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忙”的年輕父母

歸根結底，我們社會麵臨的最嚴重的威脅可能來自最不可能的地方：盲目樂觀地繁衍後代。嬰兒出生是人類生命的更新，無論何時發生都需要慶祝。貧窮和文化衰落的災難性組合引發了青少年生育的爆炸性增長，這比我們社會所見過的任何事情都更可能導致社會進一步瓦解。在美國的一些社區，每十個孩子中就有九個是非婚生子女，而且這一數字還在逐年上升。隨著非婚生子女數量的激增，這些孩子所在的社區能夠為他們提供適當支持和指導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

貧窮助長了少女媽媽現象的滋生，因為正如喬爾·桑德（Joelle Sander）所寫的那樣：“貧困的生活強烈地增加了許多孩子匱乏、弱勢和落魄的感受，增加了他們離家出走的可能性，增加了他們的不穩定感。”從古至今，在世界上許多地方，不富裕的人一般都比富裕的人更早成家，而且養育的子女更多。部分原因在於，這被認為是家庭經濟生存的必要條件。然而，當今青少年生育的性質有所不同。它具有失控的特點，既不能保證有經濟上的優勢，也不能保證有一個負責任的家庭。這種失控的特點不能僅僅用貧窮來解釋，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未能向年輕人傳授社會責任感。

正如人類學家指出的那樣，世界上各個社會都會限製其成員的生育權。一些傳統社會通過要求未來的父母擁有私人財產、土地和嫁妝等來做到這一點。另一些傳統社會則優先考慮那些有社會地位、有穩定收入或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在現代民主社會，這種偏見已經消失；但直到現在，人們對責任的期望依然存在，正如結婚誓言所表明的那樣。所有這些社會控製手段背後的理由都是一樣的—這是社會確保出生的人得到適當撫養的手段。社會控製生育是社會自我保護的一種基本機製。

在我們社會的很多階層中，這種社會控製已經消失，因而造成了一種影響。一些幾乎沒有受過教育、沒有任何責任感以及沒有經濟來源的青少年，卻被允許生育孩子。事實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這樣做反而是因為受到了社會規範的鼓勵。許多青少年非但不擔心未婚先育會受到社會的製裁，反而感覺他們通過為人父母（無論結婚與否）可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年輕爸爸提高了自我形象，少女媽媽則獲得了公共援助，有了自己的家，取得了更高的社會地位。當然，這裏有一個重要的經濟背景—如果女孩們有其他更好的選擇，那麽這樣的回報就對她們不會那麽有吸引力了。但是，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文化方麵。我們的文化在這方麵已束手無策。正如管理學和心理學教授米哈裏·契克森米哈賴（Mihalyi Csikszentmihalyi）所寫：

很難想象，若不確保孩子由對他們負責任的父母來撫養成人，一個社會怎麽能夠維持下去。

如果一個社會不僅不能適當地養育年輕一代，而且還準備讓這一代年輕人—其中很多人並沒有表現出撫養後代的興趣、能力或者責任—生育又一代沒有人指導的孩子，那麽這個社會最終會怎麽樣呢？我們不得而知。在有記錄的曆史中，沒有社會做過這樣的實驗。或許有社會這樣做過，但它們在垂死的時候太過於虛弱，或者太過於混亂，而無法為我們記錄下它們的不幸遭遇。

但是，有一件事是確定的。一些年輕人匆匆地為人父母，他們很少有資源，幾乎沒有受過教育，缺少可靠的社會支持網絡，我們不能指望他們重新創造文化。他們無法扭轉預期的衰落，他們也不會去糾正滲透在當代育兒實踐中的錯誤概念和謬誤。他們隻會眼睜睜地看著標準下降而手足無措，因為他們不會知道更高的標準。

這些年輕人具有世界上全部的自然潛能。他們有能力理解社會責任，並完全承擔起社會責任。然而，盡管我們可以對他們寄予厚望，但是我們不能指望他們完全靠自己發揮自己的潛力。除非我們擔起責任了解這些年輕人需要什麽並提供給他們，否則他們無法學會承擔責任。我們朝著這個方向邁出的第一步將是破除這些年蒙住我們雙眼的錯誤概念和謬誤。我將在下一部分闡述這些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