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儒家文化與生態文明_第四節 儒家生態理論的現代意義

第四節 儒家生態理論的現代意義

當今世界，環境問題正越來越嚴重地威脅著人類的持續生存與發展。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工業文明，刺激了人的物欲，而人的物欲又反過來進一步推動了工業文明。在當今世界，人類的物欲已是在各個方麵都極大地膨脹了。在人類內部，國家、地區和人群之間彼此的競爭中，物欲又不斷被強化。人類物欲的滿足總是呈現著單向上升的趨勢，當欲望被滿足之後，更高的欲望又產生了。當人們已經習慣了現代的生活享受之後，退回到以前落後的生活狀態中去就是難以想象的了。因此，人類為了滿足自己的享受，便盡力搜刮自然，以至成了自然外物眼裏的地地道道的暴君。如果這個暴君繼續蹂躪地球，那麽，在地球的“反抗”之下，暴君和地球的共同滅亡就是“指日可待”的了。

挽救地球，挽救自然，是係統工程。從生態倫理的角度說，破除幾個思想上的誤區，對於這個係統工程來說，是極端重要的。

第一個誤區，是人類中心主義。

長期以來，人類是以自然的主宰自居的，人類所發明的一切，也都是為了人類自己的利益。由於人類自身的強大，地球上已經沒有了天敵。對於其他事物來說，人類幾乎是可以為所欲為的。這樣一種客觀條件，滋潤了人類中心主義觀念。人類中心主義是有多種表現的。侵占其他事物的“領地”，吞食各類瀕臨滅絕的物種，強迫其他事物改變自己的生存方式，任意運用自己的魔力改造自然，進行各種以繼續推進人類自身力量為目的的大規模試驗等等，都是人類沙文主義的表現。

多年來，人類陶醉於對自然的勝利，當發現人給人自身帶來了生存危機時，才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古代中國哲人的“萬物一體”的訓戒，正是對於人類沙文主義的對症之藥。中國傳統的宇宙倫理觀，講人之小我與宇宙大我的合一，講天地是人類之母，講萬物是人類的友伴，揭示了人與外界事物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內在關聯。人類隻有放棄宰割地球和其他萬物的“權利”，隻有因順自然，與萬物和諧共處，才能免除自己毀滅自己的悲慘命運。

第二個誤區，隻考慮當代人的利益。

當今任何高尚、正義的理論，都是以為全人類的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相標榜的。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最大限度地挖掘和使用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為了提高當代人的享受，人們又挖空心思地掠奪可生資源，殘損著人類的唯一的生存環境。在人們的努力之下，當代人的生活水平確實是大大地提高了，然而，一百年、二百年以後的人怎樣生活？更確切地說，就是現在活著的人們所生下來的後代怎樣生活？現在活著的人是否很好地考慮過呢？

如果我們對於子孫後代還有真正的責任心的話，就要回過來很好地反省一下我們以往認為是很高尚的行為，看看它們是基於本代人的利益考慮還是基於對未來人類利益的考慮。如果是基於前者，那就不能說是真正高尚的和正義的。同時，我們還應該重新反省一下我們的各種倫理主義，到底是不是真正從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即包括未來人在內的利益出發的。

第三個誤區，是國家和地區自利主義。

當今世界，是一個和平和發展的世界，或者說，和平和發展已是當今世界的主題。這對於全人類來說，無疑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和平和發展的旗幟之下，存在著極不合理、極不正義的現實。這種不合理和非正義，主要存在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關係之中。其主要表現有二：

一是對國外資源的掠奪和揮霍。有些國家，在發展或幫助他國發展的名義之下，運用各種手段到別國

去掠奪大量資源，然後大加揮霍。比如美國，它之所以能夠如此地繁榮，是建築在揮霍全人類的資源的基礎之上的。他們所過的豪華的生活，是建築在對發展中國家、對未來的人類利益的盤剝基礎之上的。美國政府常常講的美國利益，是一種典型的國家自利主義。

二是高汙染工業的國際轉嫁和工業垃圾的外傾。現代文明，是離不開高汙染工業的。高汙染必然帶來高傷害。一些發達國家，既要享受現代工業文明的成果，又要不受現代工業文明的傷害，就運用了各種手段把高汙染、高傷害的企業遷往發展中國家。人們所看到的現象是，發展中國家又髒又亂，高度汙染，而發達國家特別是老牌的發達國家則綠草如茵，一塵不染。比如瑞士，根本就沒有高汙染的企業，但卻盡情地享受著現代工業文明的成果。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些人，對於汙染是深惡痛絕的，但他們把汙染問題的原因，歸結為發展中國家的文化落後低級，而並不認為是一個在強大的經濟後盾支持下發達國家的國家自利主義在作怪的問題。

任何享受現代工業文明成果的國家和地區，也都應該承擔現代工業文明的重負。因此，發達國家對此是有道義上的責任的。自覺地幫助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治理汙染，才是講道義的表現。其實，人類共有一個地球，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汙染，會對全球的環境產生影響。這就好比一個在海上行駛的輪船，一個艙漏水，如不解決，最終會導致整條船的沉沒。利己終害己，這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規律。

從根本上看，生態環境保護具有跨省市、跨地區、跨國界的特點。如果從自私自利的“小我”出發，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就有可能築起數百米高的煙囪，將有毒廢氣排向高空，通過強風將它吹到別的地區、別的國家，把酸雨降到那裏；或者將有毒有害的廢物、廢水拋入國際河流或倒入公海，遺害他人他國；或者將有害的垃圾販賣到別國；或者在別國開設汙染嚴重的企業和工廠。如中國的長江、黃河、珠江和淮河等流經多個省市，一個省市的汙染必將影響到其他省市；一個工廠廢氣的大量排放，也會波及工廠以外的其他省市。這種“以鄰為壑”的不道德行為，完全是由自私自利的“小我”意識作怪的結果。所以，要想解決全球生態環保問題，保護國際河流和公海，以及防止臭氧層破壞等，人類就必須樹立“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大我”的全球意識，方可奏效。

在克服以上幾個誤區的基礎上，深刻領會、挖掘儒家的生態倫理思想，並吸取現代生態倫理的有價值思想，對於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生態文明的國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現代西方生態倫理學方興未艾，在很多方麵取得了可喜的進展。國內對這些學說也作了很多介紹和引進，這方麵的研究必將對推進生態倫理學的研究起到積極的作用。建構現代生態倫理學，應批判地吸收西方生態倫理學的種種觀點，應在與中國傳統生態倫理的比較分析中，才能找到科學而合理的現代生態倫理學價值基礎。人類中心論被看作是環境危機的始作俑者受到人們的譴責，出於對人類中心論的譴責和對主客關係式的批判的否定，在西方生態倫理學者中出現了各種派別，以德國哲學家、神學家施韋澤（Alben Schweitzer）為代表的敬畏生命的倫理學主張尊重一切生命而不去追究不同生命的不同價值。他認為，一個人，隻有當他把所有的生命都視為神聖的，並盡其所能去幫助所有需要幫助的生命的時候，他才是有道德的。施韋澤的這種哲學和倫理學雖然是以宗教神學的觀點立論，但與中國的天人合一、萬物一體和“物與”精神有相通之處，也不完全一樣。儒家在論及人與

自然的關係時，其突出的特點是強調“萬物一體”，強調人與自然的相互聯係，注重從整體上、從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上關注環境問題，從境界論看，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一體”，就是一種無私的“大我”的天地境界。在這種“大我”的天地境界中的人，不隻覺悟到自己是整個社會的一員，“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傳習錄》卷二），從而能夠為社會做好事，所做之事皆具有道德意義；而且更覺悟到自己是宇宙的一員，“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草木鬼神鳥獸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我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大學問》）。所做之事，不隻有益於社會，也有益於“天地萬物”。如果說在現實生活中，由於人被“間形骸、分爾我”的自私自利的“小我”所蔽，遂滋生出各種罪惡現象的話，那麽在天地境界中，“我”已不再是功利境界中的“小我”，而是“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的“大我”，我之身即天地萬物，我之意識即是大我之意識，最終實現“天地萬物一體”的人生理想。這種“大我”意識，實際上就是一種關注宇宙生態環保的全球意識。法國著名學者施韋茲指出：中國古代的“忘我的倫理學，具有宇宙倫理學的性質，現在可以希望找到自我完善倫理學的接觸點而聯合起來，因為自我完善倫理學從它產生之初起就是宇宙的”。可見，宋明儒者提倡的“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大我”意識，對於21世紀全球的生態環境保護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對於建構新的生態倫理學體係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這一思路為實施建設生態文明國家提供了有益的途徑。建設生態文明國家就是要求人類摒棄那種單一的以經濟指標為發展目標的發展觀，要求人類不能孤立地發展某一方麵，也不能犧牲某一部分為代價而去換取另一部分的發展。建設生態文明國家的關鍵在於改善人與自然的關係，確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自然觀。在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上，現代生態哲學上萬物有靈論將價值泛化，把人與自然等同，否定了人類的特殊性；而人類中心論則將人看作是價值的軸心，把環境保護的目的僅僅看作是為了維護人類的利益。這兩種傾向都不利於環境保護的健康、持續、有效地進行。在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上，儒家注重從相互聯係、相互作用的普遍聯係和整體發展的角度來看待和解決問題，他們提出了通過不同因素的差異互補來尋求整體和諧統一的途徑。這實際上就是強調從人、自然、社會三者協調發展的角度進行整體性和綜合性的思考，以此作為協調人與自然關係的重要路途。儒家以“天人合一”為基礎，把“與天地參”作為目標的環境倫理價值觀，把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作為重要的環境倫理規範，對我們今天科學、合理地理解人與自然的關係，實現人與自然的“協同進化”和社會的“持續發展”不無啟發。

生態和環境的問題，是一個複雜的、牽涉麵很廣的問題，隻靠一個方麵的努力是難以解決的。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工作者，其任務就是建立一個完善的生態倫理理論，即為合乎正義的生態倫理理念提供理論的基礎。要建立真正完善的生態文明國家，就必須以全社會的共同利益為基本出發點，以當代環境科學為基本依據，以唯物辯證法為基本的方法，還要吸取中華民族的傳統因順自然、萬物一體、重生愛物、儉樸自製等倫理觀念，既充分肯定人在管理地球、維護生態平衡中的中心地位，又以“仁愛”之心來麵對天地萬物，這就是儒家傳統生態觀念給今天建設生態文明國家的有益啟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