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周邊是首要：關係國家基本安全的周邊外交
第三節 周邊是首要：關係國家基本安全的周邊外交
中國“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的目標，“就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並“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有利於我國的和平國際環境特別是和平周邊環境，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服務”。實踐證明，“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不僅代表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反映了世界人民的真誠願望，是我國必須長期堅持的根本外交理念。積極發展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維護和平與穩定，促進共同發展，是中國外交的重要目標之一。“做好周邊工作，是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需要，是擴大對外開放的需要，是確保邊陲安寧、維護國內穩定的需要，是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需要，是外交鬥爭全局的需要。”國家的生存和發展與周邊的地緣安全環境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一個和平的周邊環境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和健康發展，時代的發展和國際形勢的變化推動了中國對周邊國家全新外交政策的形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周邊外交政策經曆一個從“睦鄰”到“睦鄰、安鄰、富鄰”的轉變，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在對傳統的“睦鄰”外交加以豐富和升華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突出體現親、誠、惠、容的理念”的周邊外交方針。
第一，我國周邊外交政策的背景。
中國周邊外交政策的提出有其深刻的曆史背景，其一，中國所處的地緣政治環境決定了周邊外交在其國際戰略全局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國土麵積遼闊，海、陸疆界漫長，周邊鄰國眾多而且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民族、宗教問題複雜，意識形態各異，曆史積怨較多，這使中國周邊環境麵臨複雜而嚴峻的形勢；中國周邊國家涵蓋了多種文明形態，有以中國為代表的儒家文明、以俄羅斯為代表的斯拉夫文明以及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等西方和東方文明；中國周邊國家類型眾多，有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廣大的民族主義國家和經濟、政治製度轉型國家等等，這種地緣特點既為中國的安全提供了足夠的戰略縱深和廣闊的地緣政治空間，同時也為中國的安全增加了許多複雜的因素和難度。經過長期的努力經營，中國的周邊環境已大為改觀，求穩定、謀合作、促發展已成為各國的共識和目標。其二，因為中國是主要的地區性力量，中國作為占亞洲人口三分之一、幅員五分之一的一個大國，中國的穩定和發展是亞洲和平與繁榮的重要力量。過去的20多年，中國成功地在東南亞、東北亞和中東推行多邊外交，通過主持朝核六方會談，參與東盟和東盟地區論壇，創立上海合作組織，中國得以為亞太的穩定和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另外，從本質上看，中國與世界主要大國的博弈點就在周邊地區，美國等西方國家利用地緣衝突，操縱領海爭端和民族宗教衝突，企圖從東西兩線、海陸兩麵構建針對中國的地緣遏製圈，其基本思路是：奪取中亞、控製蒙古、拉住印度、擴大東南亞基地群。對中國政治與軍事安全造成最直接的威脅，因此如何構建一個和諧的周邊環境，對中國至關重要。其三，中國與周邊經濟互補性較高、文化影響力最深遠。中國為周邊國家提供了廉價信貸以及廉價消費品，由於中國對它們的出口產品的需求，許多國家都正在享受收入的快速增長，在文化方麵，中國的儒家文化一直以來在周邊地區都擁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所以從各方麵來講，現實條件都要求我們隻能把周邊作為著力點，作為中國外交必須而且可能最有所作為的區域。
第二，上海合作組織：卓有成效的周邊外交機製。
當今世界麵臨著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多極化的趨勢，中國的周邊環境變得更加複雜，比較突出的問題之一就是中亞“三股勢力”對世界的威脅。冷戰結束後，在國際格局轉換和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推進的形勢下，人類麵臨的安全態勢和安全挑戰發生了深刻變化，最為突出的就是非傳統安全問題的迅速興起。與傳統安全不同的是，冷戰後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大多屬於跨國性的公共問題，成為多個國家間共同的安全議題。冷戰時期，由於美蘇爭奪霸權，許多地區性矛盾被掩蓋下來，隨著兩極體製瓦解，這些問題都逐一暴露出來。1991年蘇聯解體後，中亞五國宣布獨立，然而中亞各國在急劇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產生的嚴重的經濟下滑和巨大的社會貧富差距，導致失業人口激增，長期壓製的民族矛盾得到釋放，刺激了毒品犯罪和非法移民等跨國犯罪活動的興起，同時意識形態方麵的真空狀態也為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三股勢力”的合流作亂提供了社會土壤，而匆忙披掛上陣的中亞各國政府在缺乏必要的經濟基礎的情況下就草率地推進經濟轉軌，導致了嚴重的經濟下滑和巨大的社會貧富差距，在其內部和周邊都潛伏著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威脅，成為冷戰後安全地區化態勢表現最為突出的地區之一。我國與中亞五國建交，並大力發展經貿關係，但這一地區隱藏的“三股勢力”對我國新疆地區影響較大，事實證明我國新疆的“東突勢力”和他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這些問題對我國西北邊疆的安全造成很大的隱患，給中國周邊安全增加了不確定因素。
上海合作組織製度建設的成效在非傳統安全領域中尤為顯著。自2001年成立以來到2008年，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已先後簽訂了《上海公約》《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協定》《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2007年至2009年合作綱要》《關於查明和切斷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境內組織和舉行聯合反恐行動的程序協定》等一係列具有約束性和規範性的文件。這些條約和文件獲得了成員國的法律確認和認可，為成員國參與地區合作提供了一整套的行為規則和行動指南，自2002年以來，上海合作組織各成員國武裝力量或執法力量已先後舉行了多次聯合反恐演習，明顯有利於震懾本地區的“三股勢力”，提高了成員國應對恐怖威脅的預警防範、快速反應和後果處理能力，顯示了地區合作在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上的積極作用。所以，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聯合反恐都將是成員國合作的主要議題之一，並且會成為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加強合作的助推器。
上海合作組織奉行不結盟，不針對其他國家和地區及對外開放的原則，願意與其他國家及有關國際和地區組織開展各種形式的對話、交流與合作，這種合作機製是極具活力的。上海合作組織是當前歐亞大陸最大的一個地區性國際組織，上海合作組織具有鮮明的特點，認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安全是相互依賴不可分割的，一國的安全離不開他國的支持，強調國家間的共同利益可以相互協作來實現，獲得安全的方式不是對抗而是合作，認為安全不限於軍事和政治領域，而是擴大到經濟、科技、文化等多個領域。上海合作組織合作的基礎主要有三個方麵，即邊境安全、聯合反恐和經濟合作。這種新型的國家關係的指導原則即是“上海精神”——“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邊境安全是這個組織的最先訴求。隨著恐怖主義逐步成為國家的主要公害，對國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不斷上升，所以聯合反恐成為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合作的重要基礎之一，同時也是上海合作組織與世界其他國家和組織接軌的一個橋梁。上海合作組織各成員國都麵臨不同程度的恐怖主義的危害，如中國的新疆“東突”恐怖主義勢力，俄羅斯的車臣恐怖主義勢力，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伊斯蘭複興黨”、“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和“伊紮布特”等恐怖極端勢力等。據悉，“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政權與這些國家的恐怖主義勢力都有密切的聯係，並一度成為這些國家恐怖主義勢力的培訓基地。雖然阿富汗戰爭結束後，“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政權在形式上被消滅了，但其殘餘勢力已經滲透到周邊國家境內，與這些國家的恐怖主義組織會合，因此，“9·11”後，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所麵臨的恐怖主義威脅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這也就決定了這些國家必須聯合起來行動，所以恐怖主義問題對於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來講是一個嚴重的跨國家的地區問題。這些勢力近年來的活動日益猖獗，使俄羅斯、中國等國的邊疆安全和領土完整麵臨嚴峻挑戰，成為危害中亞及周邊國家和平與穩定的毒瘤。雖然“三股勢力”及其與之相關的一係列非傳統安全威脅源自於中亞國家自身的各種弊病，但俄羅斯、中國也是直接的受害者。
非傳統安全合作作為上海合作組織長期的發展方向和重要任務，將為成員國帶來更大的安全空間和發展機遇，通過上海合作組織這一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謀求共同安全的新型區域多邊合作平台，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將以新安全觀為指導，同有關國際各方共同致力於促進中亞及周邊地區穩定和發展，讓上海合作組織成為一個地區安全共同體，為中亞和諧地區的建設，和諧亞洲、和諧世界的構建積累有效經驗，打下堅實基礎。上海合作組織不斷發展壯大，從一個聚焦於邊界問題的、比較鬆散的聯盟發展成為涉及地區安全、經貿合作、能源交通等全方位的、製度化的區域性國際組織。作為一種新型的區域合作模式，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前景是廣闊的，從解決邊境爭端、建立軍事信任和促進睦鄰友好開始，又轉向邊境裁軍、地區安全、共同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還在外交、經貿和文化等方麵開展合作，對世界多極化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作為冷戰後歐亞大陸腹地出現的一個新型區域合作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的建立是中國、俄羅斯與中亞國家超越冷戰思維，在新型安全觀指導下，以協商合作安全方略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和推進地區合作的偉大曆史性創舉。無疑，上海合作組織作為一個十分值得研究的新型區域合作模式，以新安全觀為理論基礎，走出了一條從建立邊境地區軍事互信著手，將相互合作穩步擴展到維護地區安全與穩定，促進區域經貿合作等廣泛領域的新型區域合作道路，形成了治理地區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新模式，成為我國處理周邊問題的一個成功案例。可以預見，上海合作組織作為一個正在趨向成熟的地區性綜合安全合作機製，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國家視為化解全球化壓力，應對重大突發事件衝擊和解決本國、本地區威脅安全與穩定問題的可信賴的平台，探索更加廣泛、長久的共同安全與合作安全道路，維護地區安全、發展的多層麵、多角度合作的區域安全新模式一定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
第三，從南海問題看周邊外交中的領土爭端。
我國幅員遼闊，周邊國家眾多，由於曆史的原因我們與周邊許多國家都存在著領土爭端，如何妥善的解決這一問題是擺在我們麵前的一個緊迫的問題。
冷戰結束後周邊領土爭端中比較突出的問題是中國的南海問題呈愈演愈烈之勢，一些南海周邊國家不顧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嚴正立場，屢屢在南沙問題上挑起事端，一些大國勢力也插手其間，暗中推波助瀾，使南沙問題日益複雜化，對中國的海洋權益構成很大威脅。南海爭端的源頭最早可以上溯到20 世紀30 年代，法國開始覬覦西沙和南沙。二戰期間，日本占領南海諸島，戰後《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明確規定把被日本竊取的中國領土歸還中國，但由於西沙和南沙島礁為數眾多且分布範圍極廣，而蔣介石又急於發動內戰，當時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政府並沒有為全部島礁設立主權碑，也沒有派兵駐守，為後來的爭端埋下了伏筆。1968年美國海洋地質學家埃默裏（Emory）作出的研究報告，認為南海存在亞洲最大的油氣區，此消息立即引起了菲律賓及越南武力侵占南沙地區島嶼之心，擅自占據部分島礁並開發海洋資源。南海周邊國家的這種行為嚴重地破壞了南海地緣政治格局，侵犯我國的海洋權益，使局勢變得更加複雜。
而促使南海格局變化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一，南海是資源寶庫，有開發利用價值的資源包括海岸帶土地、油氣、礦產、旅遊等資源，南海諸國都視南海為財富寶藏；其二，各國都把發展海軍力量作為搶占南海島礁、保護“勝利果實”的主要手段，以謀求改變南海格局並使之朝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這種行為對我國保衛南海權益的行動造成了一定的困難；其三，冷戰結束後，美、蘇相繼撤離東南亞地區，此時，麵對中國的崛起，實力薄弱的東南亞國家擔心中國有可能南下“填補”權力真空，因此紛紛采取加入東盟組織的方式，試圖聯合起來用一個聲音說話，在南海問題上共同向中國施壓 ，中國不得不采取謹慎的態度考慮東盟的立場和態度；其四，中國和南海周邊國家地域廣闊，是歐亞大陸地緣戰略區和海洋戰略區的結合部分，這種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導致了該區域成為世界上的一些以美國、日本為代表的區域外大國謀求自身利益的場所。冷戰結束後，美國擔心中國完全控製南海，使其遏製中國的戰略徹底失敗，所以開始介入南海問題，並明顯偏袒與我國有主權爭端的東南亞國家，同時推動其他區外大國介入南海問題，使南海問題國際化、複雜化。
正是基於南海周邊環境日益複雜，南海問題背後的大國角力日益緊張，中國出於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和發展，1990年8月13日，李鵬總理在訪問新加坡時，正式提出擱置爭議、友好協商的倡議，“中國願意與東南亞國家進行合作，共同開發南沙島嶼，並暫擱置爭議”。此後，中國政府將和平解決南沙問題概括為十六字方針：“主權歸我，和平解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這充分表達了我國解決南沙問題的誠意，也表明了中國政府外交政策的靈活態度。“主權在我”是基本底線，是“共同開發”的前提條件。主權問題屬於國家核心利益，不承認我主權，就無共同開發之可能，他國任何形式的開發都應視為非法，中國不會接受一些國家軍事侵占造成的既成事實。但是，鑒於地理環境等具體情況，中國願意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同有關國家談判解決，在談判解決條件不成熟時，中國主張把南海主權爭議擱置起來，這意味著把有關國家島礁爭端和相互海域劃界爭端擱置起來，在不涉及主權歸屬問題的情況下，中國和南海周邊國家可以先著手開展海洋環境保護、海底資源勘察、海洋研究、航海安全及海洋資源管理等方麵的開發與合作，然後再進一步就其開發和分享資源等方麵的合作擬定措施和安排，相鄰國家在互利互惠基礎上可成立合資企業，這些措施和安排對將來的主權問題不產生影響，一旦主權問題得到解決，再根據實際情況做出新的安排和調整。中國政府通過雙邊談判解決南海問題已取得初步成效，例如，中國和越南、菲律賓兩國分別建立了磋商機製，中國與馬來西亞之間也就南沙問題進行多次磋商，並同樣就通過協商解決南沙爭議達成共識。進入21世紀，東盟有關國家與中國共同開發南海油氣資源也邁出了實質性步伐，2002年
東盟與中國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確定了合作開發的基調，2002年8月31日，中菲兩國政府首腦提出，中菲及其他有主權爭議的國家，聯合勘探南沙海域油氣資源。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是中國政府解決南海問題的新思路，是中國周邊外交戰略在南海問題上的成功應用，是中國政府重視周邊、把睦鄰政策看作是中國外交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體現，妥善采取有效措施緩和同南海周邊國家在南海問題上的緊張關係，有利於穩定東南亞地區政局，為我國經濟建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有利於促進我國和南海國家的經濟合作與交流，有利於加強與東南亞有關國家的政策和安全合作，以打破美國實施的戰略圍堵計劃和將南海問題國際化的圖謀，有利於中國南方的邊界安全，控製南海可增加國家防禦縱深達500—600海裏，並取得遏製對手的有利地位。總的來看，“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倡議為解決南海爭端帶來了一線生機，但是仍需要各國政府進一步研究具體情況，通力合作。
雖然2016年發生所謂的“南海仲裁案”，但在當前形勢下，南海周邊國家仍然都是希望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避免使用武力，在這一點上中國和南海周邊國家的立場基本上是一致的。南海周邊國家越來越意識到：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不會妨礙彼此之間對南海資源的共同開發，南海問題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這些看法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變得越來越強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來，中國的周邊外交政策和其外交總戰略一樣，其演變幅度之大，其階段性顯示之明，在世界各國外交史上是少有的。從總體上說，這種演變是對不斷變化的周邊環境和國際環境的應對，也反映了中國的周邊外交政策是在曲折中日益走向成熟的，我國力爭創造一個和平的周邊環境，為我國各方麵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為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創造一個良好的條件，我們要“睦鄰、安鄰、富鄰”，以鄰為伴，與鄰為善，推動建設持久和平的和諧亞洲、和諧世界。
第四，發展中國家是基礎：中國外交的立足點。
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是中國外交政策的立足點，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曆是共同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發展中國家在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國家的獨立和主權、建立國際新秩序以及發展民族經濟等方麵有共同語言，是可靠同盟軍，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相互支持，曆來是我國的政治優勢。當前，中國要努力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推動南北對話，充分參與國際經濟、金融和貿易體製規則的製定，使之充分反映包括我國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利益，中國將和第三世界國家一道，努力促進南南合作的開展。
其一，從單純援助到建立新型戰略夥伴合作關係。
早在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的一員，一直將與發展中國家發展團結友好協作關係放在新中國外交的重要位置。20世紀50年代，伴隨著眾多新興獨立國家的出現，中國更加意識到加強與亞非拉美等國家關係的重要性。1960年，毛澤東接見非洲十二國代表時表示：“中國千萬人民對非洲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英勇鬥爭，表示完全同情和支持。”
1974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讚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提出了三個世界理論的構想，1974年4月鄧小平在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上全麵、係統的闡述了毛澤東的這個戰略思想，指出：“從國際關係的變化看，現在的世界存在著相互聯係又相互矛盾的三個方麵，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介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三個世界”理論的提出，明確指出了中國作為第三世界的一員，將與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團結在一起，共同反對美蘇的霸權主義。在三個世界的理論指導下，中國發揚了“大無畏”的國際主義精神，在國內百廢待興，經濟基礎薄弱的情況下，以支持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為己任，向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大量的無償經濟援助。據統計，20世紀70年代，中國的外援占同時期國家財政支出的5.88%,1973年更是高達6.92%，非洲是當時中國對外援助的重點，在1956年到1977年間，中國向36個非洲國家提供了超過24.76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占中國對外援助總額（42.76億美元）的58%。不僅如此，在政治上，中國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民族解放鬥爭事業，也給予了堅定的支持，中國在與發展中國家交往中重義輕利的國際主義精神也為中國贏得了廣泛的政治聲譽和威望。
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世界局勢的變化以及改革開放為中國帶來的外交政策的重大轉變，中國對時代主題的認識實現了從“戰爭與革命”到“和平與發展”的轉變，對外交與經濟兩者關係的認識實現了從“經濟為外交服務”到“外交為經濟服務”的轉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1982年的新憲法明確規定，中國今後的根本任務是集中精力加強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把工作重點轉向經濟工作。1983年中國總理在訪問非洲十一國之後，在坦桑尼亞首都召開新聞發布會，明確指出今後中國同非洲國家開展經濟技術合作進一步遵循“平等互利、講求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的四項原則。1985年中國總理在訪問拉丁美洲時提出了與拉美國家發展關係的四原則，即“和平友好、互相支持、平等互利、共同發展”。應該看到，中國之所以在20世紀70年代末轉變對發展中國家的外交政策，除了對國際形勢產生新的認識以及國家政策轉向經濟建設以外，也是中國外交趨向更加成熟、更加理性的標誌，因為早期的無償援助說到底是一種不正常的國家關係，一些受援國所表現出的對援助的依賴，以及一旦無法滿足其要求之後所導致的兩國關係惡化，都使中國的決策層逐漸認識到無償援助的不可持續性，以及此種方式並不有利於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係的長遠發展。1979年7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鄧小平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指出，“應當肯定我們過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確的……所謂熱心過度……使他們躺在我們身上過日子。……在援助問題上，隨著我們經濟發展，方針要堅持，具體辦法要修改，真正使受援國得到益處”。在這一方針指導下，中國援外的規模雖然有所下降，但卻拓寬了受援國的範圍。從1983年起，中國增加了對非洲最不發達國家的援助，也開辟了對拉美、加勒比海國家、南太平洋國家的經濟援助。同時轉變了援助方式，從過去的強調援助無償貸款轉變為加大智力、技術支援的比重，增加了受援國自力更生的能力，從“授之以魚”轉變為“授之以漁”。
1989年隨著東歐劇變以及中國春夏之間發生的政治風波，國際形勢再一次發生變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民主”和“人權”等借口對中國進行打壓，中國為擺脫西方國家的製裁，再次從廣大發展中國家獲得了支持和幫助。事實上，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第一個訪問中國的外國國家元首和總理以及外長均來自非洲國家，1989年布隆迪、烏幹達、多哥、馬裏和布基納法索等國家元首訪問中國，1990年又有埃及、赤道幾內亞、中非共和國、塞拉利昂、乍得和蘇丹等國家元首訪問了中國，體現了中非之間的傳統友誼。
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中國成功加入WTO，都使中國從一個國際體係之外的革命者逐步轉變成為國際體係的重要參與者。中國在逐步改善同發達國家的關係時仍然堅持將發展中國家作為中國外交的立足點。1996年5月，江澤民在非洲總部發表演講時鄭重宣布了與非洲國家合作的五點原則：真誠友好，彼此成為可信賴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權，不幹涉內政；互利互惠，謀求共同發展；加強磋商，在國際事務中密切合作；麵向未來，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與此同時，中國與拉丁美洲經貿合作不斷擴大，1995年貿易總額達60多億美元，比80年代末增長了1倍；我國已開始向拉美24個國家和地區進行投資，建立合資或獨資企業；中國政府還向20多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20世紀90年代末，東南亞國家遭受金融危機的衝擊，金融體係幾近崩潰，且危機迅速蔓延至東亞國家，日本、韓國等東亞大國出於保護本國經濟的目的幣值大幅貶值，在自身經濟力量比較薄弱並且麵臨風險和壓力的情況下，中國仍然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同時對處於困難的東南亞國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資金支持，為緩解東南亞金融危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同時也確立了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亞洲的地位。
進入新世紀之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更是把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作為中國外交的基礎。2005年9月，胡錦濤在出席聯合國成立60周年發展籌資高級別會議上，代表中國政府提出了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的五大重要舉措。具體內容：一是中國決定給予所有同中國建交的三十九個最不發達國家部分商品零關稅待遇，優惠範圍將包括這些國家的多數對華出口商品；二是中國將進一步擴大對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的援助規模，並通過雙邊渠道，在今後兩年內免除或以其他處理方式消除所有同中國有外交關係的重債窮國2004年底前對華到期未還的全部無息和低息政府貸款；三是中國將在今後三年內增加對發展中國家提供一百億美元優惠貸款及優惠出口買方信貸；四是中國將在今後三年內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相關援助，為其提供包括防瘧特效藥在內的藥物，幫助他們培訓醫療人員等；五是中國將在今後三年內為發展中國家培訓培養三萬名各類人才。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鄭重承諾進一步深化了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近些年來，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飛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以非洲為例，2000年中非貿易總額首次突破100億美元大關，而短短的8年之後，2008年中非貿易總額就突破了1000億美元大關，達1068.4億美元。同時，中國對非直接投資也有了顯著增長，僅2008年上半年就達3.1億美元。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更是提出了未來同非洲開展的“十大合作計劃”：一是中非工業化合作計劃。中方將積極推進中非產業對接和產能合作，鼓勵支持中國企業赴非洲投資興業，合作新建或升級一批工業園區，向非洲國家派遣政府高級專家顧問。二是中非農業現代化合作計劃。中方將在非洲100個鄉村實施“農業富民工程”，派遣30批農業專家組赴非洲，建立中非農業科研機構“10+10”合作機製。中方高度關注非洲多個國家受厄爾尼諾現象影響致糧食歉收，將向受災國家提供10億元人民幣緊急糧食援助。三是中非基礎設施合作計劃。中方將同非洲在基礎設施規劃、設計、建設、運營、維護等方麵加強互利合作，支持中國企業積極參與非洲鐵路、公路、區域航空、港口、電力、電信等基礎設施建設，提升非洲可持續發展能力；支持非洲國家建設5所交通大學。四是中非金融合作計劃。中方將同非洲國家擴大人民幣結算和本幣互換業務規模，鼓勵中國金融機構赴非洲設立更多分支機構。五是中非綠色發展合作計劃。中方將支持非洲增強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能力，支持非洲實施100個清潔能源和野生動植物保護項目、環境友好型農業項目和智慧型城市建設項目。六是中非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合作計劃。中方將實施50個促進貿易援助項目，支持非洲改善內外貿易和投資軟硬條件，願同非洲國家和區域組織商談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合作等全麵自由貿易協定，擴大非洲輸華產品規模。七是中非減貧惠民合作計劃。中方將在加強自身減貧努力的同時，增加對非援助，在非洲實施200個“幸福生活工程”和以婦女兒童為主要受益者的減貧項目；免除非洲有關最不發達國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還的政府間無息貸款債務。八是中非公共衛生合作計劃。中方將參與非洲疾控中心等公共衛生防控體係和能力建設；支持中非各20所醫院開展示範合作，加強專業科室建設，繼續派遣醫療隊員、開展“光明行”、婦幼保健在內的醫療援助，為非洲提供一批複方青蒿素抗瘧藥品；鼓勵支持中國企業赴非洲開展藥品本地化生產，提高藥品在非洲可及性。九是中非人文合作計劃。中方將為非洲援建5所文化中心，為非洲1萬個村落實施收看衛星電視項目；為非洲提供2000個學曆學位教育名額和3萬個政府獎學金名額；每年組織200名非洲學者訪華和500名非洲青年研修；每年培訓1000名非洲新聞領域從業人員；支持開通更多中非直航航班，促進中非旅遊合作。十是中非和平與安全合作計劃。中方將向非盟提供6000萬美元無償援助，支持非洲常備軍和危機應對快速反應部隊建設和運作。中方將繼續參與聯合國在非洲維和行動。
綜上所述，中國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係，已經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單純援助逐步轉變為新型戰略夥伴關係。應該看到，中國同發展中國家關係的轉變是與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分不開的，同時這種轉變也體現了中國外交的不斷成熟與自信。今後隨著形勢的變化，也許中國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還會發展變化，但中國將發展中國家作為中國外交的立足點這一總的原則是不會變化的，隨著中國國力的日漸強大，中國同發展中國家的友誼必將得到更好的深化和加強。當然，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交往中，也麵臨著同西方大國之間的博弈，2008年前後被熱炒的達爾富爾問題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
其二，達爾富爾問題：中國與發展中國家交往中麵臨的課題。
達爾富爾地區位於蘇丹共和國的西部，麵積約50萬平方公裏，約占蘇丹共和國麵積的1/5，人口600多萬。在這裏生活著包括阿拉伯人、富爾人和黑人在內的80多個部族。以信奉伊斯蘭教為主的阿拉伯人主要居住在北部，以放牧為生。而信奉基督教的黑人主要居住在中部和南部，主要從事農業生產。曆史上的達爾富爾地區，雨水豐沛，土地肥沃，因此各部族之間雖然偶有衝突，但基本上還能和諧相處。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由於人口膨脹、過度放牧和亂采濫伐導致自然資源被破壞，生態環境極度惡化，土地荒漠化嚴重，旱情不斷。長期的旱情迫使住在北部以放牧為生的阿拉伯人向南部遷徙，而南部從事農業的居民為防止過度放牧破壞農業生產將土地圈起來並拒絕牧民進入，於是這種農、牧業之間的摩擦逐步演變為各部族之間為爭奪水、草資源而發生的激烈衝突，為了在衝突中獲勝，各部族開始組織民兵武裝，隨著衝突的加劇，以及武器裝備的升級，達爾富爾地區陷入了無政府的混亂狀態， 2003年2月，以黑人居民為主相繼組成的兩支武裝力量“蘇丹人民解放軍”和“正義與平等運動”，以蘇丹政府未能保護他
們免遭阿拉伯民兵襲擊為由，要求實行地區自治，並不斷對當地政府設施和官員發動襲擊。由此達爾富爾地區陷入了以“蘇丹人民解放軍”和“正義與平等運動”為一方，政府軍隊以及阿拉伯民兵組織“堅傑維德”為另一方的內戰局麵。
達爾富爾危機爆發後很長一段時間後並未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直到2004年美國大選年，爭取連任的美國總統布什出於扭轉人們對其單邊主義窮兵黷武的外交形象，以及反襯出民主黨總統克林頓主政期間在盧旺達大屠殺過程中無所作為的表現，對達爾富爾問題表現出了特殊的“關切”，一時間，西方媒體連篇累牘的報道及造勢，才將達爾富爾問題推到了風口浪尖上。2004年7月，美國國會通過決議，將達爾富爾問題定義為“種族屠殺”。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也對達爾富爾問題給予了密切關注，從2004年6月到2009年7月，僅安理會就通過了26項有關達爾富爾危機的決議。然而聯合國並不讚同美國國會關於達爾富爾問題為“種族屠殺”的結論。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曾於2007年6月在《美國華盛頓郵報》撰文指出，人類活動導致的全球氣候變暖是達爾富爾問題幕後的“黑手”。
美國和聯合國在達爾富爾問題的不同定性對事態的發展有著不同的影響，因為“種族屠殺”是聯合國憲章所明文禁止的，一旦將達爾富爾問題定性為“種族屠殺”，意味著今後存在著軍事幹預的可能性。美國之所以這麽做是有其深刻的經濟背景的。多年以來，美國作為世界上石油消耗量最大的國家，中東石油產區一直是美國國家核心利益所在，然而由於對中東插手過多，美國在中東地區結怨很深，而中東地區複雜的政治環境又進一步對美國的石油利益構成威脅，因此美國的精英階層早已認識到要開辟更多的石油進口來源，轉變對中東地區的過度依賴。在這一背景下，富含石油的非洲地區就進入了美國精英階層的視野。蘇丹是非洲重要的產油國，據專家估計，蘇丹石油儲量超過1800億桶，僅次於沙特阿拉伯，位居世界第二。正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美國希望通過將蘇丹達爾富爾問題定性為“種族屠殺”為今後的軍事幹預埋下伏筆，一旦蘇丹政府不肯就範，就通過軍事力量改變蘇丹國內的政治格局，進而達到對蘇丹的石油輸出重新“洗牌”的目的。
除了這一經濟背景之外，防範和遏製中國的和平崛起，也是美國炮製“種族屠殺”口號的題中之義。中國和蘇丹是傳統友好國家，蘇丹是非洲最早同中國建交的國家之一。自1956年蘇丹加入聯合國之後，蘇丹在曆屆聯合國大會上都支持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大國的合法席位。中國於20世紀70年代在蘇丹援建了大量的工程，其中最著名的是喀土穆友誼廳。冷戰結束後，西方加大對中國的人權狀況的攻擊，蘇丹也站在中國的立場上對中國加以聲援。1996年，正當西方石油公司因自然條件惡劣，生產規模難以擴大等原因紛紛撤離蘇丹石油行業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以下簡稱中石油）應蘇丹政府邀請，負責組建大尼羅河石油作業公司，從而開始了與蘇丹政府進行的石油合作。經過6年的努力，中石油在蘇丹建起了1400萬噸/年的原油生產能力，修建了長達1506公裏的輸油管道，建成了一家250萬噸/年的原油加工廠和若幹個加油站，逐步形成了一個集生產、精煉、運輸、銷售於一體的完整的石油工業產業鏈。西方石油公司在蘇丹投資多年，卻隻重視原油開采，不重視當地的技術升級，在中石油進入蘇丹之前，蘇丹作為一個富含石油的國家，成品油完全依賴進口，給蘇丹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而中石油幫助蘇丹建立完整石油產業鏈之後，蘇丹的成品油市場已經實現出口。不僅如此，中石油還積極關注當地民生，為當地援建醫院，修建橋梁、機場，以及道路等基礎設施，改善當地群眾的生活條件。截至2006年底，中石油累計投資蘇丹公益事業3228萬美元，受益人數超過150萬人。正是得益於中國的無私幫助，蘇丹從一個幾乎沒有任何現代工業的貧窮國家，一躍成為北非六國中經濟增長速度居首的國家，人民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中國與蘇丹石油合作的巨大成功，以及由此帶來的中國對非洲其他石油國家的吸引力和影響力，毫無疑問，引起了美國這個視非洲為其傳統勢力範圍的國家的不滿，於是，美國掀起了一波圍繞著達爾富爾問題的反華大合唱。美國新聞界和演藝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呼籲世界各國因達爾富爾問題抵製2008年在北京召開的奧運會，聲稱這屆奧運會為“種族屠殺奧運會”，更有甚者，一些美國的政壇人士也參與其中。2007年5月，美國108名眾議員和90多名參議員聯名給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寫信，威脅說中國如果不能對達爾富爾的種族屠殺采取決定性的措施，將對北京奧運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事實上，自達爾富爾危機爆發以來，中國一直通過元首互訪、派遣特使、任命非洲事務代表等方法扮演著勸和促談的角色。2007年2月，胡錦濤主席在訪問蘇丹時提出了解決達爾富爾問題遵循的四項原則：（1）尊重蘇丹主權和領土完整；（2）堅持對話和平等協商；（3）非盟、聯合國等應該在達爾富爾問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4）促進地區局部穩定。中國政府不僅宣示自己和平解決危機的立場，還積極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早在2005年5月中國就向蘇丹派出435人的維和部隊。2007年5月，中國又接受聯合國的邀請，派出315名工兵連協助執行安南計劃第二階段的任務。不僅如此，中國還為恢複達爾富爾地區的和平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援助，僅在2007年就分5批向達爾富爾提供了8000多萬人民幣的人道主義援助物資，為北達爾富爾州的供水工程提供優惠貸款9000萬美元，提供了多項恢複生產和發展所需的物資，包括運輸工具、發電機、水泵等。
誠然，達爾富爾問題的起源是由於蘇丹地區氣候、資源條件惡化造成的，而蘇丹內部複雜的政治生態又增加了解決這一矛盾的難度，無論中國的存在與否，達爾富爾問題的解決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然而達爾富爾問題引起的西方對中國的抨擊卻是中國外交選擇中值得深思的問題。達爾富爾問題既不是中國崛起過程中中國外交麵臨的第一個國際問題，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問題，西方社會圍繞達爾富爾問題對中國的攻擊，是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拓展自己外交空間過程中所遇到阻力的一個縮影。在當前西方國家掌握國際輿論主流話語權的情況下，我們如何既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又不與西方大國發生正麵衝突，是擺在我們麵前的一個重大課題。
其三，當前與發展中國家關係中存在的問題。
新中國自成立以來一直將發展中國家作為自己外交的立足點，在這一原則指導下，中國外交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應該看到，在取得豐碩成果的基礎上，當前中國在與發展中國家交往中還存在著如下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是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利益取向的差異。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將自己列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員，而且出於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都曾受到西方列強的殖民統治這一最大的共同點，往往將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但事實上由於發展中國家也都是各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國家之間的發展階段也不盡相同，而且在宗教信仰、政治製度、文化傳統等方麵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因此發展中國家之間各自的利益訴求方麵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有時甚至相互矛盾。例如，2009年底在哥本哈根召開的氣候峰會上，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四個發展中大國空前團結，一致要求發達國家應該對氣候問題負主要責任，然而在發展中國家內部，一些最不發達的國家要求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大國也應該減少排放並采取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更強硬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又如所有與台灣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應該看到，廣大發展中國家是由眾多具有各自利益的國家組成的，這些國家之間雖然在發展程度、曆史背景等多方麵具有相似性，但都是以實現本國利益最大化而作為建國的依據而存在的，因此，它們之間既有整體的關聯性，又有個體的差異性。在處理與它們的關係中，忽視任何一個方麵，都會導致錯誤的後果。廣交“朋友”與保持每個“朋友”之間的差異**往是不矛盾的。因此，我們在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交往時，既要考慮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利益，又要在具體的交往中顧及個別國家的利益，做到統籌兼顧，這才能真正貫徹將發展中國家作為中國外交的立足點。
二是處理與發展中國家存在的相互競爭關係。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自身的經濟已經完全融入世界經濟體係，中國人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勤勞勇敢已經在世界經濟體係中占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應該看到我們國家的比較優勢是擁有廉價的勞動力，生產的產品也大都是低附加值的產品，因此我們的經濟與發達國家擁有比較好的互補性，而相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雖然我們也從一些發展中國家進口原材料，與他們有一定的互補性，但總體而言，我們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產品結構趨同，競爭性大於互補性。一方麵，隨著中國對發達國家的出口貿易加大，擠占了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市場。另一方麵，隨著我國對發展中國家出口的加大，進一步衝擊了發展中國家的國內市場。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出口貿易的加大，衝擊的大都是發展中國家的支柱產業，因此近些年來我們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事實上，自從加入WTO之後與中國發生貿易摩擦的主體已經從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印度、土耳其、阿根廷、南非、墨西哥、秘魯和巴西等國都是對中國發起反傾銷的大戶。據WTO的統計，在1995—2008年的14年間，向WTO報告的針對中國的677起反傾銷案中有442起來自發展中國家，占65.29%，這種競爭關係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相互友好關係。對於這種情況，一方麵，我們要加快企業“走出去”的戰略，鼓勵企業到發展中國家去投資，發展中國家一般在人力資源、自然資源等方麵有優勢，而缺乏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我們可以通過鼓勵一些有實力的企業去發展中國家投資，這樣既可以變出口貿易為“內地生產”，又可以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就業問題，從而緩解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摩擦。另一方麵，我們要加快國內生產企業的產業結構升級，改變過去的低價競爭優勢，而通過品牌價值達到一種質優價高的局麵去占領發展中國家的高端市場，從而減少對發展中國家支柱產業的衝擊。
三是在處理與發展中國家關係時如何應對西方大國的指責與分化。中國一直以發展中國家作為自己外交的立足點，同時隨著中國的崛起與強大，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這必然招致一些西方大國的嫉妒與防範。而對於這些西方國家來說，除了自身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防範中國以外，最佳的策略就是將其他發展中國家拉入自己的反華陣營，來達到借刀殺人的目的，因此，近些年來西方大國對中國的發展中國家政策橫加指責，炮製“中國威脅”，試圖離間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並且對於不同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又采用有所區別的策略。對中國周邊的發展中國家主要是強調“中國的軍事威脅”，試圖利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糾紛來達到遏製中國的目的。而對於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則強調“中國的資源威脅”和“經濟威脅”，對中國合理的資源需求和經濟發展說三道四，從而達到分化和遏製中國發展的目的。對於西方大國的指責與分化，我們在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時應該沉著應對，一方麵，要利用西方大國內部對遏製中國尚未達成全麵共識的有利時機，高舉和平發展的大旗，充分營造有利於自己的國際輿論。另一方麵，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還是要本著互諒互讓、團結協作的精神來處理與它們的分歧。具體來講，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糾紛還應著眼長遠，現階段應該采取“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對於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分歧來說，應該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宣傳力度，減輕發展中國家對“中國製造”的恐懼心理，從而達到與發展中國家“雙贏”的局麵。
四是協調國家與企業在與發展中國家交往中的利益分歧。隨著我國實行“走出去”的戰略以來，已經有大批的中國企業參與到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與建設中來，這些企業不但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而且還滿足了當地的就業需求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需要。但同時應該看到，由於企業的目的是追求利潤最大化，而企業的這一目的與國家利益並不總是趨於一致，因此在實踐過程中經常會發生為了企業利益而有損國家利益的情況。例如，一些資源開采型企業存在著不注重被投資國的可持續發展，邊開采邊汙染環境，引起被投資國民眾的不滿的短期行為，這與國家獲取穩定的資源來源的長期利益是矛盾的。另外，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的中國企業代表著國家的形象，稍有不慎就會破壞國家的形象。有些企業在投資過程中存在低價中標、劣質完成的情況。例如，2006年8月，馬達加斯加共和國總統一度拒絕接見來馬國訪問的中央領導人，並發出外交照會，抗議中資機構承建的由世界銀行提供資金的築路修橋項目變成了不堪入目的“豆腐渣”工程，這場一觸即發的外交風波雖然在斡旋下最終得以化解，但造成的影響卻極壞，也嚴重影響了中國的形象。任何一個在海外投資的企業都代表著國家的形象，企業自身的不當行為都會損害國家的形象。因此，當企業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發生衝突時，維護國家利益的總的原則應該堅定不移的貫徹下去，道理是很簡單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強大的國家作後盾，任何企業都將在海外舉步維艱，但在堅持維護國家利益這一總原則的同時，國家要賦予企業相對靈活的自主權，維護企業的利益，“抓大放小”，切忌國家利益擴大化，從而影響企業到發展中國家投資的積極性。
總之，“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智慧結晶，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新時期的外交新理念，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貢獻了獨特的智力資源。這種影響，主要是一種抽象的影響。“和而不同”這一古老而又新鮮的外交理念可能要等到若幹年後，隨著中國國力與國際地位的上升，其價值才會被更廣泛、更深刻地理解與認同。更進一步講，這一抽象而久遠的影響還涉及國際關係中的“話語權”問題。今天，“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等美國的“話語”主宰著全世界的國際關係研究， 除了最顯赫的“美國學派”和有些邊緣化的“英國學派”， 幾乎沒有其他的“獨立” 學派。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 國際關係研究的“中國學派”的崛起， 可以想見，“和而不同”必會成為“核心話語”之一， 會在更廣闊的範圍裏被認識、被討論、被理解， 甚至會成為一種重要思潮。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