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嚴以用權：用製度約束權力_◎【品讀經典】
第二章
嚴以用權：用製度約束權力
1949年，是人民解放戰爭高歌猛進的一年，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解放南京，向中南、華南各地進軍。這時，作為人民解放軍最高統帥的毛澤東，卻遇到了一些“小麻煩”。原來，他的家鄉湖南解放以後，他在家鄉的親戚、故舊、朋友紛紛來信，有的表示祝賀，有的尋求幫助，有的甚至直接提出要到北京來。
和我們一樣，毛澤東也有自己的三親六眷，也有自己的親朋故友，他更有著自己豐富的感情世界。因此，毛澤東接到這些信後，感覺有些棘手。他說：“我現在當大官了，如果翻臉不認人，人家就會說毛澤東無情無義，何況有些人過去還幫過我，幫過我們黨呢。如果有求必應，那就成了國民黨的樣子了，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久而久之，就會脫離群眾，就會垮台。”
毛澤東考慮再三，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叫來秘書，對他們說：“以後一般的來信，都由你們處理。過一段時間寫個簡報給我過目就行了。實在不好解決的，再交給我。天天看信、天天回信，別的事我就不用幹了。”
秘書問，這類信件怎麽處理呢？毛澤東說：“凡是要來北京看我的，一律謝絕；如果不聽，偏要來，路費由他自己出；來了我也不見，公家也不接待。凡是要求我找工作的，我這裏是‘四不主義’：不介紹、不推薦、不寫信、不說話。凡是反映地方部門工作情況的，可以作為材料收集起來，當作參考；但不往下傳，不直接處理，免得下麵無法工作。”
毋庸諱言，毛澤東已經是中國最有權力的人了。但是，他始終秉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信念，從不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和親人謀求私利。在這一點上，他說到做到，言行一致。
1949年10月，開國大典剛剛過去不久，毛澤東的堂弟毛澤連就到北京來找毛澤東。從血緣關係來說，毛澤連和毛澤東的祖父是同胞兄弟，毛澤連的胞姐毛澤建，很小就過繼給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是毛澤東的繼妹。按照家族的排行，毛澤連稱毛澤東為三哥，毛澤東稱毛澤連為九弟。毛澤連十多年前就患了眼病，由於家境貧困，一直沒有好好治療，現在幾乎要失明了。
毛澤東在住處熱情接待了堂弟，毛澤東問：“你來之前為什麽不先寫封信？”
“我不會寫字，家裏也沒人會寫字，知道你不願讓人來，也就沒敢告訴旁人。我眼睛一天比一天腫，怕瞎了，就偷偷地跑來了。”
毛澤東詳細問了家鄉的情況，然後吩咐工作人員給他找個住處，派毛岸英和秘書田家英幫助聯係北京最好的醫院——協和醫院，讓毛澤連住院治療。毛澤連住了一個多月的醫院，視力有所恢複。在這期間，毛澤東還讓女兒李敏、李訥等人到醫院探望這位叔父。毛澤連住院的醫藥費總共花了人民幣（舊幣）100多萬元，這個數字在當時不是小數目，這筆錢由毛澤東全部負擔下來。
毛澤連出院後，又在北京住了一段時間。毛澤東與這位分別20多年的堂弟多次晤談，感情很融洽。臨別前，毛澤東請他吃了一頓飯，送了一套衣服給他，並為他掏錢買了返程火車票，並特意囑咐他說，成千上萬的先烈為革命事業犧牲了他們寶貴的生命，我們活下來的人想事、辦事，都要對得起他們才是。你們都是種田人，過不慣城市生活，還是回老家做田、種菜、喂豬穩當。今後大家會有好日子過的；並告誡他要遵紀守法，毛澤東的親戚應帶個好頭，凡事不能搞特殊化，以後要先經過他批準才能到北京來。此後，毛澤連十次到北京，或為治病，或探望毛澤東，毛澤東一概熱情接待，但是從未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堂弟謀取半點私利。
楊開智是毛澤東夫人楊開慧烈士的哥哥，楊開智的父親楊昌濟是毛澤東的恩師。楊家不僅有恩於毛澤東，且有功於革命。但是，毛澤東對他也不準有特殊照顧。建國前夕，楊開智寫信給毛澤東，提出了想到北京來工作，希望毛澤東設法給安排一下。毛澤東回信婉言相勸：“來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賀。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學習。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兒（指楊展，楊開智的女兒——編者注）於八年前在華北抗日戰爭中光榮地為國犧牲，她是數百萬犧牲者之一，你們不必悲痛。我身體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從事農場生產事業甚好，家中衣食能過得去否，有便望告。”
一個多月後，毛澤東致信楊開智：“希望你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委派你什麽工作就做什麽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要使政府為難。”同一天，毛澤東又就此事給長沙軍管會副主任王首道寫信，信中說：“楊開智等不要來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由於毛澤東的嚴肅拒絕，楊開智最終按照毛澤東要求，在湖南本地就職。他是北京農業大學1925年的畢業生，湖南省政府按照他的專業和特長，安排他擔任了省農業廳技師兼研究室主任，在自己擅長的領域裏發揮了作用。
毛澤東少年時期，在湘鄉縣唐家坨外祖父家生活到8歲，與外祖父文家許多親戚的感情很深。毛澤東幼時，外祖母為了讓這個小外孫平安成長，還曾讓他認七舅父文玉瑞為幹爹。文玉瑞雖是農民，但是在當地有些聲望。他教育子女嚴格，對毛澤東非常關懷和器重，視如己出。文玉瑞還把毛澤東與文家的子侄一起排行，毛澤東的排行為廿二。毛澤東的八舅父文玉清是一位鄉間讀書人，為人性格溫和，以教書為業。毛澤東隨文家的子侄一起隨文玉清開蒙讀書，由於天資聰穎，深得文玉清的喜愛。後來，毛澤東想到東山學堂讀書，遭到父親毛順生的阻撓，也是他的這兩位舅父出麵，說服毛順生，毛澤東才能走出韶山，接受新式教育。文玉清的次子文運昌，年長毛澤東9歲，與毛澤東的感情很好。毛澤東少年時期讀到的《盛世危言》和《新民叢報》，就是文運昌借給他的，這兩份書報對毛澤東產生過極大的影響。毛澤東在延安窯洞裏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曾多次提到過文運昌，稱讚他在引導自己接觸新思想過程中，起過關鍵作用。
麵對如此深厚的感情，如何處理其與權力之間的關係，對任何人都將是一個挑戰。但是，毛澤東自有他的原則。1949年，文運昌給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寫信，隨信還開列了一個14個人的名單，都是毛澤東外祖父家的親戚，要求毛澤東幫助安排工作或者保送上學。毛澤東看過之後說：“這種事，我毛澤東是不會答應的。共產黨不同於國民黨，是因為共產黨是為人民謀利益，而不是為自己的私利奮鬥。”他在文運昌的名單上批道：“許多人介紹工作，不能辦，人民會要說話的。”
1950年初，文運昌的胞弟文南鬆致信毛澤東，要求毛澤東出麵給文運昌介紹個工作。毛澤東委婉地拒絕了，他在回信中說：“運昌兄給我多次信，……運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薦，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現，取得信任，便有機會參加工作。”在回信中，毛澤東還關切地問其他幾位表兄的情況：“十哥、十七哥還在否？十一哥健在甚慰。”對於文南鬆在信中反映的問題，毛澤東也非常重視，他說：“你說鄉裏缺糧，政府不發，不知現在怎麽樣？還是缺糧嗎？政府一點辦法也沒想嗎？來信時請詳為告我。”這封言簡意賅的回信，既堅持了原則，又情深意切。後來，文運昌通過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現”，
當上了縣人大代表。1951年，他參加了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員會的工作，向人民政府提供了幾份珍貴的文物；1953年，他擔任了湖南文史館館員。此後，文運昌曾6次赴北京探望毛澤東。
除了文運昌外，毛澤東外祖父家的其他親戚，也曾分別多次到北京看望毛澤東，毛澤東一概熱情接待，但是絕不介紹工作。其中有個別人回去後，不把當地政府放在眼裏。1954年4月29日，毛澤東知道了這種情況後，專門致信唐家坨所在的石城鄉黨支部、鄉政府，信中說：“我的親戚唐家坨文家，過去幾年常有人來北京看我。回去之後，有些人驕傲起來，不大服政府管，這是不對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鄉裏眾人一樣，服從黨與政府的領導，勤耕守法，不應特殊。請你們不要因為文家是我的親戚，覺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態度是：第一、因為他們是勞動人民，又是我的親戚，我是愛他們的。第二、因為我愛他們，我就希望他們進步，勤耕守法，參加互助合作組織，完全和眾人一樣，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後行為，應受批評，不應因為他們是我的親戚就不批評他們的缺點錯誤。”
毛澤東作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對以權謀私始終保持著高度警惕，對自己要求極嚴。在處理親友關係方麵，他始終本著三個原則：親親但不為親友徇私，念親但不為親友謀利，濟親但不為親友撐腰。但是，對其他同誌麵臨的類似情況，毛澤東則比較寬容。一次，他身邊工作人員告訴毛澤東，現在不少同誌有親友來探望，如果按毛澤東的原則辦，大家覺得很為難。毛澤東聽後，歎了一口氣，說：“我這麽做，也是不得已啊。其他同誌家有客人來，當然應該招待，隻要合格，也可以參加機關工作。但我毛澤東不能這麽幹。我一幹，就可能成為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形成一股不好的作風，危害就大了。千裏之堤，潰於蟻穴啊。”自始至終，毛澤東都按自己立下的規矩辦，從未違背過原則。
◎【品讀經典】
〔德〕恩格斯：防止“公仆”變“主人”
公社一開始想必就認識到，工人階級一旦取得統治權，就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麵應當鏟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麵還應當保證本身能夠防範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們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以往國家的特征是什麽呢？社會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最初通過簡單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機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這樣的例子不但在世襲君主國內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國內也同樣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國，同在任何其他國家中相比，“政治家們”都構成國民中一個更為特殊的更加富有權勢的部分。在這個國家裏，輪流執政的兩大政黨中的每一個政黨，又是由這樣一些人操縱的，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種生意，拿聯邦國會和各州議會的議席來投機牟利，或是以替本黨鼓動為生，在本黨勝利後取得職位作為報酬。大家知道，美國人在最近30年來千方百計地想要擺脫這種已難忍受的桎梏，可是卻在這個腐敗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正是在美國，我們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來隻應為社會充當工具的國家政權怎樣脫離社會而獨立化。那裏沒有王朝，沒有貴族，除了監視印第安人的少數士兵之外沒有常備軍，不存在擁有固定職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然而我們在那裏卻看到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肮髒的手段用之於最肮髒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麵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
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兩個可靠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麵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務員，不論職位高低，都隻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公社所曾付過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這樣，即使公社沒有另外給代表機構的代表簽發限權委托書，也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了。
這種打碎舊的國家政權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來代替的情形，《內戰》（指馬克思著的《法蘭西內戰》一書——編者注）第三章已經作了詳細的描述。但是這裏再一次簡單扼要地談談這個問題還是有必要的，因為正是在德國，來自哲學的對國家的迷信，已經進入到資產階級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識之中。按照哲學概念，國家是“觀念的實現”，或是譯成了哲學語言的塵世的上帝王國，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義所借以實現或應當借以實現的場所。由此就產生了對國家以及一切同國家有關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們從小就習慣於認為，全社會的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隻能像迄今為止那樣，由國家和國家的地位優越的官吏來處理和維護，所以這種崇拜就更容易產生。人們以為，如果他們不再迷信世襲君主製而堅信民主共和製，那就已經是非常大膽地向前邁進了一步。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而且在這一點上民主共和國並不亞於君主國。國家再好也不過是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中獲勝的無產階級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麵，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有能力把這全部國家廢物拋掉。
（選自《〈法蘭西內戰〉一八九一年單行本導言》，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標題是編者加的）
毛澤東：我們的權力是人民給的
去年有個美國記者問我：“你們辦事，是誰給的權力？”我說：“人民給的。”如果不是人民給的，還有誰給呢？當權的國民黨沒有給。國民黨是不承認我們的。我們參加國民參政會，按照參政會條例的規定，是以“文化團體”的資格。我們說，我們不是“文化團體”，我們有軍隊，是“武化團體”。今年三月一日蔣介石說過：共產黨交出軍隊，才有合法地位。蔣介石的這句話，現在還適用。我們沒有交出軍隊，所以沒有合法地位，我們是“無法無天”。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同誌們，人民要解放，就把權力委托給能夠代表他們的、能夠忠實為他們辦事的人，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我們當了人民的代表，必須代表得好，不要像陳獨秀。陳獨秀對於反革命向人民的進攻，不是采取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結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幾個月內，把人民已經取得的權利統統喪失幹淨。這一次我們就要注意。我們和陳獨秀的方針絕不相同，任何騙人的東西都騙不了我們。我們要有清醒的頭腦和正確的方針，要不犯錯誤。
（選自《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我們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人民群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共產黨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革命人民群眾。
（選自《共產黨基本的一
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人民群眾》，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習近平：權力是個神聖的東西
中國古代有一種哲理：國家之權乃是“神器”，是個神聖的東西，非“凡夫俗子”所能用。黨員領導幹部務必珍惜權力、管好權力、慎用權力。正確行使權力，掌權為公、用權為民。則群眾喜、個人榮、事業興；錯誤行使權力，甚至濫用權力，掌權為己、用權於私，則群眾怨、身敗名裂、事業損。
秉公用權、廉潔從政，是領導幹部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鄧小平同誌就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說：“我們拿到這個權以後，就要謹慎。不要以為有了權就好辦事，有了權就可以為所欲為，那樣就非弄壞事情不可。”這些年有的領導幹部犯錯誤，恰恰都與亂用權有關。各級領導幹部對待權力一定要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做到慎用權、善用權、用好權，既要管好自己，又要防止他人利用自己的權力和職務影響謀取非法利益。要樹立權力就是服務的意識，經常想一想自己手中的權力是從哪裏來的、應該為誰所用這個重要問題，自覺做到用權為公而不為私。要遵守權力使用的紀律規定，嚴格執行民主集中製，討論問題講民主，進行決策講程序，執行決議講紀律。要牢記權力就是責任的理念，用權要接受監督，確保權力行使不偏離正確方向，確保權力行使的神聖性。
（選自習近平著《之江新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法〕密特朗、〔美〕維瑟爾：關於權力的對話
埃利·維瑟爾：您認為今天的政治權力需要進行製約嗎？
弗朗索瓦·密特朗：絕對需要。如果說某個社會需要一種真正的權力的話，那同時也應該有一種製約力量來限製——而不是摧毀——這種權力的作用。任何人都會走向權力的極端，例如行政權、司法權或新聞權。因此要設置限製性的柵欄，達到公正的平衡。
我們不能指望一個人自己去限製他的權力。一個社會的自身結構的組織，應該能把重要的權力賦予那些能以社會的名義說話和行動的人，但社會還應該創造出用於製約他權力的機製。我認為，不建立這樣的製度，社會就不能生存下去，自由無法抵抗無政府主義乃至民眾的單純的善意。一旦建立起製度，就能對權力進行分級：政治的、行業的、經濟的權力，文化的權力，大眾傳播媒介的權力——總之，隻要結構巧妙，就在權力和製約之間保持平衡。人類的曆史證明了這一點。可能會出現有利於這種或那種權力的周期性衝動，但是，有了製度的平衡，這些權力就會自行調整。因此，我才相信法學家的作用。當然，作為共和國總統，我的有些權力隻能取決於我的意願：特赦權，使用或者不使用原子武器的決定權，解散國民議會的權力，等等。此時，這些權力都是不受控製的，完全是由一個人自己做出的決定。當我要做出這種決定時，任何人都不能取代我，也不可能幫助我。
埃利·維瑟爾：對國家元首的這種意識能加以製約嗎？
弗朗索瓦·密特朗：據我所知隻有兩種：人民的製裁和對自身責任的認識。
埃利·維瑟爾：為什麽創造力不適用同樣的限製呢？
弗朗索瓦·密特朗：因為性質不同。比方說，為什麽要限製一個哲學家的權力呢？
埃利·維瑟爾：您說製度應該保證一個暴君不把他的法律強加於人。但怎樣才能知道在某一時刻權力會轉化為暴政呢？
弗朗索瓦·密特朗：我們是根據行為來評價權力的。在民主誕生及得到發展以前，人們的社會生活方式習慣於把全部權力都交給一個被授予絕對權力的人。
埃利·維瑟爾：在由一個人執掌的絕對權力和由一個群體執掌權力之間，有沒有一種程度上或者內容上的區別呢？
弗朗索瓦·密特朗：沒有。它們的性質是一樣的。這其中包括一個政黨，一種宗教，一個氏族或者一個種族。另外，這個團體一般總是服從於一種經常由一個個人體現的內部的權力。很少有例外的情況：威尼斯十人院提供了集體決定的一個典型。
埃利·維瑟爾：既然權力要通過行為來評價，那就應該有好的和壞的行為之分，而好的應該是人民接受的行為。
弗朗索瓦·密特朗：我們不能預言一個行為是好是壞，我們隻能等待行為的效果，然後才能評價：要麽人類的痛苦更加劇了，要麽是減少了，因為我們成功地創造出了更多的歡樂、自由、平衡、思考和認識的條件。除了檢驗結果，我們沒有其他的標準可以用來評價一個權力。當製度出現危機時，應該加以改革。而不受製約的絕對權力在剛開始時也可能有良好的願望，但獨裁者最終總是看不清自己權力的限製，而做出專製的行為來。
埃利·維瑟爾：當您取得權力後，事實是否和您想像中一致呢？
弗朗索瓦·密特朗：我對權力非常了解，足以產生相當正確的看法，但我還是沒料到它是如此重要。在法國，自從1958年以來，共和國總統得到人民的廣泛支持，可以在幾乎所有領域裏行使權力。對總統行為的唯一約束，隻能產生於總統本人。我自覺地在運用權力時加以限製。但是，我認為，傾聽機構的見解顯然比自我評價更為明智。
埃利·維瑟爾：這麽說，真正的權力是人們對自己行使的權力。您沒有過焦慮和興奮的時候嗎？
弗朗索瓦·密特朗：如果焦慮占了上風，就會在行使權力時變得優柔寡斷。在即將做出決定時表現出焦慮，這是一種很高尚的感情，但這會轉而導致一種長期的矛盾。危險意識是一種重要的標準。我也有感到興奮的時候，因為我正在行使一種能使我實現理想的權力：抨擊某種組織結構，采取某種我認為能確保國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方針，對某些社會團體表現得更為公正，等等。
埃利·維瑟爾：對於一個人來說，重要的是他的行為，還是他的言論。我想，曆史將評價您的行為，但是，您本人是如何評價自己的行為呢？
弗朗索瓦·密特朗：出於不滿足的性格，我認為我的行為還遠未滿足我的要求。總的說來，我認為人們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哪怕是那些一廂情願、完全錯誤地理解我的行為的反對派意見。當然，我的看法更加溫和。我覺得，詆毀一切是不公平的。我衷心希望，要是哪一天大家感興趣的話，可以從我的言論和文章以及我的行為裏，找到一些對於人類命運、法國前途和歐洲建設的信念，這樣就會理解我的若幹思想和道德原則。
埃利·維瑟爾：您最引以為自豪的是什麽？是您使人民激奮和稱頌的行為呢，還是因為您能這樣說：“我在這裏是失敗了，但是我保持了我的人格”呢？
弗朗索瓦·密特朗：我更關注的是我的某些書麵言論和法案：取消死刑，地方分權後的法國新麵貌，在某些重大場合保衛第三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利益；還有就是有關歐洲建設的某些決定性措施。我認為，如果我想要引以為自豪的話，這就是我可以自豪的內容。
埃利·維瑟爾：換一句話說，您是在為團結和聯合人民而努力。
弗朗索瓦·密特朗：對，我的願望就是如此。
（選自〔法〕弗朗索瓦·密特朗、〔美〕埃利·維瑟爾著，胡洪慶譯《兩種聲音的回憶：密特朗與維瑟爾的對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標題是編者加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