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探索超越西方發展模式的中國經驗_一、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漸進性與適應性

|第八章|

探索超越西方發展模式的中國經驗

一、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漸進性與適應性

中國改革開放是一種漸進性和適應性的改革，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不同於其他國家的一個重要特點。中國改革開放的漸進性，主要表現在它選取了先易後難的途徑；而適應性則體現在，這種製度變革是主動性的、為了適應生產力（技術水平）的要求進行的改革。從中國經濟改革的對象、手段和條件看，主要具有三個方麵的特點：

（一）改革對象和改革領域的選擇

中國經濟改革的對象，主要是針對原有不合理的經濟體製和管理製度，目的在於超越現有技術水平的不合理組織形式。從馬克思的製度觀點來看，社會生產的組織體係是建立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或技術條件的基礎上的，與現實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組織形式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不致被淘汰。而中國經濟的技術基礎在整體上是低層次的，在改革開放前，盡管中國的技術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由於曆史的原因，中國的技術進步並沒有與世界技術發展相融合，導致生產的技術條件還很低下。因而，中國的製度變革解決的問題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即適應世界技術進步的需要。由此也不難理解，與世界技術水平的差距越大的產業部門，越是最有可能在改革上取得成功。同樣，對技術水平要求越不高的產業部門，也越有可能通過改革取得成果。因而如農業、服務業、手工業等，自然就成為改革的突破口。從農業來說，當農業技術水平還處於較低水平時，集體的合作經濟模式顯然超越了生產力的基礎，而改革後一方麵生產組織形式適應了技術水平較低下的中國國情，另一方麵中國的開放也為先進農業技術的快速引進創造了條件，從而推動了農業經濟的增長。從手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來說，其生產過程不需要過高的技術工藝，大規模的組織並不適合其發展，也不具有經濟上的合理性，因而一旦政策容許，由私人直接從事生產經營的非國有經濟組織，必然會因內在的經營靈活性而取得競爭上的優勢。

從技術本身的發展要求看，隨著社會整體技術水平，特別是工業部門的物質技術能力的提升，必然在客觀上導致全社會的產業分工進一步深化。比如，計劃經濟體製下條塊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的傳統經濟管理體製，是與傳統的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和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相適應的，並且受其製約。這種舊的經濟體製，實質上會損害並阻礙現代科學技術進步導致的產業部門的自發演進，不利於經濟結構按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進行重組和優化。以比較落後的產業部門作為改革的突破口，實質上適應了生產技術水平的多層次性，也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這顯然有助於推動經濟增長。

中國的“改革”舍棄了西方外科手術式的“休克療法”改革方法，走的是一條穩妥推進逐步深化之路，這是一條東方“漸進式改革”的轉型路徑。改革開放是在基本社會體製框架（特別是政治製度）和主導性意識形態不發生變化的前提下所進行的改革，特別強調是在堅持國家基本製度和原則基礎上的自我完善，逐步調整公有製和私有製混合比重，堅守國家主體經濟為先，經濟製度改革是漸進式的，是逐步進行的過程。由於以“穩定”作為改革的前置條件，沒有進行大規模的私有化，避免了社會極端分化和動蕩。

（二）改革推進是以放權讓利為先導

放權讓利是推動改革的重要手段。改革開放能否取得成效，關鍵在於新的製度能否產生潛在的收益，而後者又取決於生產主體和個人積極性的發揮。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經濟發展中，製度起著決定性作用”。顯然，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采取的改革措施，本質上是對傳統體製下利益關係的再調整。由於改革以前經濟權力和利益由國家高度集中，因而，這種再調整的方向隻能是改變國家在經濟生活中的權力和利益，在下放權力的同時，通過利益的引導調動地方、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放權讓利並不是改革的本質，改革的目的是要通過賦予基層經濟主體自主的權利和相應的利益，改變經濟活動中效率低下的局麵，特別是促進其對經濟效益、技術進步和產品改良的關注。因此，激勵機製的中國製度變革的中心問題，建立和健全能夠提供適當個人刺激的有效製度，才能促進經濟增長的實現。“製度提供了一種經濟的刺激結構，隨著該結構的演進，它規劃了經濟朝著增長、停滯或衰退變化的方向。”

與放權讓利相關的改革經驗，是我國在改革開放中實行了“從體製外到體製內”的改革戰略，即首先在“體製外”取得突破，通過農村改革、實行對外開放、某些地區發展非國有經濟，利用差異化政策加速沿海地區改革和促進其經濟迅速發展，逐步積累改革經驗和資本。這樣的放權讓利，不僅使改革具備了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支撐，而且使改革的時間和空間有更大更寬的回旋餘地。同時，我國改革開放采取的是試點先行的辦法，即通過“逐項的、部分的、增量的，先點後麵”的改革試點，取得經驗後再逐步推廣至全麵。改革采取的路徑是從下到上先易後難；先經濟後政治；先對增量部分進行改革，然後用增量的改革成果帶動存量改革。可以說，增量改革推動和引導存量改革是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一個偉大創造，這種改革模式不僅加快了放權的步伐，而且能夠有效界定讓利的領域、範圍和幅度，從而使改革具有可控製性。總之，這種改革由於是采取了從下到上、小步快進的改革方式，造成的社會震蕩小，達到了改革成本低和成效高的雙重目的。

（三）經濟體製改革以政府的推動為條件

原有的體製和經濟管理製度總是具有巨大的慣性，這是因為現存的製度是維持現有利益格局的基礎。經濟製度之所以對社會經濟生活有著巨大的反作用，主要是在於它能誘導經濟主體的行動。中國轉型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在於，它是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下開始的。由於政府壟斷了經濟資源和勞動力市場，因而也就壟斷了主要的經濟活動。沒有政府的推動，製度的改變是難以想象的。

在中國的農業製度變遷中，農民的自發行為固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並且反映了農民對農村生產經營製度的取向。但如果沒有政府的推動，它是很難成功的。實質上，到1980年初，實行“雙包”的生產隊也僅占全國生產隊總數的1.1%。而1980年9月，中共中央批轉並下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幾個問題》後，“包產到戶”和“包幹到戶”才迅速發展起來，1980年底全國實行“雙包”的生產隊比重提高到14.9%。1982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農村經濟政策的第一個“1號文件”中明確指出：“一般地講，聯產就是需要承包”，使“包幹”的存在有了正式的政策依據。至該年6月，全國實行“雙包”的生產隊比重就提高到86.7%，而到了1983年初，實行“雙包”的生產隊已占到93%，其中大部分是“包幹到戶”。

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存在同樣的情況。在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國家對其政策定位的改變，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從最初的“滋生剝削階級的搖籃”，到“公有製的必要補充”，再到“與公有製經濟平等存在長期發展”，在2005年2月28日，中國製定並發布了《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在政策層麵上不斷拓寬了非國有經濟的生存空間，加強了對其發展的製度保障。由於政府的推動和政策保障，1980—1992年，非國有經濟的平均增長率高達40%，非國有經濟成分在中國工業產出增長的份額從1978年的18%增加到1992年的67.5%。而非國有經濟中，最主要的就是民營企業（主要是大量的個體和私營企業）。1989年注冊登記的私營企業有9萬戶，2001年達到97萬戶，到2004年達到334萬戶；私營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從1989年的420億元達到了2003年20000億元；私營企業每戶就業人數將近15人，解決的就業人數達到4200萬以上。需要指出的是，在改革開放中，我國政府的有目的性的推動是建立在試點經驗總結的基礎上的。這種政府推動的改革，隻有在中國這樣一個堅持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才能最終落實並取得成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