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儒家文化與生態文明_第二節 儒家文化中的“仁”和“愛物”思想

第二節 儒家文化中的“仁”和“愛物”思想

眾所周知，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仁”。“仁”的概念，孔子以前就有，春秋以前人們一般把尊親敬長、愛及民眾和忠於君主都稱為“仁”。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使用“仁”字了，金文中也有“仁”字，在《詩經》《書經》等古經中使用“仁”字，一般指“親愛”、“慈愛”。孔子繼承了前人的觀念，並且把“仁”發展成為係統的仁說。在《論語·顏淵》中提出“為仁由己”“天下歸仁”的觀點。通觀《論語》，使用“仁”字的地方有58段共105字，可見“仁”在孔子的學說中占有多麽重要的位置。

孔子提出的“仁”學思想試圖將身心關係、人際關係、社會關係和天人關係都納入到仁的範圍中來，使“仁”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無所不達的概念。但最早明確提出“仁”和“愛物”關係的卻是孟子，在《孟子·盡心上》中他指出：“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段話將愛的次序作了一個排列，也就是“親親、仁民、愛物”。將“親親”放在第一位是春秋時期儒家的鮮明特點，孔子就曾指出，“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論語·學而》）。孟子則進一步指出，“仁之實，事親是也”,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孟子·離婁上》）。“親親”被看成是仁的最真實的內容，同時也是仁的起點，並且將“親親”視為天下太平的根本。這種愛有等差的觀念遭到了墨家的批判。墨子批評儒家“愛有差等”，並提倡“兼愛”，但墨家提倡的“兼愛”卻隻限於對人的愛，孟子雖講“差等”，卻從“親親”推導出“仁民”，再由“仁民”推導出“愛物”，主張對萬物施之以愛。這種由近及遠、由人及物的仁愛學說，雖然有遠近親疏之別，但更具有現實的生態意義。它雖然從血緣關係開始，卻又超出了血緣關係，達到了對萬物的愛。從這個意義上講，儒家似乎較墨家更具有生態意識。儒家更重視自然規律，看到了人與自然之間，自然界的種種生物之間是一種相互依存共生的關係，荀子說：“山林者，鳥獸之居也”（《荀子·致勸》）, “山林茂而禽獸歸之”, “山林險則鳥獸去之”（《荀子·致仕》）, “樹成蔭而眾鳥息焉”（《荀子·勸學》）。隻有山林茂密，樹木成蔭才能為鳥獸提供良好的環境，而人也隻有將環境建設好才能與萬物和諧相處。儒家這種把人與自然聯係在一起，非常重視人與其生命息息相關的宇宙自然萬物之間的聯係，而不是將人孤立起來，甚至與自然界對立起來去理解的觀點是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

儒家所闡述的“仁”和“愛物”之間的關係，可以從《孟子·告子上》中的“牛山之木”這個比喻來一窺端倪。牛山位於山東臨淄之南，山上的樹木曾經很茂盛，但由於牛羊在山上放牧，人們又用刀斧來砍伐它，所以山就變得光禿禿了，人們看見山光禿禿的，就以為山上沒有過木材，這難道真是牛山的本性嗎？人類也是這樣，都有仁義之心，但之所以有些人沒有良心，就是由於他們像用刀斧對待牛山之木一樣對待自己的良心，長此以往，人也就沒有了仁義之心，離禽獸也就不遠了。所以說“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也就是說，如果每個人像破壞樹木一樣的破壞自己的仁義之心，人將與禽獸淪為一體。這裏雖然是講的如何保持仁義之心，但用破壞生態環境來比喻人的墮落，從而將“仁”與“愛物”之間建立起了一座聯係的橋梁。

春秋戰國時期的

儒家對“愛物”應該具備的“仁”，主要講的是人應該具有“惻隱之心”，孟子的仁者無傷論就是很好的說明。《孟子·梁惠王上》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齊宣王坐在大堂上，有人牽著一頭牛經過堂下，準備殺死這頭牛，用它的血塗在新鑄成的鍾上進行告祭。齊宣王看見這頭牛因恐懼而哆嗦的樣子，心中不忍，命人放了這頭牛，於是就換了一隻羊。孟子說這種情感就是仁：“無傷也，是乃仁術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講“無傷”“乃仁術”，首先當然是就人而言的，人與人之間要有同情心，要互相敬愛，不互相傷害。但又不止於此，還要同情和愛護萬物。看見動物被殺時的恐懼樣子，一個君子會產生“惻隱之心”，這就是人將自己的情感投入到了動物身上。有了這種生命意義上的“惻隱之心”，在處理人與動物的關係上就會有一種道德意識。

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在闡述“仁”和“愛物”的關係時，主要強調“愛物”與自製之間的關係，主張“時禁”。有關這一問題將在下一節詳細論述，在此不贅述。後繼的儒家學者將“仁”和“愛物”的思想進一步具體化。例如，董仲舒則明確將愛護鳥獸昆蟲等看作“仁”的基本內容。他指出：“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 “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謂仁！”僅僅“愛人”還不是真正的仁，隻有將“愛”擴展到“鳥獸昆蟲”等自然萬物，才是真正的仁。在這裏，“仁”已經超出了人際道德的範疇，蘊含著生態道德。到了宋明時期，在儒家學者看來，“生”是天地之大德，人作為天地之子應像天地那樣以保生、助生為事。凡能促進生命者，就是仁；凡戕害生命者，就是不仁。程頤年輕的時候，有一次家人買了一些小魚來喂貓，程頤看見魚吐白沫的樣子，心有不忍，於是挑出一百多條還能活的魚放入門前的池塘養起來，看著魚們回到了它們應該待的地方，心中受到觸動，感歎道：“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入池，魚尾不盈尺不中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

宋儒承接了早期儒家人與自然關係的思想，更為明確地論證了“萬物一體”。如陸九淵指出：“人與大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並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思想。王陽明則提出了“大人者以大地萬物為一體”的思想。另外，張載在他的著作《西銘》中提出了著名的“民胞物與”的論斷，他指出：“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宇宙就像一個大家庭，天地如同父母，而人作為天地的孩子“混然中處”於天地間，說明了人與天地自然的不可分割性，充塞於天地間的是物質性的氣，氣凝結成了人和物的體，天地之性就是天地萬物的統帥，人與人是同胞關係，人與物是夥伴關係。所以人應以同胞關係待人，以夥伴關係待物。張載的“民胞物與”思想把宇宙看成是一個不斷發展的生命體，把人看成是這個生命體的一個組成部分。指出人類要追求與天德的合一，與天地並而為三，就必須要尊重萬物，敬畏萬物，這改造了早期儒家的仁愛思想，把仁愛道德原則解釋成一種天地之間具有規律性的原則。但有一些儒家學者認為，張載的觀點有導向墨家“兼愛”的傾向，是對儒家經典的“愛有等差”的否定。不同於這些儒家學者，二程提出了“理一分殊”的

概念，“理一”是以萬物一體立論，“分殊”是就人之異於禽獸草木等自然物（以及人與人之間愛有差等而言）。在二程看來，人與物雖是一體，但又有價值高低之分，兩者是統一的。朱熹吸取二程的“理一分殊”概念，對張載的“民胞物與”作了進一步的詮釋，認為張載的“民胞物與”，既講人與物皆為同輩，又講物與人各有差異，他認為：“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牿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他進一步對張載的“民胞物與”加以發揮，指出：“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嚐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讚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朱熹在承認張載所說的人與人是同胞關係，人與物是同輩關係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人與物是有差別的，不僅如此，朱熹還認為，物與物之間也是各不相同的，所謂：“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知得分殊。”所以，對於自然物，不僅應當予以保護，更應該“若其性、遂其宜”，即按照其不同的特性，使其各得其所。

人類要保持自然，愛護萬物，這是現代生態倫理學的共同原則。但在滿足人類需要的過程中如何利用萬物上並沒有達成共識。人類中心主義者認為人類優於萬物，人類與萬物是一種完全不平等的關係，主張為了人類的需要可以肆意犧牲萬物的生命。而另一派生物平等主義者認為，人和萬物是一種平等關係，雖然人類可以為滿足自身的需要而犧牲其他生物的生命，但從人與萬物平等的角度來說，這一做法是不道德的。顯然這一學說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矯枉過正。而在儒家看來，儒家不光承認“萬物一體”、“民胞物與”，同時也承認“理一分殊”，也就是說，既看到了人與萬物的平等性，又看到了人與萬物的差別性，主張人在滿足自身需要的時候，如果不以犧牲其他生物的生命，對被犧牲的萬物應該懷有“惻隱之心”和“不忍之心”，這也就達到了儒家所倡導的“仁”，儒家的這種觀點是對上述兩派西方學者的揚棄。既不像人類中心主義者那樣一味強調人的主體性，強調人對其他生命的主宰和征服，也不像生物平等主義者那樣，完全放棄對自然的改造和利用。

總之，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及其後學提倡的“仁”和“愛物”思想，體現著一種博大而和諧的精神。他們主張通過愛護萬物，體認宇宙天地的生生精神，把人類融入整個宇宙天地之中，達到萬物共處、其樂融融的境界。這樣一種生態道德觀念，也體現著尊重自然、保護自然、順應自然的精神。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