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儒家文化與生態文明_第三節 儒家“愛物”的措施——時禁

第三節 儒家“愛物”的措施——時禁

古代儒家所主張的“愛物”精神體現在行為規範方麵主要是強調時禁。這種行為規範早期最係統的訴諸於文字是在《禮記·月令》上，據《禮記·月令》篇記載：

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履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眾，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

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仲春之月：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季春之月：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

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

孟夏之月：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眾，毋伐大樹。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季夏之月：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這段文字對於在什麽時間絕對禁止破壞何類生物作了嚴格的規定，其中的“虞”是指古代最早的山林保護官，相傳這一官職最早出現在舜帝時，當時舜帝任命能夠順從草木鳥獸特點來管理的伯益作為“虞”官，後來這一官職得到了繼承。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古代自上古時期就開始注重生態的保護。

當然，作為一種關注人間社會的維持和人類的普遍生存，而不僅僅是個人修身養性的學說，古代儒家學說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絕對地非議殺生——獵獸或伐樹，而是認為人們有些時候可以做這些事，有些時候不可以做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離不開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動地位，但人並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對它們做任何事情。而是遵從著“春生、夏長、秋殺、冬藏”的傳統規律。《禮記·月令》就規定到了“仲秋之月”“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到了“季秋之月”, “天子乃教於田獵”,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到了“季冬之月”, “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嚐魚，先薦寢廟”。也就是說，對動植物的犧牲、田獵和捕魚等活動隻有到了秋天和冬天方可進行。有關什麽時間可以利用自然物，什麽時間不可以傷害自然物的“時禁”是有淵源的。即便在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就認為這種“時禁”就是一種“古聖王之製”了。例如，《荀子·王製》篇就談到：“聖王之製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鰍鱔孕別之時，網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荀子在這裏談到的“古聖王之製”主要是從人類利益考慮的，它的目無非是讓老百姓“有餘食”、“有餘用”和“有餘材”，但事實上，古代先王之所以規定這些製度不光是為人類利益考慮，也包含了一種“愛物”的思想，體現了對萬物的一種保護，如《淮南子·主術訓》就記載：“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蓏夭；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罦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溪穀，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彀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大戴禮記·易本命》則直接對帝王提出警告：“故帝王好壞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好刳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好填溪塞穀，則神龜不出焉。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動不以道，靜不以理，則自夭而不壽，妖孽數起，神靈不見，風雨不時，暴風水旱並興，人民夭死，五穀不滋，六畜不蕃息。”

歸結起來，對這些規定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些特點：

第一，這些規定是“聖王之製”，是“古之訓”，是古“王製”，它們主要是一些禁令，

是施加於人對自然的某些行為的禁令和限製，不包括諸如現代社會如何采取一種補充、矯正性正義的積極搭救，以及如何挽救瀕危物種的主動行為，也不包括與動物建立某種忠貞、信任關係的命令，這一點與當代西方學者的生態觀念顯著不同。

第二，它雖對人的行為施加了某些限製，但限製的範圍並不很大，並不是全麵禁止，而主要是時禁：在春夏生長季節和動植物幼小時的禁令。這些措施在今天的環保工作者看來是相當弱勢的，但也要考慮到古代社會遠沒有今天這樣的生態危機，那時的人還相當程度上處在一種生態相對平衡的自然鏈條之中。

第三，這些禁令看來不僅是對下的，也是對上的，不僅是對民眾而言的，也是對君主而言的，甚至可以說，更主要的是約束君主。甚至提出了對君主的嚴重警告：如果他們做出了諸如壞巢破卵、大興土木這樣一些事情，幾種假想的、代表各界的象征天下和平的吉祥動物（鳳凰、蛟龍、麒麟、神龜）就不會出來，甚至各種自然災害將頻繁發生，生態的危機也將帶來政治的危機。最後，我們還看到，這些禁令的對象（或者說保護的對象）不僅包括動物、植物，也包括非生命的木石、山川。

第四，這種古代先王之製既尊重自然物的生長養育規律，不妨礙它們的生長又包含了物盡其用，隻有到了該取的時候才取的思想。這樣一種思想，是從人們的長遠利益以及“愛物”的角度出發的。人們之所以不竭澤而漁，是因為你今年竭澤得到了魚，明年就很難再得到魚了。人們之所以不焚林而獵獸，是因為你今年焚林而得到了獸，明年再想得到就困難了。而之所以懷孕的母獸不得捕殺，待母哺食的小鳥和鳥蛋不得掏取，魚不過尺不得取，豬不夠一年不得殺等等這些規定，就是從“愛物”的角度尊重萬物的生長所體現的人類的“仁”。

當然這種“愛物”是與人類的自製相結合的。其核心就是並不完全的禁欲，而是節製人類的欲望。在一般情況之下，人們是因為自己的欲望太盛，而造成自然外物的短缺的。唐相陸贄對此曾經有過一段很好的論述。他說：“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為入，不恤所無。……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疏》）這也就是說，能再生的自然資源在一定的時間之內是有限的，用過了頭，自然的資源就會短缺甚至枯竭。即使從人自身的利益考慮，也應該保護和養育自然之物，而盡可能地節製自己的享受欲望。在早期儒家看來，節製欲望就是對於自身的管理，因而也是處理好人與外物之間關係的前提。在“正統”儒家看來，人的本性本來是好的，但是，人如果不能節製自己的好惡的話，在外物的引誘之下，人就會隨物而化，喪失人之為人的根本特點。

不僅如此，儒家還從“仁、孝”的角度來看待“時禁”。《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記載孔子說：“開蟄不殺當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當仁也。”《禮記·祭義》也記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我們可以注意這些話對時令的強調，以及將對待動植物的惜生，不隨意殺生的“時禁”與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緊密聯係起來的趨向，這意味著對自然的態度與對人的態度不可分離，廣泛地惜生與愛人憫人一樣同為儒家思想題中應有之義。

除了一些文獻中關於“時禁”的記載，古代對於這種生態保護觀念還設立了一些自然管理部門和官職，頒布政令法律保護動植物，把生態保護具體地落實到政治活動中。

第一，動、植物的保護機構。曆代政府都十分重視山林川澤的管理，設置各類官職從事這項工作。最早的山林保護官職就是我們上文提到的“虞”官。《周禮》中有“山虞”、“澤虞”。虞官監督按照時限砍伐林木，對於盜伐林木的人實施刑罰，在祭祀山林時，代表山林之神受祭。與山虞相近的還有“衡”。“衡，平也，平林麓

之大小及所生者。”“林衡”是專職管理平地和山麓林木的官吏。《周禮》中還有個與保護山林有關的官職是“山師”。照《禮記王製》所說，名山大澤不封，天子設立山師掌管遠方山林，這在一定意義上保護了自然環境。大司徒也有林木保護的職責。照《周禮》所說，大司徒掌管全國的地圖、人民的數量，辨知各地的地域範圍和那裏的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濕地的著名物產，指導各地因其所宜之木而建立社稷，對百姓進行道德教化；辨別各地土壤的物產，幫助百姓選擇住宅，以繁衍人口；繁殖鳥獸，培育草木，發揮土地的作用；辨別十二種土壤的不同特點，教導百姓因地製宜地耕種和植樹。《周禮》對曆代發生過重要影響，其中的生態思想是值得重視的。

第二，動物保護的政令與法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動物保護法律出現在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十八種·田律》中，如“不夏月，毋敢……麇（卵）彀，毋毒魚鱉，置阱罔（網），到七月而縱之”（《睡虎地秦墓竹簡》）。西漢時期漢宣帝曾下令說：“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而舞，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撞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為令”（《漢書》）。近年考古學界在甘肅省敦煌懸泉置漢代遺址發現的泥牆墨書《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中，也有不少保護動物的法令及對法令的解釋，如孟春月令：

毋擿剿。謂剿空實皆不得擿也。空剿盡夏實者四時常禁。

毋殺幼蟲。謂幼少之蟲、不為人害者也，盡九月。

毋殺孡。謂禽獸、六畜懷任有胎者也。盡十二月常禁。

毋夭飛鳥。謂夭飛鳥不得使長大也。盡十二月常禁。……（《敦煌懸泉月令詔條》）

第三，林木保護的政令與法律。現存最早的林木保護法律，乃是前述睡虎的《秦律十八種》，其中的《田律》規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取生荔……到七月而縱之。唯不幸死而伐綰（棺）享（槨）者，是不用時。”（《睡虎地秦墓竹簡》）

《田律》與《逸周書大聚》《禮記·月令》《呂氏春秋》的內容相近而更為嚴密細致，說明其中的行為規範是在吸收《逸周書·大聚》《禮記·月令》的基礎上逐步完善的。

第四，土地管理機構與政令。儒家對於土地的生態性管理是十分重視的。《周禮》記載有大司徒、小司徒等許多土地管理官職。大司徒職責前已述及，小司徒的職責是熟知百姓和土地的數量，把土地分為上、中、下三等，分配給百姓。此外還有“遂人”、“土均”、“土訓”、“均人”等官職。休耕是中國古代保持土地肥力的一項重要措施。據《周禮》記載，官府授田給百姓，“不易之地家百畝，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不易之地”不需要休耕，“易之地”休、耕間隔年，“再易之地”休二耕。休耕也叫做“爰田”、“轅田”等。據說商鞅在秦國變法，就實行了爰田製。又據《左傳》記載，晉國也實行了爰田製。《漢書食貨誌》有古代實行休耕的記錄。休耕、換田易居是科學的。《周禮》還有保留荒野的措施。《周禮》說：“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裏。上地，夫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是。”“萊”，鄭玄解釋為“休不耕者。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可耕地已有休耕製，這個“休不耕者”顯然指保留未墾土地休而不耕，即不開辟草地為農田。賈公彥即認為草萊是荒而不耕的草地。保留荒野對於維持生態平衡是有積極意義的。

第五，山脈的管理機構與法令。古代從事山脈的係統保護工作的官職是“山虞”。《周禮》記載有“卯人”一職，是管理礦產資源的官吏。他的職責是掌管金玉錫石產地，厲禁以守之。卯人取礦產供給冬官製作器物，供君王使用，百姓不得染指。卯人厲守資源地具有壟斷的性質，這在客觀上維護了山林的生態平衡。

總之，儒家的“愛物”措施“時禁”既有文獻記載，又有製度設計，是古代生態管理的確切證據。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