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儒家文化與生態文明_第二節 儒家文化中的“仁”和“愛物”思想

第二節 儒家文化中的“仁”和“愛物”思想

眾所周知,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仁”。“仁”的概念,孔子以前就有,春秋以前人們一般把尊親敬長、愛及民眾和忠於君主都稱為“仁”。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使用“仁”字了,金文中也有“仁”字,在《詩經》《書經》等古經中使用“仁”字,一般指“親愛”、“慈愛”。孔子繼承了前人的觀念,並且把“仁”發展成為係統的仁說。在《論語·顏淵》中提出“為仁由己”“天下歸仁”的觀點。通觀《論語》,使用“仁”字的地方有58段共105字,可見“仁”在孔子的學說中占有多麽重要的位置。

孔子提出的“仁”學思想試圖將身心關係、人際關係、社會關係和天人關係都納入到仁的範圍中來,使“仁”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無所不達的概念。但最早明確提出“仁”和“愛物”關係的卻是孟子,在《孟子·盡心上》中他指出:“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段話將愛的次序作了一個排列,也就是“親親、仁民、愛物”。將“親親”放在第一位是春秋時期儒家的鮮明特點,孔子就曾指出,“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論語·學而》)。孟子則進一步指出,“仁之實,事親是也”,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孟子·離婁上》)。“親親”被看成是仁的最真實的內容,同時也是仁的起點,並且將“親親”視為天下太平的根本。這種愛有等差的觀念遭到了墨家的批判。墨子批評儒家“愛有差等”,並提倡“兼愛”,但墨家提倡的“兼愛”卻隻限於對人的愛,孟子雖講“差等”,卻從“親親”推導出“仁民”,再由“仁民”推導出“愛物”,主張對萬物施之以愛。這種由近及遠、由人及物的仁愛學說,雖然有遠近親疏之別,但更具有現實的生態意義。它雖然從血緣關係開始,卻又超出了血緣關係,達到了對萬物的愛。從這個意義上講,儒家似乎較墨家更具有生態意識。儒家更重視自然規律,看到了人與自然之間,自然界的種種生物之間是一種相互依存共生的關係,荀子說:“山林者,鳥獸之居也”(《荀子·致勸》), “山林茂而禽獸歸之”, “山林險則鳥獸去之”(《荀子·致仕》), “樹成蔭而眾鳥息焉”(《荀子·勸學》)。隻有山林茂密,樹木成蔭才能為鳥獸提供良好的環境,而人也隻有將環境建設好才能與萬物和諧相處。儒家這種把人與自然聯係在一起,非常重視人與其生命息息相關的宇宙自然萬物之間的聯係,而不是將人孤立起來,甚至與自然界對立起來去理解的觀點是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

儒家所闡述的“仁”和“愛物”之間的關係,可以從《孟子·告子上》中的“牛山之木”這個比喻來一窺端倪。牛山位於山東臨淄之南,山上的樹木曾經很茂盛,但由於牛羊在山上放牧,人們又用刀斧來砍伐它,所以山就變得光禿禿了,人們看見山光禿禿的,就以為山上沒有過木材,這難道真是牛山的本性嗎?人類也是這樣,都有仁義之心,但之所以有些人沒有良心,就是由於他們像用刀斧對待牛山之木一樣對待自己的良心,長此以往,人也就沒有了仁義之心,離禽獸也就不遠了。所以說“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也就是說,如果每個人像破壞樹木一樣的破壞自己的仁義之心,人將與禽獸淪為一體。這裏雖然是講的如何保持仁義之心,但用破壞生態環境來比喻人的墮落,從而將“仁”與“愛物”之間建立起了一座聯係的橋梁。

春秋戰國時期的

儒家對“愛物”應該具備的“仁”,主要講的是人應該具有“惻隱之心”,孟子的仁者無傷論就是很好的說明。《孟子·梁惠王上》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齊宣王坐在大堂上,有人牽著一頭牛經過堂下,準備殺死這頭牛,用它的血塗在新鑄成的鍾上進行告祭。齊宣王看見這頭牛因恐懼而哆嗦的樣子,心中不忍,命人放了這頭牛,於是就換了一隻羊。孟子說這種情感就是仁:“無傷也,是乃仁術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講“無傷”“乃仁術”,首先當然是就人而言的,人與人之間要有同情心,要互相敬愛,不互相傷害。但又不止於此,還要同情和愛護萬物。看見動物被殺時的恐懼樣子,一個君子會產生“惻隱之心”,這就是人將自己的情感投入到了動物身上。有了這種生命意義上的“惻隱之心”,在處理人與動物的關係上就會有一種道德意識。

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在闡述“仁”和“愛物”的關係時,主要強調“愛物”與自製之間的關係,主張“時禁”。有關這一問題將在下一節詳細論述,在此不贅述。後繼的儒家學者將“仁”和“愛物”的思想進一步具體化。例如,董仲舒則明確將愛護鳥獸昆蟲等看作“仁”的基本內容。他指出:“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 “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謂仁!”僅僅“愛人”還不是真正的仁,隻有將“愛”擴展到“鳥獸昆蟲”等自然萬物,才是真正的仁。在這裏,“仁”已經超出了人際道德的範疇,蘊含著生態道德。到了宋明時期,在儒家學者看來,“生”是天地之大德,人作為天地之子應像天地那樣以保生、助生為事。凡能促進生命者,就是仁;凡戕害生命者,就是不仁。程頤年輕的時候,有一次家人買了一些小魚來喂貓,程頤看見魚吐白沫的樣子,心有不忍,於是挑出一百多條還能活的魚放入門前的池塘養起來,看著魚們回到了它們應該待的地方,心中受到觸動,感歎道:“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入池,魚尾不盈尺不中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

宋儒承接了早期儒家人與自然關係的思想,更為明確地論證了“萬物一體”。如陸九淵指出:“人與大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並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思想。王陽明則提出了“大人者以大地萬物為一體”的思想。另外,張載在他的著作《西銘》中提出了著名的“民胞物與”的論斷,他指出:“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宇宙就像一個大家庭,天地如同父母,而人作為天地的孩子“混然中處”於天地間,說明了人與天地自然的不可分割性,充塞於天地間的是物質性的氣,氣凝結成了人和物的體,天地之性就是天地萬物的統帥,人與人是同胞關係,人與物是夥伴關係。所以人應以同胞關係待人,以夥伴關係待物。張載的“民胞物與”思想把宇宙看成是一個不斷發展的生命體,把人看成是這個生命體的一個組成部分。指出人類要追求與天德的合一,與天地並而為三,就必須要尊重萬物,敬畏萬物,這改造了早期儒家的仁愛思想,把仁愛道德原則解釋成一種天地之間具有規律性的原則。但有一些儒家學者認為,張載的觀點有導向墨家“兼愛”的傾向,是對儒家經典的“愛有等差”的否定。不同於這些儒家學者,二程提出了“理一分殊”的

概念,“理一”是以萬物一體立論,“分殊”是就人之異於禽獸草木等自然物(以及人與人之間愛有差等而言)。在二程看來,人與物雖是一體,但又有價值高低之分,兩者是統一的。朱熹吸取二程的“理一分殊”概念,對張載的“民胞物與”作了進一步的詮釋,認為張載的“民胞物與”,既講人與物皆為同輩,又講物與人各有差異,他認為:“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牿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他進一步對張載的“民胞物與”加以發揮,指出:“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嚐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讚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朱熹在承認張載所說的人與人是同胞關係,人與物是同輩關係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人與物是有差別的,不僅如此,朱熹還認為,物與物之間也是各不相同的,所謂:“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知得分殊。”所以,對於自然物,不僅應當予以保護,更應該“若其性、遂其宜”,即按照其不同的特性,使其各得其所。

人類要保持自然,愛護萬物,這是現代生態倫理學的共同原則。但在滿足人類需要的過程中如何利用萬物上並沒有達成共識。人類中心主義者認為人類優於萬物,人類與萬物是一種完全不平等的關係,主張為了人類的需要可以肆意犧牲萬物的生命。而另一派生物平等主義者認為,人和萬物是一種平等關係,雖然人類可以為滿足自身的需要而犧牲其他生物的生命,但從人與萬物平等的角度來說,這一做法是不道德的。顯然這一學說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矯枉過正。而在儒家看來,儒家不光承認“萬物一體”、“民胞物與”,同時也承認“理一分殊”,也就是說,既看到了人與萬物的平等性,又看到了人與萬物的差別性,主張人在滿足自身需要的時候,如果不以犧牲其他生物的生命,對被犧牲的萬物應該懷有“惻隱之心”和“不忍之心”,這也就達到了儒家所倡導的“仁”,儒家的這種觀點是對上述兩派西方學者的揚棄。既不像人類中心主義者那樣一味強調人的主體性,強調人對其他生命的主宰和征服,也不像生物平等主義者那樣,完全放棄對自然的改造和利用。

總之,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及其後學提倡的“仁”和“愛物”思想,體現著一種博大而和諧的精神。他們主張通過愛護萬物,體認宇宙天地的生生精神,把人類融入整個宇宙天地之中,達到萬物共處、其樂融融的境界。這樣一種生態道德觀念,也體現著尊重自然、保護自然、順應自然的精神。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