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壓力

在20世紀末，養育孩子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家庭生活的壓力涉及方方麵麵，包括從經濟到情感方麵。很少有父母認為他們為自己的孩子提供了“足夠的東西”—無論這些“足夠的東西”是商品、保護、教育還是時間。越來越多的單親父母獨自撫養孩子，幾乎沒有社會支持。其中有些父母在永久性的赤貧狀態下日複一日地勉強度日，有些父母享受著今天中產階級富裕生活的所有物質利益，但他們仍然覺得無法為自己的孩子提供他們希望提供的一切東西。他們應接不暇地滿足著孩子的各種要求：昂貴的商品、衣服、玩具和服務。與此同時，在拚命滿足每一個這樣的需求時，許多父母感覺到他們的家庭生活中存在一種真空，一種不完整的感覺。一代一代傳承的精神之線—它總會在父母和孩子之間建立聯係和溝通的渠道—在現代不確定的風向中逐漸磨損。

父母可能會向受人尊敬的專家或機構尋求指點，但他們幾乎無法達成共識。事實上，這些專家和機構飽受詬病，他們的信譽正在迅速喪失。這方麵最突出的例子是過去十年中老師和學校遭受的猛烈抨擊。正如我將在下一章中闡述的那樣，雖然有些批評是有正當理由的，但總體的效果是削弱了父母對負責其子女教育的人和機構的信心。父母對自己的孩子在學校受到的待遇開始感到懷疑，並很快就表達了這些疑慮。我們再也不能假定父母和老師們能夠相處融洽了。當著自己孩子的麵，父母會抱怨老師在評分或紀律方麵不公平，抱怨她布置的家庭作業不合理，甚至抱怨老師的任教能力。這樣做不可避免地摧毀了父母和老師在孩子心中的權威性，也削弱了社區向孩子傳達清晰而令人信服的標準的能力。因為，正如我在本書中指出的那樣，有效地傳遞標準需要整個社區範圍內適用的“青少年憲章”，而這種憲章隻能通過孩子生活中所有重要人物之間達成的基本共識才能建立起來。

隨著家庭以外的機構的信譽下滑，家庭自身的信譽和權威也在減弱。父母發現他們在養育子女方麵的不足正飽受詬病。他們因忙於工作而被指責忽略或冷落家庭，他們遭到高喊口號如“家庭重要”的政客們的訓誡，他們因自己孩子的所有過失而遭受罵名，他們完完全全處於守勢。父母的地位曾經會讓人油然而生敬意，現在則更有可能被評頭論足，並遭到某種程度的質疑。在談論家庭方麵的話題時，鄰居們往往會毫不顧忌地相互批評對方的育兒方式。育兒谘詢專欄和脫口秀節目頻繁地展示不負責任的育兒例子，並配有譴責性的評語。在歐洲和美國的許多地方，甚至有一些運動要求父母為其孩子的不當行為承擔法律責任。就在父母感到他們控製家庭的能力正在減弱的時候，他們遭到了憤怒的批評，麵臨著巨大的社會壓力，他們被要求對其子女的行為承擔更多的責任。

家庭控製權的喪失既是一種感覺，也是一種現實。首先，這是因為許多父母對自己的道德權威失去了信心（當然，老師也是如此，我將在下一章中闡述這一點）。在現代令人困惑的文化相對主義和令人不安的文化戰爭之間，我們社會中的成年人變得不確定應該給孩子傳授什麽“正確的”東西，以及不該給他們傳授什麽東西。父母們試圖從公開辯論中尋找方向，發現隻有嘈雜的政治化的爭論。電視廣播中充斥著公眾人物為尋求關注或政治利益而就錯誤的對立進行的辯論，這也對父母們毫無幫助。現代的文化觀念暗示孩子們是無能的、沒有道德原則的和脆弱的生物，還沒有準備好接受嚴肅的道德教育，這對父母們也毫無幫助。父母們向育兒專家尋求擺脫這種困境的方法，結果發現這些專家隻是在生硬地套用現代文化的相對主義和驕縱觀點。

佩內洛普·利奇是當今最受歡迎的育兒專家之一。她的書《你的孩子：從出生到五歲》（Your Baby and Child from Birth to Age Five）取代了斯波克博士的著作，成為許多年輕母親為迎接新生兒而閱讀的第一本書。利奇將斯波克以兒童為中心的傾向推向了極端。利奇的育兒願景是，在提出任何期望、規則或要求之前，母親要警惕地觀察自己的孩子是否有準備好接受的跡象。根據利奇的觀念，孩子是不可動搖的，他們具有可怕的、不可抵擋的意誌力量。睡眠和吃飯模式必須遵循孩子們的時間表，而不是父母的時間表。訓練孩子們使用廁所的習慣是一種“選擇”，“現在是，將來仍然是，孩子們的選擇”。訓練孩子使用廁所的習慣是一項失敗的事業，因為孩子必須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不要強迫孩子坐在馬桶上……”利奇寫道，“你越清楚地表明你想讓他坐在馬桶上，他就越不想坐在那裏。由於訓練孩子使用廁所的習慣隻能通過他們的自願合作才能成功，因此這場拉鋸戰注定會失敗。”

但在利奇的書中，真正令人驚訝的部分來自她闡述的孩子的社會行為。不知何故，她把上學前的撒謊和偷竊行為從道德範疇裏徹底抹殺掉了。關於撒謊，她寫道：“你的孩子不小心摔碎了他妹妹的洋娃娃。麵對此事，他矢口否認。你對他撒謊的行為可能比對他摔碎洋娃娃的事情更生氣。但重要的是，他應該意識到自己犯下的錯誤。承認自己的錯誤倒顯得不是那麽重要。”關於偷竊：“顯而易見，你要謹言慎行，不要讓你的孩子看起來像是在偷竊，因為其他人很可能會對此大驚小怪。但不要在孩子們年齡這麽小的時候把它變成道德問題。”人們肯定會好奇，為什麽不能這樣做呢？你的孩子們的道德發展對你來說不重要嗎？

利奇對待孩子行為的方法，會妥妥地消除父母在家庭中所剩不多的一點點控製感。在其中一段讓我每次讀到都感到難以置信的文字中，利奇為孩子在父母權威麵前討價還價的策略進行了辯護。如果一個孩子“相當聰明”，她寫道，這個孩子就會發現，每當父母發出指令時，他都有“討價還價的權力”。例如，當父母要求這個聰明的孩子穿上幹淨的衣服時，這個孩子可能會回答：“如果你想讓我穿幹淨衣服我就穿，那麽我想讓你拿出我的顏料，你會不會這樣做呢？”如果說這個孩子的要求照我們看來有點離譜—我們可不希望每次要求孩子們做對其有利的事情，我們都要付出一些代價—那麽照利奇看來，我們才是不講道理的人。“不幸的是，”她寫道，“父母常常覺得這樣做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無理取鬧。他們有權利告訴孩子們該做什麽，卻不想承認孩子們也有這樣的權利。”

“承認孩子們也有這樣的權利”可能會導致真正的家庭失控，這比損害無數父母道德權威的失控更危險。近年來，我認識的每個成年人都目睹了這樣的令人震驚的事情：年輕人無人管教或無法管教，不受任何人的約束。人們每天都會從媒體或朋友那裏看到或聽到這樣的故事。有些故事講述的是那些無法或不願被管教的孩子。他們無視人們每一次向他們發出的威脅或懇求，肆意擾亂火車旅行、家庭聚會和整個社區。有些故事講述的是拒絕管教孩子的父母。還有一些故事講述了父母擔心自己的孩子們有一天會出於不滿、叛逆或報複的心理傷害他們。數量驚人的此類案例演變成了人們每天在新聞報道中讀到的可怕事件。

然而，在通常情況下，失控的威脅往往不容易被人察覺。它往往是非常微妙的，足以避開父母的所有意識。事實上，在這些案例中，父母很可能在不經意間成了孩子們不當行為的同謀。一位朋友最近目睹了下麵這一件事：

一個孩子和他的父親站在一家超市的櫃台前。當父親拿起櫃台上的雜貨時，這個孩子從收銀員的襯衫口袋裏搶走了一支筆。收銀員要求這個孩子把筆還給他。但是，這個孩子苦苦哀求，說這正是他一直在尋找的那種筆。收銀員回答說，他也很喜歡這支筆，他想要回自己的筆。這個孩子哭鬧了起來。於是，孩子的父親主動提出要為收銀員再買一支筆，並伸手拿出一支陳列在櫃台裏的筆。收銀員很禮貌地拒絕了，他說他寧可拿回自己的筆。這個時候，這個父親開始變得咄咄逼人。他指責收銀員太自私了，根本不關心這個孩子的感受。後來，父親不顧孩子的抗議，試圖把筆還給收銀員。由於對這場鬧劇感到十分尷尬，收銀員就作出了讓步。他不聲不響地從這個父親那裏接過了那支替代的筆。

當被告知這件事情時，我感到心神不寧，與其說是因為它悖逆了我對父母標準的假設—我已習慣了這種感受—還不如說是因為它帶來了如此強烈的認知衝擊。我意識到，我目睹過類似的事情，也聽到過其他許多人講述類似的故事。

我記得我最近參加的一次盛大的感恩節晚宴。這次晚宴邀請了幾個家庭，而且事先決定讓人們輪流朗讀特別語錄或禱告詞。每個人都是有備而來的。然而，火雞拒絕合作—烹飪過程非常漫長—孩子們也拒不配合。晚餐前，孩子們小題大做，怨聲載道，一個勁兒地抱怨肚子餓，以至於女主人決定省掉任何就餐儀式，把一些食物端上了桌。在晚宴上，幾個勇敢的成年人想要說說自己準備的禱告詞，結果他們的話被喧鬧聲淹沒了，沒有人理睬。孩子們吃完就一哄而散，所以晚餐後也沒有希望做任何有意義的事情了。孩子們的不耐煩及其父母的縱容，讓組織這場晚宴的初衷被拋諸腦後。當然，這並不是一個孤例。現如今，有多少家庭能夠把他們的節假日慶祝活動搞得有聲有色呢？

對於今天的家庭來說，普通的節假日是一個令人失望的但卻足夠溫和的轉折點。有無數令人擔憂的跡象表明，孩子缺乏控製。我見過孩子責備父母為他們服務得不夠好或不夠快。我見過孩子侮辱、咒罵、吼叫，甚至威脅他們的父母。當我向同事提及這類事情時，沒有人覺得這些事情令人矚目或驚訝。我曾到過一些社區，那裏的商店和街道在天黑後就關閉了，因為人們都知道夜間是“屬於”年輕人的。這些地方的父母可能壓根兒就不知道，更不用說能說出他們的孩子白天或晚上在哪裏。在這些地方，我認識一些成年人，他們不敢直視年輕人的眼睛，擔心這會被他們認為不尊重他們。

有些人認為，當前的社會力量破壞了育兒方式—在社區解體和精神空虛的環境中不可能成為好父母。他們這樣想是有一些正當理由的。當人們周圍的文化發出的隻是一片雜亂無章的、具有危害性的信號時，父母怎麽能給孩子們指引方向呢？正如社會學家阿米泰·埃齊奧尼所寫：

許多父母指出，他們在教育孩子明辨是非方麵存在很大的困難。他們提醒我們，他們正在與一種向其孩子傳遞大量不良信息的文化作鬥爭……一個尊重孩子的社區會讓父母的育兒體驗變得更少有負重感，更加有成就感。

當然，也有人認為，當前艱難的社會環境本身是由父母未能維持穩固的家庭和為年輕人提供指導而引發的或加劇的。與此同時，父母被一種令人困惑的文化倫理所誤導，這種文化倫理破壞了他們的權威，阻礙了他們向孩子提供健全的指令。今天專家們給出的過於“以兒童為中心”的建議，讓父母和孩子們都感到士氣特別低落。最近有報道援引一位給在育兒方麵有困惑的母親提供谘詢的心理學家的話說：“目前，好母親的標準……是令人敬畏的、自我否定的、難以捉摸的、變化多端的和自相矛盾的……最終的結果讓很多母親感到疲憊、困惑，充滿負罪感。”她接著說，“斯波克和利奇開出了一種不可能實現的育兒方式—母親應該始終保持移情和縱容……（母親）應該整天守在那裏留心孩子們的一言一行。”

當然，文化的衰落和家庭的混亂最終會相互推波助瀾。如果我們要為養育孩子創造一個更健康的環境，這兩種趨勢都必須得到扭轉。好的育兒方式不需要等待整個社會的變革。就像曆史上任何時代的社會一樣，在當今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總會有一些父母抗拒文化潮流，建立自己的美好家庭。即使在最艱難和最墮落的環境中，好的育兒方式也是可能的。至於經濟上的赤貧，我們根本沒有理由相信，它本身破壞了出現好的育兒方式的可能性。在大蕭條時期，有許多苦苦掙紮的父母維持了穩固的家庭，他們撫養的孩子也達到了最高的標準。移民大潮時期的許多家庭同樣如此。他們來到美國，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之外，別無長物，卻成功養大了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