻世界，讓孩子在其中自由漫步而不會有任何危險，那麽我們在公共領域為什麽做不到呢？

我這樣問是出於擔憂，而不是出於天真。我非常清楚，各種堅韌的文化力量導致了社區不安全這個當前普遍存在的困境—事實上，我已把本書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都用來揭示這些力量。盡管現代社會的不安全不容置疑，但是青少年仍然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由來探索世界。正是通過自發的探索，青少年獲得了很多技能、自信和對生活可能性的洞察力。這是獲得能力的關鍵途徑之一。當青少年自由地探索世界時，他們就是在發揮自己的力量，發現自己的興趣。他們深刻地了解了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和他們自己，這是他們在學校和其他不那麽“情境化”的環境中無法做到的。

不斷抑製孩子的探索欲望，將不可避免地會讓他們變得沮喪和冷漠。這是把一個意氣風發的青少年變成一個士氣低落的青少年的必由之路。社會各個階層的青少年，隻要生活在可以隨意漫步的安全社區，就將受益匪淺。我們至少要給他們一個安全的社區。在一個社會，當負責任的父母覺得他們不能再給予孩子們探索世界的自由時，孩子的成長就會存在嚴重的障礙。

讓我們的社區變得安全和對孩子友好是我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在前麵已經指出了支持本地社區組織的重要性，這些組織一直靠自己的力量為青少年提供避風港，盡管它們周圍的社區已經崩潰。這是一項行之有效且劃算的措施。有很多組織在沒有外部支持的情況下為許多孩子創造了奇跡。有些是正式的組織，它們一直在社區裏，現在似乎已被置於公共機構下：男孩和女孩俱樂部等。有些則是自發地湧現出來的組織，是為了照顧極度窮困的孩子們。它們被稱為“吉迪恩的部隊”和“邊緣網絡”，它們每天都依靠獲得的接濟勉強度日。如果它們與我們的公共機構建立聯係，並從我們定期調撥給這些公共機構的資源中獲得哪怕是一小部分資源，它們就可以創造奇跡。它們理應得到我們的支持，因為它們去了孩子最需要幫助的地方。

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等城市學家和阿米泰·埃齊奧尼等社會學家，提出了其他許多可行的、經濟上合算的解決方案。我們應該通過多種激勵措施鼓勵小型住宅和臨街企業回歸城市。我們應該通過社區巡邏恢複城市街道的安全。我們應該重建而不是放棄我們的老社區，因為我們非常清楚，即使是最破舊的社區，也居住著一些有孩子的家庭。

一個體麵的社會將承擔起對所有孩子的責任。我們不能對那些生活在不安全社區的孩子置之不理，假裝他們生活在我們社會的邊界之外。我們必須竭盡所能地確保我們的所有孩子都有社區，他們可以在那裏生活和成長，並感到很安全。這不是純粹的利他主義—當一個社會為所有年輕成員提供有利的發展條件時，它最終也能確保自己的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