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謀事要實：在其位、謀其事、落其實_◎【故事裏的事】
◎【故事裏的事】
人生賴奮鬥而存
“人生賴奮鬥而存”，這是周恩來一生信奉的格言。周恩來從小就懂得勤奮、務實。學生時代他曾寫過一篇作文，題目是《一生之計在於勤論》，文中的主要論點就是“非勤無以致其功，非勤無以畢其事”。周恩來的一生可謂勤奮的一生，“像牛一樣努力奮鬥的一生”。他經常告誡人們：“理想是需要的，它可以為我們指出前進的方向，但是理想必須從現實的努力奮鬥中才能實現。”“方向和目標是確定了，但道路是要我們一步一步去走的。”
放眼古今中外，有理想、有抱負的不乏其人，但真正能成就大業者並不多見。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不少人缺乏奮鬥、務實的精神。中國共產黨的老一輩革命家除了具有堅定的理想和信念之外，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具有艱苦奮鬥的精神和腳踏實地的作風。
毛澤東一生對誇誇其談、不務實事深惡痛絕。1945年他為黨的七大紀念冊的題詞就是“實事求是，力戒空談”。黨的七大召開時，我們黨已走過了20多年的奮鬥曆程，有多少經驗需要總結啊，但毛澤東首先想到的就是這八個字。七大閉幕時他又為全黨講了一個故事，叫做愚公移山，希望全黨同誌發揚愚公精神，堅持不懈地奮鬥，一步一步地紮實工作。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毛澤東是一個“浪漫主義者”。的確，如果從總是對革命事業充滿激情等方麵來講，毛澤東無疑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但如果從總是對前進中的困難有充分的估計這一點來講，毛澤東又是一個非常實際的人。革命戰爭年代，他經常提醒全黨：“世界上沒有直路，要準備走曲折的路，不要貪便宜。”建國以後，他仍念念不忘這一點：“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給我們開辟了一條到達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實現還要靠我們的辛勤勞動。”也許正是從這點出發，毛澤東特別喜歡老實人。他認為：“我們應該是老老實實地辦事；在世界上要辦成幾件事，沒有老實態度是根本不行的。”
今天，時代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毛澤東對人生道路的這種探索，仍然值得我們深思。我們現在有些事之所以未能取得預期成果，其原因恰恰就是缺乏毛澤東所說的那種“愚人”、“老實人”。小時候讀到烏龜與兔子賽跑的故事總為兔子感到惋惜，然而環顧四周，這樣的事卻比比皆是。一些看似聰明的人，說起來頭頭是道，卻不見有什麽大的成就。倒是那些看似愚笨的人，往往容易獲得成功。
劉少奇是黨內的理論家，他同樣提倡奮鬥和務實的精神。在他看來，奮鬥和務實的精神是一個共產黨員必備的修養。他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指出：“我們共產黨員，要有最偉大的理想、最偉大的奮鬥目標，同時，又要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實的實際工作。”他認為：“要完成任何偉大的事業，都必須有吃苦耐勞的精神。”“凡不願獨立地做艱苦工作的人，任何事情也做不好。”
朱德一向以艱苦樸素著稱，他認為：“祖國的美好將來和人民幸福的生活，隻能靠艱苦的勞動來創造。”
鄧小平也非常重視用艱苦奮鬥和務實的精神教育人民。他曾對青年談到：“青年應當有遠大的理想，又要十分重視任何細小的工作，要有遠大的理想，才能永遠保持前進的勇氣和方向。而達到理想的道路是要由無數細小的日常工作積累起來的。”1989年，他在總結我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時深刻地指出：“最重要的一條是，在經濟得到可喜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況下，沒有告訴人民，包括共產黨員在內，應該保持艱苦奮鬥的傳統。”
鄧小平一貫崇尚實幹，反對形式主義、擺花架子。他常說，要“多做實事，少說空話”, “不開空話連篇的會，不發離題萬裏的議論”。1992年他已經從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但仍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感對形式主義的作風提出了嚴厲的批評：“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形式主義多。電視一打開，盡是會議。會議多，文章太長，講話也太長，而且內容重複，新的語言並不很多。重複的話要講，但要精簡。形式主義也是官僚主義。要騰出時間來多辦實事，多做少說。”這種務實的作風伴隨了鄧小平的一生。
陳雲在黨內是以務實著稱的。他擔任中央組織部長時對幹部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要適當估計自己，不要嫌事小。做大事都是從做小事開始的。”“工作要從一點一滴做起，踏踏實實，不能存僥幸心理，不能希望一蹴而就。”
領袖們的這些格言表述各異，但道理卻是一個：人們做事要想獲得成功，要想生活得更好，就必須腳踏實地地去奮鬥，除此之外，別無秘訣。
（選自孫業禮、薑淑萍《走進偉人的精神世界——讀〈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格言〉》，原載《黨的文獻》1997年第4期）
要革命，不要改良
1978年9月18日，鄧小平所乘專列駛抵鞍山站。鞍山市和鞍鋼的領導同誌沈越、李東冶等到車站迎接。這是鄧小平在粉碎“四人幫”後對鞍鋼的第一次視察。
如同全國一樣，眼下的鞍鋼是大劫之後，百廢待興，百亂待理。1975年的整頓剛剛使鞍鋼出現轉機，1976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又使生產秩序受到巨大的衝擊。粉碎“四人幫”後，生產秩序逐漸恢複，一批批有生產經驗和管理能力的老幹部和技術人員陸續重返工作崗位，決心要把“四人幫”耽誤的時間奪回來。但是，鞍鋼是一個典型的封閉式的內向型的產品經濟管理模式的企業，因循守舊，固步自封，逐漸喪失了生機與活力，麵臨“再不改造，若幹年後將成為一堆廢鐵”的絕境。此時此刻，鄧小平的到來，正如大旱遇雲霓甘霖。
“小平同誌，前年‘批鄧’的時候，我也批了”，沈越在同鄧小平等領導同誌互道問候之後，懷著愧疚的心情，對鄧小平說，“想起您對鞍鋼建設和發展的支持，真是太不應該……”“不，這不是你們的錯。這是中央的事。”鄧小平安慰說：“你是市委第一書記，中央要批，你能不執行嗎？”在場的人都會意地笑起來。
在鞍鋼迎賓館小憩了幾分鍾，鄧小平便立起身來，對沈越等人說：“走，下廠子看看！”
9時左右，鄧小平一行乘汽車來到鞍鋼煉鐵廠，廠長夏雲誌等急忙上前迎接。
“這裏有幾座高爐？年產規模是多少？”鄧小平問。
“現在10座高爐，年產640萬噸。”夏雲誌陪同鄧小平邊走邊回答。
夏雲誌指著10號爐說：“這10號爐是最大的，2580立方米，是由原來的7號、8號兩個大爐子合並成的。將來我們準備繼續改造，把小高爐改成大高爐，可以達到1000萬噸鋼所需要的鐵產量。”
“你們怎麽改？”鄧小平接著問道。
“利用高爐檢修期改造，堅持改造不停產，不減產。”夏雲誌回答，並扼要介紹了7號、8號高爐改造的經驗，鄧小平很感興趣地聽著。由於高爐噪音大，夏雲誌隻好放開嗓門大聲作介紹。鄧小平邊聽邊點頭，連聲說：“好，很好。就是要發揮職工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
這時高爐前麵呼啦啦圍上一大群人，有本廠的也有外廠的，大家聽說鄧小平來了，都爭著要看看這位給鞍鋼職工辦了不少好事的中央領導人。有人站在外圈兒看不見，就爬上煤氣管道，登上鐵架子。隻見鄧小平身穿灰色中山裝，滿麵紅光，精神煥發，完全不像已到74歲高齡的人。人們向他歡呼，他也頻頻招手，向久違的鞍鋼工人致意。
下午3時，在勝利賓館八樓會議室，鞍山市委和鞍鋼的負責人向鄧小平匯報工作，中心是鞍鋼的改造問題。聽了匯報，鄧小平果斷地說：“現在擺在麵前的問題，就是鞍鋼如何改造。許多工作從現在就要著手，如培訓工人、幹部，不然許多外國技術不能掌握。要到美國、日本考察，鋼是新日鐵或住友，礦山用美國技術，全國6000萬噸鋼，你們這裏到1985年引進國外技術改造成為1500萬噸的規模。”這個目標一提出來，全場為之肅然。特別是鞍鋼的領導人，都全神貫注地看著鄧小平，等待他說出到底通過什麽途徑完成這個鼓舞人心的任務。
“全國準備引進幾百上千個項目，你們算是個大項目，60億美金。總計冶金係統一共是130億，你們這是重點。但是有一點，凡是引進的必須是革命，不是改良。所謂革命，就是不要修修補補，要把真正先進的技術引進來。即使是國內配套也必須是先進水平。引進技術必須是70年代的，配套也要70年代的。”
“美國礦山技術，年產1億噸礦石，要用多少人？”鄧小平問。
“不到1萬人。”馬賓說。
“我再加1個，1萬零1個人，怎麽樣？引進先進技術，一定要按照他們先進管理方法，先進經營方法，先進定額，總之按照經濟規律管理經濟。要減人，減機構。你們有個初步設想，我看設想是好的。現代化、自動化，人多不行，管理不好。
“你們礦山6萬人，如照美國的技術，隻需1萬人，多5萬，怎麽辦？同樣，鋼鐵公司引進先進技術後，隻需10萬人，多七八萬人，怎麽辦？”鄧小平環視全場，提出了對減人的安排問題。其實這個問題也正是近來困擾鞍鋼領導人的主要問題之一。如何將鞍鋼22萬職工減下來？減下的人往哪裏安排？這是個關係到安定團結的大問題。
“有一些可以轉到別的行業，寧肯編外處理，也不要和稀泥。技術越發展，越會感到勞動力不夠。服務行業多得很，你們要多想辦法開辟新的領域。鞍鋼的修理行業也可以為其他冶金基地服務、為全國服務。還可以養豬、養牛、建立飼料公司、種子公司、肥料公司，搞綜合利用。”
鄧小平還講了提高工人素質的重要性。他認為，為了保證應有的技術和管理水平，工人起碼應該是4級工。現在鞍鋼工人平均是3.5級，在全國還不算低，可是實際上應該有大量的七八級工。現在平均工資是58元，大慶才40元，鞍鋼在全國也算最高了。可是改造後，比如用5萬人，工資平均80元。用人時不按工齡按本事，嚴格考核，可以刺激工人向上，努力學習，掌握新技術。工人拿到80元，就要有新的要求，向國家要供應，吃的好一點，穿的好一點，住的好一點，用的好一點。看電影，看看戲劇，看看打球，迫使國家開辟新的行業，增加服務行業。總之，窮不能發展經濟，經濟發展工人要增加收入，反過來才能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最後，鄧小平再次強調：“鞍鋼改造，要革命，不要改良，要以70年代先進水平為起點，采用當代世界最先進技術、設備、工藝，改造和建設鞍鋼，使鞍鋼成為老企業改造的樣板。你們研究這個問題，要把指導思想搞清楚。總之，要革命，不要改良。”
鄧小平指出的鞍鋼發展前景，使在場的人都聽得入了迷。不覺中已過去了4個小時，直到晚上7點左右，會議才結束。
（選自劉建華、劉麗主編《鄧小平珍聞》，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楊誌浩/文）
說空話、唱高調連野豬都騙不了
在理論上、文章上、條條上、言詞上、概括什麽說法上下功夫，這是我們的優點。但是在一個字、一個詞、一個說法上，來回地搗鼓，來回爭論，浪費時間，結果喪失了機遇。我們過去有種習慣做法，幹一件事情之前，總要找出馬克思怎麽說，列寧怎麽說，毛主席怎麽說，凡沒說過的就不能幹。這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要想使社會進步，還得強調實幹，在整個社會提倡樸實、紮實。我曾經講過“倡儉崇實”，提倡勤儉、儉樸，崇尚求實、充實。唐朝有一個丞相，叫姚崇。姚崇臨死之前人們問他有點什麽經驗，他說：崇實充實。意思是說，為政隻有崇實，國庫才能充實。
今年我在宣傳部長會議上的講話中，引了流傳在神農架的一個關於野豬的故事。去年我到了神農架的一個縣考察，縣長說現在方向都明確了，就是要實實在在地幹，山區底子差，要真正富起來更需要實實在在地幹，不能光說空話。他就講了這麽個例子。湖北神農架地區野豬糟蹋莊稼厲害，群眾叫苦不迭，為此，鄉村組織民兵巡邏驅趕，花費很多人力。後來有人想了一個“高招”，用錄音機錄上獅、虎的吼聲和人聲、槍聲，用高音喇叭播放。開始果然有效。幾天後野豬試探著往莊稼地裏湊，並用身子靠了靠綁喇叭的杆子，發現仍然隻是叫喊而沒動作，於是甩開嘴巴，把綁喇叭的杆子給打倒了。當地人說，說空話、唱高調連野豬都騙不了！
現在我們國家要真正搞上去，就得在全社會提倡紮紮實實的工作作風，許許多多虛化之物、浮誇之詞、表麵文章都應該避免。現在各地都想上得快一些，都強調解放思想，但是怎麽個解放法？不紮實工作，光喊不行，有些東西道理很清楚了，就是幹的問題，就是要研究如何把它幹上去，幹中才有招。要強調在實踐裏麵去研究，強調幹中去探索路子，這本身就是解放思想。不能把目前已有的東西神聖化，被它框住，要允許有新的實踐，新的探索。
注：這是李瑞環同誌1992年4月22日聽取山東濰坊市委負責同誌工作匯報時的講話的一部分。
（選自李瑞環著《學哲學用哲學》上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標題是編者加的）
業精思勤 謀事以公
我第一次見到李人俊同誌是1951年在上海曾山同誌的家裏。那天我陪錢之光同誌去看望曾山同誌，當時李人俊同誌正在講上海一條高壓線路的擴建改造，興致很濃，講得有聲有色，有技術方麵的介紹，也有經濟上的算賬，條理很清晰，使不懂行的人聽了也能明白。我當時的直覺是，這個人真不簡單。外國人不是講“共產黨隻會打仗不會建設”嗎？看來他們低估了我們，共產黨裏是有懂行的，是能夠搞好建設的。
從那次以後，我和人俊同誌斷斷續續的交往差不多經曆了將近半個世紀，特別是最近的20多年，工作關係密切，有時朝夕相處，同聲相求。對他的人品風貌、思想作風，有了更多、更直接的了解，從他的身
上我看到了許多優秀品德。我深切地感受到，他研究問題的深度，對經濟問題的真知灼見，顧全大局的思想，一心為國的敬業精神，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繼承和發揚光大的。他的精明、精細，在與他同時代的“三八”式的老幹部中是被廣為稱道的。我一直把他尊為兄長。他是我最為敬重的老同誌之一。
……
善出大主意 會算經濟賬
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後，國內工作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國麵臨的形勢是，加快發展與客觀條件的矛盾。我們一方麵資源短缺，供給不足；另一方麵又是浪費很大，到處都在糟蹋寶貴的資源。如何解決這個關係全局的突出矛盾，需要有人出大主意，想高招。
70年代末最突出的是石油資源的合理利用問題。在“**”中，由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幹擾破壞，武鬥不已，生產遭受到嚴重的破壞，特別是煤礦企業，生產下降，供給嚴重短缺，全國各地的許多重要企業因為得不到煤炭供應而停工減產。北京、上海、天津、武漢、沈陽等大工業城市更是困難重重，生產因燃料短缺而減產，外供商品減少，直接影響了全局。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大慶油田的生產上來了，石油年產量達到5000萬噸，需要找到市場，找到用戶。一方麵煤炭供不上，另一方麵石油又沒有出路。正是在這個特殊的曆史條件下，有關方麵決定以油代煤，頂替煤炭供應不上而急需的燃料。這本來是權宜之計，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但是由於原油是平價供應，又便宜又好用，發電廠、工業用油一旦供上就切不斷了，硬是把寶貴的原料當作燃料大量地燒掉。按照當時國際價格計算，一年就要燒掉價值50億美元的原油。對於像我們這樣一個經濟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實在是痛心疾首。一噸油頂替煤當燃料，價值無幾，而把它用來加工成油品、工業原料、合成材料，其效益則要高出十幾倍、幾十倍。在世界上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以前，油價隻有2、3美元一桶的時候，有人計算，以原油價值為1，加工成油品、工業原料的價值就是10，再加工成最終產品價值可達到100，它們之間的效益值是成幾何級數增長的。人俊同誌對這些情況很清楚，也很著急。他認為不能把寶貴的財富糟蹋了，要盡快改變這種狀況。1980年共燒掉原油4000萬噸，相當於當年全國石油消費量的一半。1981年3月他正式提出以煤代油的具體設想，並向國務院兩次作了匯報，有目標、有政策、有措施。同年5月，國務院決定成立煤代油專用資金辦公室，人俊同誌任主任。從此，開始了有計劃地壓縮燒油工作。經過鍥而不舍地努力，到1998年，累計壓縮燒油2億噸，其中85%用於出口，換取了大量外匯。壓油取得的效益，建設了3000萬千瓦的燃煤電站。這是大主意產生的大效益，對國家的貢獻極大。
在80年代初，我記得他還創議過兩件事。一件是住宅商品化，另一件是農村改良爐灶。這兩件事，他都作過調查，算過細賬，論證它們對國計民生的深遠影響，對國家未來改革與發展的重大作用。這兩件事，盡管由於種種原因，或者推遲了一二十年，或者沒有推開，但人俊同誌的改革思想、超前意識卻由此可見一斑。
作風深入 功底紮實
我在石化總公司經理、廠長會議上曾經多次指出，人俊同誌研究問題有深度，對經濟問題思慮周詳，企業的經理廠長要重視人俊同誌的意見，並認真落實他所出的主意。他的工作方法是跟蹤地廣泛收集國內外資料，反複地想問題，每有啟發就找人談，找專家研究，需要試驗的就找企業商量。1995年12月他在石化總公司第十三次經理、廠長會議上有個講話，把石化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作了深入的分析，解剖了石化企業的成本構成，提出“以成本為中心的管理”，指明企業經濟效益的潛力所在，要各企業把消除生產過程中的“瓶頸”作為貫徹“兩個根本性轉變”來抓。這個講話被轉送到江澤民總書記那裏，總書記兩次作出批示，說：“我看了兩遍，思考很久，認為各類企業出現的問題大同小異”，要有關部門匯總相關資料，“發個文”，推動落實。
中央批準成立石化總公司的宗旨是實行資源的優化配置，用好1億噸油，多出效益。但是由於曆史的原因，石化總公司所屬各企業都是分散建設、分散經營管理的，這同統一配置資源形成了利益不一致的矛盾。這個矛盾如果找不到妥協的解決辦法，各方利益不能得到照顧，統一配置資源必然成為空話。他經過反複研究，在第三次董事會上提出了按集資比例，分產品、分利潤、分收稅、分算產值的“四分開辦法”。這個辦法上報後，國務院領導同誌很快作出批示，同意按“四分開”的辦法集資，把已引進的4套30萬噸乙烯建設起來。後來石化總公司的一些重大裝置，就是按照這個“四分開”辦法處理各方利益關係的，籌集了資金，推進了建設。
（節選自2000年4月6日《人民日報》，陳錦華/文）
“七排長”和“中央軍”
徐向前同誌一貫主張機關幹部要深入基層、深入前線，經常督促我們在機關工作的同誌到前沿去，掌握第一手材料。在攻擊臨汾東關的外圍作戰時，我被派到第十三縱隊三十七旅的突擊部隊，以便及時在前沿陣地審訊俘虜，掌握敵情變化。二十三旅進入電燈公司以後，我回到前指，徐向前同誌親自聽取我的口頭匯報。當我匯報到閻錫山的部隊和胡宗南發生矛盾，一次幾乎火並時，徐向前同誌問我情報的來源。我說這是“中央軍”一個“七排長”的口供。徐向前同誌耐心地聽完我的匯報後，嚴肅地對我說：“你從前沿搜集了許多有價值的情況，值得表揚；但對你的不求甚解卻要給予批評。”徐向前同誌接著說：“同誌啊！不管是敵軍，還是我軍，隻有七班長，七連長，而沒有七排長。這是個常識問題。你已經是正式偵察參謀了，還出這樣的笑話！在確立一個情報時，一定要吃透它，而不能不求甚解，或者說連自己也沒有鬧清是怎麽回事，這叫粗枝大葉，似是而非。這種作風是要誤大事、吃大虧的，特別是你們做情報偵察工作的同誌。再說，我們是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隊伍，我們的中央是中央軍委和黨中央，我們不能象老百姓那樣，把蔣介石的嫡係部隊稱‘中央軍’。中央是對地方而言的，如果把蔣介石的部隊稱‘中央軍’，那麽誰是地方軍呢？我從來沒有承認過蔣介石是中央。我們有許多同誌不清楚這個概念，不懂得中央一詞在政治上的含義。我在鄂豫皖、在川陝根據地時，對一些同誌這種糊塗概念或者叫做語病吧，曾進行過批評糾正，當時好了一些。經過第二次國共合作之後，這種糊塗說法又盛行了，現在必須改正過來。”
這不是一次一般的情況匯報會，而是一堂生動的政治和業務教育課。麵對徐向前同誌的親切教導，我由衷地感到敬佩，當然也感到慚愧。由於不學習，不求甚解，竟然鬧出“七排長”這種無知的笑話來，心中難過，臉上火辣辣地感到發燒。幸好是在夜晚，也許在座的同誌並沒有注意到我因羞赧而引起的麵部變化。但徐向前同誌卻又體貼入微地為我的窘態解圍：“我猜想你大概是把‘齊排長’誤解成‘七排長’了吧？以後再遇到這種情況時你就注意了。這是個軍事素質的修養問題，這要靠平時的積累，不要急躁。作為一個情報參謀，必須要有廣泛的知識，這要很好地學習。隻有平時積累多了，才能準確地篩選和鑒別情報的真偽，才能真正達到毛主席所要求的去偽存真，去粗取精。”
古人有雲：“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我有幸在徐總身旁工作，聆聽過他許多的親切教誨。真是豈止勝讀十年書啊！三十多年過去了，戰爭年月的許多往事都淡漠了，而徐向前同誌的這次親切教育的每句話、每個字都永銘肺腑，不曾稍忘。三十多年來，我一直把徐向前同誌的親切教誨，作為座右銘激勵著自己前進。
（節選自都愛國《豈止勝讀十年書》，原載《在徐帥指揮下》，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
焦裕祿初到蘭考
1962年12月8日（即焦裕祿到蘭考就任縣委書記的第三天——編者注），焦裕祿帶著縣委辦公室的張思義來到災情嚴重的城關區調研。他們和區裏的同誌一起，從許貢莊到胡集、從胡集到許樓、黃樓……每到一村，焦裕祿都要問清村名的來曆和村中的現況。對蘭考的一草一木、一丘一田，焦裕祿都似乎很感興趣。在車五爺廟的沙丘上，他說：“這裏可以栽上樹，防風固沙，幾年後就是一片好綠林。”在郭莊南的鹽堿地中，他說：“想法治住它，把一片白變成一片青。”在縣委北邊的大水塘邊，他說：“這裏可以種藕、養魚。”回到縣委，他仿佛已經看到了無限的希望，興致勃勃地告訴大家說：“蘭考是個大有作為的地方，問題是要幹，要革命！”
第二天，他們到了城關區的老韓陵村，挨門挨戶地到群眾家中訪貧問苦，看老百姓家裏有沒有吃的，有沒有燒的，還看床上有沒有被子。焦裕祿他們來到老飼養員蕭位芬的牛屋，毫不忌諱地往牛屋的地鋪一坐，和蕭位芬攀談起來。焦裕祿關切地問蕭位芬是不是辛苦。老飼養員回答說，解放前我啥苦沒吃過？比起那時候，這不算苦。焦裕祿說：“咱們要和老天爺鬥啦！要有不怕苦的精神。解放前受苦沒指望，如今的苦，是先苦後甜，越過越甜！”蕭位芬不認識焦裕祿，但是兩人談得很投機。於是他問道：“你是來俺莊住隊的幹部吧？”焦裕祿的隨行的人告訴他，這是新來的縣委書記。從此，這位老飼養員與新任縣委書記成了朋友，而且是知心的朋友，有什麽知心話都講給這位書記聽。
離開老韓陵村後，焦裕祿又帶著社教工作組去韓陵公社調查研究，指導那裏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韓陵公社，焦裕祿先後組織召開了黨、團支部匯報會，生產隊長、婦女幹部和社員代表做談話，群眾大會。他要搜集關於蘭考人民最迫切要求的一切信息。12月12日，焦裕祿在老韓陵村開了一天群眾座談會後，晚上回到了蕭位芬的牛屋。他謙虛地請教這位有經驗的老農，改變蘭考麵目有什麽好主意。蕭位芬見本縣最大的“官”問自己這個，不禁有些誠惶誠恐。焦裕祿寬慰他說：“改變蘭考麵貌，人人有份，您年紀大，有生產經驗。我今天就是專門來請教的。”蕭位芬想了想說：“沙土窩裏能種泡桐樹，它擋風，壓沙，木材用處大。俺村50多畝地才有一頭牲口，多養牲口，才能種好地。”焦裕祿聽了很高興，當晚就住在牛屋裏，兩人一直談到深夜。
蕭位芬還給焦裕祿講了一件令人心酸的事兒：蘭考縣本來盛產優質泡桐木材，全國聞名。但是，由於“大躍進”的時候遭受了災難性的破壞，偌大的蘭考縣，竟收購不滿一車木材。上海樂器廠的人來蘭考收桐木，製作樂器，但是昔日常見的桐木，此時卻不見了蹤影。不過，上海人畢竟精明，他們想了個辦法，挨家挨戶地收購了一車農民做飯用的破桐木風箱，解了樂器廠的燃眉之急。這個故事讓焦裕祿唏噓不已，蘭考必須把桐木重新恢複起來。他對自己的工作有了基本的規劃。
12月17日，焦裕祿經過5天的調查研究，寫出《關於城關區韓陵公社進行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第一步工作情況的報告》。在這篇報告中，他對當前形勢，集體經濟狀況，各階層思想動向作了細致準確的分析，建議“韓陵公社的土質多沙少堿，林糧皆產，特別適宜花生和泡桐的種植”。他具體分析了種泡桐樹的有利條件和益處：第一，桐樹是根生天然育苗，刨一棵生百棵，源源不斷。年年生根發芽，可以陸續移栽；第二，不用投資，不用治蟲打藥；第三，栽植桐樹技術性要求不強，按一般操作規程即可成活，五、六年便能成材，見效快，收益大；第四，以林促農，旱天它能散發水分，澇天又能吸收水分。可以林糧間作，以林保糧；第五，當地群眾有栽種桐樹的習慣，不用說服動員工作。
在報告中，焦裕祿還強調指出應該大力發展牲畜，因為這是搞好農業生產的主要一環。他根據調查的結果指出，老韓陵村現有牲口31頭，每頭負擔耕地54畝，遠遠滿足不了需要。發展牲畜，必須注意幾個方麵：第一，把現存的喂好，保證不死。第二，應認真選拔積極負責、喜愛牲畜的好飼養員。第三，注意繁殖。第四，減輕牲口農活，注意使役。
報告最後強調，要經常對廣大幹部群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讓他們不斷提高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三大覺悟。要求每位社員都做到“五愛”，即愛祖國、愛黨、愛集體、愛勞動、愛林木與愛公共財產。要求認真努力鞏固集體經濟，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教育幹部，發揚土改時艱苦、深入的優良作風，深入到牛屋、糧田，深入到每家每戶去了解情況，聽取反映，宣傳黨的政策。
12月22日至24日，焦裕祿主持召開了縣委擴大會議。會議主要傳達中南局林業會議精神，總結前一段社教工作，安排下一步生產救災等內容。在傳達完林業會議精神後，焦裕祿重點講了發展林業的重要性和具體措施。他提出，從1963年起，全縣黨員幹部要大搞植樹造林，全縣人民要每人每年至少種一棵樹，社隊要設立護林人員，訂立護林公約等等。
焦裕祿在會上安排完冬季牲畜的過冬問題、孤寡老人的救濟款如期到位問題後，又提出了幹部問題。據當時參加會議的縣委副書記劉呈明回憶，焦裕祿在會上號召，幹部一定要統一思想，統一認識，樹立信心，戰勝災荒。焦裕祿最後總結說：“當前蘭考災荒形勢嚴重，外流人口呈逐漸增加趨勢。我們蘭考這個地方來之不易，是多少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有36萬蘭考人民，有黨的領導，在困難和災害麵前，我們不能低頭，要挺身而出，戰勝災荒，才能對得起黨，對得起蘭考人民。幹部不領，水牛掉井，關鍵要敢於領導，要會領，會導，做群眾的帶路人，和群眾一起搞‘生產自救’。”
焦裕祿這一番話，把縣委一班子人都發動起來了。大家都表示，要深入下去，弄清災情，找出辦法，幫助群眾解決困難。在焦裕祿的領導下，蘭考即將出現一個新局麵了。
會議結束的第二天，焦裕祿又帶人下鄉了。這次，他是去儀封區，檢查社教運動開
展情況、生產和群眾生活。一路上，他看到的都是一片白茫茫的荒沙地，農民們種下的麥苗，已經被風沙打死了。在野莊，他記下了群眾傳唱多年的歌謠：“常莊、徐莊、野莊頭，三個沙村一頭牛。繩耙犁套全無有，大道也是獨車溝。”焦裕祿和區裏的幹部專門研究了防風治沙的問題，確定了造林的管理辦法。
後來，焦裕祿還讓縣委先後抽調了120名幹部、老農和專業技術人員，組成了一支“三結合”的調查隊，在蘭考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洪水，查風路，探流沙”的調查研究工作。據統計，焦裕祿在蘭考縣的470天裏，在辦公室的時間很少，大部分時間是在一線調研，這為他治沙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選自高敬著《焦裕祿畫傳》，當代中國出版社、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14年版，標題是編者加的）
牛玉儒在呼市
2003年4月10日，牛玉儒被任命為呼市市委書記。到他去世，牛玉儒在呼市工作僅僅493天。
但呼市的幹部群眾，卻有一個共同感覺：這個書記與眾不同！
青城人從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中認識了這位新任市委書記。
牛玉儒上任第三天，非典疫情迎麵而來！
疫情凶猛。“封城”傳言四起。老百姓的心，一下子揪緊了，生活必需品被搶購一空。不法商販趁機哄抬物價，一斤蘿卜竟賣到了8塊錢！
就在這時，牛玉儒來到了百姓中間。他到的都是最危險的地方：非典醫院、疫情社區、垃圾清理場……新書記連口罩都沒戴，就和身穿防護服“全副武裝”的醫護人員一一握手、親切問候，現場解決劃定病區、後勤保障等問題。
“人家書記都不怕，咱怕啥？”看到牛玉儒，人們懸著的心，很快落了下來。牛玉儒及時指揮調度，由政府撥款調運物資穩定市場，一場風波消弭於無形。
40多天裏，牛玉儒的足跡走遍了市四區的大部分社區街巷；40多天裏，牛玉儒辦公室的燈光幾乎沒熄過，每天開會到深夜。散會後，牛玉儒親自從網上下載北京、廣東等地抗擊非典的經驗和做法，分類整理，轉發各部門。其他同誌早上一到辦公室，就會發現牛玉儒批的文件和資料早已擺上案頭，而此時牛玉儒早已到基層為居民、群眾解決急需的問題去了……
兩個月艱苦卓絕的攻堅戰結束了。已40多天沒回過家的牛玉儒，拖著疲憊的腳步踏進家門，整整瘦了3公斤！
牛玉儒瘦了，但他在呼市百姓心中的形象卻大了、高了。“呼市越看越像個‘嘎查’（村莊）。”由於曆史欠債，呼市城市建設一直不能讓老百姓滿意。牛玉儒接過前任的接力棒，又打響了改造青城的戰役。
烈日炎炎，塵土撲麵。牛玉儒徒步幾公裏，實地察看東風路環境整治情況。他一步一步地量著走，從道牙到綠化帶以及便道的鋪裝，從磚的厚度、強度到樹木的養護，即便花草的搭配，他都一一過問，反複叮囑。城建部門的同誌，無不驚歎他的“內行與專業”。
牛玉儒說：“搞城市建設，就像裝修自己家一樣。哪些地方需要裝修，怎麽裝修，必須時時做到心中有數。”
這“心中有數”是牛玉儒用腳步量出來的。城建部門的同誌最怕他下班時間打來電話——準是牛玉儒又在街上轉悠時發現了問題。
一個下雨天中午，建委的同誌接到了牛玉儒的電話：“快到青城公園來！”等在公園裏的牛玉儒對他們說：“公園本應是市民休閑、娛樂的場所，就因一元錢的門票，把多數市民擋在了門外。要想辦法把這裏的破爛收拾出去，把公園建得漂漂亮亮，開門讓老百姓進來。”
建委的同誌怕公園開放不好管理，一時想不通。牛玉儒耐心地解釋：“這不是收不收門票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體現政府部門由管理型向服務型的轉變。要通過公園開放，促進城市園林綠化的大發展。”臨末還鼓勵一句：“什麽時候你們把公園都治理好了，我來請你們客！”
不久，呼市的公園全部免費開放，還綠於民。青城人找回了“青”的感覺。
牛玉儒出門時愛“打的”。不少“的哥”不經意間就成了書記的“高參”。“的哥”楊樹林就在一個周日上午拉過牛書記，向他抱怨為找廁所，得繞行好遠才能找到，道路擁堵也影響出租車生意。
此後不到一年，呼市街頭一下子冒出了許多現代、新穎的公廁。原來擁堵的馬路，幾個月內就拓寬了。路暢了，出租車生意就好。“的哥”成了牛玉儒的鐵杆“追星族”，提起他就讚不絕口。
大街美了，牛玉儒還要看小巷：“光大街美不行，老百姓可生活在小巷裏啊！”他發現很多學生下晚自習後，在漆黑的小巷裏行走。他摸了摸底兒，這樣的“黑巷”有47條，隨後就一一點名讓城建部門裝上路燈。“黑巷”一片光明，老百姓的心更是透亮。
一個周日，牛玉儒發現新鋪好的便道上有根電線杆正擋在盲道中央，他對管城建的同誌發了火：“這樣的盲道盲人怎麽用？這不是害人嗎？”當即要求對市區內所有的盲道全麵檢查、清理。全市幾萬殘疾人由此受益。
城裏美了，牛玉儒還想著城郊。
東河原是呼和浩特的“害河”。夏天發洪水，冬天沙塵飛。市民避之唯恐不及。
牛玉儒上任不久，就成了東河整治工地的“常客”。為保證搶在洪水來臨之前結束河底和兩岸工程，他早晚都要去工地。工地從頭到尾3公裏路，他疾步如風，每次去都“量”幾遍。
東河工程完工，呼市百姓有了新去處。智能噴泉衝天而起，綠化隔帶分布兩岸……東河，人潮如流，遊客不斷。
青城變了，青城百姓，就在一草一木的變化中，真切感受到這個新書記身上透射出的兩個字：“勤政”。
（節選自崔士鑫、盛若蔚、吳坤勝《黨的好幹部 人民的貼心人——追記新時期領導幹部的楷模、優秀少數民族幹部牛玉儒》，原載《時代風範——先進人物事跡通訊選編》上冊，中國方正出版社2006年版，標題是編者加的）
漢文帝巡視細柳營的啟示
《漢書·張陳王周傳》記載：漢文帝後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大舉進犯。文帝任命劉禮、徐厲和周亞夫為將軍，分別駐守霸上、棘門和細柳，以禦匈奴。一天，文帝親自去巡視軍隊。他先去了霸上和棘門，兩處軍營任由文帝的車馬“直馳入”，駐軍“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十分順利。隨後，文帝又前往細柳，卻遇到些麻煩。先是披堅執銳的衛士將文帝的先遣官擋在了門外。先遣官說：“天子且至！”守門的軍門都尉答道：“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不久，文帝車馬來到，仍不得入。文帝隻好派使者拿著符節去通知周亞夫：“吾欲勞軍。”周亞夫方傳令打開營門。將要進入之時，營門守衛又對文帝的隨從們說：“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文帝“按轡徐行”。到了營中，周亞夫手持兵器向文帝行禮說：“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出了細柳軍營，隨從的官員驚魂未定，文帝卻感慨道：剛才去過的霸上和棘門，視軍法如同兒戲，其主將完全可以被偷襲和俘虜。周亞夫才是真正的將軍，誰能侵犯得了呢？
讀此傳，大家多記住了軍紀嚴明、原則堅定的周亞夫。但掩卷深思，漢文帝的心胸氣概，特別是他巡視基層的方式方法，給後人留下了啟示。今天，我們的領導幹部要經常下基層，不是也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啟發嗎？
下基層要到最需要去的地方去。匈奴大兵壓境，備戰禦敵成為國家工作中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主要矛盾，也是百姓最關心的問題。這時候的前線基層，最需要鼓舞士氣，也需要強勁的後方支援。漢文帝親自來到基層，在檢查準備工作的同時，也鼓舞了廣大軍民眾誌成城、團結抗敵的士氣，又增強了他們奮戰到底的決心和必勝的信心，可謂抓住了廣大將士和群眾的最迫切的要求。
下基層要放低姿態，切忌“嚇”基層。身為一國之君，漢文帝對周亞夫及其麾下將士嚴格尊奉“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等軍規，既沒有怒氣衝天，也沒有耍皇帝威風，而是一體遵行，且更加賞識了周亞夫。這裏，我們也想起了毛澤東關於深入農村進行調查研究的兩句話。一句是：有許多人到了基層，好似欽差大臣，“‘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責，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因為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另一句是：一些人在基層擺不正位置，“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下基層要虛心、認真摸清基層的情況，以工作實績為標準來評價基層幹部。軍容是否嚴整、軍紀是否嚴明、士氣是否高漲，是檢驗軍隊戰鬥力和將領指揮能力的試金石。漢文帝親眼目睹細柳營的情況後，並把它同霸上、棘門軍營的情況加以比較，從而得出了周亞夫為“真將軍”，劉禮、徐厲“如兒戲耳”的認識。然而，在曆史長河中，以依阿奉承的“水平”為標準來評價下屬的昏君庸臣，又何其多也！“煙花三月”之時，多次南下“視察”江都（今江蘇揚州）的隋煬帝，凡江、淮地方官來謁見，禮重者升遷，禮輕者黜免。為了討好隋煬帝，地方官吏競相搜刮，致使百姓饑饉，以樹皮草根充饑，甚至出現“人相食”的局麵。農民起義風起雲湧，隋朝政權土崩瓦解，也就不足為怪了。曾經以銅鏡、屏風、美女獻媚隋煬帝而得寵的江都郡丞王世充，最後竟然廢除隋煬帝的孫子皇泰主楊侗的帝位取而代之，這恐怕也是隋煬帝沒有想到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沒有正確的評價標準，就必然造成用人上的徇私舞弊、任人唯親的弊病。江澤民同誌曾提出，一些基層幹部“一味迎合上麵，隻注重應付上級，不注重對下落實，不能把對上負責和對下負責一致起來。對上負責是對的。但如果僅僅是為了應付上級，想在上級那裏討個好，不是真抓實幹地去工作，那是錯誤的，並不是真正的對上負責”，這些話，我們應銘記在心。
下基層要采用“交換、比較、反複”的方法。如果漢文帝隻去了霸上或棘門，是不容易發現劉禮、徐厲“如兒戲耳”的；同樣，如果漢文帝隻去了細柳，亦難以具體體會周亞夫的治軍才能與別的將領有什麽不同。因此，對基層情況要多觀察、多比照、多分析、多思考。正如江澤民同誌所說的那樣：“下基層，當然要跑工作搞得好的地方，總結和推廣那裏的經驗，還應該多去困難比較大、經濟比較落後、群眾意見比較多的地方，幫助那裏出主意，選用好幹部，以利於盡快地把工作趕上來。”
“一把手”要親身下基層。如果漢文帝不親自去勞軍，去巡視基層，而讓一位大臣替他去，那麽結果可能很不一樣甚至迥然不同。當然，曆史不能假設，但漢文帝親自巡視霸上、棘門和細柳營這段曆史故事，說明了領導特別是主要領導親自到基層直接了解情況的重要性。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中，毛澤東特別強調主要領導要親自出馬：“凡擔負指導工作的人，從鄉政府主席到全國中央政府主席，從大隊長到總司令，從支部書記到總書記，一定都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麵報告，因為二者是兩回事。”
如何下基層，是一門學問。漢文帝作為一個封建君王，他能夠親自到基層巡視，應該說是可貴的。他在執政期間，能夠體察百姓疾苦，輕徭薄賦，拒奢尚儉；能夠躬身耕作以為示範，推動生產發展；能夠被“緹縈救父”打動，廢除肉刑，約法省禁；能夠重用賈誼、張釋之、周亞夫等文武名臣；能夠內削諸侯，外禦匈奴，維護國家的安定統一，最終能成就“文景之治”的升平局麵，也是常常為後世後人所研究和借鑒的。
（選自《黨的文獻》2007年第4期，毛勝/文）
多些謀劃，少些盲目
幾天前，一位在東北打工的老鄉找到我，見麵後，直抹眼淚。原來，蛇年春節之後，他就到了東北，通過老鄉關係，找到了一家個體木材加工廠。起早貪黑的，幹一年了，可薪水呢，斷斷續續的，有了上頓沒下頓，一年隻拿到了兩個多月的工錢。最近，木材加工廠空了，老板也走了，找誰要工錢呢？又要過春節了，他想回家，又怕回家，在外麵辛苦一年，沒有能把錢掙回家，路費都沒有。
農民外出打工，還是要好好謀劃一下。每年，農民等不及過完年，就一窩蜂，背著鋪蓋卷，走南闖北。不管是否能找到工作，也不論是否能從老板那裏拿到工錢，反正是出門了。在農村，如果過完年還不出門，會被人譏笑無能。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許多農民過完年就走。
應該說，珍惜時間，隻爭朝夕，沒有什麽不對。因為農民外出務工是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很多打工者回鄉之後，不僅掙到了錢，而且帶回了城市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成為當地致富的能手。但是，如果農民外出務工前，信息閉塞，盲目從事，加上一些地方私營企業五花八門，經營者素質參差不齊，弄不好，農民就會上當受騙。我的這位小老鄉的經曆就是一個生動的注解。說千道萬，農民外出務工前要睜大眼睛，多些謀劃，弄明白了，再出門，不遲。
說到謀劃，在農村遠不止外出務工。比方，農業經濟結構調整，別人種什麽，俺就種什麽；別人幹什麽發財了，我就跟著幹什麽。結果，往往是碰了一鼻子灰。要避免這種現象，關鍵是要根據當地的資源特點，聯係市場的實際，確定幹什麽，怎麽幹。這些，都需要謀劃。
謀劃，不隻是農民的事，實際上，謀劃更需要幹部做大量細致的服務工作。外出務工，需要幹部主動加強地區之間的橫向聯係，了解勞動力供求狀況，以減少盲目。留在家鄉從事種養業的農民，需要幹部在科技服務、市場體係、龍頭企業建設等方麵，多些謀劃，增強目的性，減少盲目性。農村發展，農民增收，要緊的是，別忘了謀劃！
（選自2002年2月11日《人民日報》，高雲才/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