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中國推動國際關係現代化的方略_三、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
三、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
當今時代是開放的時代。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個國家要興旺發達，就必須走對外開放的道路，實行對外開放戰略。對外開放與和平發展是相輔相成的，二者互為條件，相互促進。對外開放已經並將繼續塑造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並構成中國推動國際關係現代化的重要路徑。
（一）對外開放是中國的不歸路
自從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實現了曆史性轉折以來，對外開放就成為中國的一個基本國策。既然是基本國策，就需要堅定不移地長期貫徹下去。
對於對外開放與中華民族振興以及中國共產黨自身命運之間的關係，中國共產黨人已經有了深刻的認識。中華民族在曆史上曾有過輝煌時期，創造出了燦爛的中華文明，並且一度在經濟上居世界先進水平。直到清朝康乾盛世時期，中國的農業、手工業、貿易和城市發展等都比歐洲先進。據統計，康熙24年（1685年）全國共有耕地6億畝；到乾隆終年（1799年），達到10億多畝，糧食產量有2040億斤。這時，中國農作物的總產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達3億多，占全世界人口的1/3。然而，由於清王朝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拒絕同正在走向工業化的西方國家來往，結果在短短100多年內，就由盛轉衰，同歐洲的實力對比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由“一個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國急劇地墜入落後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被馬克思稱為“奇異的悲歌”。
馬克思寫道：“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於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一種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
20世紀70年代末，當中國共產黨將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並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時，清醒地看到：要想實現現代化，就必須徹底結束閉關鎖國的狀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鄧小平尖銳地提出必須否定閉關鎖國，實行對外開放，指出：“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關起門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發達不起來的。”“總結曆史經驗，中國長期處於停滯和落後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閉關自守。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中國共產黨基本路線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堅持改革開放。這意味著對外開放不僅是要堅定不移地實行的政策，而且還是個長期的政策。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是堅定不移的。”“改革開放要貫穿中國整個發展過程，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不是二十年，因為需要做的事情太多。”“如果說開放政策在下一世紀前五十年不變，那末到了後五十年，我們同國際上的經濟交往更加頻繁，更加相互依賴，更不可分，開放政策就更不會變了。”
（二）對外開放推動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發生部分質變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70年代初，中國同西方多數國家都處於對立狀態。雖然70年代初在中美關係緩和的帶動下，中國同一大批西方國家關係實現了正常化，但是在很大程度上雙方都是出於安全利益的需求，而在經濟、社會層麵上的交往相當有限。受意識形態和冷戰格局的影響，中國與一些國家仍然將對方看成是“敵人”，隻不過是需要暫時聯合起來，以對付共同麵對的更重要的對手。就拿中國來說，就在尼克鬆訪華前兩天，周恩來在研究尼克鬆訪華的新聞、宣傳部門負責人會議上說：美國搞擴軍備戰既是針對我們的，但更多的是針對蘇聯的，它把我們看作是潛在的敵人。在很重視分清“敵我友”的年代，中國自然也會把美國當成敵人，隻不過是與蘇聯相比威脅小一點而已。中國領導人的戰略思維是拉住次要的敵人，共同對付最主要的敵人。這是統一戰線思想在國際舞台上的運用。在這種思維指導下的對西方國家關係，具有很強的策略性，其基礎是“蘇聯威脅”。如果“蘇聯威脅”減弱或消失了，那麽發展同西方國家關係的動力也就會相應減弱或消失。
中國同西方國家關係發生質的變化是1978年之後。在結束了“文革”十年動亂和之後的兩年徘徊後，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工作中心的轉移，她要帶領中國人民一心一意謀發展，要搞現代化，為此要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尤其是對外開放，直接影響著中國外交。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對外開放為改革規定了前進方向。改革就是要改變、革除現有體製中不適應對外開放要求的東西。這個對外開放主要是對西方國家開放，因為對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開放的問題或者早已解決了，或者並不突出。
中國要搞現代化，就需要向發達的已經成功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學習，向它們開放，為此就要同它們保持良好的關係。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70年代主政時一再強調：“現在是我們向世界先進國家學習的時候了。關起門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發達不起來的。”那麽誰是先進國家呢？如果說在新中國成立時，中國領導人心目中的先進國家是蘇聯，那麽到了70年代，鄧小平的看法已經變了，他心目中的先進國家（在經濟、科技上）不是蘇聯，而是西方。“所謂現代化水平，就是接近或比較接近現在發達國家的水平”，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西方的水平”。他還坦言：“過去，我們很多方麵學蘇聯，是吃了虧的。”
1978年年底，兩件大事幾乎同時發生，一個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一個是中美建交談判成功。兩件事都是鄧小平親自抓。中美建交不到一個月，鄧小平訪美。他在訪美時表達了良好的願望：“我們相信中美關係正常化能為美國用先進的東西幫助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創造更有利的條件。”在鄧小平出訪美國期間，陪同訪問的一位資深國際問題專家曾問鄧小平，中國為何要開放，又為什麽主要向美歐開放？鄧小平回答說，跟著美國的那些國家都富強了。如果聯係不久前中日簽署和平友好條約和鄧小平訪日，更能體會出鄧小平對發展同西方國家關係的重視。
不可否認，在70年代末，中國發展同西方國家的關係，仍然存在著維護國家安全的動力，因為畢竟這時中國同蘇聯的關係尚未實現正常化，蘇聯仍然對中國構成嚴重的軍事威脅。中國要集中精力搞現代化建設，需要借重西方特別是美國、日本這些大國的力量來抗衡蘇聯威脅，維護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這也是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仍然堅持“一條線”戰略的主要原因。但是，這時的蘇聯威脅與60年代末70年代初相比，已經大大減弱；中蘇邊境的局勢也相對穩定。這說明，到了70年代末，安全動力隻是中國發展同西方國家關係的動力之一，而且還不是最主要的動力。最主要動力是對外開放，中國要向西方國家開放，向它們學習先進的科技和管理，學習發展經濟、搞現代化的經驗。為了順利展開對外開放，中國需要同西方國家保持良好的關係。
改革開放是1978年以來中國發展同西方國家關係的強大動力。與此同時，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是維係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的強有力的紐帶。
西方國家出於種種原因，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一直持敵視態度。從十月革命後對蘇俄武裝幹涉，到二戰前搞“禍水東引”；從對蘇冷戰，到對新中國的封鎖、遏製；都體現出西方從內心裏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敵視態度，試圖扼殺、消滅之。但是，西方國家又是現實的，它們的利益是多元的。在扼殺不了之時，西方會考慮同社會主義國家打交道，或者獲取經濟利益，或者結成暫時聯盟共同對付更主要的敵人。西方還寄希望於在同社會主義國家的交往、接觸、合作的過程中，影響、塑造、“和平演變”它們。基於多重動機，西方對中國的開放和以開放為導向的改革是持歡迎態度的。它們認為，經過開放和改革，中國正在向它們所希望的方向“演變”。用美國著名戰略家布熱津斯基的話說是正在變成“商業共產主義”國家。而這樣的國家已經不同於蘇聯，不再截然地是西方的敵人。
蘇東劇變後，不僅西方“聯華製蘇”的戰略動機不複存在，而且由於中國陡然成了惟一的社會主義大國，西方實施的反共主義意識形態外交的主要矛頭也由蘇聯轉向了中國。受其影響，西方發展對華關係的動力銳減，對華政策中遏製的成分銳增。然而，中國同西方的關係沒有退回到50—60年代那種狀況，新的冷戰並未爆發。中國同西方各國的關係不僅保持著正常狀態，而且還建立起了各種各樣的夥伴關係或合作關係。究其原因，從中國方麵講，對外開放所形成的發展同西方國家關係的動力依舊；從西方國家方麵說，中國的對外開放也依然是它們發展對華關係的動力。西方從自己的利益出發，歡迎一個更加開放的中國，而不是閉關鎖國的中國。一個更加開放的中國，有利於西方在同中國交往中獲取經濟利益，更有利於它們有機會影響、塑造中國。
不管西方各國在支持中國對外開放時出於什麽動機，客觀上，中國的對外開放構成了西方發展對華關係的強大動力。也許是出乎西方的預料，對外開放使得西方與中國在經濟上形成了嚴重的相互依賴和巨大的共同利益。就拿中美貿易來說，1979年，中美貿易額僅為24.51億美元，到了2011年，躍升到超過4000億美元。2006年，中國取代墨西哥成為美國第二大貿易夥伴；而美國則是中國的最大貿易夥伴。盡管中美貿易存在著不平衡，美國一直抱怨中國順差過大，甚至有些對華強硬派還炒作“中國廉價商品奪走了美國工人的就業崗位”等議題，鼓吹“中國經濟威脅論”；但是，美國的有識之士還是清醒的。2006年，美國四位著名戰略專家在《中國：一個兩麵性的國家》一書中指出：“美國從與中國的日益增長的經濟互動中每年實際上獲益700億美元，平均每戶625美元。”可以說，中美在經濟關係上是欲損俱損，欲榮俱榮。冷戰後，中美關係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爆發像美蘇之間那樣的“新冷戰”。密切的經濟關係起著維係紐帶作用，不能說不是一個重要原因。正如美國亞洲協會前主席尼古拉斯·普勵德（Nicholas Platt）所說，“經濟關係是中美關係的壓載艙”。小布什就任總統之初奉行強硬的對華政策，曾聲稱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但是他仍然稱中美是“經濟上的夥伴”，表示需要同中國發展關係。麵對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美國戰略界熱議“中國崛起”之義，探尋應對“中國崛起”之道。時任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提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之說，代表了美國戰略界主流的共識。“利益攸關方”的一個重要內涵，就是中美兩國在很多利益上已經深度捆綁，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經濟利益。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啟動和推進就表明兩國都認可中美經濟關係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而奧巴馬政府將戰略經濟對話改為“戰略與經濟對話”，突顯出在應對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中美兩國共同的經濟利益和戰略利益已經交織在一起。
中國同日本及歐盟國家的關係也有類似的情況。密切的經濟關係也是中日關係和中歐關係的壓載艙和強有力的維係紐帶。冷戰後，中日政治關係趨於冷淡，到小泉首相執政期間，幾乎冷到了極不正常的狀態，兩國最高領導層中斷互訪達5年之久。然而，中日兩國的經濟關係卻仍然熱和，一直互為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如果沒有密切的經濟關係，很難想象中日政治關係會隨後迅速地“破冰”、“融冰”、“迎春”、“暖春”。歐盟許多國家在1989年中國“六·四”風波後曾同美國一道製裁中國，但是不久，它們就尋求同中國改善關係，一個重要動力就是它們不願意將中國這個新興大市場拱手讓給其競爭對手——美國和日本。冷戰後，歐盟國家與中國在人權問題上時有摩擦，導致雙邊關係震蕩。然而，這些領導人很快就做出姿態，願意改善對華關係。世人皆知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受到了來自本國工商界的巨大壓力。而且，畢竟經濟利益對這些國家來說是更重要和實惠的，當人權利益與經濟利益撞車之時，任何頭腦清醒的政治家都會選擇後者，而不是前者。
可以斷言，如果沒有中國的改革開放，無論中美，還是中日、中歐，經濟關係都不可能如此密切，因此也就不能成為維係總體雙邊關係的紐帶和壓載艙。正是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中國與西方國家成了經濟上的利益攸關方或利益共同體，是難以拆散的合作夥伴，雙方關係的性質已經發生部分質變。當然，雙方在意識形態上還是對立的，西方國家試圖“西化”、“分化”、“演變”中國的冷戰思維仍然存在。但是，由於雙方之間已經形成了巨大共同利益，再加上中國堅持不同西方搞意識形態對抗，所以雙方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很難導致雙方總體關係的逆轉，西方國家很難做出為了意識形態利益而長期犧牲經濟利益的決斷。
（三）對外開放促使中國重新認知外部環境
改革開放，作為中國內政劃時代性變化的最主要標誌，在決定中國外交的基本取向進而深刻影響中國外交麵貌的同時，也促使決策者重新審視、研判中國所處的外部環境和國家利益。而對外部環境和國家利益的重新認識，又進一步影響中國外交。當然，這裏也存在著中國外交同外部環境以及決策者對外部環境認知的互動。
改革開放之前，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工作中心不是發展經濟，而是搞革命和階級鬥爭以及鞏固
政權，再加上冷戰對抗格局的影響，中國決策者在觀察外部環境和國際形勢時，很自然地用“革命思維”和階級鬥爭的眼光，要在國際舞台上找出“敵人”即革命對象和“朋友”即革命的同盟軍。開始時實行“一邊倒”戰略，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作為盟友，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則為敵人。到了極“左”時期，美國和蘇聯及其主要盟友都成了敵人，甚至還包括一些兩大陣營之外的所謂“反革命”。70年代初確立“一條線”戰略後，美歐日及其他反蘇力量成了“朋友”。與之相配合的“三個世界”理論，也是明確地劃出了“敵人”和“朋友”，盡管在這個理論的指導下，“朋友”明顯變多了。
這裏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受“革命思維”影響的中國外交同外部環境形成了惡性互動。雖然內政的核心任務與維護國家安全時常交織在一起，但還是可以分開的。對所有國家來說，維護國家安全都是一個永恒的任務，是最核心的國家利益。但是，內政的狀況卻影響決策者對安全形勢和主要威脅的判定。這一點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外交中體現得十分明顯。當內政的核心任務是革命和階級鬥爭及鞏固政權時，則很容易傾向於用意識形態劃線，將意識形態對手看成主要威脅。當意識形態對手擁有較強的實力時，則傾向於把國家安全形勢看得非常嚴峻。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人要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以實現其革命理想，所以在國際舞台上站到已經截然對抗的兩大陣營中的社會主義一方，是順理成章的。美蘇兩大政治、軍事集團對新中國的態度，促使中國領導人認定，新生政權的主要威脅來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在冷戰的大背景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自然就將對蘇聯陣營“一邊倒”的中國視為冷戰對手，於是對之實施遏製、封鎖、圍堵。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形成惡性互動。到了極“左”時期，對國際形勢和安全威脅的判斷則完全走入誤區。“惟我獨革”，自然“敵人”就會眾多。後來的“一條線”戰略也沒有完全擺脫意識形態的影響，西方國家隻不過是同蘇聯相比威脅不那麽大而且是可以聯合的“敵人”而已。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安全環境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觀，因為“敵人”一直是存在著的。總而言之，用“革命思維”來觀察外部環境特別是安全環境，就容易強調“敵情”，就容易將安全形勢看得很嚴峻，受此影響的外交政策，自然就會引起“敵方”的反彈，安全形勢就進一步惡化。如此循環往複，形成惡性互動。
改革開放後，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了，所以黨和國家領導人開始用“建設思維”或“發展思維”來審視世界和外部環境。以“發展思維”來研判外部環境和國際形勢，就不存在找“對象”或“敵人”的問題，一切皆可成我可借重力量，所有國家都可以是我的朋友。對中國來說，要搞現代化建設，主要是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有沒有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即能不能無後顧之憂地專心搞建設，謀發展？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本國來說，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二是搞建設，特別是搞現代化，需要國際合作，也就是要對外開放，而國際社會願不願意跟中國合作，即歡不歡迎中國的開放，直接影響中國開放的進程。相比之下，前一個問題更為根本。如果認定中國麵臨著被卷入大規模戰爭的威脅，那麽中國也隻能把維護國家安全作為當務之急，經濟建設不得不暫時屈居於次要位置，也就是“打了仗再建設”。後一問題也很重要。因為它決定著經濟建設的成效，即中心任務能否順利完成。如果不對外開放，沒有國際合作，隻要沒有戰爭威脅，中國也可以安心搞建設，但是效果肯定很差，甚至同發達國家的差距會越拉越大。所以，鄧小平在啟動改革開放後大力加強同西方發達國家的關係，就是要同時達到兩個目的：一是尋求它們在安全上的合作，以使中國免除戰爭威脅；二是尋求它們在經濟上的合作。
在“發展思維”和“對外開放思維”指導下，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外部環境和國際形勢，特別是戰爭與和平形勢的觀察越來越深入。開始隻是認為戰爭可以延緩。在鄧小平看來，蘇聯和美國這兩個正在爭霸的超級大國是在準備打世界大戰的，隻是還沒有準備好。因此，“仗總可能有一天要打起來”。可以說，這種認識還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實際上，擁有龐大核武庫的美蘇兩國直接打核大戰的可能已經很小。兩國繼1972年簽署《反導條約》後，一直進行戰略溝通，以免出現戰略誤判，使兩國陷入會使包括兩國在內的整個人類毀滅的核大戰。不過，上述對戰爭與和平形勢的認識已經與過去的“戰爭不可避免”大不相同。
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隨著中國外交新局麵的打開，鄧小平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看法有了進一步發展。由世界大戰“至少十年打不起來”，到“中國至少需要20年的和平”，又到“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再到“如果我們搞得好，戰爭是可以避免的”，直到提出和平與發展是帶有全球性、戰略性意義的兩大問題。從十三大開始，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都堅持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這一戰略判斷。即使出現像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以及西方國家聯合製裁、打壓中國這樣的局麵，中國決策層也未改變對時代主題以及戰爭與和平形勢的判斷。
至於對國際經濟合作形勢的研判則相對比較簡單。對外開放政策的提出和實施，就是以認定國際社會願意同中國開展合作為前提的，因為這種合作是互利共贏的。特別是經過1972年後幾年的外交實踐，中國對西方國家已經有了一定的接觸和了解，認可它們擁有中國搞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先進東西，而且也願意開發中國這個潛在的大市場。尤其是美國，從其全球戰略出發，也願意看到正在同它合作共同對付蘇聯的中國實力更強大一些。
對外部環境認知的變化，當然也是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需要，進一步重塑了中國外交。在經過短暫的仍帶有舊時代結盟性質的“一條線”外交後，中國外交很快轉到了全方位外交。到了1982年下半年，鄧小平在許多講話中提及反對霸權主義時，已經不再單指蘇聯，也包括美國。1982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二大，在談及中國對外政策時，已經強調中國“堅持執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 “中國決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決不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特別是強調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所有國家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說，全方位外交就是一種不樹敵外交，隻要對方願意，皆可為我之朋友。
雖然由“一條線”轉到全方位，有美國堅持其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對台政策的刺激，但在更大程度上是中國外交的自主轉向。進入80年代後，中國在大力發展同西方國家關係的同時，同蘇聯及東歐國家的關係也在緩和、改善。1982年3月，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幹發表講話，表達了改善對華關係的意向。中國對此做出了積極的回應。從此開始了中蘇兩國關係緩和、發展直至正常化的進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同蘇聯關係的發展，並沒有導致同美國關係的逆轉，反倒使中國在中美蘇大三角中地位明顯提升。可以看出，對外部環境認知的變化以及由之決定的中國外交的變化，同外部環境特別是安全環境本身的變化形成了良性互動。
後來，鄧小平也總結了中國外交變化同對國際形勢判斷變化的關係以及這兩者同現代化建設的關係。他說：“一個是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一個是根據這個判斷相應地調整對外政策，這是我們的兩個大變化。現在看來，這兩個變化是正確的，對我們是有益的，我們要堅持下去。隻要堅持這樣的判斷和這樣的政策，我們就能放膽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們的四個現代化建設。”
（四）對外開放重塑中國的國家利益觀
所有國家的外交都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隻不過有時有些國家在對外宣示外交政策時，不直接用國家利益這個詞，而是給國家利益披上了一層外衣，通常是意識形態色彩或帶有道義色彩的東西。
國家利益可以分成若幹層麵，通常都分成安全、經濟和政治這三個層麵。各個國家，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會根據形勢需要對各層麵國家利益進行排序，以作為製定外交政策的依據。由此也就產生了同一個國家，甚至同一個執政黨，在不同曆史時期的政策差異。對不同層麵國家利益的排序，就構成了國家利益觀，即孰重孰輕，孰為核心利益，孰為次要利益或一般利益。
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基本不提國家利益這個詞，代之以意識形態色彩的革命詞匯。實際上，第一代中共領導集體在做出外交決策時，是將國家利益和革命事業緊密聯係在一起了。實際上，革命事業就是政治利益或意識形態利益。在他們看來，走社會主義道路，建立並鞏固社會主義製度的國家政權，最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維護這個國家政權的安全，也就成了國家的最高利益和革命的首要任務。隻不過在不同階段，在不同形勢下，他們對安全威脅因素的判定是不同的。新中國成立初期，主要威脅是美國和西方，後來是兩個超級大國及印度等國，再後來是蘇聯。如果站在革命的角度，不同時期的威脅則被表述為帝國主義、帝修反、社會帝國主義。當然，對所有國家的執政者來說，都有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安全的任務，隻不過對剛剛成立的新中國來說，這個任務更為突出。所以，在那個時期，政治利益或意識形態利益和安全利益排到優先位置上，相比之下，經濟利益的位置明顯靠後。
在“發展思維”和“對外開放思維”指導下，中國決策者在重新審視外部環境和國際形勢的同時，國家利益觀也發生了明顯變化。除了拋掉包裹著的外衣，直接使用國家利益概念外，有兩點最為突出。
一是大大降低了意識形態利益在國家利益中的地位。在改革開放前，意識形態利益被擺到很高的位置上，甚至是與國家安全並重，被置於核心位置上。當然，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也是安全的重要內容，而且在建國初期也確實麵臨威脅。然而，在那個時期，意識形態利益不僅僅表現為維護意識形態安全，在相當程度上，中國在意識形態上有很強的進攻性，以至於在外交上以意識形態劃線。當然，出現這種狀況與當時的冷戰對抗格局有關，也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好形勢有關，但是過於突出意識形態利益的地位，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改革開放後，中國擯棄了這種“革命思維”和政策。鄧小平指出：（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政府信奉的意識形態旨在摧毀類似美國這樣的政府。這樣的觀點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觀點，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觀點，而是恢複了六十年代的觀點。”當然，在外交上不以意識形態劃線，並不意味著拋棄了意識形態利益。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意識形態利益主要表現在維護意識形態安全上，基本沒有了進攻性。對西方的意識形態進攻，隻做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並且倡導在處理國家間關係時超越意識形態分歧，對存在著的分歧，堅持對話，不搞對抗。
二是大大提升了經濟利益在國家利益中的地位。改革開放前，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二者時常交織在一起，重要性遠遠超越經濟利益，被置於國家利益的最核心位置；而改革開放之後，經濟利益則上升為首要利益，相應地，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則退居其次，尤其是以意識形態為靈魂的政治利益。當然，作為一個國家，安全肯定是基礎，鄧小平也講“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擺在第一位”。 然而，經過用建設思維、發展思維來審視外部環境和國際形勢，中國決策者認定，中國的基本安全是有保障的。正是在這樣的認識下，中國才多次大幅度裁軍，並且一度在國防建設上投入偏低。當然，將經濟利益放在核心位置，並不排除在特殊情況下讓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暫時超越一下經濟利益，比如應對1989年後西方國家的製裁。
這裏有必要再強調一下經濟利益與安全利益，亦即發展與安全的關係。這也是近年來學界爭議比較大的一個問題。有人提出，當今中國所麵臨的主要任務不再是發展，而是維護安全，因為中國的領土領海權益正受到侵蝕，美日等國正加緊圍堵中國，中國的安全形勢嚴重惡化，維護安全已經超越經濟發展上升為中國所麵臨的主要矛盾。也有人將鄧小平的話“國家主權和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拿來作論據。鄧小平的話沒有錯。安全肯定是國家核心利益。《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將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界定為六項：“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製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其中前四項都是傳統意義上的安全，即國防安全或軍事安全，第五項屬政治安全，第六項在相當程度上屬經濟安全。如果這六者中的某一項或幾項受到了威脅，那麽安全利益就會上升到最核心的位置上。如果不存在上述情況，那麽經濟利益則應占居最核心位置，正所謂“發展是第一要務”。
如果按照“三大曆史任務”的框架來解讀就更容易理解了。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都提出中國麵臨三大曆史任務，即“實現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 完成這三大曆史任務需要兩個前提條件：一是維持國家軍事安全，亦即國防安全，不遭受外敵入侵或被卷入大規模戰爭；二是保持國內社會政治穩定，亦即國家政治安全，不出現大規模的動亂。三大曆史任務和兩個前提就是中國大戰略的基本目標，其中實現現代化是核心，是首要。若用國家利益來對應，搞現代化，即經濟利益居最核心位置，其他任務和前提條
件對應的利益都可歸結為安全利益，居次核心位置。隻要基本安全有保障，這種排序就不應改變。如果試圖追求絕對安全，並以此為據來改變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的排位，那是不可取的。因為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實現絕對安全。就是作為惟一超級大國的美國，也沒有絕對的安全。它試圖追求絕對安全，為此維持著超強的軍事實力，但是在像“9·11”事件這樣的非傳統安全威脅麵前，也顯得力不從心。對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追求的應當是基本安全，而不是絕對安全。所謂基本安全就是國家核心利益不受威脅。目前存在著的領土爭端問題並沒有影響基本安全。美日圍堵中國還隻是它們的戰略動向，尚未對中國核心利益構成直接威脅。
還值得一提的是，國家利益觀的變化促使中國決策者重新認識中國同世界的利益關係，特別是同西方國家的共同利益。改革開放前，由於經濟利益不受重視，而且還特別突出意識形態利益，致使在相當長時間內，中國同西方國家乃至整個外部世界之間缺少共同利益。改革開放後，隨著國家利益觀的變化，情況大為改觀。中共十二大報告在闡述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時就指明，“中國同許多西方國家雖然社會製度不同，但是都有維護世界和平的共同願望，在開展經濟和文化合作方麵有共同的利益和巨大的潛力”。這裏明確了兩方麵的共同利益：一是經濟和文化合作方麵；二是維護世界和平方麵。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維護世界和平，在這上麵，能夠承認西方國家也有這種願望，這與過去“帝國主義就是戰爭”這種認知相比，可以說是個巨大變化。中國同社會製度不同的西方國家之間都能找到共同利益，那麽同社會製度相同的社會主義國家以及擁有共同曆史遭遇的發展中國家之間，共同利益就應當更多了。
正是由於在改革開放推動下國家利益觀的變化，與過去相比，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外交格局非常穩定，同各類國家的關係都沒有大起大落。而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外交格局則出現多次大變化。那時，由於突出意識形態利益和安全利益，敵友關係變化多端，昔日的朋友轉眼就成了今天的敵人。而重視經濟利益則不同。在經濟利益麵前，中國與各國之間很容易找到共同點。特別是在經濟關係上，更多的是互利共贏的正和博弈，而在安全關係和意識形態關係上，則容易形成零和博弈。
（五）對外開放重塑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改革開放之前，受內政的影響，同時也受對外部環境認知和國家利益觀的影響，進而又受由上述這些因素決定的外交政策的影響，中國總是同世界的某一部分處於對立狀態，中國在經濟、文化、社會層麵同外部世界的聯係也不緊密，共同利益也十分有限。在外部世界眼中，特別是在西方國家眼中，中國是個“異類”，是“非正常國家”。它遊離於國際體係之外，甚至有時還是個想“破舊立新”的“造反者”。拿破侖曾說過，“中國這頭睡獅醒來會震驚世界！”問題是它將怎樣震驚世界？是震驚後使世界受益，還是受害？如果是後者，那麽還不如不讓它醒來。
改革開放，在極大地改變了中國自身的同時，也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同外部世界的關係。改革開放加速了中國融入世界的進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與世界的相互了解、認知不斷加深，中國不僅重新構建了同外部世界的利益關係，而且在理念、價值觀上也越來越同世界合拍，形成了許多共同價值。與此同時，中國由國際體係的一個普通參與者，逐漸步入舞台中央，開始承擔越來越多的國際責任，成為國際體係的積極建設者。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融入世界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中華民族興旺發達所必須的。清王朝試圖拒絕融入，結果是在西方列強的炮艦逼迫之下打開國門，屈辱地開始融入進程。新中國成立使中華民族結束了被列強欺負的曆史，開始主宰自己的命運。然而，由於各種原因，中國融入世界的進程被延緩，甚至一度逆轉。改革開放使這個融入進程大大加快。
中國融入世界，不僅體現在貿易、投資、人員等物質層麵的交往上，也體現在文化、信息、思想、觀念層麵的交流上，更體現在製度層麵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許多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中國在吸收大量外國投資的同時，對外投資也呈加速上升態勢。20年前，在歐美國家的公共場所，中國人時常被當成日本人或韓國人；30年前在中國，白皮膚的洋人時常遭到圍觀。而現在，世界各大洲大城市的大街上都可以看到中國人的身影；在中國大城市裏，各種膚色的外國人也隨處可見；聖誕節、情人節等歐美人的節日，在中國已經成為許多人對親友表達情義的時機；中國的春節氣象，在歐美許多國家也可體驗到。電視、互聯網、電話等通訊、傳播工具，為中國人同外國人交流信息提供了便利條件，世界任何角落發生的事情，中國人都可以很快知曉；同樣，中國發生的事情，也很難瞞住外國人。隨著人員、信息、文化等方麵的交流，中國同外國在思想、觀念上的交流也不斷深化。特別是在製度層麵，隨著與對外開放相適應的改革的不斷深入，中國的經濟體製、行政體製、法律體製、政治體製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尤其值得強調的是經濟體製，在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推動下，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模式，並且做出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戰略決策。這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和社會主義事業來說是帶有曆史意義的事情，對中國融入世界進程來說，也是一個質的飛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意味著中國在經濟上已經融入西方所主導的國際經濟體係，盡管這個體係有不合理的成分。與此同時，在政治和安全上，通過聯合國、亞太經合組織、二十國集團、東亞峰會、八國集團南北對話會、亞歐峰會等組織和機製，中國與西方及世界各國也在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推動國際政治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再加上中國同外國的雙邊交往，中國與外部世界在觀察、處理國際事務上的共同點越來越多，相應地也促使中國在國內發展和改革上做出調整。比如說知識產權、氣候變化、人權、非政府組織等，這些過去在中國不存在的詞匯，現在不僅被人們所熟知，而且政府裏還有處理這些事務的相應的機構。當然，在思想觀念和製度層麵上的融入，隻是中國跟世界更加合拍，根據中國國情學習、借鑒別國思維觀念和製度中的合理成分，絕不是不顧中國特色的全盤照搬照抄。
中國融入世界的過程，也是中國與外部世界相互了解不斷加深的過程。這在中國與西方之間體現得最為明顯。從中國方麵來說，在改革開放前，囿於理論創新的滯後，中國對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狀況了解得一直不夠深入全麵，簡單地認為它是腐朽、沒落、垂死的，應該打倒消滅的。經過改革開放，我們認識到，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雖然還存在，但是資本主義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改革，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它還有相當的發展空間；社會主義雖然是比資本主義更先進、最終要取而代之的製度，但是中國還隻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許多方麵還需要向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因此，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在發展經濟和維護世界和平上存在共同利益，可以進行合作。從西方國家來說，經過同中國的交往，它們也認識到，經過改革開放洗禮的中國和中國共產黨，已經同蘇聯和蘇聯共產黨有很大區別，它不再謀求推動世界革命，不再與西方世界為敵，而是願意同西方合作，這樣的中國能夠成為西方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不僅如此，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推進，西方開始關注“中國發展模式”，一些有識之士雖然出於他們的價值觀、思維方式和理論素養不一定完全認同這種模式，但卻承認其在發展經濟上的有效性，有意願去研究它，至少對之不持完全否定、排斥的態度。比如在2012年2月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上，針對美國保守派政客指責中國“人權問題”，要求中國走美國設定的“普世價值”道路，前澳大利亞外交部長陸克文表示：他關注中國已有30多年時間了，將現在的中國同過去的中國對比，首先我們看到有4億人擺脫了貧困，中國也不向其它國家輸出蘇聯那套意識形態，中國民眾的個人自由充分得到尊重，在書店可以看到各種題材的書籍，這其實就是民主的體現。陸克文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除了意識形態和國家戰略走向的相互了解外，在曆史、文化、文明、民族精神、風俗習慣等方方麵麵，中國同西方以及整個外部世界，相互了解的程度都有大大加深。
相互了解促進了對相互之間共同利益的認知。在和平與發展時代和全球化時代，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賴度越來越高，在經濟發展、世界和平、非傳統安全、全球性事務等方麵的共同利益越來越多。特別是中國同主要西方國家和新興國家之間，已經在事實上成為“利益共同體”。比如氣候變化、核擴散這些關乎全人類安危的全球性事務，如果世界各國不同心協力，是不可能有效應對的。再比如，啟用“二十國集團”機製應對始於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表明世界在金融安全、經濟發展上，已經坐在同一條船上。
相互了解也促進了對相互之間共同價值的認知。放眼望去，當今世界的絕大多數國家，都在追求發展、和平、穩定、和諧，很難說這些價值觀隻屬於某些國家。就算是發端於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市場經濟、人權等價值觀，也已經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接納，盡管各國給這些價值觀所賦予的具體含義同西方國家有所不同。就拿民主價值觀來說，中國更看重“人民當家作主”這個本質內涵，而對實現民主的具體形式，則主張根據本國國情走自己的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而不是簡單照搬西方的模式。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說，價值觀也是國家利益的一部分，它涉及意識形態，從屬於政治利益。中國同外部世界在構建“利益共同體”的同時，實際上也在構建“價值共同體”。
中國加速融入世界，在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綜合實力提升的同時，也改變了中國在國際體係中的地位。中國逐漸由國際體係的一般參與者變成擔負越來越多國際責任的重要力量，由國際舞台的邊緣移動到中央地帶。從八國集團南北對話會到二十國集團峰會，從金磚國家到應對氣候變化的“基礎四國”，從朝核六方會談到伊朗核問題的六國協商，都凸顯出中國的地位。奧巴馬政府剛上台時美國智庫熱炒中美“兩國集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國戰略界對中國在應對金融危機以及未來維持國際金融秩序和世界經濟穩定上所能發揮作用的預期。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責任論”興起，雖然有某些西方大國“忽悠”中國的因素，但也體現了國際社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更重要角色、擔負更多責任的寄望。中國作為已經融入國際體係的一個成員，主觀上也願意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中國在援助非洲上的表現，可以說就是負責任大國精神風貌的展示。中國對非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使西方國家相形見絀。中國本著互利共贏的原則，加強對非洲的國際經濟合作，在促進非洲國家的發展的同時，也提高了它們在同西方國家進行經濟交往時的談判地位。在安全領域，中國積極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出人員最多的國家。在反恐、打擊海盜等事務中，中國表現得越來越活躍。當然，中國還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自己的發展任務還很重，所能貢獻的硬實力還比較有限。相比之下，中國在對國際社會貢獻軟實力上表現更為突出。中國一直高舉和平的旗幟，堅持倡導並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主張國際關係民主化，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這些對引導國際社會朝著有利於和平與發展的方向前進，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麵對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擔憂，中國主動提出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同世界各國一道構建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宣誓中國強大後絕不稱霸、不爭霸、不對外擴張。這在大國崛起的曆史上開辟了先河。盡管有些國家的一些政治勢力仍然抱守冷戰思維和傳統的權力政治思維，依然對中國的和平發展不斷提出質疑，但是中國的所作所為，正在為越來越多國家的人民所認同。如果對照曆史上那些崛起國家公然挑戰霸權、爭奪霸權、向外擴張並由此引發戰爭的作法，中國的作法無疑是負責任的表現，是對國際社會的重大貢獻。中國學者金燦榮將當今中國的大國責任概括為四個方麵：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維護和平上與其他大國共擔責任；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積極促進發展，與各國共享福祉；作為新興市場經濟體，積極推動合作，與世界共享繁榮；作為國際社會建設者，與世界各國友好相處、和諧共贏。這種概括頗具參考價值。
總之，改革開放重塑了中國同世界的關係，而中國同世界的新型關係反過來又對中國外交產生深刻影響。正如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所指出的：“當代中國同世界的關係發生了曆史性變化，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係在一起。”與之相關，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根據時代發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戰略抉擇”。為此，中國外交就要“堅持把中國人民的利益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結合起來”。十八大則更進一步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係”。一個國家的戰略，肯定要根據本國自身根本利益；一個國家的外交，必然要維護本國人民的利益。然而，中國的戰略抉擇，還要根據時代發展潮流；中國的外交，還要結合兼顧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這就是中國與世界關係演變的結果，而這種演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改革開放。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