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中國推動國際關係現代化的方略_四、實施以國際安全為依托的國家安全戰略

四、實施以國際安全為依托的國家安全戰略

維護國家安全，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時刻不能放鬆的大事，對處在崛起關鍵時期的中國來說，更是“頭等大事”。但是，維護國家安全，必須兼顧好發展與安全的關係，統籌把握國內與國際兩個大局。在全球化時代，維護國家安全必須以國際安全為依托，隻有這樣，才能實現維護國家安全與推進國際關係現代化的良性互動。

（一）科學判斷國際安全環境

習近平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既重視發展問題，又重視安全問題，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雖然發展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都將是中國的第一要務，但是安全這個條件絕不能忽視。所以審視中國的外部環境，必須兼顧發展環境和安全環境。從發展的角度看，中國外部環境雖然麵臨著一些新挑戰，但總體上是好的，機遇十分明顯。從安全的角度看，中國所麵臨的外部環境盡管存在很多機遇，但挑戰相對突出。不過，如果站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高度來看問題，情勢又有所不同。習近平提出要“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於一體的國家安全體係”。如果審視這十一個安全領域，可以看出，不同領域的安全形勢及主要威脅來源是大不相同的。作為根本的政治安全，形勢相對較為嚴峻，主要威脅源來自內部。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經驗教訓可見，任何外部的政治安全威脅都要通過內部因素來發揮作用。而外部威脅源主要是美國等西方國家。軍事安全也具有顛覆性，中國在評估國際形勢和外部安全環境時，首先要看的就是軍事安全環境，看和平與發展是否還是時代主題，中國是否會遭遇大規模戰爭。目前中國的軍事安全隻有潛在的威脅，主要威脅源來自日美同盟。當然內部因素也很重要，如果自身虛弱或安全意識淡薄，讓競爭對手有機可乘，就會刺激潛在外部威脅變成現實威脅。經濟安全形勢相對較好，主要潛在威脅源是來自國內。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經驗表明，隻要國內經濟良性運轉，政府對外部危機的影響應對及時、得力，經濟安全就有保障。國土、社會、文化、科技、生態、資源、核領域安全，主要威脅源也是在國內，外部威脅源是次要的。這些安全領域雖然存在許多不利因素，但總體上是可控的。維基解密和斯諾登事件表明，信息安全威脅比較現實、突出，而且主要威脅源來自外部，來自美國及其盟友，但信息安全威脅的作用主要通過軍

事、政治、經濟和科技等領域的安全問題來發揮，其自身很難對國家安全造成顛覆性威脅。

（二）通過合作促進國際安全

應對各種安全挑戰和威脅，維護國家安全，需要內外兼修，國內與國際問題統籌把握，對內不斷提升維護安全的能力，對外不斷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營造外部環境，無論是安全環境還是發展環境，都需要搞好外交工作，處理好同各國的關係。必須樹立通過合作促進國際安全，進而改善自己的國際安全環境的思維。在中國外交的大棋局中，最具挑戰性，也是人們最為關注的是中美關係、中日關係以及中國同一些周邊國家關係。

首先是中美關係。從外部環境來說，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有能力阻斷中國和平發展進程、幹擾中國和平崛起的國家。關鍵的問題是要對美國阻斷中國和平崛起的意願和決心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戰略有一個準確的判斷、評估。就目前來看，美國從自身利益出發，不願意同中國直接對抗，而是尋求競爭中合作，當然不排除在不損害自身重大利益的前提下利用一切機會和手段牽製中國崛起。美國對華戰略可以用“塑造”來概括，即通過合作、融合將中國塑造成夥伴，避免崛起後的中國變成美國的敵人。然而，隨著中國崛起，美國牽製、遏製中國的動力在上升。但是，隨著美國相對衰落和中國崛起，美國遏製中國的能力卻在下降。於是美國試圖利用其他國家來達到目的，實施“巧實力外交”。伴隨著美國戰略重心東移，中美在亞太地區的戰略摩擦明顯增加。能否處理好對美關係，對中國安全環境至關重要。

其次是中日關係。日本並非一般的東亞國家和中國周邊國家，雖然中日關係已經從全球層麵大國關係中淡出，但是在東亞區域和中國周邊層麵，中日關係仍然十分重要。近年來，中日關係明顯惡化。這與日本政治右傾化有很大關係。安倍政權在釣魚島問題和曆史問題上堅持錯誤立場，不顧中韓等國的強烈反對解禁集體自衛權，凸顯出日本右翼勢力之猖獗。影響中日關係的一個更重要因素是日美同盟。美國從其全球戰略利益出發，不會接受日中關係好於日美關係這樣的三邊關係狀況。鳩山由紀夫民主黨政府試圖調整日本外交政策，拉近對華關係，構建日美中等邊三角關係。但是，鳩山首相沒多久就被迫下野，美國是背後推手幾乎是公開的秘密。中日關係處於僵持狀態，其結果是兩敗俱傷，而美國是最大受益者。未來中日關係麵臨兩個風險：一是日本右翼政客在既有道路上越走越遠，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打中國牌，通過對中國示強而獲取民意

支持。二是如果美國決心要全力遏製中國，日本會甘願充當美國的急先鋒。安倍政權在建立“亞洲民主國家聯盟”上比美國還積極，就反映了這種傾向，而且這種傾向在目前的日本政治生態下很難扭轉。中日如果走向軍事對抗，極有可能刺激美國介入並站到日本一方，導致中國同美日同時對抗。如此，中國軍事安全環境乃至其他許多領域安全環境會嚴重惡化。

最後是中國同部分周邊國家關係。中國周邊國家眾多，而且同不少國家有領土及海洋權益糾紛。中印領土爭端一直是影響兩國關係的重要因素。近年來，中國同一些東南亞國家在南海問題上的紛爭加劇，一個重要動因是美國調整亞太戰略，試圖借助南海問題牽製中國，恢複其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而相關爭端國家則試圖借助美國的力量來謀取利益。在處理南海問題上，中國政府處於兩難的境地：如果在維護領土主權上無所作為，會激起國內民眾的強烈反響，損害政府和執政黨的威信與形象；如果過度作為，導致同相關國家關係嚴重惡化，又會影響周邊安全環境的穩定，更會影響國際社會對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認同，甚至會使日美從中漁利，惡化中國的戰略環境。就目前來看，中國在把握維權與維穩關係上十分成功，但是這個挑戰會長期存在。

上述三方麵外部因素的影響仍然是局部的，並沒有從根本上逆轉中國外部安全環境，包括周邊安全環境。在和平與發展時代，周邊多數國家都不願意同中國搞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對抗，即便美國和日本，也沒有將對抗作為其對華政策的主軸。如果從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視角來考察一些媒體常炒作的“C型包圍圈”，可以看出，所謂“包圍圈”隻存在於某個領域，而不是在總體上。在經濟等層麵，根本就不存在針對中國的任何包圍，周邊國家都跟中國有很密切的經濟、文化關係，而且基本都願意進一步發展這種關係；在軍事層麵，至多是在東亞地區存在一個針對中國的弧形，即美日同盟等以美國為中心的同盟體係，廣大北亞、中亞、南亞、東南亞國家，並未見有威脅中國軍事安全的意願和行為；在政治層麵，確實有“包圍圈”，因為中國周邊絕大多數國家都實行與中國相異的社會製度，針對美國實施的“推進民主”戰略和推廣“普世價值”戰略，這些國家或積極呼應，或雖不積極參與但卻樂見其成，或認為與己無關。這樣的周邊環境無疑給中國維護政治安全帶來嚴峻挑戰。

然而，應對這些外部安全挑戰，需要與和平發展相協調，在推進國際關係現代化過程中不斷營造良好的安全環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