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國際關係現代化的現實基礎與環境_三、世界格局轉型與國際體係變革
三、世界格局轉型與國際體係變革
國際體係是國際關係的最重要環境之一。國際體係加快變革是當前國際政治的一大特征。國際體係主要由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構成,其中世界格局更為基礎。
世界格局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世界格局是指一定曆史時期內國際力量的結構狀態。比如,現在發展中國家不斷壯大,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增強,這就是世界格局變化的一種表現。再比如,因中小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的發展壯大而形成的“非極化”,也是世界格局的一種變化。狹義的世界格局是指在一定曆史時期內,在國際舞台上進行博弈的主要國際戰略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相對穩定的結構狀態,通常用“極”來表達,比如多極格局、兩極格局、單極格局。綜合來看,當前世界格局有三個突出特點,即多極化、非極化和非西方化。
(一)多極化
多極化主要是針對單極化和兩極化而言。冷戰結束後,多極化更是主要指向美國努力推動的單極化。
多極化趨勢孕育於兩極格局之中。早在冷戰期間,世界格局已經出現多極化趨勢。兩極格局終結後,並沒有出現單極格局,相反,多極化趨勢無論是在全球或地區範圍內,還是在政治、經濟等領域都有新發展。
多極化進程是與對美國霸權的不斷挑戰密切相關的。多極化進程的孕育始於美國霸權的止盛轉衰。二戰結束初期,美國的綜合實力達到巔峰。然而,好景不長,美國霸權受到來自多方麵的挑戰。首先,最重要的挑戰來自蘇聯。經過柏林危機,蘇聯守住了雅爾塔協議賦予它的利益;1949年,蘇聯成功試爆了原子彈,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
第二個挑戰美國霸權的力量是民族解放運動。盡管美國在二戰後以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為名到處挖英法等老牌殖民主義的牆角,搶占它們的勢力範圍,以圖建立自己的新殖民帝國,但是很多新獨立的國家並未跟著美國的指揮棒轉,而是成為超越美蘇兩大集團的第三種力量,即第三世界。從“亞非會議”到“不結盟運動”興起,再到“七十七國集團”形成,第三世界發展成為一支國際舞台上不可忽視的力量。
美國霸權的第三個挑戰者來自西方集團內部。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特別是60年代以後,西方陣營內部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顯著變化:西歐和日本的地位上升,美國則相對衰落,到60年代末形成了美、歐、日三大經濟中心鼎立的局麵。與之相應,西歐和日本對美國的政治上離心傾向越來越嚴重。1958年,歐洲共同體成立,其宗旨之一就是使西歐國家擺脫美國的經濟控製;60年代,法國奉行“戴高樂主義”,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機構,發展自己獨立的核力量,在西方國家中率先同中國建交;60年代末70年代初,聯邦德國提出並實施“新東方政策”,同蘇聯和東歐國家“緩和與關係正常化”。日本雖然沒有法德那樣大的政治性動作,但也開始尋求擺脫美國的控製,走向自主外交。特別是日美貿易磨擦,到70年代初已尖銳到促使尼克鬆政府“考慮用共產主義中國作為平衡越戰後日本在亞洲的影響的砝碼”, “對日本打一種中國牌”。
在世界各種“非美”力量崛起的同時,美國自己卻不斷遭遇重創,綜合實力總體上趨於下降。繼1960年10月爆發了第一次美元危機後,從1968年3月到1971年5月,又先後發生了6次美元危機,導致美元正式貶值,信用急劇下降。1968年對美國來說可謂是厄運之年:遭受了兩次美元危機;兩位名人(小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肯尼迪)被刺;政治動亂和街頭騷亂不斷。有的學者將這一年的政治動亂稱為“1968年革命”。在這場革命中,“整個社會幾乎已經處在文化上和社會上爆發內戰的邊緣”, “幾乎所有一切都要崩潰了”。這些國內危機與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失敗遙相呼應,而越南戰爭客觀上成了美國國內危機的重要根源。在1968年的新春攻勢中,越南南方人民的武裝力量殲敵25萬多人,其中包括8萬美軍,擊落擊傷敵機3000多架,擊毀敵坦克3000多輛。越南戰爭是美國霸權衰落的重要標誌,並且成為促使美國在美蘇較量中轉為守勢的重要因素。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尼克鬆提出了“五大力量中心”說,並開始調整美國的全球戰略及對外政策。1970年2月8日,尼克鬆向國會發表了題為《70年代美國的對外政策:爭取和平的新戰略》的國情谘文,公開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發號施令的時期“已經結束”,美國的處境就像古希臘和古羅馬帝國的衰落時期,遇到了“連作夢也沒有想到的那種挑戰”。隨後,他承認,當今“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即美、蘇、中、日、西歐。多極化的輪廓已經初步顯現。
自蘇聯解體後,世界格局便由兩極格局轉為“一超多強”格局或“單極加多極”格局。其基本特征是: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並努力打造單極世界;中國、俄羅斯、歐盟等多強在國際事務中仍然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並在很大程度上製約著單極世界的形成;多強與一超和平競爭,有時還合作應對共同麵臨的威脅和挑戰。進入21世紀後,“一超多強”格局又出現新的變化。一是“多強”成員的發展不平衡,中國的上升趨勢明顯,而日本的實力地位下降,甚至有被擠出“多強”行列的可能;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大國崛起,特別是印度,實力地位明顯上升,正在躋身“多強”行列。縱觀曆史,“一超多強”格局的演進經曆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一超地位有所提升,打造單極世界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是單極世界得以推進的明顯標誌。美國與歐盟緊密合作,空中打擊南斯拉夫聯盟,實質上是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而反對這場戰爭的力量則顯得很無奈。與此同時,北約出台了戰略新概念,將共同價值觀作為其失去華約這個對立麵後的存在基礎。在東亞,美日同盟不僅得到加強,而且也強調維護共同價值觀。如此一來,美歐日這三大戰略力量在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上緊密聯合,而美國則是無可質疑的盟主。
第二階段是“9·11”至今。“9·11”雖然給了美國進一步推進單極格局的難得機遇,但是美國卻過度消費了這一機遇。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得到了全部盟友的支
持和世界多數國家的同情,以至於有些美國戰略家宣稱“單極時刻”到來了。然而,僅兩年後,當美國繞過聯合國以不充分的理由發動伊拉克戰爭時,卻遭到相當多國家的反對,甚至法國和德國這兩個北約重要成員還同俄羅斯聯手反對這場不義之戰。西方世界分裂了。以法德為核心的歐盟不支持美國,單極格局很難實現。從一定意義上說,法德的行為拉開了歐盟同美國的距離,這也意味著歐盟並不想成為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的支持力量,而是要成為一支獨立的戰略力量和世界一級。而與此同時,中國和俄羅斯一直在倡導推進多極化。單極格局遇到了三股戰略力量的挑戰。多極化的勢頭日漸明顯。
始於2008年的金融危機重創了美國的軟硬實力,單極格局更加遙遠。雖然歐盟也遭受金融危機的打擊而實力下降,但是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大國卻表現不凡,金磚國家集團活躍於國際舞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印度。不僅許多戰略家看好印度的發展前景,將之納入“多強”行列,而且美國等大國都提升印度在本國對外戰略中的地位。從一定程度上說,印度已經成了推進多極化的重要力量。如果將中俄歐印日視為“多強”成員,那麽“多強”的總體實力不斷上升的趨勢明顯超過“一超”。奧巴馬第一任期提出“多夥伴”外交,就是看到了“多極化”趨勢,試圖借助中小國家力量來平衡“多強”。近年來美國戰略界熱議“美國衰落”問題,這本身就體現了美國戰略界看到了多極世界的前景,而對單極世界越來越不抱希望。
(二)非極化
與多極化相伴隨還有一個趨勢,就是非極化。冷戰後,“非極力量”(即那些不可能成為“極”的中小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發展得更快,非極化成為大趨勢,而且發展勢頭更為強勁。
軍事上,在“極”之外,仍然有巴基斯坦、以色列、朝鮮等國家掌握著核武器,伊朗等國家都擁有開發核武器的能力;“極”外國家的軍費開支仍占世界的1/4以上。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和科學技術的傳播,“極”外國家所掌握的軍事資源會越來越多,軍事實力也相應地趨於增大。特別是隨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中小國家會掌握越來越多的威懾、反製大國軍事威脅的手段,從而使大國所具有的軍事力量優勢難以發揮出來。
經濟上,在“極”之外,既有加拿大、澳大利亞、韓國、以色列等經濟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國家;又有像巴西、墨西哥、南非、越南、印度尼西亞、阿根廷、土耳其這樣的發展中大國和中等國家;更有中東、中亞等地區的擁有豐富能源、資源的國家。東南亞、拉美、非洲都是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其在世界經濟總量中所占有的份額趨於上升。近些年國際投資界十分關注的“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鑽石11國”(孟加拉國、埃及、印尼、伊朗、韓國、墨西哥、尼日利亞、巴基斯坦、菲律賓、土耳其、越南),除中國、俄羅斯和印度外,都不是“多極”中的成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非極力量”擁有世界大部分人力資源、能源和原材料,隨著世界的進步,它們會越來越善於運用自己的資源和權力,從而增大它們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有一個重要的事實非常值得注意:盡管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水平很不平衡,而且有些國家長期停滯不前,但是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作為整體,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高於發達國家”。
政治上,中小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在上升,這是不爭的事實。除了“非極”的國家行為體之外,還有非國家行為體,包括國際組織(特別是沒有“極”參加的國際組織,如非洲聯盟、石油輸出國組織、東南亞國家聯盟)、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各種恐怖組織和犯罪組織以及特殊的個人。金融大亨索羅什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的作用甚至超過許多國家行為體。“基地”組織對美國搞的“9·11”恐怖襲擊,對美國和世界所造成的影響,勝過那些“極”。
除了力量對比外,各種力量之間的關係也能反映非極化。冷戰結束以來的許多重要國際衝突並不是發生在所謂的“極”之間,而是在“極”與“非極”之間。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並不是發生在“極”之間,可以說都是某些“非極力量”與“一超”或“多強”之間的較量。“9·11”之後的10年,讓美國最為頭痛,對單極構成直接挑戰的並不是那些“極”,而是所謂“無賴國家”、“邪惡軸心”和恐怖組織等“非極力量”。
非極化的發展態勢表明,如果說過去在考察世界格局時可以隻將目光盯住大國,那麽在人類曆史進入21世紀後,就不能再漠視非極力量了。非極力量已經成為世界格局的重要構成部分,非極化是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在製定對外戰略時必須考慮的因素。
(三)非西方化
世界格局演進的兩大趨勢即多極化和非極化共享著一個重要背景,這就是非西方國家群體性崛起,亦即“非西方化”。
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所說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增強”實際上是非西方國家群體性崛起導致的。縱觀當今世界,雖然有不少發展中國家仍然處於貧困狀態,但是已經有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在快速發展,成為新興市場國家,處在崛起的進程中。
自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上一直居領先地位,西方國家與發達國家幾乎是同義語。後來日本躋身發達國家行列,但其治國理念和行為方式幾乎完全西方化,成為西方列強的一個成員。廣大的亞非拉國家長期處於弱勢地位,而且絕大多數都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遭受西方列強的欺負、掠奪、奴役。
非西方國家崛起首先表現為政治崛起。幾乎與二戰結束相伴隨,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勢不可擋,殖民體係土崩瓦解。對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的曆史意義,毛澤東有過非常精辟的評價:“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1789年法國大革命,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都是偉大的,但是都沒有1945年以來這樣大的規模。”毛澤東所言不過。從1945年到20世紀70年代末,共有78個國家獲得獨立。這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政治地理狀況和政治格局。實際上,在二戰後的曆史中,除了美蘇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外,還有一個重要進程,這就是民族解放運動和第三世界崛起。聯合國成立時隻有 51個成
員國,而到了1971年第26屆聯大時,則有129個成員國。後增加的成員都是在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中新獲得獨立的國家。沒有這一變化,中國是很難取得打破美國阻撓、重返聯合國的勝利的。在表決2758號決議時,76張讚成票中有62票來自亞、非、拉國家,其中亞洲19個,非洲26個,拉丁美洲17個。聯合國成員國構成的變化使得美國等西方國家操縱聯合國的能力趨於下降,到了70年代初,美國已不可能像50年代初那樣利用聯合國來實現自己的意誌了。這是時代變化的定局,是世界潮流的必然結果。
不過,廣大亞非拉國家實現政治獨立後,經濟發展仍然長期滯後,在世界經濟中居邊緣地位,繼續充當著發達國家的資源供應地和商品銷售市場的角色。經濟落後使得一些發展中國家形成對發達國家的依賴,經濟獨立難以維持。一些發達國家在同這些經濟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交往時,經常將經濟合作、經濟援助作為向這些國家進行文化滲透、價值觀傳播的工具,甚至幹涉其內政,從而侵蝕其政治獨立。
然而,也有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在獲得政治獨立後,奮發圖強,改革開放,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最終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金磚國家由概念成為現實,比如像中國、印度、巴西這樣的發展中大國,經濟發展成就受到公認,發展前景更受期待。二十國集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活躍於國際舞台,顯示出發達國家對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大國的重視。
非西方國家——發展中國家以及像俄羅斯這樣的新興市場國家——的總人口占世界的85%,而且擁有豐富的資源,發展潛力巨大。隻要這些國家能夠找到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必定會不斷取得發展成就。已經走在經濟崛起之路上的非西方國家無疑會提供越來越多的經驗。可以預計,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國家加入到群體性崛起的行列,從而使非西方國家的整體實力增強。就像當年民族解放運動是個大趨勢一樣,非西方國家在經濟上崛起也是個大趨勢。實際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發達國家。這是一個更帶全局性的格局變化。盡管發展中國家在總體實力上超越發達國家還需要時日,但是它們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與作用絕對不能再被漠視了。
伴隨著非西方國家的群體性崛起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多極化與非極化,非西方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也應當相應提高,而這一進程必然伴隨著國際體係的變革以及國際關係的進化。
(四)世界格局變化推動國際體係變革
世界格局是國際秩序存在的基礎,二者是國際體係的主要構成內容。也有學者將國際格局視為國際秩序的組成部分,但是嚴格意義上說,兩者內涵和外延有明顯的區別。冷戰結束後,世界格局朝多極化方向演進,但是國際秩序並無明顯變化。比較起來,國際秩序穩定性較強,而世界格局穩定性較差。通常是世界格局的變化引起國際秩序的調整,進而導致國際體係演變。從國際關係史來看,國際體係演變基本上是與世界(國際)格局變化相一致的。三十年戰爭後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亞體係,這個體係的建立者就是主要戰勝國,即法國、瑞典、荷蘭以及雖受戰爭重創但仍保持大國地位的西班牙。從格局角度說,這是個多極格局。由於威斯特伐利亞體係隻適用於西歐,所以那時的格局隻能算是區域性的國際格局。在東亞地區則是中國主導的朝貢體係下的“單極”格局。威斯特伐利亞體係的最鮮明特點是確立了主權國家為主要國際行為體,這一點直到現在仍未改變。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在的國際體係仍然是威斯特伐利亞體係的延續,隻不過是其“變型”而已,後來的國際體係改變的隻是枝節,而非根本。主權國家原則就是一種國際行為規範,所以,威斯特伐利亞體係也包含著一種國際秩序。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顛覆了三十年戰爭後形成的多極國際格局,因此也終結了威斯特伐利亞體係。正如托克維爾所說,法國大革命“沒有自己的疆域;不僅如此,它的影響可以說已從地圖上抹掉了所有的舊國界”。拿破侖戰爭後形成的維也納體係,也是建立在多極國際格局基礎上,隻不過是舞台上的主角變了,主宰歐洲事務的大國變成了英國、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後來法國也加入這個行列(實際上,這五國早在拿破侖戰爭前許久就已成為歐洲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維也納體係的顯著特點是在國際秩序上有了一大進步。四大國建立了“歐洲協調”機製,以避免大國之間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凡爾賽——華盛頓體係也是以多極國際格局為基礎,不過這時的國際舞台放大了,美國和日本加入了主角的行列,這時的國際格局突破了歐洲地域,具有了世界性,但是仍然難以被視為世界格局,因為像蘇聯、德國這樣的大國以及眾多亞非拉國家都未在體係內。凡爾賽——華盛頓體係在國際秩序上也有重大進步,就是建立了國際聯盟。與“歐洲協調”相比,國際聯盟是正式的國際組織,是較高層次的國際機製。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雅爾塔體係,最初也是建立在多極世界格局的基礎上,美蘇英中四大國共同創建了聯合國。在國際秩序上,聯合國比國際聯盟更完善。
當然,國際秩序演變與國際格局變化並非總是保持一致。1870年德國統一後,實際上已經顛覆了維也納體係的多極格局,但是國際秩序並無調整,也沒有一個相應的國際體係形成。以後,美國和日本崛起,國際格局進一步演變,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國際秩序也無變化。當然,也有另一種脫節情況,即格局未變,但秩序變了。比如,維也納體係到1848年歐洲革命後就名存實亡,大國協調機製基本上不再發揮作用。但是這時的國際格局尚未有實質性改變。
總的來看,國際格局變化通常會導致國際秩序的變革,或者說國際秩序變革的主要動因是國際格局變化,而國際秩序變革又會鞏固已經形成的新格局。世界(國際)格局變化是國際戰略力量特別是大國力量對比變化的結果,當現行秩序不能滿足新崛起戰略力量的需求時,就需要變革。當國際秩序不能和平地變革時,也就是崛起力量與守成力量之間的矛盾不能通過和平方式解決時,戰爭就會到來,舊秩序不複存在,因為國際社會已經失去“有條理、不混亂的情況”。戰爭過後,勝利者便試圖構建新的秩序,以固化已經形成的新格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