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嚴以律己：常懷慎獨之念_◎【故事裏的事】
◎【故事裏的事】
毛澤東當眾賠禮道歉
1942年至1943年，黨中央在延安開展整風運動。這是一次在全黨範圍內普遍進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運動。通過整風，全黨上下開展了全麵的學習、檢查和總結，使黨的理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思想作風、工作作風也有了顯著變化，為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作了思想理論上的準備。
但是，在整風後期，當運動轉入審查幹部階段以後，曾經一度出現過偏差，主要表現在錯誤地估計形勢，誇大敵情，將來自白區的同誌列為“特嫌”進行審查。特別是當時具體負責審查幹部工作的康生在延安搞的“搶救失足者”運動，搞逼、供、信，製造了一些冤假錯案。
毛澤東很快就發現了這種錯誤傾向，明確指示要糾正偏差。最初，毛澤東發現一些在中央辦公廳從事機要工作的同誌受到懷疑、審查，感覺有些不對頭，他馬上指示說：不可能有這麽多的特務。為了全麵深入地了解情況，毛澤東讓有關的同誌將一些人的口供材料送給他，認真仔細地翻閱。
一天，他派人將負責案件審理的李克農、師哲等找來，直接問道：“你們送來的口供，我還沒有看完，你們那裏還有沒有這樣的供詞？”
“還有三四十份。”
“你們覺得口供的真實性如何？”
“基本沒錯，個別地方可能有偏差。”
毛澤東不放心，提醒說：“江西肅反的經驗教訓是十分沉痛的啊！”
毛澤東舉例在江西搞逼、供、信那一套，又詢問現在是否也是這樣辦的，師哲回答說，一些具體的做法還不太清楚。接著，毛澤東又說：“你們送來的6份口供材料，我隻看了一份，第二份我就看不下去了，以後也不要再給我送來了。”
毛澤東見他們顯出不明白的樣子，又接著說：“為什麽不想看？我看這些材料像是寫文章，不像是口供，有些話不實在。你們怎麽看？”
師哲解釋說：“一句兩句錯話，恐怕難免，但這無關緊要。”
毛澤東不同意他的看法，說：“如果有一句是假話，會不會有十句假話？有十句假話，會不會有一段假話？有一段假話，會不會全篇都是假話？我寫了一篇文章，不到一千字，貼到牆上，每天改幾個字，一個月後就改得麵目全非。這還是自己寫的，自己和自己打仗。他們寫的全對嗎？寫口供不是寫小說，不能編假的。你們回去對寫口供的人說，一個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個字；一句話是假的，改正一句話；一段話是假的，改正一段話；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們把他們的口供交給他們，叫他們自己去改，但要說明，一個字，一句話都不要假的。”
最後，毛澤東反複交代：“我們要弄清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
師哲等人按照毛澤東的談話精神，向寫口供的人一了解，才知道其中果然有假，有的口供竟然全部是假的。
毛澤東知道這些真實情況後，立即加以糾正。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的《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中，公布了毛澤東關於審查幹部的著名的9條工作方針，即：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幹部，教育群眾。毛澤東還指示，對被審查的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對受迫害的同誌進行了徹底平反。毛澤東提的這些方針是對康生那套錯誤做法的根本否定。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親自出麵，向被錯整的同誌賠禮道歉。
當時在延安陝甘寧邊區行政學院，集中了許多受審查的專員、縣長等，他們一邊學習，一邊交待問題。由於康生搞逼、供、信，有些同誌遲遲過不了關，思想壓力很大，也有的人被逼無奈，隻得寫了假口供。
一天，毛澤東來到行政學院，特意看望這些同誌，向大家公開承認“搶救運動”中有錯誤。他說：“我向大家賠個不是。”接著還脫帽向大家鞠了一躬。又說：“一人向隅，滿座為之不歡。我們一定糾正這些錯誤，使我們革命隊伍興旺起來。”大家聽了十分感動。
1945年2月的一天，延安中央黨校在禮堂召開大會。毛澤東穿著一套打著補丁的灰色布軍裝，站在正中央給大家講話。他操著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聲音特別洪亮。他一邊講一邊不停地打著各種手勢，還不時詼諧地開句玩笑。全場聽眾都聚精會神，聆聽他的講話。
毛澤東的報告持續了三個多小時，當談到“搶救運動”的錯誤時，毛澤東主動對錯誤承擔了責任。他說：“這個黨校犯了這許多錯誤，誰人負責？我負責。我是校長嘛！整個延安犯了這許多錯誤，誰人負責？我負責。我是負責人嘛！”毛澤東停頓一下，又接著說：“錯誤也有兩重性，一個叫壞處，一個叫好處。壞處是犯了錯誤，好處也是犯了錯誤。”毛澤東這句幽默、風趣而又含義深刻的話引起了全場一片笑聲，會場的氣氛立刻活躍起來。
毛澤東又說：錯誤可以給人教訓。給人錯戴了帽子的同誌，以後再給別人戴帽子時，你就要謹慎；被錯戴了帽子的同誌也得了一條經驗，以後你不要亂給別人戴帽子，因為你自己吃過這個虧，以後要謹慎。有了這兩個方麵的經驗，將來我們到北平、上海、南京去審查幹部，做反奸工作，情況就會好得多。
毛澤東還說：這次大家都洗了個澡，就是水熱了一點。不少同誌被搞錯了。凡是被搞錯了的要一律改正，堅決平反！
毛澤東的話博得了全場長時間的熱烈鼓掌，不少受了冤屈的同誌眼裏噙滿了晶瑩的淚花。
毛澤東說：“有的同誌被錯戴了帽子，這也沒什麽要緊的。帽子戴錯了，現在我把它給你們摘下來就是了。”說著，毛澤東順手把坐在他旁邊主持會議的同誌的帽子摘下來放在桌子上。全場頓時又響起了一陣暴風雨般的掌聲。
最後，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人是革命者，不是神仙，我們也吃五穀雜糧，也會犯錯誤。我們的高明之處主要在於犯了錯誤就檢討，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來向大家檢討錯誤的，向大家賠個不是，向大家賠個禮。”說到這裏，毛澤東恭恭敬敬地把手舉在帽簷下，向被整錯了的同誌賠禮道歉。隨後，毛澤東又詼諧地說：“我向你們賠禮，你們也該還我一個禮吧？你們不還禮，我這手就放不下來了。”
大家用長時間的熱烈鼓掌向毛澤東答禮。有的同誌一麵拚命地拍手，一麵任憑激動的淚水在臉頰上流淌。“搶救運動”壓在人們心中的種種煩惱、苦悶也隨著這淚水漸漸地流逝了。
（選自黃允升、李新芝主編《毛澤東逸事》，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一個高尚的人
周恩來廉潔自律的表現是多方麵的，也是一貫的。在此，僅就同當前對領導幹部廉潔自律要求相關的一些方麵，列舉一些具體事例。這樣，難免掛一漏萬，不過可以從細微處見精神。
一、對待個人生活
衣著——在人們的印象中，周恩來總是那樣衣冠楚楚，風度翩翩。殊不知，他僅有的幾套料子服裝，大都穿了幾十年，有的破損了，精心織補後繼續穿。有一次，他穿織補過的衣服接待外賓，身邊工作人員說這套“禮服”早該換換啦。他笑笑說：“穿補丁衣服照樣可以接待外賓。”“織補的那塊有點痕跡也不要緊，別人看著也沒關係。丟掉艱苦奮鬥的傳統才難看呢！”他的襯衣磨破了，換上新的領口和袖口照舊穿。1963年，他出訪亞非歐14國，到了開羅，他換下縫補多次的襯衣，隨行工作人員不便拿給外國賓館去洗，隻好請我駐埃及使館的同誌幫忙，並叮囑洗時不要用力，以免搓破。大使夫人看到後，感動得邊洗邊流淚。至於他穿用了幾十年破舊的睡衣、皮涼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國產手表等，已作為珍貴文物，存放在中國曆史博物館。
飲食——周恩來的家常飯菜很簡單，主食經常吃些粗糧，副食一般是一葷一素一湯。他規定的工作餐標準是四菜一湯的家常飯菜。他說：“四菜一湯既經濟又實惠。”他在外地視察或主持會議，同大家吃一樣的飯菜，不搞特殊，離開時一定付清錢和糧票。他不僅自己這樣做，還要求其他領導幹部也這樣做。有一次，他出差到上海，聽說有的領導同誌帶著夫人、孩子到地方去，所有的食宿費用都由地方開支，非常生氣。回北京後，他在全國第三次接待工作會議上向各省市代表提出：“今後無論哪個領導到省裏去，吃住行等所有開支，地方一概不要負擔，都要給客人出具帳單，由本人自付。這要形成一種製度。”一位專機機長的回憶，頗為傳神地反映了他在飲食方麵的律己要求。有一次，這位機長看他吃飯，掉了個飯粒在桌上，他連夾兩次才夾住放進嘴裏，笑著吃了。看到這種情景，這位機長後來感慨地說：“我心裏不禁百感交集。什麽叫廉潔，看看總理就知道了。”
住房——建國初期，周恩來搬進了中南海西花廳，一住就是26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廳是清朝乾隆年間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濕陰冷。身邊工作人員於心不安，多次提出修繕，但他堅決不同意。1959年底，趁他和鄧穎超出差外地時間較長，對西花廳進行了保護性維修。他回京一進門就驚訝地問：“這是怎麽回事？誰叫你們修的？! ”他還說：“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影響一大片。所以，我必須嚴格要求自己。”按照他的要求，撤掉了新添置的地毯、沙發、窗簾、吊燈等陳設。事後，對這次“修房風波”，他主動在國務院會議上作了三次檢討，向到會的副總理和部長們說“：你們千萬不要重複我的這個錯誤。”
用車——周恩來對自己乘坐的轎車沒有什麽特殊要求，後來他經常乘坐的專車是紅旗轎車。他說：“別人不坐我坐，我喜歡國產車。”國家進口了一批高級奔馳車後，有關部門想給他換一輛。他不同意，嚴肅地說：“那個奔馳車誰喜歡坐誰坐去，我不喜歡，我就坐‘紅旗’。”在用車問題上，他公私分明，毫不含糊。他去理發、醫院看病、探親訪友、看戲等，都算作私人用車，總要叮囑身邊工作人員照章付費，從工資中扣交。
周恩來的基本生活要素，衣食住行的儉樸作風，受到了長期在他身邊工作的人員交口稱讚。有位秘書說：“總理除了工作，個人一生無所他求。特別是生活的儉樸，更是眾口皆碑。”不是親眼所見是很難想象到了什麽程度。
同周恩來接觸較多的一些知名人士，對他廉潔儉樸的生活作風也是讚不絕口。宋慶齡說：“周總理在個人生活和作風上，和他在政治上一樣，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二、對待親人和親屬
周恩來和鄧穎超是共同奮鬥的親密戰友，又是相濡以沫的終身伴侶。他們一生奉行“互敬、互愛、互信、互勉、互助、互讓、互諒、互慰”的“八互”原則，堪稱恩愛的模範夫妻。盡管這樣，周恩來對鄧穎超不但沒有絲毫關照，反而要求格外嚴格。鄧穎超是早期中共黨員，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憑她的能力、貢獻、資曆、經驗和聲望，完全可以勝任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職務。但是，周恩來始終不予考慮。他說：“隻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到政府裏任職。”1974年籌組四屆人大領導班子時，毛澤東批準提名鄧穎超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也被周恩來給壓下來了。直到他去世後，1977年全國人大選舉鄧穎超任常委會副委員長，她才知道毛澤東早有批示。1984年4月，鄧穎超曾對親屬們說：“解放初期成立政務委員會，人家要我上，你們的伯伯不同意；恢複婦聯時，人家又要我上，他還是不同意；定工資時，蔡大姐是3級，我是5級，到他這兒就給劃到6級。國慶十周年上主席台，他看到名單裏有我，又劃掉了。就因為我是他的妻子。現在我當副委員長，又是政治局委員、紀委書記，這些工作都是黨分配的。但如果你們伯伯在，他一定不會讓我擔任。”鄧穎超講這些事的用意，是在教育後輩。她深有感觸地說：“名人之妻難做。你們是名人的侄兒侄女，也同樣難。你們隻有好好嚴格要求自己，謙虛謹慎，做好本職工作。”
1968年，周恩來的一個侄兒和一個侄女先後赴延安和內蒙古插隊勞動。由於他們表現好，1970年經當地群眾推薦，按照正常手續，分別應征參軍了。當他的侄女穿著新軍裝，高興地回到北京看望伯父母時，他一見麵就問道：“你參軍雖然符合手續，但內蒙古那麽多人，專挑上了你，還不是看在我們的麵子上。我們不能搞特殊化，一點也不能搞。”經過耐心動員，他終於讓侄女脫下了軍裝，重新返回內蒙古草原插隊勞動。侄兒也聽伯父母的話，痛快地辦了離隊手續，重回延安插隊勞動。
三、對待幹部子女
周恩來沒有子女，但撫養過一些烈士遺孤。對這些烈士子女，他既關懷備至，又嚴格要求，十分重視對幹部子女培養教育。早在建國初期，他視察北京101中學時，就以清朝八旗子弟為例，告誡幹部子女們不要特殊化，不要脫離勞動，不要脫離群眾。他說：“你們如果特殊化，脫離了群眾，人民是不會答應的。”他引用秦始皇溺愛秦二世，結果秦朝亡於秦二世的教訓，要求大家以史為鑒。周恩來的話，不僅在當時，而且在當前和今後都是很有教益的。
四、對待身邊工作人員
周恩來對身邊工作人員很關心、很熱情，但對他們的要求也很高、很嚴，決不允許有一點特殊化。
周恩來要求身邊工作人員外出開會或工作，隻準帶耳朵、眼睛，不準帶嘴巴，也就是不準隨便發表意見，以免人們誤以為是周總理的指示精神。工作人員要嚴格遵守保密製度，是誰管的事，就該誰知道；不該知道的事，決不去打聽。工作人員出差，不許購買內部供應的優惠廉價商品，不許收受禮物。
五、對待請客送禮
周恩來個人請客吃飯一律自費。他的客人很多，有來西花廳拜訪的、談話的，還有來請示工作的。每當快要吃飯時，他總說：“別走了，一塊兒吃飯吧，今天我請客。”他請客吃飯，一般都是簡樸的家常飯菜，不大吃大喝。1952年初夏，他邀請冰心夫婦倆到西花廳做客，共進晚餐，吃的是四菜一湯，而唯一的好菜是一盤炒雞蛋。謝冰心回憶說：“這使我感到驚奇而高興。驚奇的是總理的膳食竟是這樣地簡單，高興的是總理並沒有把我們當作外人。”
周恩來不收受饋贈禮物。1961年春節前夕，他收到家鄉淮安縣委托人捎來的蓮子、藕粉等土特產，當即委托辦公室回信，並寄去100元錢。信中說：“周總理和鄧大姐認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準送禮的情況下，你們這樣做是不好的。”有一次，他過去的一位老警衛員給他捎來一筐新鮮桔子。他問清值25元錢後，讓寄去50元。他說：“多餘的錢讓他處理，不這樣做，就製止不了他，這樣以後他就不再送了。”
周總理常常懇切地教育和告誡領導幹部，務必嚴於律己，廉潔奉公。教育領導幹部要過好“五關”，即過好思想關、政治關、社會關、親屬關和生活關。講到過生活關時，他說：“生活關分兩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質生活方麵，我們領導幹部應該知足常樂，要使艱苦樸素成為我們的美德。精神生活方麵，我們應該把整個身心放在共產主義事業上，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
（選自1996年1月8日《人民日報》，有刪節，劉武生/文）
陳雲自律軼事
陳雲，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二代中央集體領導的重要成員之一，他不僅是享譽海內外的中共黨內著名的經濟專家，而且還是傑出的黨建工作者。其一生功勳卓著，彪炳史冊。在生活中，他公私分明，一絲不苟，始終保持著共產黨人艱苦樸素的作風，尤其是他在自律方麵的表現，令知情人歎為觀止，其品操在黨內外口碑甚好。
一件新軍裝的故事
1944年，陳雲到西北財經辦事處任副主任，掌管著陝甘寧邊區財政的進出，部隊、機關、學校十多萬人的供應。由於他仍兼青委的工作，有時要出麵接待來訪的代表團和外賓。他穿的那套軍裝，和陝甘寧邊區一般戰士穿的一樣，冬天是棉衣，春天把棉花抽掉變成夾衣，夏天把裏子拆掉變成了單衣。陳雲同誌身體不好，經常出汗，衣服爛得快些，補了不少補丁，管後勤的陳清泉同誌看了很過意不去，就給下麵管被服的打了個電話，讓給陳雲同誌送一套新軍裝。這件事讓陳雲知道了，立即把陳清泉叫去，非常嚴厲地問他：“你是隻給我發新軍裝，還是給陝甘寧邊區所有的同誌都發？”陳清泉忙說明給他增發一套新軍裝的理由。陳雲嚴肅地說：“現在不到發軍裝的時候，任何人一件都不能發。你馬上打電話撤消剛才的通知。”看到陳清泉臉上有些愧悔之意，陳雲緩和了一下語氣，他說：“老陳，我們是管錢管物的，如果搞特殊化，不按製度辦事，近水樓台先得月，那還怎麽能管好全邊區的財政？這製度還有誰去認真執行？”
這時，恰逢陳雲夫人於若木要生小孩了。陳雲拿出一枚金戒指給陳清泉，說：“這是於若木同誌從北京家裏帶來的一枚戒指，你幫我拿到邊區銀行兌些邊幣，買些婦女坐月子用的紅糖、雞蛋等補養品。記住，不要動公家的一分錢。”陳清泉拿著金戒指，眼眶有些濕潤。
十顆葡萄的故事
陳雲從來不向公家要什麽東西，他對請客送禮深惡痛絕，親戚朋友都不準送禮。有一次，部隊有一位同誌到北京給他匯報工作，順便從他們部隊農場給他帶來了一箱葡萄，陳雲見後拒不接受。陳雲說：“我從來都不接受別人的禮品，請你把它帶回去。”這位幹部當時非常難堪，他說：“首長，這箱葡萄是我們軍區農場自產的，我大老遠把它從外地帶來，還是留給首長品嚐吧。”陳雲身邊的同誌都知道陳雲的脾氣，因此也沒有人敢上前勸說。正當尷尬之時，陳雲笑著說：“好，就不為難你了，我破例一次，我吃十顆葡萄，這叫十全十美，其餘的你全帶回去。”
“我的規定就是一葷一素一個湯”
陳雲對自己的生活要求非常嚴格。他曾說“吃喝玩樂是亡黨的標誌”。比如吃飯，他以青菜豆腐為主，午飯是一葷、一素、一個湯，外加二十顆花生米，任何情況下也不多吃或少吃一些，幾十年如一日，無論是平日，還是逢年過節，他都不允許另外加菜。有一次，他生病了，食堂給他多做
了兩個菜，他見了後硬是給端了回去。他說：“我不要，我現在天天在過年。我的規定就是一葷一素一個湯。”此後，再也沒人敢不按規定給他加菜了。
“人吃飯是為了活著，活著不是為了吃飯”
七十年代，有一次陳雲到廣州參加交易會，當地的負責同誌邀請他吃頓晚飯，他不幹。他說：“我從來不參加宴請，而且這個規矩也不好。吃光用光，沒有希望。”後來人家提出和他一起共餐吃盒飯，他還不幹。他說：“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一起吃飯，什麽意思？”接著又說：“人吃飯是為了活著，活著不是為了吃飯。如果沒有別的工作要談，就請他們不要來，順便告訴他們回去把工作做好，那就是給我最好的見麵禮。”說完，他獨自吃起了飯，再也不去理會別人的邀請。
正如一位長期生活在陳雲身邊的老同誌所評價的那樣：陳雲同誌一生嚴於律己，生活清廉，他率先垂範，堪稱楷模，他是一位真正的共產黨人。
（選自《黨風與廉政》1999年第1期，李旭東、王保昌/文）
彭總罷宴
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彭德懷一直過著艱苦樸素的生活，從不特殊。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誰要請彭老總吃一頓象樣的飯，往往要挨批評，有時使你下不來台。
一九三九年五月，彭總為了統戰工作的需要，去會晤國民黨河北省主席鹿鍾麟。他路過南宮縣時，見到了陳賡將軍。陳賡那裏正好有鱖魚，請彭總吃。可吃飯時又擺上了清燉雞。彭總說：“你不是請我吃魚嗎？”當端上魚丸子後，彭總又嚴肅地說：“現在是減租減息，不是打土豪。”說完，就放下碗筷退席了。事後，陳賡說：“彭總今天的批評，對我是夠客氣的了。”
一九四〇年春，彭總到太行山區八路軍某炮兵連檢查工作。當時部隊生活很艱苦，連隊幹部想給彭總弄點好吃的東西，經過研究，決定包餃子。司務長從柳梢上捋點樹葉當餡，把高粱麵裏加點榆皮麵當皮，包了一百多個餃子，準備給彭總和警衛員吃。彭總見了後，問連裏幹部，戰士吃什麽？連幹部照實說了。彭總嚴肅地說：“為什麽要給我單做呢？我到連隊裏來，應該和戰士一樣，戰士吃什麽，我就吃什麽。”說完，就叫連幹部把戰士集合起來，當麵把餃子分給戰士嚐一嚐，彭總仍和戰士一樣吃窩窩頭。
一九五八年冬，彭總回到闊別多年的家鄉湘潭，住在湘潭錳礦招待所。招待所要為他單獨做飯菜，他不讓，每天和工人一樣到食堂吃缽子飯。他在家裏也是如此。有次，他看到弟、嫂、侄兒的飯裏拌有紅薯，給他盛的卻是白米飯。他不高興地說：“社員們沒把我當外人看，家裏怎麽把我當外人看？”說完，他夾起一塊紅薯就吃，邊吃邊說：“吃紅薯好，紅薯有糖分，有營養。我小時候是吃紅薯長大的，對紅薯有感情。”
一九五五年彭總去煙台，招待所的桌子上擺滿了水果、香煙、奶糖。彭總把所長、管理員叫來，問他們：“咱們有沒有招待費？”所長忙說：“有，有，還不少哩。”彭總說：“那隻能招待外賓。你們想一想，主人自己每天大吃大喝起來，把自己當成外人，這個家還能當好嗎？不吃窮了才怪呢！尤其是首長們，本來工資就高，又白吃白喝白拿，再弄個雙份。為老百姓想一想，他們應該生氣吧？升官發財搞特殊，這是國民黨的傳統，咱們共產黨人不能向他們學習吧！……”所長、管理員聽了這一番話，隻好把桌上的東西拿走了。
（選自張建軍、丁洪章著《往事珍聞錄》，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
賀龍元帥生活軼事
賀龍的生活是非常儉樸的。在戰爭年代，一條早已掉光了毛的毛毯和一塊當雨衣用的油布合起來，就是他的被子。床單是一塊黑色的土布，一個用來裝毛毯、油布和床單的1米多長、2米多寬的布袋子，卷起來就是枕頭。新中國成立以後，賀龍的生活依然十分儉樸。
他的廚師朱慶康回憶說，賀龍“吃飯十分簡單，常年都是兩素菜，一盤葷菜和一碗湯；還經常吃粗糧”。“有一次，周總理、陳毅同誌送外賓去上海，從上海到天津已是上午10點多鍾，賀龍同誌正在天津視察部隊大比武活動。他向總理匯報了大比武的情況，邀請他們吃過午飯就去看大比武。這時，天津市委安排了宴席招待，總理、陳毅、賀龍同誌走進餐廳一看，不約而同地轉身就走……賀總說：‘把菜都撤掉，我們有三個菜就夠了。’可是吃飯時，賀總卻到靶場和戰士們一起吃。多少年來，賀總一直保持著老紅軍的光榮傳統，和戰士同吃同住。”
令人最感動的是，三年困難時期，賀龍對自己的要求更加嚴格。他患有很嚴重的糖尿病，需要增加營養。但是他不許多吃肉類，隻吃點素菜。朱慶康回憶說：“有一次，賀總到廚房看我做飯，見我把老的菜幫子扔掉，他就撿起來，叫我把菜幫子做了給他吃。我說：‘賀總，你嚼不動呀！’賀總說：‘那要比長征時吃野菜好得多吧？’他意味深長地對我說：‘你要知道，現在國家有困難，要節約。’後來，我把那些老菜幫、菜葉做餡，包菜團子給賀總吃，賀總讓孩子們也吃。賀總邊吃邊教育子女說：‘我們要和人民共甘苦嘛！’賀總的病，需要多吃瘦肉，我們想買點瘦肉做臘肉，給賀總吃，但他不同意。他說：‘吃菜幫子也一樣嘛！'”
賀龍對自己和家人從不搞特殊。他愛抽煙，長期跟隨他的吳先舉，設法托人去後勤部門捎來一斤半煙葉。拿到煙葉後，賀龍問：錢是怎麽付的？吳先舉實事求是地告訴了他，賀龍說：“這麽說，我賀龍犯了挪用公款之罪了。”後來，賀龍硬是從每天三錢油、七錢鹽、一斤米的生活費中扣除出來。為了補還這筆煙葉錢，賀龍不得不親自與司務長製定了一個加倍節省的個人生活開支“合同”：每頓飯給他減鹽、減油、減菜，有時堅持一盤菜吃一兩天，有時甚至就吃“白飯”，不吃菜。就這樣一直堅持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才將煙葉的錢還清。後來，吳先舉回憶說“：賀老總一生克勤克儉，艱苦樸素，對個人衣食吃穿問題，從不講究，要說生活上有什麽愛好的話，那就是喜歡抽煙，而且不愛抽紙煙，愛抽旱煙。然而，在我與賀老總相處的日子裏，曾經為一把煙葉的事，把老總折騰得苦了許多日子。至今回憶起這件事，我心裏也是十分難受的。”
賀龍有一個愛好，就是在休息時愛釣魚。在北京，他常常去龍潭湖垂釣。魚釣回來後，大一點的都分給身邊的工作人員吃，自己隻留幾條小鯽魚做湯喝。到了年底，賀龍問警衛參謀：“我一年釣了多少斤魚？”警衛參謀回答說：“百把斤。”賀龍說：“平時釣上來的魚，你們要叫人家過秤稱，才有準確的數字，這次送兩百元給龍潭湖漁場，一定要問人家夠不夠。”其實，當時活魚的市場價為七八角，而賀龍則按市場價格高一倍多付錢給了漁場。
賀龍的司機周希勝回憶說：“1963年夏天，由於會議多，工作非常緊張，老總累病了。我們大家勸老總少看點文件，到外邊去走走，並建議薛明同誌陪他去。剛出去不久，辦公室來電話請老總回去，不一會兒又來電話說是請老總去開會。老總叫我們趕快收拾上車。老總對我說：‘時間很緊，路又不好走，一定要提前到會，要保證安全行車。’我連忙開車趕回來。要去開會的地方，正好路過賀老總家，薛明同誌對老總說：‘你在拐彎地方停一下，我下車行嗎？’老總說：‘不行，我要提前到會。’車路過家門也沒停，提前趕到了會場。當時，老總表揚了我。我想：老總幾十年如一日，兢兢業業為黨工作，連參加會議也那麽遵守時間，分秒必爭。”
賀龍對親屬要求也很嚴格。他的妹妹賀滿姑有一個兒子叫向楚才。1949年，家鄉湖南桑植縣解放後，向楚才徒步去重慶看望賀龍。久別重逢，百感交集。一見麵，向楚才喊了一聲舅舅，就熱淚盈眶。賀龍見到親人，也掉下了眼淚，但馬上緊緊握住外甥的手安慰說：“楚才，你媽媽的遺願，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實現了，今天我們舅甥還能相見，就是萬幸。”向楚才回憶說：這次見麵有一件事讓他永遠銘記在心。當時，與向楚才同去的還有另外幾位烈士子弟。賀龍特意請他們在家裏吃了頓飯，並介紹其中幾個到重慶“革命大學”學習。向楚才也想留在重慶，找個工作，於是就要求賀龍介紹。賀龍語重心長地說：“老三呀！你就不要留下了，你熟悉家鄉的情況，回去把村裏的農民組織起來，辦好農會，繼續當農民，這就是你的工作。”向楚才聽了這些話，怎麽也想不通。他覺得賀龍是自己的親舅舅，母親為革命死得那麽慘，賀家的親人被殺盡了，自己解放前受盡了人間苦難，現在，盼來了解放，應該舒服一下了。賀龍耐心地說：“楚才，你是烈士的後代，我的外甥，就更應該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絕不要留戀城市。”經過賀龍的說服教育，向楚才想通了。不久，他遵照舅舅的吩咐，返回了家鄉。幾十年來，向楚才記住賀龍的教訓，始終堅持在農村生活和工作。
賀龍對外甥要求嚴格，但生活上對他還是十分關心和照顧。1960年，向楚才患重病，到北京來治病。賀龍和薛明非常熱情地請他吃飯，飯桌上放著鹹菜、醬菜、辣椒，在中間還放了一盤肉片。當時正是三年困難時期，向楚才為賀龍家儉樸的生活和對他的款待感動不已。向楚才快出院時，賀龍和薛明又抽空到醫院去探望他，並勸他多住些日子，好好養病。
（選自薑華峰編著《賀龍元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標題是編者加的）
嚴於律己、廉潔自律的人格魅力
無論是在艱苦的戰爭年代，還是在革命勝利後的日子裏，董必武始終嚴格要求自己，他曾題寫：“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性習於儉，儉以養廉。”以勉勵自己，教育後人。
董必武參加革命時，從紅安老家帶出來的半塊毛毯，半個世紀以來，始終伴隨他轉戰南北，遮風擋寒，有的地方磨破了，他就親手打補丁，一直用到逝世。這半塊毛毯（現珍藏在國家博物館）成為董必武艱苦生活的見證。
抗戰爆發後，董必武長期在國統區工作生活，作為我黨參加國民參政會的七名參政員之一，他把每月數百元薪金全部上交給組織，而自己用的卻是最便宜的禮帽、皮鞋和懷表。
1945年，董必武在出席聯合國會議期間，節衣縮食，對每一項開支都精打細算，回國時沒有為自己和親人購買一件禮物，把自己節省下來的錢，為《新華日報》社購買了一套價值三萬美元的印刷設備，還向《華僑日報》捐款一萬美金。他在《赴舊金山會議收支賬目》中，將在美的收支情況記錄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這兩張記賬單，是留給後人極為珍貴的曆史文獻。現作為反腐倡廉的珍貴文物（國家一級文物），陳列在董必武紀念館。
董必武對親屬和子女要求很嚴格，他的夫人何連芝同誌1933年參加紅軍，為人樸實，十分支持董必武的工作。1956年，何連芝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期間，組織上按政策要給她漲工資，名單送到董必武那裏審查時，其他的同誌都通過了，唯獨何連芝的名字被劃掉了。董必武說：“現在國家還很困難，有點利益，應該讓群眾先受益。”
董必武從不為子女開後門安排工作。他將大兒子良羽送到部隊當兵，一直在部隊幹到退休；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年代，他將小兒子良翮及兒媳婦送往河北晉縣農村，鼓勵他們好好勞動，積極工作，做一個合格的農民。良翮在農村表現不錯，晉縣的組織想吸收良翮入黨，提拔他當幹部，董必武知道後堅決不同意，認為良翮還需要在基層繼續鍛煉。
董必武不允許親友利用自己的職權謀取私利，對他們提出的不當要求，總是耐心教育。建國後，董必武多次接到侄子等親戚來信要求安排工作，他兩次親自寫信給侄子良熏，教導他們：“大家都很艱難，應把生活艱難看成一個較普遍的現象，而不是我家獨有或特有的現象。”他指出：“我們應該以勞動生活為光榮。”
董必武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要求十分嚴格，對他們約法三章：（1）不許向地方要東西；（2）不許以他的名義在任何部門搞特殊化活動；（3）不許接受禮物。
董必武身上，從不同的側麵真實地折射出當年中國共產黨的優良作風和共產黨高級幹部嚴於律己、廉潔自律的優秀品質。
（節選自戴建華《談董必武的人格魅力》，原載《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文集·第11輯》下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
始終保持純樸本色
建國之後，李富春身處高位，卻一直保持著艱苦樸素的作風。在吃穿住等個人生活方麵他是既簡樸又簡單的人。他平時節衣縮食，飯菜總是一葷一素一湯，再加一小碟辣椒，隻有來客人時才加一兩樣好菜。廚師做什麽，李富春夫婦就吃什麽，燉塊豆腐也好，炒點豆芽也好，從不提出特殊要求。一般來說，早餐多是一小碗稀飯，幾片烤饅頭，偶爾喝杯牛奶。午飯和晚飯往往是麵條。兩碗麵條，他稀裏呼嚕幾分鍾就吃完了，然後驅車上班。因為李富春夫婦二人都是湖南人，愛吃苦瓜、臘八豆這類湖南傳統食品，所以有時廚師會弄苦瓜給他們吃。此外，他還愛吃熬白菜，一吃就是一大碗。他總是對工作人員說：“現在人民還很苦，我們生活不能特殊，現在能吃上熱飯熱菜就不錯了。”工作人員看到李富春常常工作到淩晨兩三點鍾，甚至通宵不眠，擔心他身體支持不住，就去問他想吃點什麽。李富春總是回答：“米飯，辣子。”偶爾也會說：“如果可能，就搞點苦瓜。”有同誌來看他，留下吃飯，飯桌上多一點菜，李富春也隻是馬馬虎虎吃幾口。他從不在吃飯等一些瑣事上浪費寶貴的時間。
李富春主管國家的經濟建設，經常要外出視察。無論到黨政機關還是工礦企業，他都拒絕宴請，隻肯吃兩菜一湯。飯後，他還一定要付飯錢，他曾經對不肯收錢的工作人員說：“吃飯哪有不付錢的道理？”
李富春的穿著非常簡樸，衣服破了補補再穿。多少年來，他還穿著解放區時穿的粗布衣服，隻是在1952年出國時才做了兩套新衣。1954年，蔡暢要工作人員買來十幾尺灰色布料，給他做了一套新的中山裝。到了1974年，李富春還穿著這身中山裝，衣領和袖子上已經滿是補丁。有人感慨地說：“警衛員都比他穿得好。”
李富春的家也很簡單。1954年，衛生間天花板脫落，兩平方米的泥粉掉了下來，幸虧沒砸傷人。沙發壞了，沙發套破舊了，計委機關的同誌要給換，他堅決拒絕。他的寫字台很舊，抽屜又不好使，機關同誌要給換新的，他堅決不答應。他說：“這個寫字台還可以用嘛，能用的東西為什麽不用，工人農民是這樣過日子嗎？難道在舊台子上不能作出建設新中國的計劃嗎？”
在用車上，李富春夫婦也是非常嚴格。蔡暢是1923年入黨的老黨員，從中共七大到十一大，連續當選了五屆中央委員。夫婦倆各配有一輛專車，但蔡暢的專車很少使用，為了節省汽油，他們經常共用一輛車。每天同車上班，總是先把李富春送到計委，再把蔡暢送到婦聯。上世紀50年代，管理部門給他倆配發了一輛吉普車，做他們身邊工作人員的生活用車。李富春對管理員說：“咱們國家底子薄，人民窮，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剛剛開始。一滴油、一分錢、一輛車，都應該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你還年輕，能不能不乘汽車，騎自行車去買菜啊？當然，遇上刮風下雨，騎車不方便，還可以乘公共汽車嘛。”李富春將那輛生活用車退還給管理部門。連續幾年管理員都騎自行車外出買菜。
李富春夫婦隻有一個女兒李特特。戰爭年代，他們把她送到蘇聯學習農科。學成回國後，老倆口積極支持她到東北去參加開墾北大荒，她在農業戰線工作了幾十年。李富春夫婦一貫要求女兒自力更生，不依賴父母。有一年，她到北京市郊區農村參加勞動。天冷了，警衛員便讓司機開車把她送到郊區。回來後，蔡暢批評說：“你們開車去招搖過市，影響多不好。我們的孩子那麽特殊，群眾會怎麽想？”從此工作人員再不對他們的子孫特殊照顧了。即便李富春夫婦特別疼愛大外孫李勇，但他一上小學就要求他自己洗衣服，也從不讓用汽車接送他。有時他回來故意念叨誰誰家用汽車接了，蔡暢就耐心地講：“汽車是爺爺奶奶工作用的，不能辦私事，更不能接送孩子。”
李富春有一個堂弟叫李漢傑，建國初期來京要求給在北京安排工作。李富春當時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給親戚安排工作並非難事。但他沒這麽做，隻是送給堂弟一套舊呢子衣服，勸他回長沙自己找工作。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李漢傑因在抗戰期間曾打死一個無辜的小孩而被捕。在審訊時，他聲稱是李富春的堂弟。法院負責人感到棘手，專門為此給李富春發電報核實。李富春讓蔡暢回電報“：犯到哪裏，辦到哪裏。”結果，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他入獄服刑後，年邁的父親失去經濟來源，生活很困難。李富春就每月給他寄去20元，直到他1961年去世。李富春還經常給他去信問長問短，讓老人感動不已。
1968年，李富春的外甥黃思睦大學畢業後到農村勞動鍛煉。當時農村缺乏汽車和拖拉機，公社黨委書記找到黃思睦說：“黨委開了會作了決定，要你陪同黨委副書記去北京。”黃思睦問他去幹什麽，他說：“找你舅舅買車，買不到汽車買輪胎式拖拉機也行，買不到輪胎式的，買履帶式的。”黃思睦說，舅舅是不會同意的。公社黨委書記說：“你是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你就應該急貧下中農之所急，想貧下中農之所想。”黃思睦隻好同意先給舅舅寫一封信。不到一個星期，李富春親自回信說：“這種事情是不能通過私人關係辦的。我們曆來反對走私人路線。你們社隊應該通過縣或者專區，由他們按計劃統一分配，這是國家規定統一分配的物資，望你把道理向社隊幹部講清楚，他們一定會諒解你的。”
（節選自何立波《李富春嚴於律己》，原載《黨史文匯》2012年第9期）
一封珍貴的書信
我們看到一封珍貴的書信。
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1948年7月24日寫給他在山東參加土改時的戰友史敬棠的親筆信。信雖不長，讀後卻令人回味無窮。
信是從西柏坡發出的。1948年5月，毛岸英結束了在山東渤海區的土改複查工作回到西柏坡。在田家英住處，他讀到史敬棠寫給田家英和曾彥修的信，“頗有所感”。土改工作團朝夕相處
半年多的戰友情以及那火熱的鬥爭生活，令毛岸英難以忘懷。在田家英的小屋裏，他隨手寫下了這封書信。
毛岸英犧牲時年僅28歲，在他短暫的一生中，留下的文字並不多，這封書信，更顯得特別珍貴。
一封書信，很難展現一個人的精神全貌。然而，這封信卻真實地反映了毛岸英許許多多值得人們學習的優秀品質。透過那些樸實無華的文字，我們看到了一個純真可愛、活生生的毛岸英。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毛岸英毅然中斷在莫斯科東方語言學院的學業，決心投身到中國人民解放的事業中。1946年初，岸英懷著滿腔的革命熱忱回到延安。
毛岸英生性好強。在蘇聯學習時，由於各方麵表現較出色，也養成了他愛出頭，逞英雄的性情。毛澤東很了解自己的兒子，早在1941年他就曾去信教誨岸英：“人家恭維你抬舉你，這有一樣好處，就是鼓勵你上進；但有一樣壞處，就是易長自滿之氣，得意忘形，有不知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危險。”
父親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毛岸英離開中國畢竟太久了。長期受國外教育，使他待人接物完全歐化了。他不熟悉國內的情況，不了解邊區，對黨內生活也很陌生。初回延安時，毛岸英覺得一切都十分新鮮。如何使岸英了解中國的社會，特別是了解中國的農村，這是使毛澤東非常掛心的一件事。毛澤東語重心長地對岸英說，你在蘇聯的大學讀書，住過洋學堂，我們中國還有個學堂，這就是農業大學，勞動大學。毛岸英明白了父親的心意。
延安吳家棗園迎來了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從刨地馱糞到播種收割，他的汗水和鄉親們灑在一起。
從“勞動大學”回來，岸英分到中宣部工作，父親要他邊工作邊學習，從基層做起。那時中宣部隻有十幾個人。毛岸英和田家英、何均、陳真等人同住在楊家嶺山頂的一排窯洞裏。岸英熱情、正直、剛毅、曠達的性情給同誌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都非常喜愛他。同誌之間相處如兄弟，關係十分融洽。田家英和岸英的關係更不一般，他們還是師生關係。田家英古文底子好，又有曆史知識，經人推薦，毛澤東請田家英當了岸英的語文老師。在中國傳統文化方麵，田家英給毛岸英以很多的影響。除了田家英，其他同誌也都擔負著幫助岸英的責任。毛岸英虛心地向周圍的同誌們學習，向延安黨內知識淵博的老前輩求教，範文瀾、葉蠖生等都是岸英的老師。
1947年，在解放戰爭進行的關鍵時候，一場深刻的革命運動——土地改革在解放區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毛澤東讓毛岸英投身到這場火熱的實際鬥爭中錘煉自己。1948年5月，毛岸英來到晉西北農村。他親眼目睹了郝家坡發生的天翻地覆的變化，他和貧雇農分享著翻身的喜悅。岸英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寫信給父親說，我來到郝家坡才兩個月，已經深刻感覺到自己長大了不少，土改工作中學習兩個月的所得的東西，要比蹲在延安機關兩年還多。感慨之中，他留下這樣的詩句：人問我最貴何所得？是不是金，是不是銀，是不是地位和美名？我說一樣也不是，卻是那鞋下一層土！毛岸英決心深深地紮根在人民之中，永遠為人民服務，做人民的勤務員。
毛澤東的諄諄教導和嚴格要求，黨組織和同誌們的熱情幫助和培養，特別是經過“勞動大學”和土地改革工作的鍛煉，毛岸英在思想上、政治上以及文化方麵，都有了很大的進步。這種進步在毛岸英的這封信裏反映出來。
毛岸英的信寫得十分感人。之所以感人，就在於它真實地、樸素地反映了毛岸英高尚的精神世界。他那種嚴於律己、嚴於解剖自己，知過必改、自我批評的精神，真是難能可貴。他那種待人誠懇，心地坦蕩，無私無畏的精神，感人至深。特別是他那種虛心好學、不斷進取的精神，非常值得人們學習。
毛岸英在信裏說，他曾將“跛鱉千裏”這一古語作為自己的座右銘。“跛鱉千裏”是個典故，出於《荀子·修身篇》，文中說：“故跬步而不休，跛鱉千裏；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意思是跛腳的鱉，雖然走得不快，但隻要一直不停，也能遠行千裏，……意喻力氣雖小的人，隻要堅持不懈，終能達到目的。為了鞭策自己永不停步地進取，岸英用“跛鱉”的諧音給自己取名“波別”，願學遠行千裏的“跛鱉”，雖魯鈍，隻要努力，終有所成。這反映了岸英不斷追求進步的恒心和毅力。
從張家集土改回來後，田家英又送他一句古話：“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這是《禮記·中庸》裏的一句話。其上下文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意思是：廣博的學習，詳細的求教，慎重的思考，明白的辨別……除非不學，要學而沒有學會，絕不放棄；除非不做，要做而沒有做出成績，絕不放棄……別人一遍學會的，我學一百遍；別人十遍學會的，我學一千遍。果能如此，即使笨人也會變為聰明人；即使弱者也會變為強者。這段古話使岸英深受觸動和鼓舞：用百倍千倍於別人的努力去工作學習，就是愚人也會變為聰明人。於是岸英決心把這句古語“作為今後工作與學習的座右銘”，而不再以“跛鱉千裏”為座右銘了。
從第一個“座右銘”到第二個“座右銘”，毛岸英精神境界發生了一個飛躍。如果說前一個“座右銘”反映了岸英的百折不撓的毅力；而後一個“座右銘”，則不僅反映了他的這種毅力，而且進一步激發出他一種隻爭朝夕、艱苦奮鬥的精神。
信中還有一個非常可貴的思想，就是毛岸英對待困難的態度。信中說：“你（指史敬棠）現在的工作相當困難，但‘困難’不正是你所渴望碰到的東西嗎？”“你說事與願違。恐怕還須加上一句：違而安知非福？”這裏岸英運用了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的辯證思想。岸英不僅用這個道理鼓勵自己的戰友，而且用這個道理告誡自己，警惕自己。他說：“我說這話是有所指己的，我想如果我不‘失馬’，一直‘飛奔’，恐怕‘永福’ （岸英的乳名）當成‘永禍’的諷刺語了。”岸英將“塞翁失馬”的典故，詼諧自喻，充滿哲理。的確，一個人如果總是一帆風順，不一定是好事；而處於逆境艱難之中，不一定是壞事。艱難困苦可以磨煉人的意誌，增長人的才幹。一個有誌氣有作為的青年，總是在不斷地戰勝艱難困苦中成長起來。毛岸英深明此理，而且用自己的實踐證明了這個道理。
毛岸英身為中國人民偉大領袖毛澤東的兒子，但他絲毫沒有在有些幹部子弟身上的那種優越感。相反，他與同誌們的關係完全是一種平等的、朋友的關係。他從來不以“毛澤東的兒子”自居，反而以此作為鞭策警覺自己的動力。他的高尚品質，是同毛澤東思想的哺育、黨的培養、革命大家庭的熏陶分不開的。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戰場上，為了正義的事業，毛岸英獻出了年輕寶貴的生命。
毛岸英不愧為毛澤東的兒子！不愧為青年一代學習的楷模！
（選自《黨的文獻》1995年第2期，曾自/文）
陶母以清廉教子
陶侃（1）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2）。
侃少為尋陽縣吏，嚐監（3）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
鄱陽孝廉範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4）所臥親薦（5），自銼（6）給其馬，又密截發（7）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選自《晉書·卷九十六·陶侃母湛氏傳》）
【注釋】
（1）陶侃（259 — 334），東晉名將，字士行（一作士衡），鄱陽郡梟陽縣（今江西都昌）人。他出身貧寒，曾任縣吏，後曆任武昌太守、荊州刺史等職，官至侍中、太尉等，封長沙郡公，死後追贈大司馬，諡號桓。
（2）勝己：勝過自己的人。
（3）監：主管。
（4）徹：抽出。
（5）親薦：親，自己的；薦，草席。
（6）銼：切碎、鍘碎。
（7）截發：剪頭發。
胡厥文嚴以律己
厥老（指胡厥文——編者注）在民建會內是德高望重的前輩，但他對自己的思想的改進和提高從不放鬆，而且一貫注重道德情操的修養，嚴格地要求自己，與時俱進，以磊落光明的一生，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值得學習和紀念的好品德。
厥老是一位是非愛憎分明的人。他由衷地敬佩和愛戴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無私奉獻的領袖和戰士。他的詩集中，有對先賢的哀悼、有對誌願軍戰士的謳歌、有對勞動人民的頌讚，卻看不到對當道奸佞的任何阿諛之作。周恩來同誌逝世後，厥老為一生第一知己的逝世而痛哭，他吟詩三首以寄托哀思，詩中有“庸才我不死，俊傑爾先亡。恨不以身代，淒然為國傷”之句。他派人將詩送到治喪辦公室，工作人員讀畢為之淚落。周恩來、毛澤東先後逝世後，厥老重又蓄須，以示繼承他們實現四個現代化遺願的決心。對於仗勢弄權、禍國殃民的“四人幫”，他十分鄙視。在“四人幫”氣焰猖獗的時候，他就私下斥張春橋為“沙家浜”裏的“刁德一”。在他身邊工作的同誌，既為他捏一把汗，又欽佩他的疾惡如仇。
同厥老共過事的人，都為他廉潔儉樸、從不以私利而犯公益所感動。厥老1965年調到北京主持民建中央領導工作，以後又擔任了國家領導人。很長時間裏身邊沒有子女。組織上考慮他年事已高，再三勸他調一個子女來北京，他才勉強同意。他考慮許久，提出調隻有一個孩子的胡世荃夫婦來。他認為人口多的子女，會給組織上增添安排工作的困難；自己這裏生活條件比較好，多一個孫輩在身邊，會不會使孩子們多受一些“養尊處優”的不良影響，值得注意。厥老家裏陳設簡單陳舊，有關部門的同誌多次提出要給他換換，他都說：“蠻好，蠻好。不要浪費了。”厥老對子女要求極為嚴格。他說，我隻供養子女大學畢業，畢業以後就一切靠自己。他從來沒有為子女說過什麽人情，他認為溺愛子女，無異於毀掉子女。有人講，如果我們的幹部都像厥老一樣廉潔奉公，四化大業就不犯愁了。
厥老知人善任。他多次強調領導者的任務不外用人與行政。處事固然重要，用人是否得當更是領導者的首要職責，切不可隻管事而不管人。如果用人上弄權安插私人，那就根本不配當領導者。他在民建擔任領導職務的時間很長，但從未任用過一個私人。他還常對大家說，用人之道，要堅持德、才兼顧的標準，而且首先要看德。他又說，所謂德，主要的是公私要分明。一心為公的人，能力差一點也可以用。公心不強，甚至私心盛於公心的人，即使有才，也重用不得。針對民建會內外領導班子老化的嚴重情況，厥老很強調幹部隊伍的年輕化。他不止一次說過，在新老交替的問題上，老同誌要出以公心采取主動，誠心讓賢。這樣才益於使年輕人上來。他說到做到，以身作則。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聶榮臻等一批黨內老同誌辭去了副委員長職務。厥老認為，自己已86歲，聽覺也不好了，與其在位而影響工作，不如辭去以讓賢路。他給人大常委會寫信請辭。考慮對各方麵的影響，人大沒有接受。他的這一願望在去年的第七屆人大會議上實現了。厥老還於1987年主動辭去了民建中央主席的職務，並積極推薦新人，在會內外產生了很好的政治影響。
厥老是個樂天派。這不僅同他的性格豁達有關，更因為他具有不信天、不由命的人生觀。厥老一生幾經坎坷，但從不氣餒。他認為謀事在人，跌倒了，爬起來再走就是了。在“**”期間，很多人悲觀沮喪。那時，厥老也受到衝擊，然而他卻很有信心。他說，國民黨當年殺了那麽多共產黨人，共產黨也沒有垮。現在，共產黨也垮不了，國家總會前進的。厥老對祖國的前途是充滿信心的。他在許多場合都講過，我要活到106歲，親眼看到2001年祖國的新麵貌！遺憾的是，他最後的這個願望沒有能夠實現。但是，厥老的精神不死，並將與我們同在，鼓舞我們向著21世紀邁進。
（節選自孫起孟《矢誌為公 律己從嚴——深切懷念胡厥文同誌》，原載1989年5月4日《人民日報》，標題是編者加的）
自律
聽說中國航空工程承包開發公司在航空係統多次受表揚，我們來找總經理想請他談公司的成功經驗。正琢磨話題從什麽地方開始，我忽然看到他辦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壓著幾張交納交通費的收據：“交車費50元。”還有不少張這類的發票。我開始有些納悶了：一個擁有幾千萬資產、每年交納2000萬以上利稅的大公司總經理，難道還沒有汽車？為什麽還要給公司交汽車費？
我剛要發問，坐在一旁的公司黨委書記說：“我們公司有嚴格的規章製度，不論哪一級幹部，隻要是辦私事或私人用車，都要交費。公司的領導都如此。”這時我看到書記辦公桌玻璃板底下也壓著幾張交費收據。
公司總經理交車費雖然是件小事，但我卻被他們這種嚴格自律的行為所感動。
領導幹部坐幾回車辦私事就要收錢，公司就缺那幾十塊錢嗎？事實並非如此。中國航空工程承包開發公司是1985年成立的我國首批具有工程總承包資格的企業，設備齊全技術密集，可為航空工業、民用航空業、各類工業與民用建築業及公用設施提供從工程可行性研究、勘察設計、工程施工直至竣工投產全過程的總承包服務。公司具有強大的實力，十年來，他們所承建的數十項大型工廠、機場、科研及技術中心、高級民用建築，有多項被評為省、市級優質工程，並獲國家級、部級獎勵。公司的效益也很好，每年給國家交利稅2000多萬，成為部裏8大利稅戶之一。為什麽會取得這樣的效益呢？這得從商德談起。公司領導常常對同事和下屬工作人員說，我們辦企業，首先還是要講職業道德，從商就要講商德。總經理60年代初畢業於北京航空學院發動機係，在航空工業部門當過處長、司長，也可以說是個“技術官”，可是在他身上看到更多的是知識分子的氣質。但他怎麽也沒有想到，在改革開放的時代，他竟然“下海”，成了一個企業家，並同50年代末畢業於東北大學建築係的老王，成了“商海”航行中的“搭檔”。一個大公司的一、二把手，一個管業務，一個管政工黨務，每人一個辦公室是理所當然，也是辦得到的。可是總經理偏偏要求兩人搬到一起辦公，總經理和黨委書記共一個辦公室。他們的想法是，這樣政企可以更好地合作通氣。事實上，這一對“搭檔”配合得很好。有些企業，往往在“中心”、“核心”的問題上出一些小麻煩，而這個公司，政企合作得好，真正是“兩心變一心”了。
總經理和黨委書記是一對開拓型的公司搭檔，十年來，他們把公司搞得紅紅火火。承包業務開展得很順利。公司承建了數十項大型工廠、機場、科研中心等項目。在承包過程中，有些合作單位主動提出給“回扣”，都被他們拒絕了。有幾次，建設單位送來“紅包”，鼓鼓的一大疊“票子”，他連看都沒有看，當場退還給送紅包的人。看起來不講情麵，不順人情，但對方從內心覺得，他人格高尚，辦事清廉。常言說，“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這個道理在中航工程公司領導班子裏卻就是行不通。多麽可貴的自律精神嗬！
（選自1995年9月23日《人民日報》，袁潔/文）
不貪為寶
春秋時期，有人獻玉給宋國大夫子罕。子罕不要，對方說：這可是寶貝呀！子罕說：你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我如收了你的玉，你我將各失其寶。所以你還是把玉收回，我們各有其寶吧。2000多年來，子罕“不貪為寶”的故事為後人所稱頌，這種高貴品格已成為華夏文明寶庫中的一件瑰寶。其實，子罕何嚐不知道美玉是寶，隻不過他把操守看得更為珍貴，與近代革命者“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的價值取向是一個道理。用現代人的觀點來看，他的心理需要已超越了一般的物質需求，達到了相當高的精神境界。
在什麽地方還讀到過另一位清官的事跡。他同樣拒賄，但理由卻不同於子罕。他對行賄者說：我不是不愛錢，但我珍惜目前這個待遇優厚的職位。一旦我受賄，就可能丟掉這個職位，那麽今後就沒有錢了。
同是清官，同是拒賄，但境界全然不同。子罕無需監督製約，就足以潔身自好，堪稱聖人；後一位在監督製約下能廉潔守法，可謂君子。假如作官的都是子罕這樣的聖人，那還愁什麽黨風不正、政風不廉！可惜高尚的品質畢竟不像時裝、美食那樣容易推廣普及。所以，對一般人而言，子罕有些高不可攀；而後麵這位可能更為使人可信、可敬。這個故事說明，沒有聖人的覺悟，照樣可以廉潔奉公；隻要取之有道，君子何妨愛財？
不幸的是，在“左”的思想的影響下，思想政治教育總是千方百計地塑造一些似乎不食人間煙火、毫無普通人欲望的典型，作為普通人效仿的樣板。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六億神州盡舜堯”。表現在廉政建設方麵，則是片麵強調覺悟，幻想經過幾次政治學習，廣大公職人員就都能廉潔自律，而漠視物質基礎和法律約束的作用。廉政工作盡管是一項係統工程，但關鍵的無非有以下幾條：第一，要有正確的認識，即誰也不是聖人，人人都有七情六欲，甚至可以說，在大多數人身上，真善美和假惡醜的基因同在。廉政建設的根本任務，是應要求公職人員抑惡揚善，作一名誠實正派的公仆；第二，要給公職人員以彌足珍惜的待遇，應讓他們每個人感到，隻要廉潔奉公，就能享有健康、自信的生活；第三，建立起嚴密與嚴厲的監督懲罰機製。所謂嚴密，是說法網恢恢，疏而不漏，足以製止一切僥幸心理；所謂嚴厲，是指不僅要讓受罰者感到刻骨銘心之痛，產生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終身懺悔，而且要使其他人受到儆戒。
最近，中央又一次強調懲治腐敗，深得民心。但願這次標本兼治，切實抓出成效來。
（選自1993年10月22日《人民日報》，大雪/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