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和成敗得失標準_一、明確“舉什麽旗”與“走什麽路”

一、明確“舉什麽旗”與“走什麽路”

（一）改革開放的經濟和政治前提

旗幟就是方向，道路決定成敗。在改革開放“舉什麽旗”的問題上，我國一開始就是明確的，是將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作為改革的宗旨。從曆史來看，新中國的建國綱領是源於1949年9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它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性質、政權性質以及國家在各個領域、各個方麵的基本方針和政策做出了規定，可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成立之始就確立了馬克思主義指引的前進方向。1954年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同誌明確宣布：“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會議製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它“用憲法這樣一個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固定下來，使全國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1982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我國現行憲法，明確規定“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可見，在中國堅持馬克思主義不僅是曆史和人民的選擇，也具有堅實的法律依據。

改革開放是在社會主義的現實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上展開的。從經濟製度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的力量，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這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社會變革。在過渡時期，我國走出了一條不同於蘇聯的道路。“總路線，概括的一句話就是：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通過這一道路我國在1956年基本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從政治製度看，我國實行了人民民主專政、民主集中製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政黨製度。此外，我國還實行了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確立了單一製國家結構形式。社會主義基本政治製度和生產資料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是我國改革開放的起點和根基，這是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的製度基礎。

在改革開放中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這並不意味著將經濟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部。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但與此同時，各種矛盾也開始呈現，一些社會問題逐漸暴露出來：貪汙、受賄等腐敗問題日益增多，重特大刑事案件時有發生，一些腐朽的思想觀念有所冒頭。麵對變化的形勢，社會上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一種是為了搞好經濟可以暫時將其他問題放一放，另一種則主張必須先搞好政治思想道德建設，經濟建設可以慢一慢。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誌敏銳地發現了這個可能導致改革開放出現偏差的問題，他在不同場合嚴肅指出並反複強調：要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打擊犯罪；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做到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正是在鄧小平同誌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我們黨正確處理了改革開放過程中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取得了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

從改革開放的實踐來看，“兩手抓”隻是手段，“兩手都要硬”才是目的。不僅是物質文明建設，精神文明、民主法製建設和黨的建設也必須協調發展、相互促進，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題中應有之義。按照鄧小平同誌“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思想脈絡，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黨的中央領導集體不斷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並使之成為保證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成功的關鍵。精神文明為物質文明提供著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在當代中國，隻有不斷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才能使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始終具有堅強的思想保證。“兩手抓”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精髓在執政能力和認識上的正確體現。從“兩手抓”開始，如得到了一把打開科學執政之門的鑰匙。堅持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兩手抓”，是鄧小平創造的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道路。“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思想，是鄧小平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提出並不斷深化的，其思想具有充分的理論依據，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在實際工作中的科學運用。“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思想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必然要求。

（二）“兩個基本點”不可偏廢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中，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需要“兩個基本點”（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支撐，這是鄧小平同誌的戰略構想。改革開放作為基本點之一不能孤立地理解，而是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共同存在的。改革開放不是為了改革而改革，也不能理解為隻要發展改革就達到了目的。改革開放必須與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發展完善結合起來。鄧小平在談到國慶三十周年講話稿的修改時指出：“還是要講在三十年的曆史上毛主席是有偉大功績的，我們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澤東思想照耀下取得的。……過去的三十年，是堅持、發揚四項基本原則同背離、破壞四項基本原則的鬥爭。我們的鬥爭盡管受到這樣那樣的幹擾、破壞，但我們終於克服了這些幹擾、破壞，我們始終是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要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三十年的整個曆史銜接起來，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大前提下寫這個講話。”這就是說，新中國前30年的勝利，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勝利，因此“要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三十年的整個曆史銜接起來，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大前提下”總結這30年的曆史。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然要求和曆史使命。這是因為“這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新的東

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確立了這些立國治國的基本政治原則。毛澤東指出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要“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並強調要沒收中國官僚資本“歸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所有”，使之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在人民民主革命勝利以後，必須實行“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由於受到幾重敵人的壓迫，得到了鍛煉，具有了領導中國人民革命的資格”，能夠領導中國經濟建設相當快地發展。他還強調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提高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應當有共同的認識”。可見，正因為我們早就確立了這些有關四項基本原則的基本思想，所以在新中國成立30周年時作出這樣的結論：“總起來看，在過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裏，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我們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了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了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從而取得了偉大的成就。”

客觀地說，四項基本原則指導下取得的前30年的偉大成就，為新中國後30年的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製度基礎、物質基礎和思想基礎。改革開放後的30多年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對前30年的繼續和發展。鄧小平同誌指出：“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麵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我們的經濟建設曾經有過較快的發展速度。”他還更加具體地指出：建國三十年來，“我們還是建立了一個相當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不行。有了這個基礎，才可能搞四個現代化。因為有這個基礎，人家才看到中國提出四個現代化並不是隨便講大話。……盡管我們害了十年的病，但是在工業、農業和科學技術等方麵還是有了一個基礎。我們提出四個現代化，希望就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總之，三十年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國麵貌一新，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變了，在國際事務中起的作用比過去更多了。所以，這三十年是值得我們回顧的，值得我們總結的。”鄧小平的這些論述堅持了曆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和觀點，使改革開放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來看都確立在正確的曆史前提上。

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大前提下，科學地總結曆史經驗，才能保證改革開放不偏離方向。葉劍英曾指出：“在慶祝建國三十周年的時候，我們要牢記曆史的經驗教訓，毫不動搖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樣，我們的事業就會無往而不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總結十幾年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時指出：“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後果極其嚴重。”黨的十七大報告也強調“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此後，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又進一步闡述了這條寶貴經驗，強調要“以四項基本原則保證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這就表明，我國的改革開放始終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我國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一個重要曆史經驗，也是防止我國改革誤入歧路的一個重要前提。

明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的內在聯係，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基本適應的非對抗性矛盾，作為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主要特征的公有製和按勞分配，作為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的主要內容的人民民主專政、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對於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能夠起積極的推動作用。因此，我們必須堅持這些反映社會主義製度基本特征和根本優越性的四項基本原則。不過，從社會主義生產力狀況及其現實發展看，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還存在著不適應的某些方麵和環節，必須通過改革來逐步解決。這種改革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統一的，它不是對社會主義製度的否定，而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因此，在我國不改革不行，改革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更不行，不管改革怎麽深化，也不能突破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底線。否則，就不是完善社會主義製度的社會主義改革，而是改掉社會主義製度的資本主義改革。

（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作用

改革開放不是單項推進，但也不是將原有體製中的積極因素全部改掉，脫離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不可能長期推進和取得巨大發展。從社會主義改革的規律和人民群眾的立場來看，改革開放必須以解放思想為先導，但解放思想不能偏離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說：“什麽叫解放思想？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解放思想決不能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軌道，……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去‘解放思想’，實際上是把自己放到黨和人民的對立麵去了。”可見，隻有把解放思想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結合起來，才能全麵正確地理解解放思想，保證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

首先，改革開放在本質上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是走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改革開放中的轉軌是指經濟體製的轉軌，而不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和基本政治製度的轉軌，二者不能混淆。鄧小平同誌指出：“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決大家的困難，才能避免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顯然，隻有從社會主義這個前提出發，改革開放才不會迷失方向，才能得到民眾的支持。相反，丟掉社會主義這個方向，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社會生產力再怎麽發展，對於國家、民族和廣大人民來說隻能是災難：“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比如說兩極分化。”當然，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並不是說改革開放隻能局限於經濟領域，而不涉及政治領域。實質上，經濟體製領域的改革必然要求對上層建築領域進行適當的調整。但這些調整隻

有著眼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管理經濟、駕馭市場的能力，而不是削弱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國內外的確曾有一些人指責我國隻搞經濟體製改革，而不搞政治體製改革。鄧小平同誌明確回應說：“這不對。我們的政治體製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更一針見血地指出：“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這些都充分表明，在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方麵，是沒有絲毫妥協餘地的。

其次，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全麵堅持黨的指導思想。改革開放的啟程、推進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既定前提下進行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是黨章和憲法規定。後來我國又在實踐中產生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理論成果，這些均共同構成了改革開放中黨的指導思想，需要全麵理解和認識，而不能把它們割裂開來、對立起來。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基礎，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毛澤東認為，“不要把毛與馬、恩、列、斯並列起來。……如果並列起來一提，就似乎我們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請馬、恩、列、斯來做陪客。我們請他們來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們做學生。”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第一次飛躍的產物。鄧小平也指出：“不要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割裂開來，好像它是另外一個東西”；“光講毛澤東思想，不提馬克思列寧主義，看起來好象是把毛澤東思想抬高了，實際上是把毛澤東思想的作用降低了”。可見，不提“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做法，也是違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的主張的。鄧小平指出：“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啊！”“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鄧小平曾指出：“中央認為，今天必須反複強調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這樣，就明確了改革開放的重大的政治原則。

再次，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是由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基於對基本國情的正確分析，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要正確理解和貫徹基本路線，就必須正確認識基本國情。一方麵，在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後，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需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方麵和環節逐步改革加以解決。另一方麵，我國改革開放麵臨的國際環境是國際壟斷資本主導著全球的經濟和政治格局，而在國內我國的社會主義製度還受到封建和資本主義因素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推進改革開放，隻有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才能維護廣大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江澤民同誌曾指出：“我們糾正過去一度發生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但這不等於階級鬥爭已經不存在了。隻要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內存在，我們就不能丟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這種觀點和方法始終是我們觀察社會主義同各種敵對勢力鬥爭的複雜政治現象的一把鑰匙。”實際上，在改革過程中四項基本原則同資產階級自由化特別是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曆史虛無主義以及“憲政改革”思潮的鬥爭，從來沒有停熄過。“階級鬥爭已經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但它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並且在一定條件下還可能激化。這種鬥爭集中表現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鬥爭的核心依然是政權問題。這種鬥爭同國際敵對勢力與我們之間的滲透和反滲透、顛覆和反顛覆、和平演變和反和平演變的鬥爭密切聯係、相互交織。”既然階級鬥爭不僅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還有可能激化，那麽隻有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才能保證政權不變色，這顯然關係到社會主義國家的生死存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同誌指出：“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本身的力量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肯定弱於資本主義，不靠專政就抵製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叫人民民主專政。在四個堅持中，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這一條不低於其他三條。”

最後，改革開放中必須始終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在社會主義國家推動改革開放，核心的問題是要堅持好黨的領導。這不僅因為黨是引領改革開放的領導力量，更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國家隻有共產黨才能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四個堅持集中表現在黨的領導”。毛澤東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鄧小平說：“黨應該是一個戰鬥的隊伍，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因此，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首先要搞好黨的建設，始終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我們黨是一貫堅持黨的這一性質的。江澤民也曾指出：“我們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如果讓不願放棄剝削、依靠剝削生活的人入黨，究竟要建成一個什麽黨？”可見，對於黨的這種性質，我國一直是非常明確的。正是有了堅持黨的領導，我國才能在改革開放中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保持社會的穩定，在社會急劇轉型中避免整個社會的精神生活步入無序和混亂，才能在國際競爭中保持定力和維護好全體人民利益。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所提出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中“兩個基本點”中的一個，也是我國的立國之本。鄧小平同誌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全麵總結和地位的明確，科學地回答了我國改革開放“舉什麽旗”和“走什麽路”的問題，成為推動我國改革開放不斷前進的重要指導原則和巨大精神財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