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嚴以律己：常懷慎獨之念_◎【品讀經典】
第三章
嚴以律己：常懷慎獨之念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兼任上海市市長。第二年春天，陳毅的父親陳昌禮、母親黃培善千裏迢迢從四川老家來到上海，看望闊別20多年的兒子。陳毅見到久別的父母，自然非常高興，安排父母在自己家住了下來。但是，陳毅作為一市之長，公務非常繁忙；陳毅的夫人張茜擔任上海俄語專科學校的宣傳股長，業餘還要進修俄語，也沒有多少空餘時間。因此，二老到上海數日之後，才在一個星期天，由張茜陪同，在上海市內觀光了大半天。後來，陳毅夫婦再沒有時間了。
陳昌禮生性好動，天天待在家裏，時間長了有點坐不住了。後來，老人想了個辦法，每到星期六，就給在上海的侄子陳仁農打電話，請他陪同遊覽。陳仁農很樂意陪伯父在上海遊覽，因此接到電話就私下裏讓陳毅的秘書備好車，帶著老人在市內各處看看。爺兒倆還約定：行動一定要保密，千萬別讓陳毅等人知道。就這樣，這爺兒倆神不知鬼不覺地遊玩了三次。
到第四個周六，伯侄二人又想約好出去觀光。但是陳毅事先就給陳仁農打了電話，請他到家裏吃晚飯。陳仁農知道，伯父和自己的“秘密行動”露餡了。吃晚飯的時候，陳毅盡量緩和氣氛，用半開玩笑的語氣對大家說：“我們開個家庭會吧，有些話我不得不講一講。上海剛解放，社會治安還很亂，一批批特務都暗暗對著我來。你們瞞著我私自外出是不對的，也給保衛人員增添了麻煩。要是遇上特務對你們下毒手，我都無法給你們開追悼會啊！因為那不利於安定民心呀！”
最後，陳毅對父母坦率地提出：“你們也要遵守革命紀律。我們來個‘約法三章’好不好？一、不得隨意動用公車；二、不要借用我這個市長的名義外出辦事；三、沒有特別的事，不要隨意外出。”陳昌禮老人理解了兒子的心思，聽罷一邊歎息一邊笑道：“我們‘遵命’就是了。隻是你那第三條太厲害了！剛到這兒來實在不習慣。我在老家多自在，四川的茶館是個最自由的天地。”
就這樣，陳毅的父母在上海大約住了三個多月，一直遵守著兒子定下的“約法三章”。後來，二老見兒子和兒媳工作實在太忙，也不願再給他們增加負擔了；同時，他們也確實不習慣上海的生活，便提出要回老家。在送別父母的時候，陳毅既風趣又認真地說：“你們回去了，以後隨時還可以來。但這一次‘約法三章’的前兩條，在何時何地都不能改呀！記住，那可是支持兒子的工作啊！”陳昌禮也笑著說：“你娃放心吧，老子終生不給你丟臉就是了！”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後，陳毅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從上海調往北京工作。不久，陳毅又把父母接到北京，和自己一起居住，希望能夠侍奉雙親，讓二老在北京養老。這一次，二老在陳毅家住了兩年多的時間。但是，老人們眷戀故土，也不習慣北京的氣候和生活，提出回家鄉定居。1957年，陳毅遵照父母的要求，送二老回成都定居。
臨別前，陳毅想到二老已經年邁，以後見麵的機會恐怕不多了，不禁有些依依難舍，說了許多關切的話語。最後，陳毅對父母說：“別人都很尊重你們，把你們當作革命的老人。你們這次回去，我又想到三條，不知道能不能行？”陳昌禮理解兒子，笑著問道：“又有‘約法三章’？好，說給我們聽聽。”
陳毅開口直言：“一、回川衣食住行全部自理，不驚動當地政府；二、做普通的公民，不驚動鄰裏；三、堅持原則，不為親友的無理要求牽線搭橋。”二老聽後不住地點頭，齊聲說道：“應該！應該！你娃就一百個放心吧！”
於是，陳毅安排把二老送回成都，托人在興隆巷的一個大院裏租了幾間房子，由親屬幫助把老人安置下來。陳昌禮夫婦在那裏一住就是幾年，除了探望的親友外，沒有人知道這裏住著陳毅的父母。
陳毅對自己的父母如此嚴格要求，對其他親屬也一視同仁。建國初期，張茜的父親從武漢趕到上海，看望女兒和女婿。陳毅把老人安排在家裏住。當時，實行的還是供給製，所有幹部的生活費用，都是由政府負擔，陳毅作為市長也沒有額外的收入。時間長了，陳毅考慮到嶽父在這裏久住影響不好，便動員老人早點回去。老人家開始不大理解，陳毅說：“我們共產黨與國民黨不同。國民黨時，誰當了大官，親戚朋友找上門來，都可以當官，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我們是共產黨，職位越高，越要以身作則，嚴格要求自己。隻有這樣，人民才能擁護我們，國家才能興旺。”這一席話說得老人連連點頭，高高興興地回老家去了。
對於子女，陳毅更是嚴格要求。他對家人也有個“約法三章”：一、穿土布衣，大孩子穿了再給小的孩子穿；二、不坐公家的小汽車；三、辦任何事都要嚴格按製度來。20世紀50年代，一位領導同誌批評陳毅的秘書說：“陳毅同誌的孩子總是穿得破破爛爛的，你這個秘書怎麽當的？”秘書聽後，隻得笑笑，無言以對。1961年8月，陳毅給幾個孩子寫了兩首詩，叮囑他們：“汝是黨之子，革命是吾風。汝是無產者，勤儉是吾宗。”“人民培養汝，一切為人民。革命重堅定，永作座右銘。”以此告誡子女不要忘了父輩創業的艱難，不要忘了人民的培養之恩。
陳毅一生嚴於律己，堅決反對以權謀私。對各種不良作風，他更是毫不容忍，在原則問題上絕不讓步。解放初期，陳毅的一位老部下進城後以功臣自居，帶著一些幹部住在招待所，工作無法分配。陳毅知道後很生氣，嚴肅地說：“不像話，叫他來！”那位同誌來到後，陳毅非常嚴厲地批評他，說：“你有什麽了不起，帶上人不服從分配！要不是革命把你帶下山，你現在連黃包車都拉不上！”那位同誌聽了陳毅的批評後，心裏很慚愧，表示堅決改正錯誤。身正則氣足，正己可正人。陳毅自身正，作風硬，在不良現象麵前有充足的“底氣”。
◎【品讀經典】
鄧小平：領導幹部要以身作則
第四個問題，講講以身作則。
這個問題很重要。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以身作則非常重要。群眾對幹部總是要聽其言、觀其行的。連長指導員不以身作則，就帶不出好兵來；領導幹部不做出好樣子，就帶不出部隊的好風氣，就出不了戰鬥力。
現在，強調以身作則這個問題很必要。比如，調動了工作，就要搬房子，高級幹部不帶頭怎麽行？下了命令，要立即到職，高級幹部要帶頭。艱苦奮鬥，也要高級幹部帶頭。
能不能深入下去，工作能不能落實，關鍵在於領導幹部是不是以身作則，深入部隊，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最近，不少單位領導幹部開始下部隊了，這是好現象。
我們說治軍要嚴，首先對領導班子要嚴，對高級幹部要嚴。高級幹部要以身作則，做執行“三要三不要”原則的榜樣，做艱苦奮鬥的榜樣，做實事求是的榜樣。總之，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榜樣。
政治幹部更要強調以身作則，我們過去在戰爭年代就是這樣。那時，你打仗不勇敢，怕死，你不同戰士心連心，不聯係實際，不聯係群眾，做政治工作就沒有人聽。政治幹部不能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紅軍時代的政治工作條例就規定：“政治指導員進行政治工作全憑本身直接接近群眾和熟識紅軍戰士”, “政治指導員不論在執行自己的職務上和個人行動上，均須做全體軍人的模範，並且要在言論和事實上來表現”。我們要恢複和發揚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也要靠政治幹部以身作則。
今天，後勤會議的同誌也在。我要講一下，後勤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也要以身作則，不要“近水樓台先得月”。一定要廉潔奉公，當好紅管家。要嚴格遵守財經紀律，同違反財經紀律的現象作鬥爭，要同假公濟私、開後門的現象作鬥爭。
這裏要特別說一下，高級幹部能不能以身作則，影響是很大的。現在，不正之風很突出，要先從領導幹部糾正起。群眾的眼睛都在盯著他們，他們改了，下麵就好辦。
我們的毛澤東同誌、周恩來同誌以身作則，嚴於律己，艱苦奮鬥，幾十年如一日，成為我黨我軍優良傳統和作風的化身。他們的感人事跡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發生了多麽巨大和深遠的影響！不僅影響到我們這一代，而且影響到子孫後代。我們的幹部，特別是老幹部，要以毛澤東同誌、周恩來同誌為榜樣，用實際行動搞好傳幫帶。
這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是一個團結的會議，勝利的會議。要貫徹落實好這次會議精神，在座的同誌是責無旁貸的，但更重要的是各級黨委、政治委員要加強領導，親自動手，狠抓落實。我相信，經過這次會議，全軍的政治工作一定會有新的起色，毛澤東同誌親自培育的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一定會發揚光大。
（節選自《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見《鄧小平文選》
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陳雲：怎樣才能少犯錯誤
我們可不可以少犯錯誤？這個問題提得好。拿我來說，我是中央委員，我犯了錯誤，影響就比較大。
我們怎樣才能少犯錯誤，或者不犯大的錯誤呢？在延安的時候，我曾以為自己過去犯錯誤是由於經驗少。毛主席對我說，你不是經驗少，是思想方法不對頭。他要我學點哲學。過了一段時間，毛主席還是對我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他以張國燾的經驗並不少為例加以說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談這個問題，他仍然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
後來，我把毛主席從井岡山到延安寫的著作都找來看，研究他處理問題的方法。同時再次考慮，錯誤到底是從哪裏來的？我得出一條結論，是由於主觀對客觀事物認識上有偏差。凡是錯誤的結果都是由行動的錯誤造成的，而行動的錯誤是從認識的錯誤來的。認識支配行動，行動是認識的結果。比如，蔣介石為什麽說三個月或者五個月就可以消滅我們呢？他的這種錯誤的判斷，就在於他對我們的兵力是同群眾密切結合的這一點缺乏估計，同時誇大了自己精銳武器的作用，忽視了自己軍隊的士氣低落和同群眾的嚴重脫離。敵一九五師的失敗，也是由於趙公武和陳林達對我們部隊的認識不對，他們錯誤地認為我們兵力分散，不能集中。我們這次在敵後，有些同誌有點驚慌失措，原因是他們過高地估計了敵人的力量，明明是個瓜皮帽，卻把它看成了貓耳山。因此，我認為我們做工作，應當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況上。情況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確地決定對策。我在延安時從棗園出來後到財辦工作，如果要我明天作報告，當天晚上還忙於搜集材料，以了解情況。不忙於決定對策，而首先了解情況，這才不是本末倒置。
實事求是既容易做到，也難以做到。要做到實事求是，就要從具體分析實際情況中找出對策。人之所以犯錯誤，都是由於不了解實際情況就匆忙地決定對策，主觀與客觀相脫離。當然，我們過去所以犯錯誤，也不是對實際情況一點都不了解，隻是了解的情況是片麵的，而不是全麵的，誤把局部當成了全麵。片麵的情況不是真正的實際，也就是說，它並不合乎實際。所謂難也就難在這裏。我參加革命二十多年，犯錯誤都是因為認識上存在片麵性。
要少犯錯誤，就要避免認識上的片麵性，其方法，我概括為三條：一、交換，二、比較，三、反複。
交換是帶頭的。所謂交換，就是要互相交換正反兩麵的意見，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麵情況。交換時要特別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見，相反的意見可以補充我們對事物認識的不足。相反的意見即使錯了，也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一個方麵，或者包括一些曆史經驗的推論。因此，對同自己相反的意見，我們也要作些分析，吸取其中有用的部分。陳獨秀的錯誤，李立三的錯誤，王明的錯誤，不是由於這些人發神經病，或者因為他們是傻瓜，主要是由於他們誇大了事物的一麵，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一九三○年的革命**，隻是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革命運動處於低落時高，而不是比大革命失敗前高。紅軍力量比過去是大了，但還不是大到足以打垮蔣介石軍隊的程度。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變，使全國的抗日反蔣運動掀起了一個**，但還不是全國革命**的到來。四中全會的錯誤結論，臨時中央作出的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錯誤決議，都對當時的形勢作了錯誤的判斷。我們不能說犯錯誤的同誌對形勢的判斷是毫無根據的，但是他們誇大了客觀事物的一個方麵。所以，我們應該收集反對意見。對於正確的反對意見，可以補充我們對客觀事物認識的不足。對於不正確的反對意見，我們要把它駁倒。愈是不正確的，就愈要把它駁得徹底。既然要批駁，就得找論據，這可以加深我們的認識。正確的意見往往就是由係統地駁倒不正確的意見而產生的。各種資產階級的、假馬列主義的錯誤思想，為毛主席的真馬列主義的正確思想的產生提供了條件。毛主席的著作都是采取這個辦法寫的。如寫《論持久戰》，他先收集速勝論和亡國論的論據，經過分析、批駁，得出抗日戰爭隻能是持久戰這個正確的結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毛主席首先批駁隻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或者隻要研究俄國革命戰爭的經驗，或者隻要抄用北伐戰爭的經驗，就可以解決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的錯誤意見，然後提出必須研究中國革命戰爭尤其是十年土地革命戰爭的特點、規律和戰略戰術的正確主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是先批駁文藝是超階級的、文藝工作者無所謂階級立場的觀點，進而闡明了文藝必須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根本方向。所以，要做到交換，特別是要做到同反對自己意見的人、同其他階級的代表交換意見，首先要明確交換的目的在於能使自己對事物認識得更加完整。同時，要設身處地地站在對方立場上想一想，他們的意見是否有道理，凡是有理有據的都要吸取。但是我們有些同誌，往往不喜歡同自己意見相反的人談話，互相交換看法，這是不好的。
交換是為了更全麵地認識事物，比較則是為了更好地判斷事物的性質。不經過比較，就看不清事物已經發展到什麽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質是什麽。檢驗黃金的純度要用試金石，驗血也有參照的標準。我們如果用比較的方法，把一九三二年的革命**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相比，再與上海三次暴動時相比，就知道一九三二年的革命**達到什麽程度，然後再決定我們的策略，這樣就不至於采取“左”傾冒險主義的行動。前幾年有位美國將軍叫史迪威，他派觀察組到延安，拿我們對美國的政策，來比美國對我們的政策，結果改變了對我們的態度。所以一經比較，就能夠對事物認識得更清楚、更深刻。又比如，今天我們要不要在南滿堅持，隻要把現在堅持所帶來的犧牲與將來退到長白山可能造成的犧牲，大小輕重，有無價值，加以比較，就容易作出必須堅持南滿鬥爭的決定了。
比較仍然是認識的過程，反複則既是認識的過程，也是實踐的過程。反複，首先要在決定了對策之後，再找反對的意見攻一攻，使認識更正確。而最要緊的，是在實踐過程中反複認識。凡是正確的，就堅持和發展。如果發現缺點就加以彌補，發現錯誤就立即改正。總之，判斷，行動，再認識，修正之，這樣就可以不犯大的錯誤。
從我的經驗看，如果上麵說的三條要求都達到了，就能夠比較全麵地認識客觀事物，避免某些片麵性，作出比較正確的決策，比較好地做到實事求是。在這個問題上，應當是不充好漢，不愛麵子。如果不從認識自己錯誤上求進步，裝洋蒜，一定要跌觔鬥。愈怕丟臉，一定會丟臉。不怕丟臉，反倒可能不丟臉。要論事不論臉。做到了這一條，自然不會一聽到反對意見，就毫不思索地跳起來。
我們要求犯錯誤的人論事不論臉，同時要把客觀事實拿給他看。大家都根據客觀事實想問題，定政策，自然可以求得黨內一致。
論事不論臉，這裏有個立場問題。有了堅定的立場，才能掌握這個方法。如果盡是為個人打算，一輩子也掌握不了這個方法。個人主義與馬列主義的矛盾就在這裏。真要做到實事求是，必須有無產階級的立場。大家如果都能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對問題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辦了。黨內隻應當有這種態度，這就是共產黨員的態度。在兩個人談話中可以承認錯誤，在小組會上可以承認錯誤，在大一點的會上可以承認錯誤，在千萬人麵前也可以承認錯誤，這叫論事不論人，論事不論臉。這樣，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辦了。
注：這是陳雲同誌1947年2月7日在中共中央遼東分局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選自《陳雲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習近平：越是領導幹部，越要廉潔自律
保證各級領導幹部清正廉潔，是推進黨風廉政建設的首要任務，也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都掌握著一定的權力，把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隊伍建設好，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服務，始終是我們黨執政所麵臨的一個重大課題。各級領導幹部要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按照中央和省委廉潔從政的各項規定和紀律要求，增強自律意識，實行自我約束，正確行使權力，自覺做到清正廉潔、勤政為民、克己奉公。各級黨組織要切實加強對權力運行的監督製約，把領導幹部管住管好，特別是對各級領導班子的主要負責人更要嚴格要求、嚴格管理、嚴格監督。現在，有的幹部職務升了，權力大了，對自己的要求卻放鬆了。如果自己不警惕，組織上又不及時教育和監督，就很容易出問題，甚至出大問題。因此，越是領導機關，越是領導幹部，越是主要領導，越要廉潔自律，加強監督，以身作則，當好表率。
（選自習近平著《之江新語》，浙江人民
出版社2007年版）
〔明〕王陽明：戒懼與慎獨
正之（1）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2）。此說如何？”
先生曰：“隻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隻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3）。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偽、善惡界頭（4）。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隻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隻是此個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為己所不知，即工夫便支離，亦有間斷。既戒懼，即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
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邪？”
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饋，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即是己不知。此除（5）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選自〔明〕王陽明著《傳習錄·卷一》）
【注釋】
（1）正之：王陽明的弟子黃宏綱（1492 — 1561），字正之，號洛村。
（2）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見《中庸》:“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3）見君子而後厭然：見《大學》:“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4）界頭：界限。
（5）除：除非。
〔古希臘〕柏拉圖：關於自製的辯論
蘇格拉底：我的意思是，每個人都是他自己的主人，或者說一個人不需要統治他自己而隻需要統治其他人嗎？
卡利克勒：統治自己是什麽意思？
蘇格拉底：這沒什麽深奧的，隻是指那種流行的觀念，節製、自製、控製自己的快樂和欲望。
卡利克勒：多麽迷人的天真無邪！你說的節製就是傻瓜。
蘇格拉底：我怎麽會是這個意思呢？任何人都會明白我不是這個意思。
……
卡利克勒：你自己一個人說吧，我親愛的先生，把這個論證說完。
蘇格拉底：那麽聽著，首先請允許我從頭開始複述一下這個論證。
快樂的事情和好的事情是一回事嗎？卡利克勒和我同意，它們不是一回事。快樂以好為目的，還是好以快樂為目的？答案是快樂以好為目的。快樂的事情出現使我們快樂，好的事情出現使我們好，對嗎？確實如此。但是我們自身的好和其他所有好事物的好都可歸結為表現出來的某些優點嗎？卡利克勒，這一點似乎是必然的。但是任何事物，無論是器具、身體、靈魂，還是某種活物，它們的好在這些事物中的出現肯定不是偶然的、雜亂無章的，而是通過某種公正和秩序，通過分別指定給它們的那種技藝。是這樣的嗎？對此我肯定同意。那麽任何事物的好都要歸結為秩序和安排嗎？對此我表示同意。那麽，出現在每個事物中並與之相適應的秩序是使一切事物成為好事物的原因嗎？在我看來是這樣的。那麽有些靈魂有與其自身相宜的秩序，這樣的靈魂比毫無秩序的靈魂要好嗎？我認為必然如此。但是進一步問，擁有秩序的靈魂是有序的嗎？我認為當然是。有序就是有節製嗎？我認為必然如此。所以有節製的靈魂就是好的靈魂。我本人對這一點提不出反對意見，我親愛的卡利克勒，如果你能提出反對意見，請你告訴我。
卡利克勒：你繼續說吧，我的好先生。
蘇格拉底：我接著斷定，如果有節製的靈魂是好的，那麽處在與節製相反狀況的靈魂是壞的，我們說過，這種靈魂就是那些愚蠢和不守紀律的靈魂。我認為事情確實如此。還有，心靈健全的人會通過諸神和凡人完成他的職責，因為如果做了不適宜的事，那麽他的心靈就不是健全的了。我認為這也是必然的。通過凡人完成職責，那麽他會正義地行事；而通過諸神完成職責，那麽他會虔誠地行事。因此，正義地行事的人和虔誠的行為必定是正義的和虔誠的。我認為事情就是這樣。進一步說，這樣的人必然是勇敢的，因為有著健全心靈的人的這個部分不是用來追求或避免不該做的，而是用來追求或避免應該做的。無論不該做的和應該做的是事情還是人，是快樂還是痛苦，他都會站穩其職責所要求的立場，決不動搖。卡利克勒，我們已經證明心靈健全和有節製的人從各方麵來看都必定是正義的、勇敢的、虔誠的、全善的。好人無論做什麽事都必定是好的和恰當的，他做好事必定是快樂的、幸福的，而做壞事的壞人必定是不幸的，他的所作所為必定是有節製的人的反麵，你證明了這種人是不守紀律的家夥。
這就是我現在的看法，我肯定它是正確的。如果它是正確的，那麽希望幸福的人似乎必須追求和實踐節製，我們中的每個人都必須盡快努力擺脫不守紀律的狀況。他也許不需要受紀律約束，但若他或他的任何朋友，無論是個人還是城邦，有這種需要，那麽他必須接受懲罰，成為守紀律的人，這是他幸福的保證。我把這一點當作一個人應當終生尋求的目標，他應當把他自身和他的城邦的全部努力用於這個目標的實現，使正義和節製在他身上永駐，這樣才能真正地獲得幸福。他不應當過一種盜匪的生活，努力去滿足他那些未受約束的欲望，而這是一種無止境的悲哀。因為這樣的人不會與任何人親近，也不會與神親近。他不會有同伴，而在沒有同伴的地方，也就不會有友誼。卡利克勒，有聰明人說過，天與地、神與人，都是通過同仁、友誼、秩序、節製、正義而聯係在一起的。我的朋友，由於這個原因，他們把事物之總和稱作“有序的”宇宙，而不是無序的世界或暴亂。在我看來，盡管你富有智慧，但對這些事情未加注意，你不明白幾何學中的相等對諸神和凡人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你認為我們應當去超過別人，因為你拒絕幾何學。好吧，我們現在要麽駁斥這個論證，證明幸福並不通過正義和節製的過程來實現，不幸也不是通過擁有邪惡而發生，要麽承認我的論證是正確的，因此我們必須考慮其後果。
這個後果就是我們在前麵所提到的，卡利克勒，你當時問我講這些話是否認真，我當時說如果有什麽錯誤的行為發生，一個人應當責備他自己、他的兒子和他的朋友，為了這個目的可以使用修辭學，你當時還認為波盧斯由於某種羞恥感而承認的東西是正確的，作惡比受惡更壞，更可恥。以正確的方式成為一名修辭學家的人必定是一個正義的人，有著關於正義的知識，這是高爾吉亞後來承認的，而按照波盧斯的說法，高爾吉亞承認這一點是羞恥感在起作用。
事情就是這樣，現在讓我們來考慮你對我的駁斥是否正確。當時你說我不能夠幫助自己，也不能幫助我的朋友和親屬，不能把他們從巨大的不幸中解救出來，而隻能像一個被剝奪公民權的人那樣去求得人們的憐憫，而其他人想要打我的耳光，這是你的原話，也想搶我的錢，把我趕出城邦，最糟糕的是想把我處死，這種困境在你看來是世界上最可恥的事情。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也已經說過了，不過再說一遍也沒有什麽危害。卡利克勒，我堅持說，被人錯誤地打耳光並不是最可恥的事，我的錢被搶走或身體被砍傷也不是最可恥的事，更加可恥、更加邪惡的是打我的耳光和砍傷我。進一步說，偷竊、綁架、搶劫，總而言之一句話，任何對我犯下的惡行比我自己犯下的惡行更加可恥，作惡者比作為受惡者的我更壞。我在前麵討論中已經說過的這些事實都是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更加形象地說，它們是用鐵和鑽石一般的堅強論證聯係在一起的，因此它至少看起來是站得住腳的。除非有人比你更加能幹，能夠化解這些論證，否則要像我現在這樣正確地談論是不可能的。我說過的話始終一致，我不知道這些事情的真理，但我知道自己從前和現在遇到的所有人提出來的觀點都失敗了，而且顯得非常可笑。因此我再一次確信這些事情如果存在，那麽它們確實就是這樣的，如果對作惡者來說不義是最大的惡，那麽盡管它是最大的惡，但若他在有可能逃避懲罰的情況下逃避了，那麽逃避懲罰就比作惡更壞。不能使自己擺脫困境確實顯得滑稽可笑，但它就沒有作用嗎？它的作用不就是能使我們防止受到最大的傷害嗎？不能幫助自己，也不能幫助自己的朋友和親屬，確實是最可恥的，然而與此相關的是第二個最可恥的，然後是第三個最可恥的，就像在具體事例中惡有大小一樣，能夠幫助自己麵對這樣的惡是一件美事，不能幫助自己麵對這樣的惡是一件可恥的事。我說得對還是錯，卡利克勒？
卡利克勒：你說得對。
（選自〔古希臘〕柏拉圖著《高爾吉亞篇》，見王曉朝譯《柏拉圖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