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代際之間的橋梁

貫穿本章的一個比喻是，社會化就像一個搭建橋梁的過程，它將孩子的自發體驗與成年人必須傳遞的思想和價值觀聯係起來。這個橋梁必須支持雙行道。它還必須包括信號燈，將“車流”—孩子的行為—導向成年人希望孩子擁有的能力和品格。這種搭建橋梁的方法是一種“互動”的方法，它避免了我在前麵章節中闡述的錯誤對立。我在本章中的主要觀點是，這種搭建橋梁的方法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可以為當今世界很多心懷不滿、士氣低落和沒有方向的孩子成長提供指導。

社會化的主要任務是將一種文化中非常寶貴的工具傳授給年輕一代。這些工具包括知識、技能、習慣、態度、價值觀、實踐、理解能力，以及其他諸多習得性精神和行為產物。總的來說，成年人掌握著這些工具，而大多數年輕人都沒有這樣的工具。與年輕人接觸的大多數成年人認為，他們的角色是充當文化的代理人，並將其傳承給年輕一代。成年人通常會努力向年輕人傳遞這種文化，並期望年輕人努力學習它。

然而，在現實中，年輕人並不總是像成年人所期望的那樣樂於接納這種文化。首先，即使是年幼的孩子也有他們自己的世界觀，而這些觀念可能牢不可破，堅不可摧。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指出的那樣，有的觀念認為兒童就像一塊黏土，像一張白紙，或者像其他任何被動的、不確定的物體，這種觀念是錯誤的。從很小的時候起，孩子就是身體發育良好、適應能力強、個性鮮明的個體。

在一開始，孩子的個性特點主要源於他們的天性。到後來，當孩子不斷獲得他們自己的社會體驗時，他們就會發展“第二天性”：也就是說，他們的個性特點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並最終決定他們自己對待世界的反應。與其第一天性的運作方式相同，孩子的第二天性會讓他們形成一種強烈的個人觀點，以積極地解釋他們與外部世界的所有交流互動。父母或其他成年人的任何社會化嚐試都不可避免地會通過孩子的個人觀點進行過濾。

對於那些希望幫助孩子實現社會化的人來說，孩子們強大的個人觀點既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機遇。其挑戰在於，由於孩子會用自己的方式來解釋世界，因此他們可能不願意或不能夠吸收社會化的影響。如果外部影響不適合他們，他們可能會抵製這些影響；如果外部影響超出了他們的經驗範圍，他們可能就無法理解這些影響；或者如果外部影響與其他不同的信息混雜在一起，他們可能就會曲解這些影響。其機遇在於，孩子們鮮明和積極的觀點為進一步的文化學習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正如兒童的第二天性建立在他們的自然美德基礎上，每一種社會化影響都建立在他們的個人觀點基礎上，個人觀點本身就包含了大量的知識、意識、情感和目標等。

孩子和幫助其實現社會化的成年人之間的任何活動都可能是一種挑戰，也可能是一種機遇，這取決於這種活動與孩子個人觀點的聯係有多密切。當成年人無法將他們傳遞的信息與孩子的知識、目標和情感協調起來時，這種活動就會發生問題。我在第5章中闡述的兩種失衡均造成了觀點的不協調。以兒童為中心的失衡，無法為孩子提供具有挑戰性的新想法或他們所需的指導，從而造成了不協調。以成年人為中心的失衡，未能與孩子們的目標建立密切的、有意義的聯係，也造成了不協調。在有效的社會化過程中，成年人必須首先搭建一座連通孩子觀點的橋梁，然後引導孩子朝著積極的新方向發展。

在此刻陳述時候，這似乎是一個顯而易見的、毫無爭議的原則—至少在我看來，它聽上去就像是一種常識。然而，在已經習慣傾聽兩極分化的育兒立場的背景下，這樣的觀點似乎很少出現。相反，我們聽到了一種又一種毫無意義的對立：極端的遺傳決定論和極端的環境決定論；放任自流的、以兒童為中心的觀點和僵化教條的、以成年人為中心的觀點，前者聲稱兒童在沒有幹涉的情況下發展得最好，後者假設兒童會對我們所說的一切事情言聽計從。孩子與給其提供目標和方向的人交流互動，並從中學習，這種基本觀念在白熱化的爭論中顯得尤為獨樹一幟。

我使用搭建橋梁這個比喻隻是為了形容給年輕一代提供方向的交流互動。社會化意味著要交流技能、信息，以及最核心的目標。最新的一些研究告訴我們，這個過程是如何實現的，以及為何沒能實現。首先，我們現在知道，這個過程不可能像一些缺乏耐心的公眾人物所想象的那樣輕鬆完成，或者立即完成。說教實際上是沒用的；人們不能簡單地向孩子發出嚴厲的指令，簡要描述他們對孩子的期望。相反，這一過程需要複雜的指導、支持、協作和協商。在發展研究中，這一過程被稱為“權威型養育方式”“導入教育”“腳手架式教學”“引導式參與”以及，用我自己的話來說，“相互尊重地交流互動”。這些概念強調了交互過程中略有不同的方麵。在這裏我要強調一個我所認為這一過程的核心部分：通過引導性社會影響，孩子的目標發生的轉變。

孩子們在每次社會化活動中都帶有自己的目標。他們的考慮事項可能是尋求關懷、獲得想要的商品、與別人進行交流，或者僅僅是玩耍。成年人在他們的所有社會化活動中也都帶有自己的目標。在同孩子接觸時，成年人的考慮主題可能與孩子的目標不謀而合，但也可能在其中涉及社會化目標。也就是說，成年人在與孩子互動的事項中通常包括向孩子介紹新的想法、技能和目標等。

如果成年人要實現他們的社會化目標，就不能忽視孩子在社交活動中的目標，但是，成年人也不能隻顧孩子的目標。隻有認識到孩子的考慮事項，同時不忘記他們自己的社會化目標，成年人才能向孩子們傳達新的目標。在較長的時期內，堅持這樣做的成年人將會把完整的世界觀傳遞給孩子們。這樣的世界觀通常會伴隨著一係列具有激勵作用的新目標，以及實現這些目標的智力和個人工具。

通過引導式的社會化影響來轉變兒童的目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這個過程總是在交流互動的背景下發生的。要實現這種交流互動，成年人的目標從一開始就必須與孩子的目標保持一致，至少達到部分一致。在一開始，成年人和孩子必須有一些共同的考慮主題，即使成年人心中還會考慮其他的目標。這可能需要成年人主動進行一些調整。

例如，一位母親想要她兩歲的兒子學習餐桌禮儀。她先教他拿叉子和勺子，他本著玩樂的精神熱心地擺弄起來。在最開始的時候，這個孩子使用餐具的方式完全談不上什麽餐桌禮儀。這種方式顯得怪異、粗魯和笨拙，最後的結果比他直接用手指抓食更糟糕。這位母親容忍了他，或許是出於同樣玩樂的精神，或許隻是容忍了。最終，通過幫助、示範、訓誡和不斷地誘導，這位母親把兒子的玩樂行為規範成了一套有條有理的文明用餐流程。這套文明用餐流程包含著人們對餐桌禮儀的全部觀念及其社會含義。例如，這個男孩可能會貶低那些吃相難看的人的冒犯行為（“弗雷迪真是一頭豬！”），並最終疏遠這些人。一旦這個男孩接受了這樣的觀點，他就會越來越少需要母親的支持。心理學家用“腳手架”的比喻來說明，孩子在其目標發展轉變的較長時期內對成年人支持的需求在逐漸減少。

餐桌禮儀隻是社會化產物的一個例子。與通過社會化影響形成的所有其他習慣、態度和目標相比，餐桌禮儀隻是一個相對微不足道的社會化產物。但是，幾乎每一種新的認知洞察，以及幾乎每一種成熟的道德反應，都要部分歸功於社會化影響所促成孩子目標的轉變。如果要讓孩子的天性成為其取得智力和道德成就的有效工具，我們就必須通過這種社會化影響來拓展、放大、改進和豐富他們的天性。正因如此，社會化對孩子的未來，以及他們將要繼承的這個社會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

社會化過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正確溝通。孩子每一次目標的轉變都始於其與成年人大致相同的考慮主題。如果讓孩子和成年人的初始目標保持一致的溝通橋梁沒有建立，那麽他們之間就無法達成一個共同的考慮主題。如果沒有這種初始的匹配，成年人就不可能對孩子的觀點產生任何持久的影響。因此，所有的指導都必須從搭建通往孩子天性特點的橋梁開始，無論這些天性特點是他們的“第一天性”還是“第二天性”。最有效地搭建橋梁的方式始於認識孩子自身的能力和目標，並將其納入成年人的指導框架中。

認知心理學家將這種搭建橋梁的過程描述為“專家”與學習者建立“認知學徒關係”的過程。成年人（即“專家”）通過與兒童（即“新學徒”）合作完成一項任務，例如具有挑戰性的科學項目，來向兒童傳授新的智力技能。成年人與兒童談論這項任務，並留心這個孩子自發的執行這項任務的方式。他們首先一起嚐試這個孩子提出的策略，然後，成年人再演示—即“示範”—其他的完成任務的方法。其他方法必須與這個孩子提出的方法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但是新的方法必須在有效性上超過這個孩子提出的方法。隻要新的方法與這個孩子自己的方法不是相差太大，這個孩子就可以觀察、理解它們，並與成年人一起使用它們。正是通過這樣的示範和協作過程，孩子們獲得了新的見識和技能。

近年來人類學家發現，這種教育方法在世界各地許多傳統文化中被廣泛使用，而且通常具有很好的效果。例如，瑪雅的母親通過可能持續數年的學徒期向女兒傳授複雜的烹飪技能。起初，在女兒很小的時候，母親和女兒會一起玩食物遊戲，比如滾動和拍打玉米餅麵團。很快，這個孩子就會自己做一些粗糙的麵團。母親對這些麵團的形狀稍微整理後，放到烤箱裏烘焙。這個孩子不斷觀察、參與和練習，在這期間接受母親的精心指導。在女兒準備好麵團後，母親在一旁監督，讓她嚐試在烤箱裏烘烤她的麵團。母親的監督起初是充滿警惕的，但到後來就逐漸放鬆下來。等到童年結束時，女兒已經是一名技藝高超的廚師，能夠熟練地使用所有的烹飪工具和技巧。

在我撰寫的關於兒童道德發展的著作中，我把這種搭建橋梁的過程稱為“相互尊重地交流互動”。“相互尊重地交流互動”的四個要素是：（1）創建成年人和孩子共同感興趣的對話或項目；（2）在對話或項目中向孩子介紹成年人的智力或道德主題；（3）鼓勵孩子積極參與對話或項目，並允許孩子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無論這些觀點聽起來有多麽荒誕）；（4）以孩子能理解的方式表達成年人的觀點。如果成年人想要對孩子的觀點產生持久的、富有建設性的影響，所有這四個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

為了進行有效的道德教育，成年人必須用清晰描述和統一執行的基本道德原則來對待孩子。公平、善良、誠實、社會責任等原則是不能妥協的。當成年人毫不猶豫地表達他們對這些原則的信念時，他們就為孩子“示範”了對道德價值觀的堅定尊重。這會鼓勵孩子麵對自己自然的道德情感，培養更強的道德意識。與此同時，這種指導也增加了孩子對權威的尊重。

作為一種搭建橋梁的方式，“相互尊重的交流方式”建立了一種包容不同意見的氛圍。教育對話中的寬容並不像某些人錯誤推斷的那樣，意味著成年人在與孩子討論倫理問題時應該保持價值觀中立。事實上，成年人表現出價值觀中立可能會產生事與願違的後果。由於這不是在用真正持有的真實信念對待孩子，因此它會讓孩子對道德選擇產生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甚或是憤世嫉俗。在他們的道德導師都在克製表達自己的價值觀的時候，孩子們為什麽要費力不討好地去解決道德問題，或冒險表明自己的立場呢？

就像所有的社會化實踐一樣，道德教育必須觸及孩子的目標，以及他們的觀念、技能和情感。正如我在上麵闡述的，要影響孩子的目標，就必須與他們具有共同的考慮主題，並將其推向一個新的方向。在與孩子們交流互動的過程中，隻有當成年人承擔起領導角色時，這種情況才會發生。當然，這種領導絕非孩子視其為影響自身觀念和天性的霸道專製的外部力量。要對孩子們的觀點產生持久的、積極的影響，成年人必須在一種參與性和協作性的關係中發揮領導作用。

同樣地，兒童心理學家學會了區分“權威”和“專製”的親子關係。在權威型親子關係中，父母在開放的、雙向的對話中向孩子傳達堅定、一致和明確的期望。在專製型親子關係中，成年人隻會向孩子傳遞專製的權力，期望孩子傾聽和行動，而不用發表自己的任何意見。研究表明，權威型親子關係會引導孩子獲得真正的能力和責任，而專製型親子關係讓孩子隻在有成年人監督的時候才表現良好。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專製型育兒的結果在某些方麵與縱容型養育的結果相似，盡管這兩種育兒方式表麵上看起來是不同的。在這兩種情況下，孩子都沒有機會學習穩定的控製手段並將其內化—在專製型親子關係中是因為父母的規則缺乏理性或一致性；在放任型親子關係中則是因為從一開始就沒有任何規則。因此，這兩種親子關係都沒有給孩子們提供令人信服的、可以讓他們用來指導自己生活的標準。相比之下，權威型親子關係既包括一致的標準，又包括對這些標準目的的合理解釋。父母不僅期望孩子依據這樣的標準行事，而且還會向孩子解釋為什麽要這樣做。從長遠來看，孩子們自然而然地會覺得這很有說服力。

具有協作、指導和公開交流性質的關係有助於孩子們獲得他們需要的技能和知識，從而確保他們自己的生存和文化的生存。基本技能和複雜技能都可以按照這樣的方式傳遞：無論是烹飪技能還是讀寫能力，代際傳遞的過程依賴於統一的溝通和社會化的原則。成年人和孩子之間在一開始必須具有共同的興趣。這並不意味著要屈從於孩子的考慮，而是通過相互協商達成的臨時共識。在成年人堅持不懈的指導下，孩子自己的考慮最終會朝著培養更高技能和智慧的方向發展。在許多方麵，但不是所有方麵，孩子的新觀念都是在效仿長輩們的觀點。之所以不是所有方麵，是因為新一代人確實在某些方麵超越了上一代人。

社會化的悖論在於，通過成年人的指導，孩子學會了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不僅發生在道德領域，而且還發生在智力領域。相互尊重地交流互動和其他形式的指導合作幫助孩子培養了強烈的道德取向和對日常道德問題的深刻理解。孩子學會了如何在模糊的情形下找出道德問題，如何將基本的道德價值觀應用於不熟悉的問題，以及如何在沒有人指引方向的情況下提出道德解決方案。熟練應對這些重要挑戰的唯一途徑是培養解釋、理解和解決道德問題的能力。這需要孩子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思考和反思能力。有效的社會化能鼓勵孩子尊重道德權威和學會獨立思考；鼓勵他們增強道德情感和道德信念；習慣性地對道德問題作出回應，並進行積極的思考。

近年來，在道德教育工作者當中，那些希望培養孩子良好習慣的人和那些鼓勵孩子發展道德推理和反思能力的人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爭論。這場爭論雙方大致沿襲了保守/自由主義的路線。也許你都猜到了，保守派擔心過多的推理和反思會扼殺道德反應，削弱對權威的尊重；自由派擔心過分強調習慣，會使孩子們變成盲目的追隨者或道德上遲鈍的機器人。正如我將在本章最後一節中論述的那樣，我認為這是另一個不幸的錯誤對立。不過，至少在這種特殊情形下，我可以理解這種對立的根源：因為獲得這一種能力，就不能確保獲得另一種能力。然而，我們被迫在這兩種養育後代的方式之間做出選擇，我認為是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