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成功的政治和經濟因素

中國模式，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進而形成的具有鮮明特征的經濟社會發展體製。中國模式不同於其他模式的特殊性質，主要是其深藏在發展模式中那些恒定不變的結構性因素。這些因素或就是中國模式的最核心原素，也是最基本的原素。從曆史發展的角度考察中國模式，可以清晰地體察其合理長存的理據，以及文明先進的素質。盡管中國模式表現在許多不同的方麵，但其核心關鍵是中國特有的政治模式和經濟模式，這兩個方麵互相關聯、互相依存，互相強化支撐。

（一）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成功的政治因素

政治和經濟是密不可分的。對中國道路持懷疑態度的西方輿論往往集中於對中國政治製度的懷疑，他們在肯定中國經濟發展巨大成就的同時，否定中國的政治製度，從而形成一個所謂“成功的經濟發展與失敗的政治體製並存”的悖論。但是，回避或者否認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力量的政治製度的有效性和優越性，就無法真正認識中國道路的曆史成因。

中國發展道路成功的真正秘訣也是最重要的條件，就在於堅持這條道路的核心力量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發展道路具有曆史責任感和使命感，從建黨起就以實現中國的獨立富強、民主自由為奮鬥目標。經過近一個世紀的探索和奮鬥，中國共產黨人開辟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共產黨人的每一步行動都和這條道路的遠大目標緊緊相連。不僅如此，中國共產黨還能時刻站在時代前沿，謀劃長遠全局。在實踐中，我們黨一旦製定了明確的目標，就能為實現這些目標調動一切可利用的資源。此外，我們黨的決策層不僅目光長遠，而且能夠製定切實的發展戰略並付諸實施。相比之下，西方決策過程常常被各種利益集團和選票政治所綁架，在體製轉型和危機應對領域會受到很大限製。可見，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決策效率更高、執行力更強。

中國共產黨與世界上其他政黨相比的另一個巨大優勢，就是它具有完整的理論體係，並在實踐中不斷地檢驗和創新這個理論體係。根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中國共產黨能夠突破種種束縛，大膽開辟曆史上所沒有的道路，也能及時發現失誤並加以糾正。“北京共識”提出者雷默認為，中國模式的關鍵在於創新，中國問題的解決依賴於在幾乎所有方麵的創新。許多中國問題專家也認為，中國共產黨擁有非常強大的理論支撐，並通過理論創新有效增加領導國家的能力。這種理論的創新性，使中國共產黨的每一次改革都具有深刻的時代特征，從而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擁有光明的未來。

中國政治體製的有效性和優越性，還在於這是一種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製度。可以說，中國的政治體製在動員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方麵超過世界上任何國家。中國共產黨在曆史上就與人民群眾保持著天然的聯係。改革開放以來，這種聯係更體現為人民享有空前的自由度和參與度，幾乎所有的重大改革和發展路徑都是首先來自人民群眾的實踐創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輿論監督機製、民眾參與機製、決策民主化與科學化機製、多黨合作機製、各部門間及地區間協調機製等，都有了長足的發展。這種政治製度把各方麵積極性調動起來，同時也吸收代表各種不同利益的觀點和建議，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決策失誤和資源浪費。這就是30多年來，中國在總體上沒有發生戰略失誤的根本原因。

中國共產黨有能力消除腐敗。不可否認，中國存在著事實上的分配不公、貧富分化和官員腐敗等消極現象。但這些現象與中國社會的整體進步相比，隻是支流；與其他新興國家相比，中國懲治腐敗的力度更強、更有效。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它不能容忍腐敗現象在黨和國家體製中合法存在，一旦被揭露就會受到黨紀國法的嚴厲懲治。預防和遏製腐敗的體製機製正在全麵係統地建立起來，黨內的、人民的和輿論的監督機製正在完善並有效運轉。許多深入觀察中國社會的外國學者注意到，中國發生的許多群體性事件很少是直接針對政治製度的，而是要求共產黨懲治某些地方和部門的腐敗官員。這些外國學者的結論是：中國人民願意和中國共產黨一起克服腐敗，因為他們相信共產黨在根本上是為他們謀利益的。

（二）中國發展模式成功的經濟因素

1．非國有化和自由化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推動經濟結構變化和激發勞動者積極性，進而在整體上提高經濟活動的效率，這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方向。從曆史的縱向和世界經濟發展的橫向維度來看，那種將中國的發展歸功於自由市場改革的觀點也是站不住腳的。例如：許多經濟學家和其他學者將中國與其他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進行比較，來探究中國經濟“奇跡”的原因。他們中的大多數都一致同意，全民醫療保健和基礎教育（這在改革以前的時期即使在農村也是普遍的）打下了堅實的社會經濟基礎。從1949年到1980年，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從35歲增加到67歲；嬰兒死亡率從超過20%下降到4.2%。這是世界上在同一時期所見證到的最快的人類發展之一。1978年，在世界衛生組織召開的“到2000年人人享有健康”的會議上，中國的基層醫療保健體係作為一種極其成功的模式被推薦給全世界。與此同時，中國成年人的識字率從1949年以前的不到20%增加到1980年的66%。在所有這些生活質量的指標方麵，中國遠遠超過了大多數有著相似收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世界銀行中國和蒙古局局長杜大偉（David Dollar）曾在2005年的一次研討會上就中國經濟的崛起發表評論說：“（在改革以前）中國是一個擁有第一世界的人力資本的第三世界國家。”這為中國經濟崛起做好了充分準備。

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和放鬆政府管製，對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起到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但中國經濟增長並不是政府單純地放鬆管製和經濟活動完全自由化的結果。對此，人們易於產生誤解。例如，在現有的對中國製度變革的研究中，相當多的學者引入了製度變量概念，試圖通過實證分析，說明製度變革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決定作用。但他們采取的方法，多是借鑒國外的辦法，用“經濟自由化指數”（Economic Freedom Index）作為工具來實

證分析中國經濟增長。這顯然是有欠缺的，不能完全反映中國經濟取得巨大成績的真實原因。

需要指出的，國內學者在衡量製度改革方麵選取了與西方學者研究中采取工具相似的變量。如賀菊煌（1998）使用非國有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為經濟製度的代理變量，認為非國有經濟的發展是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原因。而宋德勇（1999）則提出，中國的製度變遷主要反映在工業化、市場化、國際化三個方麵，該三項指數可以解釋年增長的95%。金玉國（2001）通過非國有化率、市場化程度、國家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和對外開放程度來衡量中國宏觀製度的變遷，認為市場化程度的影響是第一位的。王文博等（2002）則設計了非國有化率、市場化指數、市場化收入比重、對外開放度等四個製度變量來代理製度因素，並用主成分法分析製度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葉飛文（2004）也構造了非國有化程度、市場化程度、社會占有財富程度、開放程度等四個相類似的製度變量來說明中國的經濟增長。這些研究比較突出的特點是都將經濟自由化作為主要的代理變量，來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因。但這種使用代理變量的方法有著極大的局限性，因為代理變量僅是製度變革的外在表現，或者是製度變革造成的結果，而並不是製度變革本身。實質上，製度本身是一種質的規定性（即馬克思所說的社會屬性），而不是量的規定性，因而對製度進行量化在實踐中是難以做到的。如安立仁等就認為，運用代理變量來測量製度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存在的最大問題是所選代理變量很難具有統計學上所說的效度，分析結果也很難具有信度。

為了更清晰地看出用自由化指數作為製度變量存在的問題，我們可以將非國有化率（非國有經濟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這個指標（見圖8-1）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放在較長的時期內進行一個對比。圖8-1表明，1952—2003年間，中國的非國有化率經曆了一個由急劇下降轉向緩慢上升的過程，可以看出，在1952—1957年私有經濟急劇下降、國有經濟不斷上升的同時，中國經濟增長卻呈現了穩定的增長勢頭。而在1992—2001年，中國的非國有化率有了一個急劇的上升，但同期的經濟增長率卻在保持穩定的基礎上有所下降。這種不一致，顯然不能支持關於非國有化率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的結論。

圖8-1 1952—2003年非國有經濟工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各年的數據整理。

實際上，如果從投入和產出的角度分析，在技術水平沒有更快的變動下，物質資本投入的增加可以更好地解釋這種經濟增長中的波動。從1952—2003年中國資本存量和勞動的增長率變動情況看，1952—1957年的經濟增長，與中國同一時期的資本存量保持較高的增長率是密切相關的，而1992—2001年中國資本存量同樣經曆了一個較快的上升期並保持了較高的增長率，使同期中國經濟實現了較平穩的增長（見圖8-2）。

相比之下，中國在較長時期的勞動增長率並沒有實現大的提高，這與勞動力利用不足（改革開放前主要是以剩餘勞動力的形式存在，改革開放後期是生產領域就業人數下降和失業率上升）、勞動者素質提高緩慢具有直接的關係。

圖8-2：1952—2003年資本存量增長率（實線）和勞動增長率（虛線）數據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80、2003）等各年資料整理。

2．開放國門和引進外資的作用。通過對外開放，引導外國直接投資（FDI）的進入，是改革開放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渠道。對外開放並不是一個單純的製度變化，實質包含著技術進步機製的內在要求。在開放經濟下，技術落後的國家可以通過技術的擴散和溢出來保持技術的進步，特別是在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的情況下，這也是一種實現技術進步的合理選擇。一般而論，跨國公司是國際技術擴散的重要渠道之一，但這種技術擴散的成敗，主要還是取決於東道國的技術吸納能力，特別是人力資本的存量。中國豐富的人力資源和中國在公共教育上長期積累打下的基礎，為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1979—1997年期間，中國簽訂利用外資協議（合同）累計額和實際利用外資累計額，分別達到6540.01億美元和483.47億美元。外資的大量進入，既緩解了中國發展初期的資金短缺，也促進了國外適宜技術向中國的擴散和轉移。實際上，FDI進入最多的行業也是中國發展最快的行業。從FDI進入的行業分布分析，2002年以前製造業比重最高。據有關資料顯示，2002年底登記的外商投資企業中，製造業占全部的70.4%，其中又以勞動密集型和加工組裝企業居多，大約占項目總數的60%。與2001年相比，製造業外商投資總額也增加了16.6%。現實的發展表明，製造業是中國經濟中發展最快的部門，這也是導致中國能源和原材料緊張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和對外開放的深入，服務部門正逐漸成為FDI的重要選擇。截至2002年底，服務性行業在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中占到24.3%。部分服務行業吸收外資出現大幅增長：如金融保險業投資總額比上年同期增加21.1%，而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以及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信業同比也增長了6.9%和7.6%。

3．資源配置向較高產業部門流動推進了中國經濟增長。中國改革開放推動了經濟結構的快速變動，使社會資源向更高效率的部門流動，這是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個條件。我們都知道，資本、勞動和技術是在一定產業結構中組織在一起進行生產的，對於給定的資本、勞動和技術，不同的產業結構會極大地影響到經濟增長過程。庫茲涅茨認為，經濟增長的部門變化與總量變化是互為關聯的，如美國1948—1966年的生產率提高有10%是由資源再分配引起的，而從1929—1957年的數據分析來看，美國經濟增長的12%是由結構優化產生的。錢納裏在《發展的型式：1950—1970》一書中，也論證了經濟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認為經濟結構的變動可以提高投資率，重新分配勞動力資源，推動總量經濟增長。中國一些學者也對改革以來經濟結構的變化進行了實證研究，指

出中國經濟增長是產業結構、城鄉二元結構、所有製結構在調整中發展的結果。劉元春認為，從製度變遷、二元經濟結構轉型對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上看，二元經濟結構轉型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程度遠遠高於製度變量（所有製結構、市場化和對外開放），因為二元經濟轉型帶來的產業結構產出彈性的平均水平達到6.025，而製度產出彈性的平均水平隻有0.267，相比而言技術對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貢獻就更小，平均技術產出彈性隻有0.064。因此，從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率的角度看，過去20多年的經濟增長應當是以二元經濟轉型帶來的產業結構調整為主導。不過，劉元春也指出，這種二元經濟轉型的產業結構調整是以製度變遷為基礎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產業結構的變動是巨大的，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成功，盡管在推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技術進步上作用不顯著，但至少在經濟結構的變化上體現得較為明顯。由於大量非公有製經濟主要是從手工業和服務業發展起來的，因而極大地改善了中國的產業結構，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如傳統發展戰略下受到壓抑的輕工業，就為非國有企業工業經濟的發展所推動。產業結構的改善，緩解了就業結構日益惡化的趨勢，使大量勞動力得以從農業中脫離出來，1978—1997年間，城市中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中就業的勞動者由2063萬人增加到5486萬人，增長了165.9%，占該時期全國非農產業中勞動者增加量的13.9%。僅鄉鎮企業的勞動者增加量（10223.84萬人）一項，就占全國非農產業中勞動者增加量（24671萬人）的41.4%。

經濟結構的變動，既源於勞動力的流動和結構轉換，也與中國的投資結構變化存在高度的相關性。由於放權讓利導致的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民間儲蓄急劇上升，使中國的投資結構發生了改變。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從1981年到1997年，在中國的全部生產建設資金中，依靠國家財政撥款的份額已從75%下降到不足20%，使社會投資具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從投資的主體看，國有經濟的投資比重呈現出下降趨勢，而私有經濟的投資比重上升很快，僅1997—2002年的六年時間中，就從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32%上升到43%。同期，城鎮就業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國有經濟就業人數占全部城鎮勞動就業人數的比重從53%下降到29%，集體經濟的就業比重發生了同樣的下滑，而私有經濟就業人數比重則從33%急劇升高到67%。（見表8-1）

表8-1 1997—2002固定資產投資和城鎮就業人數的結構（%）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相關各年公布數據整理。

從投資的產業分布看，三次產業投入比重主要向第二產業及第三產業傾斜，二、三產業投入的數額呈逐年遞增態勢，但第一產業固定資產投入增加數額不明顯。2005年，在中國的固定資產完成投資額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投資規模遠遠高於第一產業。這也是第一產業勞動力大量轉移、農業發展緩慢的根本原因。可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產業增長具有一定的聯係，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對於提升中國的產業競爭力、達到規模效應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4．改革開放加快了產業集聚和產業集群。中國改革開放中一個重要的現象，是體現中國產業布局的重組和優化，使產業集聚和集中成為可能。產業集聚是某些產業在特定區域相互集中的現象，產業集聚的必要性在於：非集中型競爭性產業中出現的分散化，常常導致“過度競爭”，資源配置效率下降，企業創新能力缺乏，也不利於產生規模經濟效益。同時，各企業為了生存，將會采取各種惡意或破壞性的競爭手段，從而導致市場秩序混亂。通過產業集聚，可以改變企業規模小、產業集中度低、市場競爭力弱、組織結構分散和非專業化現象嚴重的問題。產業集群，則是指相互關聯的企業圍繞產業價值鏈增值所形成的網絡係統，它是城市競爭力的支撐點。其優勢是較之競爭對手能提供更緊密的相關性支柱產業，可以把縱向上下遊企業或橫向關聯的企業組織，包括供應商、用戶乃至供應商的供應商、用戶的用戶連接起來，充分發揮相關產業在競爭中的關聯效果。從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看，產業集聚和集群在推動經濟增長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可見，改革和開放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促進作用，是在產業結構不斷升級調整的過程中實現的，這種升級和調整需要兩個條件：一是技術進步的推動；二是社會需求的拉動。從社會需求的拉動看，隨著中國居民整體收入水平的提高，產業升級的成效是顯著的。這種外部的需求會不斷給企業以技術進步的壓力，反映出經濟體製改革可以對科技進步起到積極的反作用。從技術進步的推動看，中國的製度改革初步奠定了技術需求的主體，這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因素。顯然，改革初步奠定了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因而參與市場競爭的企業出於對自身經濟利益的關心，就具有了采用新技術的意願和條件。的確，由於社會製度的變革和經濟環境的改善，中國技術進步的進程發生了一個比較根本性的變化，即從強調“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轉向吸收國外先進技術成果的發展階段，這是中國固有的較低技術水平的國情決定的。在發展的初期，為了盡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多地依賴於外部技術的轉移和溢出效應，有其曆史的必然性。需要指出的是，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繼續走這條道路就不再是合理的了。因為在現有的產業結構下，物質資源消耗過快，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的過度使用，使中國難以長期維持高增長速度。如果生產要素的價格能通過市場得到準確的反映，並通過立法和其他手段限製企業對發達國家已淘汰技術的盲目引進，特別是勞動要素的價格能公平地體現出來，則必然會迫使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業更注重提高先進技術的供給能力。這也是當前中國經濟新常態下轉向創新驅動的迫切性日益提高的一個重要原因。馬克思指出：“科學的發生和發展一開始就由生產決定。”“社會上一旦有技術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被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生產的技術結構的改變可以改變社會的產出結構，進而引導社會的需求結構。加快經濟增長由投資和出口推動向創新驅動，是今後較長曆史時期內中國全麵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務。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