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大國是關鍵：以經貿為中心發展與發達國家關係

第二節 大國是關鍵：以經貿為中心發展與發達國家關係

在我國外交戰略中，大國占據不可忽視的重要位置，加強和發展同各大國的關係是我國外交戰略的關鍵，外部環境往往成為促進或製約自己國家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國際關係中，大國的影響往往決定著這種外部環境的變化，“因為大國對國際政治所發生的變故影響最大。所有的國家——不管是大國還是次大國——其命運從根本上取決於那些最具實力國家的決策和行為。”可見，大國外交在國家外交戰略中的重要性。冷戰結束後，兩極格局解體，世界呈現多極化發展的態勢，中國外交不僅經受住了國際風雲變幻的考驗，而且開創了以經貿為中心發展與大國外交的新局麵，不僅為國內經濟建設營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也在國際社會樹立了有影響力的國家形象，極大地豐富了我國全方位外交的內容。

第一，以經貿為中心發展與發達國家關係的背景。

我國發展以經貿為中心的大國外交戰略是有其深刻的背景的。首先，國家的政治行為與經濟行為總是密不可分的，從國家的政治行為找到其背後的經濟目的，或是從國家的經濟行為找到其背後的政治目的並不困難。我國是在外有美蘇爭霸進入**，美中蘇大三角出現，內有10年浩劫的嚴重後果沒有徹底消除的情況下，選擇了“經貿外交”。這是我國施行經貿為中心的大國外交方針的最主要動因。其次，我國自建國以來就一直是一個在政治上舉足輕重的大國，然而由於新中國剛剛成立，經濟上百廢待興，加上建國初期政治決策上的一些失誤，使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長期以來與我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不相匹配，如何在經濟上迎頭趕上，提升我國的綜合國力，成為20世紀80年代我國外交方針上的重要任務，這是我國實行以經貿為中心的大國外交方針的主觀因素。最後，從現實情況看，冷戰結束後，經濟因素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與冷戰時期相比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在國際關係領域出現了由政治優先向經濟優先轉移的趨勢。當前，世界經濟的全球化使大國合作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21世紀初的經濟發展狀況表明，國際範圍內資源配置的廣度、深度和合理性、優化性都在加強，各國的經濟對別國的依存性也在加強，這種相互依賴的關係使每個國家都不敢輕易地以損害其他的國家作為自己發展的基礎，這是我國施行以經貿為中心的大國外交方針的客觀因素。

第二，前景光明的中歐經貿關係。

中國與歐盟已建立全麵夥伴關係和領導人年度會晤機製。1998 年，歐盟通過對華政策新文件，決定把對華關係提高到與美國、日本、俄羅斯關係的同等水平。中國與歐盟高層交往頻繁，雙方互利合作不斷擴大。歐盟是當今世界上重要的一極，進一步加強中歐之間的對話與合作，符合雙方共同利益，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陸續和美國等發達國家建立了以經貿為中心的外交關係，其中中國和歐盟在經貿方麵的合作備受矚目。中歐經貿往來曆史悠久， 1978年中國和歐共體簽署了第一個貿易協定，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同時成立了中歐經濟貿易混合委員會。自1985年中歐雙方簽署《貿易與經濟合作協定》以來，中歐在經貿領域進行了廣泛的合作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而2004年被稱為中國外交的“歐洲年”，從中國對歐盟經濟外交角度而言，取得了務實、有效的豐碩成果，這一年無論是中國與歐盟雙邊領域，還是中國與歐盟各新老成員國之間的雙邊關係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自2003年開始，中國成為歐盟的第二大貿易夥伴，2004年5月歐盟擴大至25國後就躍升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與歐盟建立了全麵的戰略夥伴關係。2004年下半年隨同希拉克、施羅德等訪華的歐洲企業家滿載而歸，2005年中國已成為歐盟第一大貿易夥伴，2006年歐盟成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據報道，2007年雙邊貿易額3561.5億美元，占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16.4%。這些年，中歐雙方不僅簽署了一係列合作文件，而且政治互信大大加深，這一切證明中歐雙方在彼此對外貿易中的重要地位，在更廣泛領域縱深發展中歐貿易關係是雙方不容置疑的重大經濟任務。

中國與歐盟之間之所以能夠大力發展經貿往來，是有著其有利的因素和條件的。首先，中國和歐盟對彼此發展經貿關係都有清醒的認識。歐盟認為，“要想立足亞洲，首先要立足中國，因為中國正在成為亞洲經濟的發動機”，而中國認為，歐盟已是世界多極化發展中不斷上升的重要力量。其次，較之美、日等大國，中國與歐盟之間沒有對抗性的戰略卷入，也沒有必須加以克服的敵視與政治摩擦，在未來的國際格局中，歐盟可以成為與中國平等相處的合作夥伴，這些因素都為中國和歐盟雙邊關係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最後，得益於雙方經濟上的互補性，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雖然經濟發展速度很快，但在新形勢下也麵臨新的挑戰，既需要從先進的發達國家那裏借鑒經驗，也需要發達國家在技術管理、資金投入等各方麵予以支持，歐盟正可擔當此任。歐盟是世界上經濟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性組織，但歐盟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如果出口受挫則意味著其經濟發展速度受阻， 2003年上半年美伊戰爭爆發，使外部市場需求持續疲軟，導致以德國為首的歐盟國家出口受到限製，加上持續上升的歐元匯率等因素，結果歐盟2003年全年出口下跌2.3%，而中國經濟的強勁發展，能為歐洲產品提供廣闊的市場，歐盟有優勢的一些傳統產業如機械、汽車、電子等，都十分適合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和現代化進程的需要，這就是中歐經濟結構上的互補性。總的來看，中歐具有共同的戰略利益，對世界安全和國際政治也有許多相同和相近的看法，在反恐、防核擴散、大力推動多邊合作、反對單邊主義等方麵都建立了廣泛共

識，另外，中國與歐盟經貿關係發展水平還比較低，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雖然歐盟對華投資的增長較快，但所占比重還不到其在歐盟區外投資總額的3%，這表明雙方間的經貿合作仍有很大潛力可挖。

隨著中國改革日益深化和歐盟一體化不斷發展，中歐經貿深入發展麵臨巨大機遇。雖然當前中歐關係的發展中也存在著一些坎坷和障礙，例如貿易摩擦日益增多，進出口結構有待大幅度調整，中國從歐盟的技術引進總量小且結構有待進一步完善等等，但在這些有分歧的事務上，中歐雙方領導人已經表明了原則立場，並都希望從雙邊關係的戰略高度審視和解決問題，這為雙邊關係今後繼續快速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展望未來，中國將繼續開展對歐經貿外交，鞏固、擴大和深化與歐盟各個層麵的經貿關係，進一步提升歐盟在我國市場多元化戰略中的地位，全麵提升中歐雙邊貿易、投資、經濟技術合作的質量與水平，使雙方向更為成熟的全麵戰略夥伴關係穩步邁進。中國與歐盟經貿關係的發展使兩國關係發展勢頭強勁，中歐關係在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強勁發展，雙方之間的信任與了解不斷加深，在世界事務上的觀點互為補充，並且擁有共同的經濟利益，未來的發展前景十分光明。

第三，摩擦不斷的中澳經貿關係。

以經貿為中心發展與發達國家的關係，雖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近些年，中國和澳大利亞之間的經貿關係出現的問題，是我們在發展經貿外交過程中很值得思考的。中國與澳大利亞經貿關係始於20世紀中期，初步發展於1972年12月——兩國建立外交關係，而快速發展於21世紀初。中澳建交30多年來，兩國關係經曆了時間和國際風雲變幻的考驗，不斷向前發展，而在此基礎上，兩國的經貿關係也有了長足的進步，截至2009年10月，中國已經超越美國和日本成為澳大利亞第一大貿易夥伴。在兩國經貿關係的穩步發展下，兩國的自由貿易區談判也提上了議事日程， 2014年11月17日，在兩國領導人見證下，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和澳大利亞貿易與投資部長安德魯-羅布，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署了實質性結束中澳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意向聲明。中澳自貿區談判雖然經曆了許多波折但有驚無險，最終取得了讓人欣慰的實質性成效，根據談判結果，在開放水平方麵，澳大利亞對中國所有產品關稅最終均降為零，中國對澳大利亞絕大多數產品關稅最終降為零。這標誌著中澳經貿關係必將達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在中澳經貿穩步發展的同時，前些年出現的雙方在鐵礦石定價權方麵的爭鬥，確實體現了大國之間發展經貿關係的複雜性。2009年中鋁投資力拓失敗，並由此引發雙方一係列政治事件，這正是我國在發展同發達國家經貿關係中所存在問題的一個縮影。由於中國近幾年發展迅速，經濟增長一直保持一個高速的發展態勢，因此近年來，國內對鋼鐵的需求非常旺盛，對於生產鋼鐵的原材料——鐵礦石的需求量也必然大幅攀升，而我國國內的鐵礦石含量不僅總量少，而且品質低，無法滿足國內鋼鐵企業的生產需要，這就必然導致我國鐵礦石嚴重依賴進口。據統計，2008年中國共進口4.4366億噸鐵礦石，占全球海運鐵礦石進口比重約為52%，是世界鐵礦石第一進口大國，然而與我國作為鐵礦石全球第一大買主地位極不相稱的是，我國並沒有掌握鐵礦石的定價權，相反經常不得不吞下鐵礦石大幅漲價的苦果。造成這一局麵的主要原因是由於鐵礦石市場賣方壟斷已經形成，目前，世界70% 的鐵礦石出口貿易掌握在澳大利亞力拓公司、必和必拓公司和巴西淡水河穀公司三大礦業巨頭手中，因此他們得以在世界範圍內形成壟斷競爭的局麵。目前壟斷競爭帶來的後果是賣方聯合提高價格，賺取高額利潤，而買方成為價格的接受者，利益受到很大損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企業走出去投資上遊的鐵礦石企業以減少損失的做法成為一種必然，然而中鋁投資力拓所引發的中澳之間的政治角力側麵反映出了發達國家所固有的對華的不信任以及對中國的偏見。在中鋁並購案中，深受“中國威脅論”影響、不願喪失經濟主動權的澳方不惜以經濟和政治信譽為代價毀約，同時，澳大利亞公司繼續在以橫向國際聯合和對中國相關產業分化瓦解的方式破壞中方爭取合理定價權的努力。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內，以中鋁並購案為導火索的雙邊衝突迅速升級，澳政府不顧中方勸阻，執意給熱比婭簽發入境簽證，並安排其紀錄片在墨爾本國際電影節上播放。中鋁收購力拓這一單純的經貿爭端迅速演變為政治、經濟和安全領域的全麵較量，這反映了澳大利亞國內長期以來的對華複雜心態和典型的一種西方式的失落情緒，然而我們不應忽視的是，中國從長期的落後者變為當前的崛起者，將在今後幾十年內長期麵對西方發達國家的不信任和偏見，如何審慎的應對這一局麵，將是考驗我國外交水平的關鍵因素。令人欣慰的是，自力拓案爆發以來，中國政府有理、有力、有節的外交鬥爭手法，已經取得了較為滿意的結果。據報道，2009年8月18日，澳大利亞埃克森美孚公司與中石油簽訂價值高達500億澳元（約合412.9億美元）的天然氣銷售協議，這是中澳兩國建交以來最大的一筆貿易交易，而作為此次貿易爭端的關聯方力拓公司也正在就蒙古OyuTolgoi銅金礦項目“審慎”地謀求與中鋁再次合作的機會。

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與原有發達國家之間發展經貿外交，雖然在短期內仍然會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也應看到這隻不過是一個後起的國家不得不麵臨的暫時困境，隻要我們把眼光放得長遠一些，沉著應對，必然會迎來經貿外交光輝而燦爛的前景。

第四，主權爭議下的中日能源合作：中日東海合作開發。

2008年6月18日達成的中日東海合作共識，是中國在以經貿為中心發展大國關係中一個比較特殊的事例。說它特殊，

是由於東海合作共識，不僅牽扯到了經濟問題，同時還牽扯到主權存在爭議這一敏感的政治問題。

中日東海之爭由來已久，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伍茲霍爾海洋學院教授埃默裏提出一份報告，將東海列為最具有石油開采前景的近海地區之一，這一報告使平靜的東海進入了覬覦石油資源的日本的視線，也為中日東海之爭拉開了帷幕。1982年通過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每一沿海國至少可以擁有從測算其領海寬度的基線量起200海裏的大陸架。這樣，如果兩個海岸相向的國家，海岸距離不足400海裏，就必然會出現大陸架重疊的區域，造成專屬經濟區劃界的爭議。中日兩國隔東海相望，兩國之間大陸架最寬處為325海裏，最窄處為167海裏，因此客觀上造成了導致爭議的局麵。中方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大陸架自然延伸原則及公平原則認為中日之間的東海分界線應該位於衝繩海槽。而日方聲稱中日兩國為共大陸架，因此提出了所謂的“中間線”原則。兩相比較，中方的依據更符合國際法準則，尤為重要的是，日方支持的中間線還將釣魚島作為日方領土加以劃界，實際是一條更向西的“中間線”，這種強盜邏輯中國是絕不能答應的。

中國對東海油氣開發始於20世紀70年代，經過20多年的勘探，中國已經在東海開發出了春曉、平湖、斷橋、殘雪、寶雲亭、孔雀亭、天外天和武雲亭8個油氣田。其中春曉油田位於浙江省寧波市東南188海裏處，西離中國領海基點約150海裏，東離中國要求的大陸架底及衝繩海槽的中心線約175海裏，處於中國大陸架範圍內。距離日本所要求的“中間線”還有5公裏的距離。2005年10月建成，日處理天然氣量910萬立方米。本來中國在這一毫無爭議的屬於中國管轄範圍的地區開發油田不應該引起日方的不滿。然而，2004年5月28日，日本《東京新聞》一則報道稱，“中國正在開采的‘春曉’天然油氣田群距離日本要求的‘中間線’隻有5公裏，與1988年建成投產的‘平湖’油田相比，又向日方推進了65公裏”，並驚呼所謂“中國的油氣田會像吸管一樣，把日本的油氣資源吸走挖空”。一時間，《產經新聞》, 《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等日本媒體都把關注點聚焦東海，且無一例外地指責中國“企圖獨占東海海底資源”，要求“采取‘斷然’措施捍衛日本權益”。這些煽動性文字被日本各大網站反複轉載，結果造成了不明真相的日本民眾極大的不滿情緒，日本的極右分子利用民眾的這種不滿情緒大肆鼓噪，向小泉政府施壓，要求對中國采取斷然措施。在2004年6月舉行的中日外長會議上，時任日本外相的川口順子向中國外長李肇星表示，日方希望中方提供油氣開發區海底的地質結構數據，這個無理要求遭到了中方的斷然拒絕。自此中日雙方關於東海的爭議正式推上前台。

爭議產生之後，中方從維護中日關係的大局出發，多次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但日方在極右勢力的推動下，態度強硬。在中方的強力堅持下，日方在共同開發的問題上終於有所鬆動。但在如何確定共同開發區的具體範圍上雙方仍存在很大爭議。日方主張共同開發區應橫跨其單方麵主張的“中間線”兩側，而中方主張共同開發區應僅限於雙方有爭議的地區，而中間線以西的地區不應列入共同開發區的範圍，同時中方建議將雙方有爭議的釣魚島周邊地區列入共同開發的範圍。

由於雙方在共同開發區具體範圍上各執一詞，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雙方未能達成協議。2008年6月18日，雙方在經過四年、十一輪的艱苦談判之後，終於達成共同開發東海的《關於中日東海問題的原則共識》（以下簡稱《原則共識》）。《原則共識》具體內容大致如下：第一，關於中日在東海的合作。《原則共識》指出，為使中日之間尚未劃界的東海成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中日一致同意在實現劃界之前的過渡期間，在不損害雙方立場的情況下進行合作。第二，中日關於東海共同開發的諒解。《原則共識》指出，雙方本著互惠原則，經過聯合勘探，在指定區塊（麵積約為2700平方公裏）中雙方取得一致同意的地點進行共同開發；《原則共識》同時指出，雙方同意，為盡早開始對東海其他地區共同開發繼續進行磋商。第三，關於日本法人依照中國法律參加春曉油氣田開發的諒解。《原則共識》規定，中國企業歡迎日本法人依照中國對外合作開采海洋石油資源的有關法律（主要指國務院1982年1月30日發布實施，2001年9月23日修訂的《中國對外合作開采海洋石油資源條例》）參加對春曉現有油氣田的開發。

《原則共識》是中日雙方為解開困擾雙方關係中存在的東海問題“死結”而達成的一項雙方互利共贏的協議。正如日本外相高村所說：“‘諒解’的達成，是雙方無論在怎樣困難的問題上都能通過對話加以解決的良好例證。也是兩國戰略互惠關係的重大成果，對兩國關係的發展是可喜之事。”對中方而言也是如此，在協議達成之前，日方一再強調春曉油氣田的“吸管效應”，強烈要求將春曉油氣田列入共同開發的領域。事實上，協議的達成並沒有滿足日方的無理要求，春曉油氣田被排除在共同開發的地區之外，取而代之的是日本法人有權依照中國法律參與春曉油氣田的合作開發。合作開發與共同開發雖然隻有一詞之差，但其法律意義卻有天壤之別。雖然在《原則共識》中並沒有明確宣示中方在春曉油氣田的主權。但依照中國法律進行合作開發，事實上等於承認了中方在春曉油氣田擁有的主權。因此，這個協議的達成，是中日雙方在涉及國家主權爭議這一敏感的政治問題時，體現了高度的靈活性和務實性，這為今後雙方在東海問題上的磋商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中日在東海問題上的合作，體現了中國外交在處理大國之間經貿關係時一直秉承的平等互利原則，也體現了中國外交在策略選擇上的成熟和務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