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公立學校的不足之處

盡管公立學校具有重要的作用、獨特的功能和高尚的服務傳統，但它現在正處於嚴重的麻煩之中。那些通過取代公立學校而嗅到了盈利商機的人，確實找到了可以利用的嚴重弱點。畢竟，機會主義需要一個真正的機會來獲得滋長。

現在的學校一個懸而未決的最大困境是如何與抵製教育的廣大學生進行溝通。學校無法管理，更不用說教育那些在課堂上沒有準備好學習、對課堂上發生的一切漠不關心的學生。他們也無法防止這樣的學生破壞整個學校的學習氛圍。當然，任何一所學校都會有一些這樣的學生。但是今天，這樣的學生數量眾多。

根據我對公立學校的研究，現在有超過一半的學生對學校教授的課程感到興趣索然。他們不認為學校是為他們的利益而創造的資源。他們不認為去學校是一個學習他們需要知道的東西的機會，他們當然也不認為上學是他們非常幸運地擁有的特權（我最近當著一些高中生說了“特權”這個概念，不出所料，他們聽了唉聲歎氣、咯咯地發笑或翻白眼）。相反，現在的大多數學生認為上學是一種強加在他們頭上的東西—或者充其量隻是他們極不情願履行的一種責任。

現在許多學生的學習動機不足，這源於他們對學校裏發生的事情不甚了了。對於許多學生來說，課程作業是他們想要蒙混過關的一套晦澀難懂的儀式。他們既無法明白教學內容，也不能理解學校用來教授這些課程的方法。等到他們上高中的時候，許多學生早就放棄了理解課程內容這個目標。在老師的要求下進行談不上有任何理解的複述，是他們想要或期望達到的全部目標。

自世紀之交以來，許多學校的課程和教學方法都沒有太大變化。教育史學家所謂的“工廠模式”仍然在全世界範圍內盛行。這些學校試圖用19世紀的方法來進行最有效的教學。這意味著學校將學生視為同質化的產品，通過標準化的程序填充相同的信息、進行分類和測試。在走下生產線後，這些產品經過認證，然後準備投入使用。順利畢業的學生在畢業典禮上的輕鬆交談和慶祝儀式，難以掩蓋學生們獲得文憑的整個過程的機械化本質。

唯一改變的是學校的道德風氣。它顯然已經變得更糟了。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學生的行為往往充滿暴力和無序。但學生的行為並不是唯一的問題—而且，無論如何，學校不能對學生的行為習慣負全部責任，不管這些習慣有多麽糟糕。學校的道德風氣也會因為教風的變化而下降。在今天的學校裏，很少有老師對學生持有很高的學業和道德要求。相反，現在有太多的老師采取了一種超然的工作態度，讓學生付出最少的貢獻和努力就可以蒙混過關。正如我在第2章中指出的，這就是西奧多·西澤所謂的臭名昭著的“妥協”—當今公立學校中老師在教學中進行的妥協。事實上，那位“妥協的”老師告訴學生，如果你們表現出足夠的“學習意願”，避免讓我們大家都感到難堪，那麽我就會讓你們通過這門課程，拿到你們所需的憑證。平庸成了老師和學生的一種常態—甚至是一個令人沮喪的目標。

有一個因素助長了當今老師們的道德超然態度，那就是我們的公立學校本質上越來越缺乏人情味、越來越官僚。正如社會學家傑拉爾德·格蘭特（Gerald Grant）指出的那樣，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充滿社區精神和本土價值觀的、人與人之間親密無間的小型公立學校已經銷聲匿跡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型中央集權管理機構—它充其量隻代表了一套遙不可及的、普遍的價值觀。這樣的機構不能提供個性化的指導和人際關係，從而幫助培養孩子的能力和品格。事實上，這些機構已經成為對老師和學生都不友好的地方。毫無疑問，我們的學校必須改革，這一點我將在本章的後麵部分進行闡述，但這並不意味著因為缺乏公眾支持，公立學校就應該被拋棄或進一步削弱。我們應該質疑的是這種機構近年來在演變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性質，而不是其存在本身。

在當今大多數公立學校，老師認為自己既是專業人員，也是個打工者。事實證明，當涉及到教育青少年這一令人尊敬的使命時，這是一種不合理的雙重身份。問題是，這樣特殊的雙重角色並沒有給老師留下多少空間來發展與其“客戶”—學生—的個性化關係。職業精神和打工者心態共同創造了雙重的工作態度，過濾掉了那種曾讓老師對學生嗬護備至的感情。專業人員將以專家的身份提供特定的服務，但並不總會傾向於培養完整的人。打工者將在明確規定的義務和權利的指導下照章辦事。當這兩種角色定位結合在一起構成老師的角色時，教育就變成了一種狹隘的、受規則約束的工作，它更多地專注於教授既定的課程，而不是發揮每個學生的最大潛力。因此，許多老師不再認為自己的職責包括在道德信仰、行為或學習動機方麵給學生們提出建議。在現在這個時代，推廣標準—無論是道德標準還是學業標準—不屬於老師職責範圍內的事情。

在放學後，老師留下來輔導或管教有麻煩的學生已不再是常見的情景。很少有老師願意花額外的時間（他們會抗議說，這是他們“自己的時間”）與那些給自己或他人製造麻煩的孩子們待在一起。相反，現在的老師會不假思索地把犯錯誤的學生從教室裏攆走，讓他們轉學、留級或被開除。我們的社會裏有很多被老師拋棄的孩子。其中一個原因是這些孩子在學校裏確實行為惡劣，成績很差。但另一個原因則是，很多老師不再把給有需要的孩子更多關心視為“其工作的一部分”。

現在的許多老師也不願意共同努力，讓學校教育變得更令人興奮，以迎合那些尋找額外挑戰的孩子。現在，我們幾乎不可能讓老師在正常上課時間之外完成特殊的任務，即使這樣的任務可能會為學生開辟新的學習途徑。任何教育創新的嚐試都必須擠在正常的上課時間裏，而上課時間已經塞滿了各種讓人頭腦發麻的練習。根據我的觀察，這並不是因為老師偷懶—事實上，我相信他們是我們社會中最負責任和最敬業的專業人員之一。他們朝九晚五（或者更準確地說，朝八晚三）的工作是由籠罩我們教育機構的、冥頑不靈的官僚主義造成的。由於老師們變得士氣低落，因此他們的許多學生變得士氣低落也就不足為奇了。

平淡無奇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每年都有新的跡象表明，無論是在校內還是在校外，學生的社會行為都在進一步惡化。絕大多數學生的學業標準都在持續不斷地下滑。實際上以任何標準來衡量，大多數學生的學業成就充其量隻能算是平庸。他們對世界的知識十分匱乏，他們的思維能力參差不齊，他們認真學習的動力驚人地不足。教育研究者發現，現在有許多高中生不知道南極洲在地圖上的位置。我要補充說明的是，這些學生中的許多人，如果給他們一張地圖，他們不知道如何在上麵找到南極洲；如果讓他們去找一張地圖，他們無法在圖書館裏找到；而且，他們從一開始就不願靠近圖書館，除非被迫這樣做。

那些生活背景與正規學校教育要求的那種經驗和意識相去甚遠的孩子，麵臨著最大的風險。對於剛接觸學校環境的幼童來說尤其如此。大規模政府教育項目試圖幫助這些學生，它們識別出這些學生，並針對他們進行特殊教育。事實證明，這種努力不足以應對這種嚴重的、範圍廣泛的問題。教育改革者現在認識到，為了持續挖掘所有孩子的智力潛能，我們需要從總體上建設更好的學校，而不是依賴修修補補的教育項目。

就我在第7章中介紹的橋梁比喻而言，許多孩子的背景—他們的能力、興趣、知識—與正規學校教育的要求之間存在很大的鴻溝。我們的許多學校在人際關係和溝通橋梁建設方麵存在著嚴重的差距。這些差距影響到了太多的孩子：現在有很大比例的孩子沒有發揮出他們的學業潛力。這些孩子有一些來自貧困家庭，有一些則來自富裕家庭。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學生都變得心不在焉，士氣低落。我們必須查出和糾正學校環境中的缺陷，而不能把心不在焉的問題全部推到這些孩子身上，就好像現在的公立學校裏大批沒有茁壯成長的學生出了什麽問題一樣。對於我們的公立學校來說，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創建滿足我們所有孩子需求的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