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當前基層幹部法治“能力不足”的主要表現

三、當前基層幹部法治“能力不足”的主要表現

在依法治國被確立為我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成為治國理政基本方式的大背景下，普法宣傳教育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斷進步，我國的法治建設成效有目共睹，基層幹部依法決策、依法行政的能力和自覺性得到不斷增強。但新情況、新問題、新事物、新經驗層出不窮，特別是麵臨“四大考驗”，許多基層幹部有一定程度的“本領恐慌”。近年來，由於各種原因，基層幹部法治“能力不足”現象大量存在，主要表現在：

第一，有些基層幹部“不學法不懂法”。不學法的人肯定不懂法，現實中有一些基層幹部，認為國家法律法規數量太多，新的法律法規又不斷出台，加上機關工作忙、時間緊，顧不上學，也學不過來，隻重“紅頭文件”，不帶頭學法。有的基層幹部認為業務工作“實”、法治工作“虛”，學法用法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多一點、少一點無關緊要，“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以及“出了事重要，不出事次要”。有的基層幹部學法不夠紮實有效，存在搞形式主義、走過場的現象。如在舉辦基層幹部法製講座時，個別幹部參加學法活動的積極性、自覺性提不上來，人數到不齊，即便來到法製講座現場，也是無心聽課，遲到早退。

第二，有些基層幹部“不把法律當回事”，輕視法律。如果說“不學法不懂法”隻是表麵現象的話，那麽“不把法律當回事”才是他們心靈深處最真實的想法。“不學法不懂法”的根子，在於他們“不敬法”。有的幹部把解放思想與依法辦事對立起來，認為法律不是一成不變的，要根據需要靈活掌握，為特權開綠燈。這就極大地損害了法律的權威，削弱了法律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群眾對法律的崇尚和遵從，產生了

一定的負麵效應。

第三，有法不依現象仍然存在。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執行。部分基層幹部仍存在僥幸心理，在工作中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擺在了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殊地位，不習慣用法律手段開展工作。個別基層幹部法治思維淡薄，甚至還習慣於戰爭年代的思維方法，停留在傳統思維之中，動輒搞運動，人人發動、全民參與，凡事作為“戰役”對待，事事搞專項鬥爭，不講因果關係隻追究結果責任……麵對處理和解決現代社會的各種矛盾顯得力不從心。我們常說“群眾利益無小事”，就是要求基層幹部對關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實際困難，無論其中涉及的問題有多多、責任有多大，都應雷厲風行地依法解決，而不是僅停留在口頭，或者是文件上，使本來該解決的問題長期被擱置。

第四，濫用職權，執法亂作為的現象時有發生。由於受封建思想和計劃經濟體製下權力過分集中的影響，凡事按領導人意見辦的習慣和作風至今根深蒂固，基層幹部濫用職權，行政亂作為的現象時有發生。當前，客觀地講，絕大部分的基層幹部已經認識到了法治的作用，但仍有個別人沒有理解“法治”的真正內涵，他們把法當做是加強自身權力的工具，尤其當麵對人民群眾關注的社會熱點、難點問題時，如土地征用、房屋拆遷、國企改製、社會保障等方麵，法律的強製性反而成為了他們濫用公共權力的保障和借口。他們習慣於拍腦袋決策，而不願依法辦事，想幹什麽就幹什麽，不管法律規定，想咋幹就咋幹，而不顧法定程序。一些基層幹部仍習慣於“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動輒用各種借口幹涉和幹擾司法機關進行正常的司法活動。基層幹部濫用職權不僅造成了國家財產流失，還嚴重損害了黨政機關的形象，在社會上造成了不良影響。濫用職權既是對法律尊嚴的無視，也是對公民權益的侵犯，公民成為官員濫用職權的“替罪羊”。

第五，知法犯法，卻以“法律”正義的名義。有的基層幹部還沒有完全樹立依法辦事的觀念。一些基層幹部常暗箱執法、暴力執法和以罰代管，以法律之名行違法之實，借法律的威嚴來打壓群眾的合法訴求。近年來少數基層幹部得了社會維穩過敏反應症，總以為基層社會矛盾很多、很嚴重，基層社會穩定岌岌可危，不能以平常心看待群眾上訪，對群眾上訪采取“非常措施”，以“寧緊勿鬆”的思維，將穩定問題泛化和擴大化。把穩定當成了目的，為了穩定，公平和正義也要為之讓路，甚至什麽事情做什麽事情不做，均要以穩定作為標準，這種“飲鴆止渴”的行政行為，往往扼殺了正常的民意表達，不但會毀掉法律的尊嚴，還會毀掉人們對法律的信仰。

基層幹部身上表現出種種法治“能力不足”，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方麵，從個體角度來看，基層幹部傳統思維定勢使然。許多基層幹部具有人治思維定勢，具體表現為安於現狀和對法律實施的抵觸、對改變原有工作習慣的恐懼，缺乏學習和改變的積極性；少數幹部出於個人或小團體的利益，會產生失去原有職位的恐懼和失去原有權力的擔憂等，對法治實踐產生抵觸行為。另一方麵，從組織角度來看，傳統組織文化固化。組織文化的形成，是在一定的曆史環境中，在組織活動和各種文化因素的影響下，在組織運轉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具有組織自身特點的價值取向、工作作風和行為準則，這種組織文化在基層幹部中非常穩定。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發生劇烈變化時，傳統的組織文化就會變為組織發展的阻力，而改革傳統的組織文化，非一時之功，需要長期不懈的努力。法治對於基層組織來說，帶來的跨文化的衝突，在新的法治化權力運轉模式未完全得到確立之前，基層幹部的觀念、思維和行為方式會存在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無形中會導致混亂和衝突，使依法決策和執行活動變得更加困難。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