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謀事要實：在其位、謀其事、落其實_◎【品讀經典】
第四章
謀事要實：在其位、謀其事、落其實
1936年12月，一個隆冬之夜，寒風呼嘯在黃土高原上，陝北保安城炮樓山下的一座窯洞，卻徹夜燈火通明，中共中央在這裏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一個重大事件——西安事變——的應對之策。當時，不少中央負責人分散在各地，出席會議的隻有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朱德、凱豐、張國燾、林彪等人。
1936年12月12日淩晨，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發動“兵諫”，扣留了在那裏逼迫他們“圍剿”紅軍的蔣介石，並在第一時間致電中共中央，希望他們派人協助處理事變。12日上午8時許，中共中央就得到了這個消息。很快，蔣介石被抓的消息就傳了出去，小小的保安城乃至整個陝北都沸騰了，人人心情激動，到處議論紛紛。
在十年的土地革命戰爭期間，蔣介石對共產黨人趕盡殺絕，欠下了數不清的血債。現在，民族危亡在即，他仍堅持內戰，調動大批軍隊逼近陝西潼關，逼迫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進攻紅軍。他這種堅持反共、對日妥協的行徑，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就連張學良、楊虎城這樣的愛國將領都無法忍受。如今，他落到了人民手裏，是不是該算“總賬”了呢？
當時陝北的“審蔣”、“殺蔣”之聲不絕於耳。李維漢回憶說：“我們在定邊獲此消息，欣喜若狂，當即在大廟裏召開群眾大會，由高崗主持，廣為宣傳，與會群眾高呼：槍斃蔣介石！會後，我們致電黨中央反映了群眾的願望。”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當時正在保安采訪，為我們留下了這樣的記載：“蔣介石被扣的消息傳到保安，保安舉行了群眾大會，毛澤東和其他一些領導人出席了大會，並講了話。會上通過了一個決議——要求公審蔣介石。”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留下了這樣的記錄：“這個突如其來的電報，使我們都大為激動。有的人說：‘蔣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說：‘張學良確實幹得不錯！’平素持論溫和又不多發議論的朱德竟搶先表示：‘現在還有什麽別的話好說，先將那個家夥殺了再說。'”
當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毛澤東住的窯洞裏召開，商量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政策。會議由中共中央總負責張聞天主持，按照黨內慣例，中央軍委主席團主席、負責對國民黨做統戰工作的毛澤東首先提出報告，然後進行討論，最後再由他作出結論。毛澤東在發言中提出，這次事變是革命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它的行動、它的綱領，都有積極的意義。它沒有任何帝國主義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對“剿匪”的立場上。它的影響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蔣介石控製的局麵，有可能使蔣介石的部下分化轉到西安方麵來。我們對這次事變，應該明確表示擁護。毛澤東最初的設想是：“以西安為中心，以西北為抗日前線，來影響和領導全國，形成抗日戰線的中心。”他著重提出：“我們的政治口號是召集救國大會，其他口號都是附屬的。”
張國燾認為，西安事變第一是反蔣，第二才是抗日。他說：內亂是不可免的，問題是規模的大小。因此要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但是，隻有他一人提出這樣的主張，會議沒有讚同，而認為首要的任務是推動抗日運動。
周恩來在發言中提出，要推動、爭取國民黨的黃埔係、CC派、元老派和歐美派積極抗日；鞏固西北三方的聯合；還要在抗日援綏的原則下與山西閻錫山、四川劉湘、西南桂係聯合；向全國各派解釋清楚，西北這一行動是為了抗日，而不是針對南京政府。由於中央軍已逼近潼關，戰爭一觸即發，周恩來提議：在軍事上我們要準備打，但在政治上不與南京政府對立。要在實際工作中起領導作用，深入發動群眾，以群眾團體名義歡迎各方代表來西安參加救國會議。中共要公開走上政治舞台，但仍應注意地下黨的艱苦工作，要有正確的組織工作。
張聞天也在會上發言，他肯定了西安事變是“開始揭破民族妥協派的行動，向著全國性的抗日方向發展”，主張“不采取與南京政府對立的方針”。此外，他還提出：“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係隊伍”, “把抗日為最高旗幟”，並且強調：“我們的方針：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統一戰線。”他提醒大家：“不要急躁”，不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難”。
關於對蔣介石的處置問題，雖然在事變之前我們黨已有明確的“逼蔣抗日”方針，但是在蔣被扣留的情況下，如何處置蔣介石，會上出現了兩種意見：有的同誌認為應該除蔣；有的同誌則不同意除蔣，認為蔣雖被扣，但他還是代表國民黨正統，如果把蔣介石除掉，不利於聯合國民黨抗日。唯獨張國燾提出，不但要公開審蔣，而且要打倒南京政府。
西安事變是一次突然發生的重大事件，事變發生後，國內各政治派係、國際上將會作出什麽樣的反應，對當時僻處陝北的中共中央來說還不知曉。因此，這次會議誰也拿不出完全成熟的意見，會議在方針問題上沒有能作出明確的決策。最後，毛澤東說：我們處在一個曆史轉變的新階段。在這個階段，前麵擺著許多道路，同時也有很多困難。他著重強調要把抗日援綏的旗幟舉得更明顯，在軍事上采取防禦的方針，並指出不把反蔣和抗日並列。
會後，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張學良，說“隻有將全部行動基礎置於民眾之上”，西安事變才能勝利，並表示若國民黨軍胡宗南、曾萬鍾、關麟征等部向南壓迫，“紅軍決從其側後配合兄部堅決消滅之”，並請張派飛機到膚施接周恩來去西安。同時，中共中央軍委將蔣被扣一事通知各軍團，令各軍團“加緊準備，待命行動”。12月14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及紅軍各方麵軍負責人聯名致電張學良、楊虎城，提出：（一）組成西北抗日援綏聯軍，設立聯軍軍事政治委員會，張學良、楊虎城、朱德為主席團，張為主席，楊、朱為副。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紅軍各編一集團軍。（二）與敵決戰時要各個擊破之，隻要打下幾個勝仗，即可大大開展局麵。（三）目前第一要務是鞏固內部，戰勝敵人。15日，又以紅軍將領名義致電國民黨及南京政府，呼籲國共合作，“共赴國仇”。建議南京政府接受張、楊主張，停止內戰，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組織統一戰線政府。電文指出：“絕不可負氣橫決，反而發動空前之內戰。鷸蚌相爭，漁人伺於其側，漁人今已高舉其網矣。”漁人，就是指日本。這天，周恩來等人啟程赴西安，參與西安事變的解決。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又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召開時，中央對外界的反應及動向已經比較清楚，認識也已經完全統一。毛澤東在會上全麵地分析了西安事變發生以來的形勢和前途，並在大家發言的基礎上作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結論。張聞天在發言中著重講了在當前民族矛盾急劇上升的情況下不能反蔣的道理，並特別指出把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的口號是不妥的。這次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提出：“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對於如何處置蔣介石，毛澤東提出，這個問題有上中下三策，“殺”是下策，“不殺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中央決定采取上策。這次會議很順利，政治局的意見達成一致，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策就這樣確定下來了。
“謀事要實”就是說任何時候都要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從實際出發謀劃事情，“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策，是中共中央集體智慧的結晶。這個決策是中央在國
際國內形勢發展變化的情況下，審時度勢，從實際出發，集體謀劃的結果。曆史證明，正是因為中共中央作出了這個決策，才結束了十年內戰，形成和發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了國共兩黨合作的新時期。此後，經過八年艱苦抗戰，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挽救了民族和國家的命運。
◎【品讀經典】
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
一、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你對於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於某個問題的發言權。這不太野蠻了嗎？一點也不野蠻。你對那個問題的現實情況和曆史情況既然沒有調查，不知底裏，對於那個問題的發言便一定是瞎說一頓。瞎說一頓之不能解決問題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發言權有什麽不公道呢？許多的同誌都成天地閉著眼睛在那裏瞎說，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豈有共產黨員而可以閉著眼睛瞎說一頓的嗎？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調查！
反對瞎說！
二、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你對於那個問題不能解決嗎？那末，你就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曆史吧！你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你對那個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了。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隻有蠢人，才是他一個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調查，而隻是冥思苦索地“想辦法”,“打主意”。須知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麽好辦法，打出什麽好主意的。換一句話說，他一定要產生錯辦法和錯主意。
許多巡視員，許多遊擊隊的領導者，許多新接任的工作幹部，喜歡一到就宣布政見，看到一點表麵，一個枝節，就指手畫腳地說這也不對，那也錯誤。這種純主觀地“瞎說一頓”，實在是最可惡沒有的。他一定要弄壞事情，一定要失掉群眾，一定不能解決問題。
許多做領導工作的人，遇到困難問題，隻是歎氣，不能解決。他惱火，請求調動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幹不下”。這是懦夫講的話。邁開你的兩腳，到你的工作範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任憑什麽才力小也能解決問題，因為你未出門時腦子是空的，歸來時腦子已經不是空的了，已經載來了解決問題的各種必要材料，問題就是這樣子解決了。一定要出門嗎？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況的人來開個調查會，把你所謂困難問題的“來源”找到手，“現狀”弄明白，你的這個困難問題也就容易解決了。
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三、反對本本主義
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文化落後的中國農民至今還存著這種心理。不謂共產黨內討論問題，也還有人開口閉口“拿本本來”。我們說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是正確的，決不單是因為它出於“上級領導機關”，而是因為它的內容是適合於鬥爭中客觀和主觀情勢的，是鬥爭所需要的。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為什麽黨的策略路線總是不能深入群眾，就是這種形式主義在那裏作怪。盲目地表麵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本本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法也同樣是最危險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國有許多專門從書本上討生活的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共產黨員，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嗎？就是明顯的證據。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麽“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鬥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的鬥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什麽“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裏麵。讀過馬克思主義“本本”的許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識字的工人常常能夠很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怎樣糾正這種本本主義？隻有向實際情況作調查。
（節選自《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劉少奇：肅清空談的領導作風
在我黨北方的組織中，存在著嚴重的空談主義。這幾乎已是北方我黨工作的主要障礙。不肅清與改變這種空談主義，我黨的組織和工作是不會活躍起來、開展起來的。
但我著重地指出，空談主義不存在於支部中，不存在於那些正在公開領導群眾向帝國主義與漢奸鬥爭的同誌中，而嚴重地存在於我黨高級和中級的領導機關與領導同誌中。我所指的，是這些領導機關與領導同誌的空談的工作作風與空談的領導方式。因此，我特別要求各省、縣、市擔負領導工作的同誌提高自己的警覺，特別虛心地檢查自己的工作方式與領導方式。在這裏，我們不能容許用“空談主義”去責罵支部與擔負群眾工作的同誌。
我看過同誌們寫的一些帶指示性質的文章、信件、工作報告、政治報告等，這些東西是特別長、重複、乏味，而內容非常空泛與不清楚。指示與文件的公式化、刻板化，我們的許多同誌還沒有改正過來。或者是為著要“具體”，而把一切細小的事情毫無組織與中心地堆積起來；或者是為著“不脫離總的形勢”而泛論全世界、全中國各方麵的形勢，玩弄許多政治名詞，傲慢地咒罵一切。我常用極大的忍耐看完一篇東西，但我還不能了解這篇東西到底是說的什麽問題。如果用這些東西去指導工作與教育同誌，那是隻能得到極壞的結果的。
在京東與保屬的幹部中存在著不同的意見，有些幹部不相信他們那樣的工作情形可以把事情做好。然而我們的領導同誌除開翻來複去地罵這些同誌是“機會主義”之外，什麽也說不出來。“機會主義”罵過了，已發生的問題沒有解決，而新的問題又要發生。
我們說要反對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然而在許多地方這又成為佛經中的“阿彌陀佛”，把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誠心念它千遍之後，自己還沒有懂得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到底是什麽東西，到底在他那裏是否也有這種東西。
常常一件活生生的事情，一個活潑潑的問題，一到這些空談家的手裏和嘴裏，就變成了死氣沉沉的東西。本來是很活潑有生氣的同誌，一經過這些空談家的責罵和搬弄之後，就變成了象失掉靈魂和前途的人一樣。
同誌們！空談沒有好處，隻有壞處。要求同誌們尤其是領導同誌們絕不要空談。你們應該客觀些、細心些、誠實些，有什麽你們就說什麽，懂得，你們就說懂，不懂得，你們不要說懂。你們應該特別虛心學習，把你們還沒有把握沒有了解清楚的問題，用各種方法去弄清楚。不要在你們自己還沒有弄清楚的問題上教訓別人，指導別人。與其對下麵指導錯了，不如少去指導還好。
我提議對下麵除非有完全的必要，應少采取指示與命令的方式，多采用提議、建議與討論的方式。絕對的東西應該少一些，多留一些回旋的餘地。少去責罵下麵，多去幫助下麵。尤其隨便宣布下麵或某些同誌為機會主義，無論如何是不能允許的。如果下麵對於某些問題不了解或了解有錯誤，你們的任務是指正與幫助下麵了解。如果下麵對某些問題未注意或注意不夠，你們的任務是提起他們的注意。在這裏，板起教師的麵孔責罵是用不著的，沒有好處的。
目前我們的總任務，是準備大規模的抗日反漢奸的戰爭，而實現
這個總任務的總策略是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這是我們詳細分析了目前世界與中國的形勢之後所得出來的結論。我們每一個同誌就應該把這些詳細地研究清楚。但當我們研究清楚之後，如果形勢沒有重大的新的變動，我們就不要在一切文件上，在各種說話中，千遍重複地來分析世界與中國的形勢（現在是天天在一切事情上都分析形勢，但又很少有同誌真正來研究一次形勢），也不要拿著“準備抗戰”與“統一戰線”在口頭上當作“聖經”來念，而是要我們各地的同誌根據各地方、各工廠、各學校、各農村、各兵營的具體特殊環境，進行當時當地的準備抗戰與統一戰線的工作。總任務與總策略是一個，但一到實際工作上，各地方各部分就各有不同。我們的同誌就要善於細心地去分析各地方各部分的特殊環境與條件，去決定在這個工廠、這個農村，在今天可以做什麽？能夠做什麽？怎樣做法？這些做好了，明天又做什麽？我們的同誌如能這樣去做工作，就不會不實際。
有些農村的農民還不了解民族危機的嚴重，他們還斤斤於自己日常的經濟要求。如果我們的同誌忽視這個特殊情形，到這個農村去號召農民來舉行反日遊行與組織救國會，那就會成為空談。但在平津學生中這個號召就不是空談了。實際工作總是根據各地方的特殊情形來決定的。忽視與離開各地特殊情形，一切好的決議都要變成空談。但我們反對農村“特殊論”，因為“特殊論”認為農村根本不能有反日運動。如果農民對於日常經濟要求有興趣，我們就領導經濟鬥爭，同時我們向農民解釋目前的民族危機，經過農民的經濟鬥爭，是可以引導農民走上民族鬥爭的。經濟鬥爭與民族鬥爭不會是矛盾的。
我們的同誌還要嚴重地注意工作從哪裏下手？從何處開始？這也是根據各工廠、學校或農村的特殊條件與同誌的能力來決定的。這裏可以從辦報紙開始，那裏可以從組織研究會下手；這裏是發動經濟鬥爭，那裏甚至隻能從找人談話、介紹書報開始。然而隻要我們能確實地走了第一步，我們就可能去走第二步；切實地抓住了第一個環子，就可以過渡到另一個環子。
各地方的領導幹部還要特別注意那些中心支部、中心的群眾團體和有能力、有信仰、有發展前途的個別同誌，給他們以更多的幫助和訓練，愛護與提拔他們，這樣才能依靠這些支部、這些團體、這些同誌使工作開展起來。
我還要求我們的同誌用一番功夫去研究黨的決議和文件，去把目前的形勢和黨的策略任務詳細研究清楚，這也是使我們的工作進入實際的第一步。我們並不需要盲目的信仰和盲目的服從，我們需要同誌們真切了解黨的策略任務，並會拿到各種不同的環境中去運用。我常奇怪，為什麽新的決議與策略到北方來毫沒有引起同誌的爭論與懷疑，但這不能證明在同誌中就沒有問題。實際上我看到滿紙擁護新策略並用新策略去罵別人的文章，卻對於新策略沒有任何真切的了解。很明白，這些同誌是用官僚主義與空談的態度來對付黨的決議。我們不反對而且歡迎同誌們對於黨的文件和決議在某種程度上的爭論，及提出疑問，要求解釋等。對於實際工作的爭論更是容許的。隻要不把這種爭論又變成空談，對於黨的工作是有益處的。
為著要使我們的工作開展和進步，我們不能不反對空談。然而我們又不要用空談來反對空談，用空談的八股文章來反對空談。而是要我們改變空談的工作作風與空洞的領導方式，要我們很實際地去了解問題，了解環境，很實際地去布置、計劃與指導工作。
（選自《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陳雲：工作要抓實
有幾個問題，想同你談談。
一、國家財政補貼取消不了。
暗補、明補，都是補貼。
在我國，還是低工資、高就業、加補貼的辦法好。這是保持社會安定的一項基本國策。
即使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某些產品也是實行補貼的。
當然，通過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可以逐步減少一些不合理的補貼，例如某些企業的虧損補貼，但要從根本上取消補貼是不可能的。
二、工作要抓實。
自從江澤民同誌主持中央工作以來，製定了不少好的方針、政策。現在的關鍵是要抓落實。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舉幾個過去的例子：
三年困難時期，我們主要抓了兩件事：一件是動員城市兩千萬人下鄉；另一件是通過炒肉片、高價糖果等，回籠貨幣六十億元。那時糧食很緊張，解決的辦法有四條：（一）調整農村政策；（二）工業支援農業；（三）進口糧食；（四）動員城市人口下鄉。經過反複比較，認為這四條中，第一條是根本的，第二、第三條有時間和數量的限製，第四條是非采取不可的。一九六二年貨幣流通量達到一百三十億元，而社會必需流通量隻要七十億元，另外六十億元怎麽辦？就是搞了幾種高價商品，一下子收回六十億元，市場物價就穩定了。
寶鋼推遲部分建設項目，賠了幾千萬美元。寶鋼是一個特大項目，有關全局。但由於倉促上馬，存在一些問題，意見也不一致。是繼續上馬，還是下馬？當時國務院財經委員會經過反複考慮，決定幹到底。
我在一九八○年十二月講的《經濟形勢與經驗教訓》，一共十四條，這是針對當時情況講的，而且是起了作用的。現在總的看來，也還有用。
三、要拿出一定時間“踱方步，”考慮戰略性的問題。
過去舊商人中，有一種頭戴瓜皮帽、手拿水煙袋的人，他們是專門考慮戰略問題的。
我國已經同一百三十五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同二百六十三個政黨有交往。一年隻有三百六十五天，如果對來訪者都要安排你們去會見，恐怕誰也受不了。
現在的會議很多，如果每會必到，恐怕也辦不成大事。你們現在的工作，比我們那個時候要難做。而且，有許多緊急事情要處理。
你們都是六十開外的人了，還是一句老話，開會不要開死人。
（選自《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習近平：為民辦實事成於務實
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最終要落實在一件一件的實事之中。這些實事，既體現於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和惠及全社會的“大事”，也體現在與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家門口的“小事”。“群眾利益無小事”。抓好為民謀利的“小事”，必須要像抓“大事”那樣，把求真務實的精神貫徹到為民辦實事的具體工作之中。做好為民辦實事工作，關鍵在於用好的作風辦好事，用實在的項目來辦實事。最實在的事就是要著力解決民生問題，特別是關心困難群體，多做、大做“雪中送炭”的事，多搞一些直接造福於民的“滿意工程”、“民心工程”，切實把老百姓家門口的事情辦好。實事必須實幹，要改進工作方法，轉變工作作風，腳踏實地、穩紮穩打，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決不喊空口號、搞花架子。實事還要見實效，最大的實效就是真正使廣大群眾得到實惠、感到幸福，產生良好的社會效益和人文效應。群眾最能體驗為民辦實事工作的成效，要讓群眾來評判為民辦實事工作的成效。總之，“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中；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我們把為民辦實事的工作做好了，群眾的幸福感就會提升，人民群眾與黨委、政府心相係、情相連，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就會更加紮實。
（選自習近平著《之江新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