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育的目標

在本書中，我把重點放在了最令人擔憂的趨勢上，但重要的是，我們也不要忽視許多希望的燈塔。在每個社區，無論關係多麽疏遠或情況多麽混亂，都有父母在創建模範的家庭，他們勇敢地與逆境抗爭，他們這些人正在逐漸成為主流。即使在我們最混亂的社區，也有父母成功地幫助其孩子獲得了最高水平的能力和品格。他們指導自己和家人朝著永恒的信念和目標前進。他們用過去的時代中行之有效的，如今也仍然奏效的方法養育子女。

這些父母的育兒方法是我在第7章中概述的社會化原則的典範。在那一章中，我非常寬泛地概述了社會化原則，重點關注了標準和技能通常是如何在幾代人之間傳遞的。在本章中，我將展示這些一般性的社會化原則如何應用於當今世界的育兒實踐中。首先，我會把這些原則與最近一些讓人增長見識的成功育兒模式聯係起來。通過這種聯係，我們可以發現在當今社會什麽樣的育兒方式將能夠促進孩子的智力和道德發展。

正如我在第7章中闡明的，社會化需要牢牢抓住雙重目標：孩子們的目標和成年人的目標。在任何互動交流中，孩子和父母的目標都是錯綜複雜的。孩子們的目標可能包括玩耍，獲得想要的東西，尋求關愛，或者努力學習一些東西。成年人的目標可能包括與孩子開心地玩樂，給孩子們關愛，或者完成與孩子無關的事情。但成年人的目標很可能包括一個額外的組成部分：將孩子尚不具備的技能或標準傳授給他們。要做到這一點，成年人必須與孩子具有一些相同的目標，同時引導孩子們獲得新的技能和標準—這構成了成年人為孩子設定的社會化議程。隻有關注上述雙重目標，成年人才能促進孩子的能力和品格發生持久的、積極的變化。

正是對雙重目標的關注，使得成功的父母能夠了解到自己孩子的興趣，同時用其標準來指導孩子。很多成年人覺得難以保持對雙重目標的關注。這一困難是我在第5章中提到的以兒童為中心的失衡和以成年人為中心的失衡的症結所在。現在，有些父母發現自己更容易迷失在孩子眼前的目標中；有些父母則發現自己更容易完全忽視孩子的觀點，要求他們服從僵化的、難以理解的指令。然而，永久的、富有建設性的影響取決於孩子的觀點和成年人的觀點之間的動態互動。

正因如此，權威型育兒方式有助於孩子們發展研究人員所謂的“應用性能力”和“個人和社會責任”—我將這些美德縮寫為能力和品格。也正因如此，專製型和驕縱型育兒方式均會讓孩子對這樣的發展毫無準備。這兩種育兒方式同樣都宣告失敗，但卻具有不同的原因。在專製型育兒方式中，孩子無法為父母強加的規則找到根據（有時候，他們甚至都找不到規則，因為專製型指令往往會隨著父母一時的興致而發生變化）。驕縱型的育兒方式，從一開始就沒有明確的外部標準，讓孩子在無盡的衝動迷霧中毫無方向地漂泊著。在這兩種育兒方式中，孩子們最終都沒有得到教育和指導。

權威型育兒方式能夠在其他育兒方式失敗的地方發揮作用，因為它能夠在成年人與孩子們之間搭建一座溝通的橋梁，同時引導孩子學習成年人的標準和技能。類似的原則也存在於我所闡述的其他有效的社會化規則背後，例如“相互尊重地交流互動”。這些方法的共同特點是，它們都強調溝通和掌控，都強調尊重孩子的觀點和遵守成年人的標準。

在分析當代育兒模式時，心理學家西奧多·迪克斯（Theodore Dix）發現父母有三大類目標：移情目標、社會化目標和自我目標。以移情為目標的父母關注孩子們的感受。移情目標包括努力讓孩子感到快樂，在孩子們痛苦時給予安慰，減輕孩子們的痛苦或饑餓，等等。正如迪克斯所描述的那樣，移情目標“旨在實現孩子想要的結果”。社會化目標麵向孩子的學習和發展。這些目標包括幫助孩子獲得重要的知識和能力，鼓勵孩子發展親社會的傾向，並要求孩子遏製他們可能具有的任何反社會傾向。迪克斯寫道，社會化目標“有益於孩子，但不一定能取悅他們”。自我目標麵向父母自己的需要和願望。這些目標包括讓孩子們按時上床睡覺，這樣父母就有時間看書，或者帶孩子們一起去購物，這樣父母就可以給自己買一些衣服。自我目標旨在讓父母受益。在與孩子的交流互動中，父母可能會選擇某一類目標，也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將幾類不同目標結合起來。

當父母一味地追求移情目標或自我目標時，孩子們的社會化過程就會受到影響。如果在親子關係中孩子的感受或父母的意願排在第一位，那麽我在第5章中闡述的那種失衡就會出現。隻顧孩子的感受會縱容他們的任性和自私自利，阻礙他們發展自我控製和尊重他人的能力。隻顧父母的意願則會形成一種疏離的親子關係，最終讓孩子變得憤世嫉俗，感覺自己一無是處。

一些父母聲稱（或許是自以為）他們的首要目標是自己的孩子，但實際上他們是在迂回曲折地片麵追求自己的目標。這樣的父母完全認同自己的孩子，非常關心他們的一舉一動。他們可能是把孩子看成了自己的影像，他們以孩子的成就為榮，並否認、捍衛或原諒孩子的失誤。或者，他們可能會自私地把自己的興趣和孩子的興趣疊加在一起—例如毫無節製或顧忌地貪婪追求物質財富的父母，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孩子“需要”一切最好的東西。像這樣的養育方式，口口聲聲說是為了孩子的福祉，實際上隻不過是一種間接的利己主義。在父母以自我為中心的欲望中，孩子們的真實需求，尤其是對指導、管教和社會化的需求被置之不顧。對這些孩子來說，父母與其自以為是、不真誠地宣稱完全是為了孩子，還不如實事求是地宣稱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欲望，因為這樣做不會令人感到困惑，也顯得更高尚一些。

在親子關係中，移情目標或自我目標還可能通過其他多種方式從社會化目標中分離出來。正如我在本書第二部分中指出的，現代文化信念讓父母把注意力轉移到了孩子的內心意願和感受中來。父母被要求不要用嚴酷的現實或令人不安的要求來幹擾孩子們的“魔法歲月”。而且，正如我在第4章中所闡述的，近年來，人們開始普遍擔心孩子們的自尊，以至有時候都不再擔心他們的技能和價值觀。父母無時無刻不感覺，所有這些負麵的體驗如感覺糟糕、沒有樂趣、遭受挫折、忍受艱難困苦等，都可能永久性地傷害孩子的自尊，除非這些負麵的感受能夠迅速被消除。而在現代社會中，許多父母根本沒有時間或意願去關心孩子的感受。這些父母的生活充滿了壓力、焦慮或自我關注，以至於他們根本無暇顧及除實現自己目標之外的任何事情。

在任何一種情況下—偏向於移情目標或偏向於自我目標—父母仍然很可能關注孩子的社會化目標。幾乎所有的父母都關注這個目標。然而，在移情目標或自我目標占統治地位的親子關係中，社會化目標從親子關係的大多數日常交流活動中消失了。相反，這些交流活動隻關注孩子或父母的直接意願，而忽視了孩子的發展需求。父母仍然擔心孩子的社會化，但他們表達這種擔心的方式卻具有破壞性，他們表達這種擔心的背景對於孩子們既沒有吸引力，也沒有教育意義。

父母可能會聽到鄰居抱怨孩子不守規矩的行為，或看到老師反映孩子缺乏良好學習習慣的報告。在這樣的時刻，父母所能做的就是（大聲或小聲）表示對孩子令人失望的行為感到擔憂。父母缺乏有用的背景信息將這樣的抱怨與教育活動聯係起來，從而幫助孩子獲得更好的表現。當然，這樣的情形在父母和孩子的日常交流活動中都能發現。但是，如果這樣的交流活動繼續被孩子的直接感受或父母的直接意願所統治，那麽它們將無法服務於幫助孩子社會化的長期考量。

當與社會化目標脫節時，父母的移情目標和自我目標可能都會有問題，但如果運用得當，它們都可能對孩子的社會化作出重要貢獻。父母的移情目標可以打開父母和孩子之間的寶貴的交流渠道。父母的自我目標，當被精心調節到與其整體的育兒使命保持一致時，可以幫助孩子遠離純粹的自我中心主義，轉向關心他人的需要。

在他描述的所謂“代表孩子養育孩子”的過程中，迪克斯展示了父母的移情目標如何被用來為溝通和社會化服務。從迪克斯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作為社會化核心的橋梁搭建過程的關鍵要素。移情目標會讓父母密切關注孩子的思想和情感表達。父母會認真傾聽孩子的想法，觀察孩子對事情的反應，並積極回應孩子的要求。這並不是說父母可以對孩子言聽計從，而是說父母要表現出關心和積極反應。在這種積極反應的鼓勵下，孩子學會了與父母進行自由和公開的交談。孩子們還感覺到了父母與他們具有共同的目標—這是我所描述的橋梁搭建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第一步。與此同時，孩子變得越來越願意接受父母的考慮，這個考慮有望包括幫助孩子社會化的最終目標。

用迪克斯的話說，父母的移情目標在五個方麵促進了孩子們的社會化：（1）它增強了孩子們對親子關係的信任，從而提高了孩子對父母意見的接受度。（2）它減少了父母和孩子之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從而防止了他們之間的溝通受到影響。（3）它鼓勵了孩子發展社交和溝通技巧，從而能使他們從人際關係中獲益。（4）它增強了孩子的能力和控製意識，因為父母和孩子在一起往往能夠實現共同的、孩子無法獨自完成的目標。（5）它支持了孩子通過有吸引力的、社會化的追求來獲得技能和標準。

最後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它觸及了移情目標和社會化目標之間最自然的聯係。正如我在第7章中指出的，孩子們會自然而然地尋求發展能力和品格。這是他們日常目標的基本組成部分（盡管不是全部）。社會化並不完全來自外部：在許多方麵，孩子渴望的技能和標準與父母希望傳授給他們的完全相同。當然，孩子經常需要支持和指導才能明白這一點，因為他們有時候可能並不理解父母的苛刻要求或命令有何意義。盡管如此，如果認為社會化是父母違背孩子的意願強加給他們的外部要求，那就大錯特錯了。當父母真正設身處地地看待孩子的目標時，他們就會明白，孩子們不僅追求眼前的快樂，也追求長遠的發展。孩子們會被那些能夠提高他們能力的活動所吸引。他們會尋找可以學習和發展運動、藝術、社交以及學業技能的機會。許多成年人可能並不知道，孩子的很大一部分智力和道德發展是在他們與同齡人玩耍的過程中實現的。父母很有必要支持這種同齡人之間的社會化活動。僅憑這一點，父母的移情對於有效的社會化就必不可少。

然而，僅有移情是不夠的。我在前麵已經指出了以兒童為中心的失衡的風險，這種失衡可能伴隨思想守舊的父母的移情，即理解孩子表達的所有快樂或不適。迪克斯也很清楚這種風險。他寫道：

有必要強調的是，盡管移情關懷通常會讓孩子們受益，但情況並不總是如此。如果父母對孩子們言聽計從，那麽他們的育兒方式將是目光短淺的、放任自流的。父母把孩子的瑣碎需求置於自己的重要需求之上，這樣做會損害他們自己的福利，因而也會間接地損害孩子的福利。此外，要讓分享、幫助和其他親社會行為社會化，父母必須強調規則，要求孩子按照他們可能並不想遵從的方式行事。

隻有當父母將他們的移情目標與其他目標結合起來時，他們才能幫助孩子社會化。即使其他目標僅僅源於父母自己的需要，情況也是如此。父母在生活中除了養育子女之外還有其他的追求—工作、娛樂、教育、友誼，等等。父母將這些追求坦率地告訴孩子，並不會傷害他們的自尊。當父母坦率地向孩子表明自己的需要時，反而會讓孩子產生自尊和對親子關係的信任。因為父母這樣做尊重了孩子，把他們當成了能夠理解，甚或能夠幫助滿足父母需要的人。

當父母公開表達自我目標時，還能夠讓孩子走出自己的小天地。這樣的公開表示給孩子傳達了一個信息，即世界上還有其他人的需要必須與他們的需要一道考慮。也許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如今的許多孩子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他們本該意識到這一點的。父母言明自己的需求也可以喚起孩子們的合作、幫助和服務意識，有助於培養孩子的社會責任感。同樣重要的是，坦言自己的需求是誠實的做法。相對而言，當父母試圖掩飾自己的目標，宣稱他們所做的一切完全都是為了孩子的利益著想時，孩子最終會識破這些偽裝。他們將會認為這樣的說法既不真誠，又顯得居高臨下。

當父母把移情目標與社會化目標結合起來時，對於孩子的發展具有更直接的影響。這樣做可以讓父母對孩子的智力和道德發展產生持久的影響。不幸的是，這也是父母最近感到最焦慮和困惑的地方。有很多父母陷入了我在本書第二部分中闡述的錯誤對立的一個極端或另一個極端。還有很多父母被當代文化中有關孩子的主要觀念的嚴重失衡搞得不知所措。

沒有什麽比管教這個熱門話題更令人感到困惑的了。在這方麵，移情目標和社會化目標的整合對孩子的長期發展最為關鍵。在這方麵，許多孩子對健全的育兒方式的需求最迫切。管教是社會化的核心，是社會化最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之一。在管教問題上，如今的公開辯論一塌糊塗。在我們的育兒圖書和手冊中，爭議已經取代了常識。教條主義和對立思維取代了對孩子發展需求的清晰理解。我認為，這是我在第一部分中描述的當今青少年士氣低落的一個主要原因。

為了舉例說明這種困惑，讓我們來看看托馬斯·戈登（Thomas Gordon）的極具影響力的著作。戈登是“父母效能訓練”計劃的創始人，也是一家向全球無數父母提供建議的公司的總裁。我的目的不是要抨擊戈登博士，也不是要對“父母效能訓練”計劃擁護的一切東西提出異議。正如我將在下麵指出的，我發現“父母效能訓練”的一些原則非常有用，也非常重要。但在管教這個關鍵問題上，戈登的著作出現了許多錯誤的概念和對立。在今天的父母努力培養有能力和責任感的孩子的過程中，同樣的錯誤概念和對立一直在誤導他們。

戈登的建議是，孩子應該學習自律，而不是服從外部控製。他寫道，父母應該努力影響孩子，而不是試圖控製他們。在描述育兒方式時，戈登將這些概念一一對立起來：嚴厲的懲罰和理性的說服；“他人強加的管教”和“自我強加的紀律”；專製式的親子關係和參與式的親子關係；獨裁主義和放任主義。正如我在本書中所闡明的那樣，這些都是錯誤的對立。權威型的育兒方式、引導式的參與和相互尊重的互動交流都是平衡的社會化方法，其有效性源於避免了上述各種兩極分化。相比之下，戈登片麵的解決方案無法提供所有孩子都需要的可持續的、一致的指導。

戈登在談到育兒時寫道：“……大多數成年人都步入了誤區：他們不是僅僅努力影響孩子，而是強加限製、發號施令、給予懲罰，或威脅要懲罰。這些控製型方法實際上無法影響青少年：它們隻是強迫孩子們服從。”戈登的假設是，外部的強製與那種使孩子獲得標準的長期而積極的影響始終是水火不容的。正如我將在下麵闡明的，這種假設悖逆了最好的心理學證據。對於那些試圖控製孩子們的成年人，戈登寫道：“我敢肯定，大多數控製者都覺得他們知道什麽對孩子最好，因為他們年紀更大。”這種語氣表明，他懷疑成年人對孩子的權威是合理的。然而，父母確實更明智、更有經驗、更訓練有素。一般來說，在談到他們的孩子時，他們確實知道得最清楚。孩子需要這種更高的智慧提供的指導，盡管這可能不符合他們一時的意願。

戈登寫道：“管教對孩子的健康和福祉是有害的……我們的當務之急是找到和傳授依靠權威和權力育兒的替代方法。”毫無疑問，他是在反對我在第5章中闡述以成年人為中心的失衡時描述的那種專製的、嚴酷懲罰甚或虐待的做法。戈登對這種做法的反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提出的以兒童為中心的替代方案本身也同樣是失衡的。戈登自己的片麵立場讓他得出了一些令人震驚的結論。戈登聲稱，“孩子們並不會真的胡作非為”，而且他還暗示，如果成年人察覺到孩子的不良行為，那麽他們可能因此“發現孩子們需要什麽”，然後“改變環境”以更好地滿足孩子的興趣。在一段非常引人注目的文字中，戈登駁斥了過度滿足孩子的欲望可能會寵壞他們的“傳說”。所有這些話聽起來像是為了培養任性的、叛逆的和自私自利的孩子；但戈登並不覺得這有什麽危險。也許不足為奇的是，戈登更多的是關注孩子的自尊以及管教可能會對自尊造成的傷害。

戈登及其創辦的父母培訓課程中的其他工作人員反對嚴厲和任意的懲罰，這一點肯定是正確的。正如我所指出的，專製（而不是權威）的育兒方式在培養良好的價值觀和習慣方麵並不比驕縱的育兒方式更有效。但是，拒絕對孩子的行為進行任何形式的外部控製，這是不對的。在社會化過程中，除了自律，孩子有時候還需要更多的引導。在這種情況下，父母的選擇不能局限於嚴厲的懲罰，或簡單地與孩子講道理。用嚴格的管教和理智來養育孩子，在家庭指令中把控製和溝通有機結合起來，這是可能的，也是明智的。這就是我在本章和前一章中描述的權威式育兒、相互尊重地交流互動和引導式的參與等社會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