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國際關係現代化的現實基礎與環境_二、時代特征與主題
二、時代特征與主題
主權國家雖然依然是國際政治的基本行為主體，但是這些主權國家以及由它們構成的國際關係卻身處與以往大不相同的環境之中並且不斷被這個環境塑造著。這個環境首先是時代特征與主題。
（一）當今時代主要特征
當今時代有許多鮮明的特征，表現在經濟、社會、文化各個層麵，集中體現為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
1．經濟全球化
全球化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地理等多個層麵，正如德國學者烏爾裏希·貝克所說的，“伴隨全球資本主義的是一種文化與政治的全球化過程”。不過，經濟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核心內容，所以全球化通常就是指經濟全球化。對經濟全球化概念，目前學術界雖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對其精神實質是有共識的。所謂經濟全球化，是指世界經濟發展的這樣一種趨勢，即隨著世界統一大市場的形成，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跨國公司的蓬勃發展，國際貿易的迅速增長和國際金融市場的急劇膨脹，整個世界正日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各個地區、國家和民族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尤其是現代信息、交通技術設備，使得各國、各地區之間的距離大大相對縮小，地球正在變成一個小小的“地球村”。
全球化進程應該從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算起。地理大發現不僅證明地球是個“球體”，即它本來的樣子，而且使“世界不同地域、不同膚色的人們第一次明確無誤地認識到，自己同那些與本族不同的人群是居住在同一個圓球上。從此，人類間的交往和心態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異國他鄉亦是地球的一部分，此地彼地是不可割裂脫開的；凡地球人皆有理由相識溝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更為重要的是，地理大發現推動了國際貿易的發展，使得世界市場開始形成，而國際貿易又直接促進了工業革命的發生。從此，人類社會步入了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相互依存與相互作用”的時代。
此後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經曆了兩個**：第一個**從19世紀初到20世紀初，期間經曆了兩次科學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第二個**始於20世紀70年代，目前仍在進行中。從第一個**結束到第二個**出現，有三個循環現象。第一個循環是在經濟層麵上，世界市場由統一到分裂又到統一（統一—分裂—統一）。到19世紀中葉，世界市場已經形成。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論述的：“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 “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 “過去那種地方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第二次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展開，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了壟斷階段，隨著殖民地被瓜分完畢，資本主義勢力滲透到了全球的每一個角落，世界市場已經包容了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國家和地區。與世界市場形成相伴隨，“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20世紀70年代末，是全球化進程的低潮，全球化進程嚴重受阻。兩次世界大戰和30年代大危機都是這種低潮的表現，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使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被打破。從市場的角度看，世界被一分為二，出現了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一方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另一方是蘇聯、經互會的計劃經濟，雙方基本是互相獨立的；從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看，直到70年代之前，世界的科技水平與生產能力並不比20世紀初高出多少。
始於20世紀70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極大地推動了全球化的進程，使全球化進入一個新的**。這次經濟全球化**主要有如下幾方麵表現，並且各個方麵互相促進、影響。第一，世界貿易迅速增長，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自80年代以來，跨越國界的國際貿易幾乎成倍增長，在世界生產總額中所占的比例在1993年為17%，而1950年隻占7%, 1973年占12%。前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長魯傑羅說過：“在過去6年裏，世界貿易增長率是世界經濟增長率的3倍，經濟全球化是被貿易發展推著走的一列高速火車。”第二，跨國公司迅猛發展，實力越來越大，並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因素。據統計，到1994年，世界已有4萬家跨國公司，其中25萬家子公司滲透到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幾乎所有的經濟領域和部門。它們控製著40%的世界生產和60%的世界貿易。這些跨國公司進行跨越國界和地區界限的生產和經營，實施全球範圍內最佳資源配置和生產要素組合，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全球化。越來越多的產品很難說是哪一個國家生產的，而隻能說是“某某公司生產”。“國際性產品”日益增多。第三，資本金融市場急劇膨脹，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內容。據統計，1993年全球流動的私人資本達3萬億美元，是1990年的3倍。全球外匯市場平均日交易額從1989年的6200億美元擴大到1997年的1.5萬億美元。全球外匯市場的資金以極快的速度運動著，這一方麵有助於世界範圍內優化資本配置，促進世界經濟和貿易的發展，另一方麵也使國際金融風險增大。
在這次全球化大潮中，適者生存。以蘇聯為代表的計劃經濟體係由於不能適應全球化浪潮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新科技革命浪潮的需要，結果在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競爭中敗下陣來。從某種意義上說，蘇聯失敗的真正罪魁禍首是全球化。以蘇聯東歐劇變為標誌，冷戰結束，世界市場又歸統一，雖然中國等國家仍然在堅持社會主義製度，但也都在融入統一的世界市場，而不是遊離於其外，更不是自成一體。從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看，在第二次全球化**中，世界的科技水平和生產能力有了質的飛躍。
第二個循環是在意識形態層麵上，由自由主義占主導地位到多種意識形態並立，又到自由主義占主導（自由主義—多種意識形態—自由主義）。1848年革命後，資本主義在歐洲和北美完全占據統治地位，與之相應，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自由主義—也在歐美占據統治地位，以後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又傳播到其他地區。原來代表封建主義殘餘的意識形態如英國的保守主義逐漸革身換麵，吸納了自由主義的要素，向自由主義靠攏。雖然社會主義思潮已經在歐洲興起，但還不足以挑戰自由主義的地位。到了20世紀，自由主義受到了嚴峻的挑戰，主要來自於科學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由理論到實踐，曾一度成為十幾個國家的官方意識形態；法西斯主義曾猖獗一時，掃蕩了大半個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在二戰後曾一度相當發達，成為西歐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之一。然而經過近百年的較量，還是自由主義獨領**。法西斯主義隨著反法西斯戰爭的結束而衰亡，現在仍處在如過街老鼠的境地；民主社會主義已經革身換麵，不僅實現了向社會民主主義的轉變，而且還舉起了“第三條道路”的大旗，向自由主義靠攏；科學社會主義處於明顯的低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雖然在中國大地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使科學社會主義獲得新的生機，但是在世界範圍內尚未形成從根本上挑戰自由主義的態勢。難怪弗朗西斯·福山放言“曆史的終結”。在福山看來，蘇聯東歐的劇變不隻是冷戰的結束，也是意識形態進化的終點；西方的自由民主已經戰勝包括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在內的各種極權主義，成為人類政治的最佳選擇，也是最後的形式；自由民主是人類進步的大方向，“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不能再改良了”。雖然在看到中國模式的成功後，福山修正了他的思想，認為人類政治文明應當給中國一席之地，但是他仍然堅持自由主義是當今世界占主導地位意識形態的觀點。
第三個循環是政治格局層麵上，由英國霸權到多強並立到兩極爭霸再到美國霸權（霸權—多強和兩極—霸權）。直到20世紀初，英國的霸權地位還是非常穩固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改變了這種局麵，英、德、美、蘇、日幾強並立，英國霸權實際上已經不複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了美蘇爭霸的局麵，美國霸權隻是在西方世界能夠成立。冷戰結束後，美國獨霸世界的局麵才真正出現，雖然存在著多強製衡，但多強中的任何一強都無力也不願挑戰美國的霸權，這與20世紀前的情形非常相似，雖然有德、法、俄、美等強國，但都構不成對英國霸權的挑戰。
以上三個循環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實際上是一個過程的三個層麵，這個過程就是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是基礎，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就是自由主義，而霸權國家則是全球化進程中居最優勢地位的國家。非常有趣的是，兩個霸權國家都是英語國家，都是基督教新教占優勢地位的國家，都是自由主義根深蒂固的國家，都是自由市場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
進入21世紀後，上述三個循環的第二和第三個出現了新的發展態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和全球金融危機使得自由主義再次麵臨嚴峻挑戰。隨著多極化進程加速，美國霸權已現疲態，對全球化的推動作用明顯減弱；與之相應，中國等新興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推動作用增強。
雖然經濟全球化進程早已開始，但是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成為國際社會高度重視的現象並被看成是影響世界發展的大趨勢。盡管當今世界存在著反全球化運動，全球化也遭受了國際金融危機等諸多挑戰，但是經濟全球化進程並未被逆轉。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要充分估計世界經濟調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會改變。”
要深刻認識全球化進程，必須認識科技進步與科技革命。科技進步既是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量，同時自己又構成一個影響世界發展的大趨勢。
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是一種在曆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它推動人類社會各個方麵的變革和發展。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科技進步，特別是科技革命，在引起生產力變革、改變社會生產狀況的同時，都改變了全球範圍內的經濟、政治關係。科技進步的一個規律就是加速度發展。第一次科技革命後200多年間的科技成果，超過以往幾千年人類所取得的科技成果的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或稱新科技革命）的創新遠遠超過以往全部時代的總和，而這次革命目前仍在繼續，並且是全方位加速度發展。正如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末所指出的：“世界形勢日新月異，特別是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很快。現在的一年抵得上過去古老社會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當前科技革命的一大特點就是高科技領域的發展非常快，“高科技領域的發展一日千裏”。而高科技的這種發展勢頭在人類社會跨入新世紀之時並未減弱。鄧小平所預言的“下一個世紀是高科技發展的世紀”正在成為現實。
對科技革命在新世紀的發展態勢，中共領導人有非常深刻的認識。習近平指出：“進入21世紀以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全球科技創新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和特征……麵對科技創新發展新趨勢，世界主要國家都在尋找科技創新的突破口，搶占未來經濟科技發展的先機。”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對科技革命這個大趨勢的認識，是一脈相承的。
2．社會信息化
社會信息化是指通過現代信息技術和網絡設施把信息資源充分運用到社會各領域的過程，它是比產業信息化和經濟信息化更高級的信息化發展階段。“信息化”概念自20世紀60年代產生後，起初主要局限在產業領域，後來又擴展到整個經濟領域。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個人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的進步，信息化擴展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麵，給人們的生活帶來極為深刻的影響。如果說什麽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事物，那就是信息。隻要有相應的終端設備，哪怕是身在東西兩個半球的人，都可以進行即時的信息交流，這時，地球不僅僅是個“地球村”，而是一個“地球屋”。信息交流的便捷，極大地促進了知識、情報、新聞等信息源的傳播，在這方麵，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空前加強。在計算機網絡麵前，高官富豪與普通百姓在獲取信息的權利和能力上沒有什麽區別，除非是涉及國家機密之類的特殊信息。社會信息化還促進了民眾政治覺醒和民主意識增強。過去隻有知識精英才掌握的其他國家的治理方式和製度，現在普通百姓都很容易知曉。他們會對比本地政府的治理方式及各種政策，然後加以評論，或提出建議，甚至施加壓力。
進入21世紀後，隨著互聯網技術出現新的飛躍，信息網絡化成為一大趨勢並對人類社會的各個層麵都帶來巨大影響。一方麵，上網設備多樣化，入網方式便捷化，網站數量急劇上升，從而導致互聯網用戶大幅度增長，另一方麵，上網方式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除了發送電子郵件、瀏覽門戶網站外，電子商務、電子政務、社交媒體等已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隨著微博、微信的普及，人類社會進入了“兩微時代”。人類的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據KPCB（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發布的《2015年互聯網趨勢》（2015 Internet Trends）報告稱，全球60%的人能接入互聯網，其中有78%的人每天在互聯網上的時間超過了兩小時。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的：“縱觀世界文明史，人類先後經曆了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產業技術革命，都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現在，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日新月異，引領了社會生產新變革，創造了人類生活新空間，拓展了國家治理新領域，極大提高了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互聯網讓世界變成了‘雞犬之聲相聞’的地球村，相隔萬裏的人們不再‘老死不相往來’。可以說，世界因互聯網而更多彩，生活因互聯網而更豐富。”
中國領導人非常重視信息化和網絡化。中共十八大報告將“社會信息化”看成世界形勢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中國於2014年2月27日成立了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在該小組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信息技術革命日新月異，對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等領域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相互促進，互聯網已經融入社會生活方方麵麵，深刻改變了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我國正處在這個大潮之中，受到的影響越來越深刻。”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習近平清晰地表達了中國的互聯網政策：“中國正處在信息化快速發展的曆史進
程之中。中國高度重視互聯網發展，自21年前接入國際互聯網以來，我們按照積極利用、科學發展、依法管理、確保安全的思路，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網絡經濟，推進信息惠民。同時，我們依法開展網絡空間治理，網絡空間日漸清朗。目前，中國有6.7億網民、413萬多家網站，網絡深度融入經濟社會發展、融入人民生活。”他還強調，在“十三五”時期，中國將大力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國家大數據戰略、“互聯網+”行動計劃，發展積極向上的網絡文化，拓展網絡經濟空間，促進互聯網和經濟社會融合發展，讓互聯網發展成果惠及13億多中國人民，更好地造福人民。
3．文化多樣化
與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相伴隨的是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全球化、信息化和網絡化對世界原有的各種文明和文化都造成嚴重衝擊，但並未導致這些文明被同化，沒有改變文明與文化的多樣性，而是重塑了多樣性文明和文化。
世界文化與文明本來就是多樣的，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基督教文明、非洲文明、拉美文明等，都有悠久的曆史，各具特色，交相輝映。然而，近代以來，以基督教文明為基礎的西方文明崛起，處於明顯的強勢乃至霸權地位；其他文明，伴隨著承載之的國家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民族受欺負、壓迫，或衰落，或處明顯的弱勢。隨著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一大批承載著非西方文明的國家獲得了獨立。隨著這些非西方國家的發展、壯大，非西方文明也不斷發展、壯大，而且呈多元化、多樣化的趨勢。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非洲文明、拉美文明等都展現出自己的獨特魅力。文明多樣化成為世界大趨勢。
2014年3月27日，習近平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發表演講，係統闡述了中國的文明觀。他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類文明因多樣才有交流互鑒的價值”, “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集體記憶。人類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創造和發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
文明多樣性成了當今世界的一個顯著特征，也構成當今國際關係環境的一個重要方麵。
（二）時代主題是和平與發展
在經濟全球化等大趨勢的作用下，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時代主題。這個時代主題對國際關係帶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
1．時代主題的演進過程
雖然國際社會直到20世紀70年代以後才認識到“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個重要課題或主題，比如社會黨國際在1978年11月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就對和平與發展問題進行了討論，並將之看成是“兩個具有廣泛意義和彼此相關的議題”, 但是“和平與發展”取代“戰爭與革命”而成為時代主題這一進程在50年代中期便已經開始了，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這一進程基本完成，以後不斷深化，即使發生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等重大事變，也未動搖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對這個時代主題的判定與堅持，給中國國際戰略和對外政策帶來重大影響。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雖然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體對時代主題的判斷沒有發生變化，但是，每當國際上發生較大的事變時，都會出現質疑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聲音。究其原因，與質疑者對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內涵、本質存在認識上的誤區有密切關係。
“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是與“戰爭與革命”時代主題相對而言的。20世紀初，列寧分析了當時國際形勢變化的特點，指出世界進入了“帝國主義時代”，並提出了兩個十分重要的觀點：一是帝國主義就是戰爭，二是戰爭必然引起革命。列寧的論斷符合當時的客觀情況。20世紀上半葉，國際關係主要是圍繞著戰爭與革命展開的，可以說，戰爭與革命就是那個時代的基本特征和主題。斯大林繼承了列寧的時代觀，認為隻要資本主義製度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不僅如此，他還認為戰爭將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首先爆發，然後，無產階級將在革命中奪取政權。中國領導人在20世紀50—60年代也一直堅持認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甚至“迫在眉睫”; “當代世界的主流傾向是革命”, “用革命製止戰爭”。
“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觀認為“戰爭不可避免”、“戰爭引起革命”、“革命製止戰爭”，這種判斷在二戰後初期還是有依據的。由於美蘇兩大軍事集團尖銳對立，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一度就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懸在世界人民頭上。
然而，世界形勢發生了人們預想不到的變化。首先，民族獨立成為世界潮流，絕大多數國家都擺脫了殖民統治，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而在這個過程中，並未像二戰前那樣普遍遭到宗主國的殘酷鎮壓。相當多的國家是通過和平方式取得民族獨立的，獨立後又同原宗主國保持著密切關係。其次，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由於統治者采取了許多較務實的調和階級矛盾的措施，特別是由於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勢一直沒有出現。最後，由於種種原因，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協調得都比較好，矛盾並不很尖銳，帝國主義戰爭也一直未再發生。斯大林所概括的三大矛盾 並未像他預言的那樣都越來越尖銳。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製度國家之間的矛盾，即東西矛盾，曾一度相當尖銳，人們所擔心的也正是這對矛盾激化會引起世界大戰，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實際上是兩種社會製度力量的一場較量。然而，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國際緊張局勢出現了緩和的跡象。1952年2月，西歐各國不顧美國的反對，參加了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這表明東西方國家可以坐在一起談論國際事務；1953年2月，印度總理尼赫魯提出了“第三地帶論”，顯示出印度要實行一種不加入美、蘇兩大陣營任何一方的和平外交路線；同年3月，斯大林逝世，蘇聯展開積極的外交攻勢；同年5月，英國首相丘吉爾提議舉行以英、美、蘇為中心的大國首腦會談，這一建議得到了反對黨工黨的支持；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簽字，朝鮮戰爭宣告結束，交戰雙方通過談判方式而非一方勝利另一方失敗促使戰爭結束。此後，緩和跡象進一步加強。1954年7月，日內瓦協定簽署，協定保證印度支那三國各自的獨立、統一與和平；1955年4月，萬隆會議召開；同年7月，美、英、法、蘇四大國首腦在日內瓦舉行會談，通過協商，表達了不進行戰爭的熱情，產生了“日內瓦精神”。這些事件的發生，表明兩種製度之間的矛盾不一定必須用世界範圍的戰爭來解決，也表明世界各種力量都不希望爆發新的世界大戰，世界人民和各國負責任的政治家都希望世界有一個和平的局麵。實際上，從這時起，“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已經開始逐漸形成，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將主要注意力放在發展本國經濟上。隻不過是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並沒有對之做出正確判斷。鄧小平曾說過我們自己“耽誤了二十年”的建設時間，由此推論，“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形成。到了70年代初，隨著中美緩和、中日複交、美蘇緩和、越南戰爭結束等事件的發生，“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已變得較為明朗，世界大戰與世界革命的可能性更加減弱，求發展成為世界潮流。80年代初，鄧小平明確指出：“國際上有兩大問題非常突出，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南北問題。還有其他許多問題，但都不像這兩個問題關係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意義。”這表明中國領導人對時代主題變換已有了明確的認識。
2．時代主題的內涵
在鄧小平的論述中，雖然未直接用“時代主題”這樣的詞語，而是用“兩大問題”，但從他的“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等提法中推斷，完全可以肯定地說，在他看來，時代主題就是“和平與發展”，而絕不再是“戰爭與革命”。正因為這樣，黨的十三大報告采用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的提法，這一概括得到了鄧小平的認可，他曾指出：“十三大政治報告是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十四大報告正式采用了“時代主題”的提法。十五大至十八大都堅持“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這個論斷。
還需要認清的是，說“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並不意味著這兩個問題已經解決了，而是恰恰表明這兩大問題正是擺在世界人民麵前的、需要解決的問題，就像“戰爭與革命”作為那個時代的主題並不意味著世界革命已經成功一樣。如果這兩大問題完全解決了，那麽它們就不應再是時代主題了，就會有新的大問題來取代它們充當時代主題。正因為這樣，20世紀90年代初，麵對急劇動蕩的國際形勢，鄧小平在指出“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一個也未解決的同時，又強調：“看起來，我們過去對國際問題的許多提法，還是站得住腳的。”這裏所說的“提法”當然包括“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提法。
從“和平與發展”取代“戰爭與革命”成為時代主題的過程以及鄧小平的有關論述來看，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內涵就是：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人民所關注的“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本質就是：求和平、謀發展是世界人民的願望和迫切需要，是一切進步力量的崇高事業，是世界大趨勢和時代潮流。
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的時代主題，主要原因是人類社會的整體進步和時代特征的變化。就拿和平問題來說，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二戰後，全世界人民，尤其是直接遭受戰爭之苦的歐洲、亞洲以及美國人民都渴望和平、痛恨戰爭。多數國家的當權者和政治家也不願發生戰爭，而且還為避免戰爭而努力尋找辦法。有“戰爭領袖”之稱的丘吉爾在行將退出政治舞台前寫道：“我殷切地希望，新舊一代能夠糾正以前的一些錯誤，從而根據人類的需要和光榮，控製住正在展開的可怕的未來景象。”二戰後，各種和平運動風起雲湧，和平組織層出不窮，表明和平已深入人心，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在這種和平潮流下，誰敢像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勢力那樣發動戰爭，誰就會遭到世界人民的唾棄，誰就會滅亡。美蘇兩國當權者應當了解這一事實，不敢逆曆史潮流而動。
當然，核武器出現後，核毀滅的前景也在相當大程度上約束了大國之間的戰爭，使得大國的領導人更加謹慎地對待戰爭問題。
20世紀60年代以後，國際局勢緩和的趨勢越來越加強，最後發展到如鄧小平所分析的那樣，“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 “真正支持戰爭的沒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對戰爭的”。就是美國人民也是熱愛和平、反對戰爭的。在1969年10月15日的“反對越南戰爭大示威”中，有25萬人赴華盛頓參加示威。美國人民的反戰運動給美國政府造成了極大壓力，促使其調整對越政策。
就發展問題來看，二戰後國際政治的一大特點就是經濟實力在國家綜合實力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國家和地區間的發展競爭越來越激烈。美國由於過多地將資源和精力用於國際軍事競爭上，從而放鬆了對國內發展的關注，終而導致美國的相對衰落，西歐、日本趁勢崛起。尼克鬆政府對此已有所認識。在1971年7月6日堪薩斯城講話中，尼克鬆說：二戰結束時，美國無論在軍事上還是經濟上都處於世界第一位，但是“過去25年已經發生了非常巨大的變化”, “美國不再是從經濟角度來說的世界頭號國家，超群的世界強國，也不再僅僅有兩個超級大國，當我們從經濟角度和經濟潛力來考慮問題時，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尼克鬆才提出“從那些我們攤子鋪得太大的地區削減我們承擔的義務”, “將側重點放在優先地區”，並“開始較多地注意歐洲”。為此，美國必須緩和同中國的關係，結束同中國的對抗狀態。美國要削減它所“承擔的義務”，從一定意義上說是要改變在經濟發展上相對滯後的局麵，這是美國國家利益的需要，客觀上也是與求發展這個世界潮流相吻合的。求發展是當今世界人民的普遍願望，也是美國人民的要求。冷戰後的美國第一次大選，選民拋棄剛剛打贏海灣戰爭的大英雄（老）布什，選擇承諾將發展本國經濟放在首位的克林頓，就很能說明問題。
3．冷戰後時代主題的深化
冷戰結束後，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進一步強化。與冷戰期間相比，冷戰後國際局勢相對緩和除了表現為沒有軍事集團對峙外，還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
其一，局部熱戰雖然未能避免，但其規模和烈度及對世界和平局麵的影響要比冷戰期間某些局部熱戰如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小得多。20世紀50—60年代中美對抗時期，美國就曾經先後四次動過念頭，想對中國動用核武器（朝鮮戰爭、兩次台灣海峽危機和越南戰爭）。
其二， 雖然有些國家在增加軍費預算，並進行高新科技武器的研究與開發，但是並未形成世界範圍內的軍備競賽尤其是核軍備競賽。
其三，民族之間的戰爭趨於減少。在冷戰結束初期，民族、種族間的戰爭確有膨脹趨勢，並被許多國際問題專家和一些國家領導人看成是後冷戰時期影響國際局勢穩定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情況發生了變化。美國學者格爾認為，“在整個90年代，采用暴力手段的民族群體的數目稍稍下降。到了90年代末，民族群體采取的最常見的戰略不是武裝衝突，而是一般的政治鬥爭。從1993年到2000年初，自決戰爭的數目減少了一半。在90年代，16場分離主義戰爭通過談判和協議得到解決，另有10場通過停火和持續的談判得到控製”。格爾最後認為，這些情況表明民族和解的趨勢加強，少數民族與多數民族關係的新體係正在形成。民族戰爭的減少與民族和解趨勢的加強，無疑是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進一步深化的重要表現。由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發表的《人類安全報告》顯示，武裝衝突的數量於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全世界範圍內減少。“2003年的衝突數量比1992年減少了40%，而造成陣亡人數超過1000人的衝突減少了約80%。種族滅絕等大規模屠殺平民事件也減少了80%”。
其四，全球武裝衝突數量明顯減少。美國馬裏蘭大學國際發展和衝突管理中心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世界各地的衝突數量在1991年達到高峰，但到90年代末已經銳減，“減至自70年代初期以來從未見過的低水平”。
從更寬廣的範圍看，冷戰時期製約戰爭的因素不僅仍然存在，而且還有所發展：
第一，世界人民更加反對戰爭，要求維護和平。就拿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來說，美國雖
然不經聯合國授權用武力推翻了伊拉克薩達姆政權，但是卻遭到世界人民和多數國家的普遍反對。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發生了大規模的反戰示威。美國的國際形象因伊拉克戰爭而大大受損。
第二，東西矛盾已不再像冷戰時期那樣尖銳。美國雖然堅持“反共主義”的冷戰思維，試圖遏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並且日益強大的中國，但由於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和平發展，使得美國的遏製政策難以推行下去。美國的盟友對遏製中國並不像當年遏製蘇聯那樣熱心，而沒有盟友的配合，美國是孤掌難鳴的。英法德意澳等西方國家頂住美國的壓力，決定成為中國發起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創始國，表明這些國家不願意為了意識形態鬥爭而犧牲經濟利益。同時，由於中國堅持改革開放政策，使得中美之間在經濟上的聯係越來越緊密，共同利益逐漸增多，這增強了美國發展與中國關係的動力。此外，隨著兩國交往的增多，兩國人民和政府之間的接觸和相互了解增強，這有利於化解兩國之間的矛盾。現在的中美關係要比冷戰期間的美蘇關係密切得多。過去，美蘇首腦會談，主要議題就是削減核武器，而現在中美首腦會談時則更多地是談論雙方在經濟、地區安全、全球治理方麵的合作。
第三，發展競爭越來越激烈。現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將主要注意力放在本國的發展上。求發展，就需要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因此，從本質上說，維護世界和平符合世界各國的利益。
第四，科技進步勢頭依舊。科技進步的趨勢使國際競爭的主戰場逐漸由軍事領域轉向經濟、科技領域，這無疑有利於減緩利益衝突國家之間的軍事對抗，有助於削弱戰爭因素。
第五，核軍備控製雖然取得不小成就，但是美、俄等國的核武庫仍然龐大，還是能夠毀滅整個人類和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而世界大戰甚至大規模地區戰爭，難以避免引發核大戰，這是所有國家特別是大國必須認真對待的。
總之，在存在兩大軍事集團尖銳對峙的冷戰期間，“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這一命題尚能夠成立，那麽在冷戰結束後，這一命題就更有生命力了，正如習近平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指出的：“要充分估計國際矛盾和鬥爭的尖銳性，更要看到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不會改變。”
4．和平與發展麵臨著挑戰
在認識到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以及“國際力量朝著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方向發展，保持國際形勢總體穩定具備更多有利條件”的同時，還必須看到世界仍然很不安寧，世界和平與發展仍然麵臨諸多挑戰。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距達到目標而“結題”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尤其是世界和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之後，更受世人關注。已經享受了近70年和平的世界多數國家，能否攜手將這種總體和平局麵維持下去？這已成擺在世界人民麵前的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的課題，正如習近平所說：“和平猶如空氣和陽光，受益而不覺，失之則難存。沒有和平，發展就無從談起。”要使世界總體和平局麵得以存續，並且不斷鞏固、強化，世界各國就應當對威脅世界和平的各種因素有清醒的認識，並同心協力，共同應對這些挑戰，抑製這些因素的消極影響。就目前來看，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的主要因素有四個方麵。
一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大行其道。
霸權主義很早就是世界動蕩不安的主要根源。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列強為攫取資源和市場，瓜分殖民地和勢力範圍，曾展開爭霸歐洲、爭霸海洋、爭霸世界的激烈鬥爭，引發了一場又一場戰爭，直至兩次世界大戰。冷戰期間，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世界範圍內展開了激烈的霸權爭奪，使世界長期處於世界核大戰危險的恐怖之中，並引起多次地區戰爭和軍事衝突。冷戰後，美國力圖憑借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獨霸世界，大行“新幹涉主義”。此外，還有些國家大搞地區霸權主義，欺壓周圍弱小國家。霸權主義已經構成威脅世界和平與穩定的最主要根源。
霸權主義所運用的主要手段就是強權政治。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是強權政治的主要實踐者。而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在運用強權政治方麵是一脈相承的。當今世界，國家之間經濟、軍事實力雖然差距很大，但是經過民族解放運動擺脫了殖民統治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是非常珍惜國家獨立地位的，它們絕不會屈服於大國、強國的欺淩。各國之間隻有遵守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才能相安無事，和平共處，平等互利。否則，奉行強權政治，以強淩弱、以大欺小，必然會遭到反抗，這就難免導致衝突甚至戰爭。所以，強權政治是威脅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另一個主要根源。
中國領導人一直高度重視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世界和平的危害。十八大報告將“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幹涉主義有所上升”視為導致“世界仍然很不安寧”的重要因素。習近平強調：“中國多次公開宣示，中國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二是“三股勢力”的威脅呈持久化趨勢。
隨著冷戰結束，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有些曾被美蘇意識形態較量所掩蓋著的矛盾浮上表麵，同時也產生了許多新的矛盾，特別是一些地區的民族矛盾、領土爭端和宗教紛爭突出起來。在這種環境下，國際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這三股惡勢力乘勢而起，成為危害國際安全的重要因素。
冷戰結束後，由於種種原因，國際恐怖主義勢力越來越猖獗。其中有民族、種族、宗教矛盾激化方麵的原因，也有更深層次的根源。首先，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間的碰撞和激蕩越來越引人注目，令人擔心亨廷頓所預言的“文明衝突”會成為現實；其次，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強化了國際貧富差距，不少發展中國家正在被邊緣化，某些國家和利益集團甚至感到絕望；再者，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憑借自己的實力，大搞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漠視弱小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最後，有些國家在反對恐怖主義問題上采用雙重標準，有時為了達到某種戰略目的，甚至利用、扶持恐怖主義。這一切，都為國際恐怖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土壤和催化劑。“9·11事件”，恐怖主義將矛頭指向美國這個世界唯一超級大國、西方世界的“領袖”、全球化進程的“領頭羊”，就很能說明問題。他們選定的具體打擊目標——紐約世貿中心、華盛頓五角大樓，都是有象征意義的地方。“9·11事件”凸顯出國際恐怖主義已經成為全人類的一大公害，對國際安全構成了最現實的威脅。
民族分裂主義是指由多民族組成的國家內部的個別民族尋求絕對獨立的政治傾向與思潮。民族分裂主義與殖民統治下的被壓迫民族爭取民族獨立、自決、自治以擺脫殖民壓迫的民族主義有著本質的區別。民族分裂主義以本民族的絕對獨立為最高目標，全然不顧該國家內部其他民族的利益以及本民族的長遠利益，是一種狹隘、極端的民族主義。在當今時代，民族分裂主義已構成一國社會和國際局勢動蕩的重要因素。比如俄羅斯的車臣問題、海灣地區的庫爾德問題、波黑問題、科索沃問題、斯裏蘭卡泰米爾問題等，都是民族分裂主義造成的惡果。有些民族分裂主義分子還往往以恐怖主義為鬥爭手段，製造各種恐怖暴力事件。
宗教極端主義是指一些宗教勢力將自己教派的意識形態推向極端，進而排斥其他意識形態和文化的政治傾向與思潮。宗教極端主義在許多宗教中都有所存在，其中最為典型的是發源於埃及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強調維護伊斯蘭教義的純潔性，反對世俗對伊斯蘭教義的“汙染”，不惜用一切手段和代價以伊斯蘭教義對世俗社會進行重新“淨化”。冷戰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勢力發展較快，其影響範圍已超出中東地區，擴大到中亞、北美、南美、南亞等地區，成為具有國際影響的重要宗教力量。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已經成為孕育恐怖主義的重要溫床。
三股惡勢力在危害各國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威脅社會穩定的同時，也會激發國家之間的矛盾與衝突，甚至還會給一些國家大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創造機會。美國在“9·11”後發動兩場以反恐為名的戰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拓展其地緣政治利益，推進霸權戰略。
中國一直重視打擊三股惡勢力以及相關國際合作。中國同上海合作組織其他成員國簽署了《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習近平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在強調要落實《上海公約》及合作綱要的同時，還呼籲各成員國相關部門“建立日常信息溝通渠道，探討聯合行動方式，合力打擊‘三股勢力’”。
三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形勢嚴峻。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主要是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使用，曾給人類造成深重的災難。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交戰雙方使用化學戰劑，總量達11.3萬噸，造成130萬人的直接傷亡。1937—1945年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日本在中國18個省區使用化學武器達2000次以上，造成10萬人傷亡；更為嚴重的是，日本還在中國20多個省市進行了細菌戰，殺害了20餘萬中國人。核武器出現後，更使人類及其賴以生存的地球麵臨完全毀滅的危險。麵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造成的災難，國際社會很早就致力於對之進行控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6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截至目前，《條約》擁有包括5個核武器國家在內的190個締約國；1971年，聯大通過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1975年生效；1992年，聯大通過了《禁止化學武器公約》,1997年生效；1996年，聯大通過了《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
然而，國際軍備控製和防擴散事業仍麵臨嚴峻挑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問題並未得到有效的解決。有些國家正在謀求發展核武器以及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更為嚴重的是，國際恐怖主義勢力正積極尋求掌握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目前國際製約機製難以有效阻止這一進程。特別是有“窮人的原子彈”之稱的生物武器，既具有可與核武器相比擬的殺傷力，又比核武器容易製造、儲藏和運輸，深受恐怖分子青睞。比如曾一度在美國造成恐慌的炭疽，據一份由美國政府科技評價辦公室1993年完成的研究報告表明：一架飛機所運載的100公斤炭疽疫苗——一種處於休眠狀態、可在人體內迅速繁殖的芽孢杆菌——能夠以煙霧的形式出現在華盛頓特區寧靜的夜空，產生出毒素並使中毒者迅速發生大出血，最後可以奪去100至300萬條人命。這相當於一架飛機運載1000公斤沙林毒氣所能造成的人員傷亡數量的300倍。而無論是製造，還是運輸、儲藏炭疽，都並不十分困難。
可以斷言，如果恐怖分子真的掌握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將給國際安全造成多麽嚴重的危害。中國一直重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問題，簽署了聯合國各項有關文件並身體力行貫徹落實。
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中，最受關注的是核武器，因為核武器的使用有可能導致人類和地球的毀滅。自國際核不擴散體製形成後，核擴散勢頭得到一定程度的遏製，但並不令人滿意。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執意進行了核試驗；進入新世紀後，朝鮮進行了多次核試驗。實際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不斷增多。“9·11”後，美國等西方大國非常擔心核恐怖主義出現，美國將之看成是它所麵臨的最嚴峻的安全威脅。
中國也非常重視核安全和核擴散以及核恐怖主義問題。2014年3月24日，習近平出席了在荷蘭海牙召開的核安全峰會並發表講話。習近平闡述了對核安全問題的看法：“一國核材料丟失，全世界都將麵臨威脅。實現普遍核安全，需要各國攜手努力。”“核安全涉及不同層麵，既包括實施科學有效管理，發展先進安全核能技術，也包括妥善應對核恐怖主義和核擴散。”他還代表中國“呼籲更多國家積極考慮批準核材料實物保護公約及其修訂案、製止核恐怖主義行為國際公約”。
四是冷戰思維和權力政治思維仍大有市場。
冷戰思維是指用冷戰時期形成的以意識形態為主要標準來確定國際事務中敵友關係的思維方式。冷戰結束後，一些國家的政治勢力還固守這種思維方式。冷戰思維在目前的主要表現是：第一，以意識形態劃線。冷戰時期，美國在國際舞台上劃線的標準是“共產主義”，凡是共產主義國家都是壞的，反對共產主義的國家都是好的，其餘的是不重要的；冷戰後劃線的標準是“民主”，凡是民主國家都是好的，非民主國家都是壞的。而在美國的概念中，“共產主義”是民主的敵人，肯定在壞的之列。“中國威脅論”的一個重要內涵就是中國仍然是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崛起後必然會威脅美國及西方世界的安全。第二，加強政治、軍事同盟關係。為了對付敵人，就必須團結盟友，於是就有了北約新戰略概念的出台和美日同盟的重新定義和加強。無論是北約，還是美日同盟，都將共同的價值觀作為同盟的重要基礎。
權力政治思維是曆史更為悠久的一種處理國際關係的思維方式，其要義就是將國家的實力和權力作為判斷國際事務中敵人或朋友的主要標準。用這種思維方式看世界：國際政治是零和博弈；別國的強大就意味著對自己的威脅；在沒有現實的強國即威脅時，也要尋找潛在的威脅。按權力政治思維行事，必然導致國家間的“安全困境”。對美國來說，權力政治思維在冷戰後的主要表現是：第一，樹立“敵人”或“對手”。美國許多政要及戰略家在冷戰結束後一直在為美國尋找“敵人”或“對手”,90年代初出現過“日本威脅論”，後來又有“伊斯蘭威脅論”、“中國威脅論”等。第二，加強軍備。為了對付敵人並保證自己的安全，就要保持甚至提升自己的軍事優勢。第三，強化同盟體係。
冷戰思維和權力政治思維是與和平與發展時代潮流相悖的，它已構成威脅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又一個重要根源。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演講中批判了冷戰思維和權力政治思維：“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要跟上時代前進步伐，就不能身體已經進入21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過去，停留在殖民擴張的舊時代裏，停留在冷戰思維、零和博弈老框子內。”
以上四個方麵隻是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的主要因素，其他如極端民族主義、文明衝突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幹擾世界和平，也是世界各國應當重視的問題。總的來看，上述這些幹擾世界和平的因素在相當大程度上受到抑製，對世界和平的威脅隻是局部的，並不能顛覆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