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在解放思想中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_三、解放思想與改革開放進程密不可分

三、解放思想與改革開放進程密不可分

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製改革的演進與思想解放和理論發展是緊密相連的。所謂思想解放，就是在擺脫“左”、右等各種錯誤思維定式束縛後的一種認識升華和觀念創新。反“左”屬於思想解放，反右同樣屬於思想解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曆了多輪思想領域的解放，極大地推動了改革的進程。

（一）真理標準討論與改革開放的輿論準備

任何改革的推動和順利進行，都首先離不開在全社會形成一定的思想條件。而思想條件的形成又總是需要一定的突破口。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就是這樣一個重要的突破口。從一定意義上說，能否在中國建設和建成社會主義，思想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性的因素。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實質上就是兩條思想路線之間的爭論，這是我國的第一次解放思想。真理標準的討論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到1977年底，主要內容是堅持“兩個凡是”還是堅持實事求是的爭論。第二階段是從1977年底到1978年11月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這是廣泛開展討論的階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一大討論還持續了一段時間。可以說，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黨的建設史上一次空前規模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自我教育運動，開啟了我國思想理論與政治路線上的根本突破與根本創新的征程。

真理標準的討論具有深刻的經濟社會背景，其發生也具有特殊的曆史條件。當時，我國已經取得了粉碎“四人幫”的勝利，但“**”長達十年的動亂，使我國政治、思想、組織和經濟上的混亂仍極其嚴重。如何總結過去、規劃未來和把中國引向何方，成為全黨全國人民關注的核心問題。然而，“兩個凡是”口號的提出，阻礙著人們對過去經驗進行科學的總結。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理論刊物《理論動態》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直指僵化思維——“兩個凡是”的要害，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思想根源進行了剖析。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公開發表該文。翌日該文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此後全國各大報刊陸續轉載。文章的發表在全社會引起共鳴，掀起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並號召“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6月以後，黨內和社會各界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這場大討論中，打破了一度盛行的個人崇拜的精神枷鎖，衝破了“兩個凡是”的禁錮，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使許多人從過去種種“左”的教條束縛中解放出來，轉而用實事求是的態度觀察和思考問題。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為黨的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作了理論和輿論準備。

1978年12月15日，鄧小平同誌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他強調：“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並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針對“兩個凡是”的思維定式，《理論動態》和《光明日報》分別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他指出，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摒棄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強調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可以看出，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繼延安整風運動之後又一次具有深遠意義的思想解放運動。它標誌著我們黨重新確立了黨的正確思想路線，使廣大幹部和群眾從過去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中擺脫出來，為我國走出“文革”十年動蕩打開了道路，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寶貴的思想基礎。

（二）解放思想的曆史貢獻與重大意義

科學的理論往往是正確實踐的先導。豐富的社會實踐，需要科學的理論，必然需要認識上的反複和對比，需要理論上的爭論和共識。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建設社會主義，同樣需要根據現實的發展，不斷突破傳統理論和思維的誤區，這是改革開放必然要經曆的過程。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它為1978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製定正確的政治路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現偉大曆史轉折，奠定了極其重要的思想和理論基礎。

思想上的解放是中國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的開啟之點、先行之聲，也是改革開放的首破之題。解放思想對於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並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重大的意義。解放思想的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為改革開放實踐指明了正確的前進方向。解放思想不僅促成了20世紀70年代末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而且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還使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始終不為外部影響所動，堅持在社會主義的軌道上前行。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會主義處於低潮時期，當外部“曆史終結”論和國內懷疑論交織時，我們黨和政府實事求是地審視和判斷形勢發展和麵對的局麵，用創新的思維科學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究竟向何處去”的問題。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有力廓清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思路，深刻回答了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明確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使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到了新階段。從理論上說，解放思想主要是一種尊重客觀實際而又不斷創新的思想範式和精神狀態。思想僵化和思想禁錮的結果是阻礙人們的主觀與客觀相符合、認識與實踐相統一。作為其對立麵，思想解放則是可以促進人們的思維和認識隨社會實踐進行而不斷發展，從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不斷開拓新的境界。沒有解放思想，就沒有黨的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沒有解放思想，就沒有改革開放發展的偉大成就；沒有解放思想，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正因為如此，胡錦濤同誌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

首先，解放思想為確立正確的路線奠定了基礎。改革開放30多年的曆史證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每一個重大進步，都離不開黨的思想路線的指導，離不開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前提下不斷推進的思想解放，離不開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隻有科學地認識真理，才能重新恢複和發展毛澤東同誌倡導的實事求是、理論聯係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同樣，以真理標準問題為切入點，有助於我國走出過去“左”的、僵化的認識誤區，客觀地審視國情，科學認識社會主義主要矛盾，並及時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道路上來。例如，我國農村土地承包製度的改革被中央高層認可和推廣，就與真理標準討論營造的寬鬆政治氣氛有關。正是從這個意義出發，鄧小平同誌才指出：“不解放思想，不實事求是，不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際不相結合，不可能有現在的一套方針、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

積極性統統調動起來，也就不可能搞好現代化建設，顯示出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

其次，解放思想營造了改革開放所需要的精神風貌。如果說，改革開放實踐是前無古人的嶄新事業，那麽，解放思想就是打開這個事業大門的鑰匙之一。推動這個新的事業，必須麵對一係列新的情況和新的問題，隻有社會成員保持積極向上、敢於探索的精神狀態，才能破除迷信、允許失敗，在實踐中做到開動腦筋、勤於思考，在認準方向後敢幹敢闖。這樣，才能真正地尊重實踐，在敢走新路的同時避免走彎路。正是由於思想的解放，我國才能突破傳統的思維方式，突破舊體製的束縛，從固守成規轉變到各方麵改革，使我國社會呈現豐富多彩、多樣化的發展趨勢。思想解放使人民群眾擺脫了許多思想上的枷鎖和禁錮，極大提高了思想水平和認知能力，深刻推動了人們的思想觀念的變革，激發出空前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真理標準討論是改革開放實踐的先導。

再次，解放思想為理論創新奠定了基礎。從根本上說，解放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實踐的曆史唯物主義觀點的堅持和重申，這為我國的理論創新創造了條件，進而為改革開放實踐準備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從改革開放的理論準備來說，首要和核心的問題，是要解決好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的問題。由於中國落後的國情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設想的社會主義起點有著巨大的不同，如果抽象地理解社會主義原則，籠統地、不切實際地把公有製、按勞分配等絕對化，就會使現實的社會主義嚴重脫離實際，這顯然不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觀點。隻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地從實際出發堅持好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使社會主義的發展始終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之下，並在堅持之中不斷發展和完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而不是使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與現實相脫節。

總之，解放思想的曆史作用在於催生了兩大創新。一是解放思想催生了理論創新。由於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和求真務實的思想路線，我國創造性地構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使馬克思主義與本國國情相結合、與時代發展同進步、與人民群眾同命運，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總書記係列重要講話精神等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創造性地回答了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麽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麽樣的發展、怎樣發展，什麽是改革、進行什麽樣的改革、怎樣改革等問題。可以說，解放思想的30多年也就是理論創新的30多年。二是解放思想催生了體製創新。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把人們從“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改革開放應運而生。通過解放思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由理論變為現實，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有製和分配體製在改革創新中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體製在改革創新中不斷健全；中國特色的先進文化體製在改革創新中不斷前進；中國特色的和諧社會體製在改革創新中不斷再造；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在改革創新中得以不斷推進，執政能力明顯提高。簡言之，社會主義製度和社會主義事業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孕育和迸發出蓬勃的生機和創新的活力，已經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為世界矚目。

（三）改革開放進程中的幾次思想解放

改革是一個探索的過程。建設社會主義沒有現成的經驗，也沒有先天的模式。因此，建設社會主義也需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總結經驗，探索新的問題，這決定了思想解放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在改革啟程後，圍繞改革開放，我國的思想解放進程並沒有停步，這也是改革不斷推進的動力。

1．經濟體製改革被正式提上日程，是我國的經濟領域改革的重大思想解放。經濟體製改革的全麵討論始於1984年，主要是製定經濟體製改革的綱領，其結果集中體現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這次經濟思想解放的曆史意義在於，它衝破了把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陳舊觀念，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新理論。《決定》明確指出，“按照黨曆來要求的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按照正確對待外國經驗的原則，進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這就是我們這次改革的基本任務。”此次關於什麽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思想大解放，既同資本主義經濟製度劃清了界限，又勾畫出同高度集權式計劃經濟相區別的新體製框架，是邁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關鍵性一步。鄧小平給予高度評價，認為“這次經濟體製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麽是社會主義”，“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

此次思想解放直接作用於經濟體製改革，掀起了整個經濟領域的“革命”。一是開始建立由商品市場、資金市場、勞務市場和技術市場等在內的社會主義市場體係，提倡市場競爭和運用經濟杠杆，啟動塑造有計劃商品經濟體製；二是實行廠長（經理）負責製，大力推行以承包責任製為主的多種形式的兩權分離企業製度；三是實行調放結合和放控結合的價格雙軌製；四是建立“統一計劃，劃分資金，實存實貸，相互通融”的新信貸體製；五是逐步實施14個港口工業城市開放體製，以及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51個市縣的沿海經濟開放區體製。

2．對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認識上的思想解放。1987年10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確立，是我國改革開放指導理論的又一次解放。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指出既不能以僵化的觀點看待四項基本原則，也不能以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觀點看待改革開放，並首次提出有計劃商品經濟體製的運行機製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十三大報告還強調指出，有關我國社會仍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個正確論斷，對於防止和糾正“左”的和右的幹擾，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曆史意義。初級階段理論的確立還直接帶動了生產力標準的大討論。1990年，中共中央宣傳部下發的《關於社會主義若幹問題學習綱要》，進一步解答了什麽是社會主義及其初級階段。

這次思想解放促進了經濟體製改革的較快發展。一是加快了建立和培育包括要素市場在內的整個社會主義市場體係的步伐；二是加快了縮小指令性計劃的速度，轉向以間接管理為主的宏觀經濟調節體係；三是在政策和憲法上正式肯定了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四是圍繞轉變企業經營機製這個中心環節，分階段地進行計劃、投資、物資、財政、金融、外貿等方麵體製的配套改革；五是在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各種非按勞分配的方式；六是發揮城市的經濟中心功能，廣泛推動企業之間的橫向經濟聯合和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七是在整頓治理中繼續深化了金融、工商管理、流通等某些領域的改革。

3．關於我國經濟體製目標模式的思想解放。長期以來，受傳統社會主義思維模式的影響，市場經濟體製一直被看作是與社會主義不兼容的體製。而隨著改革的深入，我國對此問題最終有了全新的認識，突破了傳統認識

的誤區。可以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改革目標的確立，標誌著我國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1989年“政治風波”以後，我國經濟因西方製裁增長放緩，理論界對改革開放前景開始出現分歧，主張回歸舊體製的“左”傾思維浮現。為了應對這一股逆流，1992年2月，鄧小平同誌發表了南方談話，他對亂談姓“資”姓“社”、幹擾改革的現象進行了批評，指出應從“三個有利於”出發加快改革開放步子。同時也強調，對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嚴重曲折和暫時複辟不要驚慌失措，針對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必須始終注意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強調指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同年10月，依據鄧小平的南方談話精神，黨的十四大報告正式提出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次年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設計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框架，主張把社會主義基本製度與市場經濟體製相結合，使得理論界關於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能否兼容的爭論落下了帷幕。

此次思想解放直接促成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全方位改革。一是按照“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基本特征，建立以公有製為主體和公司製為主要形式的現代企業製度；二是取消價格“雙軌製”，實現有國家調控的市場自由定價製；三是加速進行計劃、投資、財政、金融、房地產和對外關係等領域的體製改革，大幅度地提高了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四是建立和完善養老、醫療和失業等社會保障製度；五是在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的同時，積極改善宏觀調控機製，逐步實現了“低通脹、高增長”的新局麵；六是形成外商直接投資為主的引資格局和引資**。

4．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我國改革進程中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堅持統籌兼顧，協調好改革進程中的各種利益關係。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麵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強調“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五個統籌。2004年3月，胡錦濤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一個係統闡述科學發展觀的重要講話，指出要把“控製人口、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放在重要戰略位置”，“樹立並落實科學發展觀”。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報告又完整闡述科學發展觀的四層內涵和基本要求，指出“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麵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科學發展觀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

這次思想解放促使經濟體製改革進入最後完善階段。一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全麵推動人口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體製建設。二是開展自主創新和創新型國家的體製建設。三是全麵開展“八個統籌”為主要內容的統籌兼顧體製建設，統籌城鄉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係，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四是開展以人為本和民生取向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體製建設。

（四）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思想解放

黨的十八大以來豐富多樣的理論創新成果，涵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是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和全黨智慧的結晶，是推進全麵深化改革的又一次思想解放。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誌圍繞全麵深化改革作出了一係列精辟論述，深刻回答了為什麽要全麵深化改革、怎樣全麵深化改革等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對改革進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理論思考，將中國共產黨的改革理論的係統探索推向了新的高度。首先，明確了改革開放的曆史地位，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關鍵一招”。這一重要論述揭示了改革開放在當代中國發展中的決定性意義和關鍵性意義。其次，提出了改革的時態論，即改革開放隻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習近平同誌強調，改革開放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繁重的事業，必須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幹下去，改革開放隻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這一對改革持久性的強調，消除了關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會不會變的疑慮。再次，明確了全麵深化改革的政治定位。習近平同誌強調，改革必須“保持戰略定力，保持政治堅定性，明確政治定位”；“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習近平同誌關於改革戰略定力的論述，內容十分豐富。其中重要的是三個方麵：一是“兩個死路一條”的論斷，即不實行改革開放隻有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二是“兩個保持”的要求，即“保持戰略定力，保持政治堅定性”；三是“兩個防止”的警示，即“不僅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要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四是全麵深化改革的目標論。習近平同誌第一次將我國全麵深化改革的目標，定位於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習近平同誌強調：“全麵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論述不僅豐富和深化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涵，更重要的是闡明了改革的性質和根本任務，明確了全麵深化改革的總抓手和總方向。五是明確了全麵深化改革的動力論，將黨的領導與改革合力作為深化改革的動力。習近平同誌強調：“改革開放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必須堅持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堅持在黨的領導下推進。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和黨的領導的統一，緊緊依靠人民推進改革開放。”這一論述深刻闡明，隻有在加強黨的領導和緊緊依靠人民相結合的情況下，才能形成強大的改革動力，打贏全麵深化改革這場攻堅戰。全麵深化改革是一個複雜的係統工程，需要建立更高層麵的領導機製。中央成立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就是為了更好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保證改革順利推進和各項改革任務落實。全麵深化改革要最大限度集中群眾智慧，把黨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廣泛團結起來，把國內外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充分調動起來，匯合成推進改革開放的強大力量。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以最大公約數的思想方法研究問題、解決問題，聚合眾力、融合眾智，就將形成強大的改革合力和持久的改革動力。最後，是發揮政府和市場兩個作用論。習近平同誌指出，在經濟發展中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係。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但市場不是起全部作用，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這一論述，澄清了關於市場決定性作用的錯誤解讀，有力地反駁了新自由主義的非調控化主張，為深化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奠定了基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