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國有經濟的戰略調整、抓大放小

第二節 國有經濟的戰略調整、抓大放小

1995年9月，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要著眼於搞好整個國有經濟，通過存量資產的流動和重組，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這種改組要以市場和產業政策為導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優化國有資產分布結構、企業結構同優化投資結構有機結合起來，擇優扶強、優勝劣汰。”要求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要通過建立企業集團、推進國有公司上市融資等方式，尋求加強國有資產管理、促進企業改變經營困境。對於中小型企業，進行多種形式所有製層麵的改革。

1997年，黨的十五屆一中全會將國企改革的目標確定為三年內在大多數國企初步建立起現代企業製度，並使大多數國有虧損企業走出困境。

1997年，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對“抓大放小”的做法提出了如下表述：要集中力量搞好一些關係國民經濟命脈、具有經濟規模、處於行業排頭兵地位的國有大型企業的改革與發展。要以資本為紐帶，通過市場組建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製和跨國經營的，競爭力較強的大企業集團，加快放開搞活小企業的步伐。

伴隨著“抓大放小”戰略的開啟，經濟的整體也快速增長，國有經濟獲得了較快發展。1995年後，國有工業企業的總產值從13064億元增加到31220億元，平均每年增長18.4%。在國有經濟不斷鋪新攤子的同時，經濟效益沒有得到提高，在虧損的國有企業中，大型企業的虧損額雖然最大，但虧損麵最小，虧損率最低；相反，小型企業的虧損額雖然小於大型企業，但虧損麵最大，虧損率也高於大型企業。

1995年9月，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對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一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二是實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戰略。

在1996年，實行“抓大”方麵，國家確定了對1000戶重點企業進行分類指導的方案。在“放小”方麵，國家有關部門出台了放開搞活國有小型企業的意見。

其中，廣西南寧市政府按照“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要求，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改製，突出抓大放小，充分實施抓大扶強策略，積極支持南糖、南化股份上市發展，做大做強。

南糖股份1999年3月發行5600萬A股，募集資金2.299億元；2001年10月實現配股，又募資1.68億元，為南糖1.5萬噸靜電複印紙、3.4萬噸蔗渣漿和1萬噸SAP複合纖維吸水材料等技改項目提供了大量資金，使南糖從比較單一的產業結構向製糖、製漿、造紙等多產業方向發展，實現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促使南糖步入自我發展壯大良性循環的軌道，大大加快了南糖的發展壯大。2004年為支持南寧糖業股權分置改革，公司作為南寧糖業唯一的非流通股股東，向南寧糖業股改方案實施股權登記日登記在冊的全體流通股股東，按照每持有10股流通股獲送3.3股的比例送股作為對價安排，以獲取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份的上市權，共計送股3123.12萬股，股改後，振寧公司持股13676.88萬股，占南寧糖業總股本的52.07%，其中2626.4萬股將於2006年5月17日獲得流通，其餘的股份在2007年7月17日獲得流通，有力地支持了南寧糖業股權分置改革；積極支持南化上市發展，1998年南化成功發行1.5億可轉換債券，2000年6月16日南寧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1998年發行1.5億元可轉換債券基礎上，

又成功發行4000萬A股股票，成為南寧市工業企業第二家上市公司，實現了企業的第二次重大融資，募集資金17752萬元，南化股份上市標誌著企業從傳統氯堿化工向精細化工、生物製藥領域發展邁出堅實步伐。

在加快中小企業改製和劣勢企業退出市場的“放小”方麵，在南寧市國資委和市經委的指導和支持下，公司根據所屬企業的實際情況，分別采取了國改非、關門歇業和破產重組等多種形式進行改革改製。

第一，對產品有市場、有淨資產、生產較正常的企業，按照《南寧市人民政府關於國有中小企業放開搞活若幹問題的補充規定》采取了國有改民營的改製辦法，1999年先後將有淨資產的南寧製藥集團、味精廠、橡膠廠、肥皂廠和包印集團等5家企業改製為民營企業脫離國有，為國有經濟退出機製，保障國有資產的安全探索了一條成功之路。

第二，對無產品、停產、沒有發展前途的企業，實施關停和歇業走人辦法，2001年以來先後對無法發展的針織廠和萬力啤酒公司實行關停和歇業走人，確保國有資產不再繼續流失。

第三，對債務沉重，扭虧無望，資不抵債的特困國有企業實施破產重組，使其徹底退出市場，從1997年末至今，先後對授權範圍內的毛紡廠、絲綢廠、糖果廠、南棉總廠、蟲膠廠、羊毛衫廠、針印總廠、合纖廠、南罐公司、麻紡廠和毛巾廠等11家企業實施破產。其中南棉是南寧市最大的破產企業，在破產操作中，采取新思路，從重塑新企業和開辟新的職工安置方式入手，在沒有要市財政一分錢的條件下，順利地推進了南棉總廠破產重組工作，成立了南寧錦虹棉紡織有限責任公司，錦虹公司幾年來生產運轉正常，到2006年末年實現利潤501.7萬元，資產從14680萬元增加到17140萬元，年工業總產值已達4億多元，實現了保值增值。據統計，公司成立時的22戶企業中，改革改製的企業占全係統的81.82%，其中破產和關閉的企業達72.22%，共核銷和化解不良債務140163.95萬元，占全市國有工業企業的73.40%，全係統除自總和康樂公司外，基本實現了劣勢企業全部退出市場。

總之，由於抓大放小力度大，大的更優更強，小的脫離國有或退出了市場，使公司的資本結構大大優化。

1997年上半年，全國各地抓大放小改製工作紛紛展開。國家統計局也對全國5萬多家國有工業企業進行了改製調查，有22%的企業已完成改製，加上正在改製的約占一半，有的地區已達80%。

1998年，為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要求，國務院機構進行了重大改革，撤銷了管理國有企業的各行業主管部門，對每個行業的國有企業捆綁打包，組建了一家或幾家企業集團。至此，企業集團成為國有企業的主要組織形式。對企業集團的管理則由相應的黨政有關部門各司其職，如黨的企業工委負責企業領導人任免，勞動人事部門負責工資和勞動管理，財政部門負責企業財務管理，計劃部門負責投資審批，企業監事會負責監督管理，經貿委負責國有企業改革。

這時，指令性計劃被取消，國有企業完全進入市場，但國有企業卻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一是競爭能力不強且負擔沉重。在雙軌製下，很多國有企業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爭取來自行業主管部門的投資項目、國家的政策支持上，而不是關注如何提高自身的市場競爭能力。而很多投資項目的資金則主要來自於銀行貸款，所以企業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有相當數量的國有企業，其負擔的銀行利息已遠超過企業利潤。同時，很多企業還

擁有大量的富餘人員。這兩大負擔，使國有企業很難參與市場競爭。二是公務員製的企業領導人身份。當時的國有企業領導人仿效公務員進行管理，甚至他們就是公務員身份，享受著相應級別的公務員待遇。把企業幹好了，不會給自己帶來更多的利益；把企業幹壞了，因本身的級別待遇，利益不會受到根本損害，甚至不排除到其他崗位任職。這樣的企業領導人是很難經營管理好企業的。三是多部門管理的責任缺失。多部門管理下的各司其職，導致對國有企業管理缺乏明確的責任人。結果便是，有些事情，各部門爭著管，而有些事情則無人管。

由於存在著這些問題，已市場化的國有企業表現出難以適應市場競爭的狀況，有相當數量的企業陷入困境。對此，1999年9月，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專門研究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問題，通過了《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20世紀末大多數國有大中型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製度。

以此為目標，實施了相應的改革措施。一是實施債轉股。剝離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給新成立的信達、長城、東方、華融四家資產管理公司，由其負責管理和處置。同時，對這些部分不良資產所在的580戶企業實施債權轉股權，總額為4050億元。二是實施下崗分流，讓一些失去競爭能力的企業退出市場。1999年，在紡織、煤炭、有色、冶金、軍工等行業批準兼並破產項目1718個，核銷銀行呆壞賬準備金1261億元。為消除冗員，實施員工下崗分流，1998～2002年，2100萬員工下崗。三是加快企業技術進步，推動結構優化。國家有計劃分批安排880個技術改造項目，總投資2400億元，其中銀行貸款1459億元，國家給予貼息195億元。四是加強企業內部管理。推廣邯鋼經驗，以成本、資金和質量管理為重點，努力降低采購、銷售、管理等費用，提高效益。五是加強企業領導班子建設。加大對企業領導班子培訓、考核、調整的力度，使一批優秀的管理人才走向領導崗位。強化經營激勵約束，試行年薪製，部分企業還搞了股權激勵。

這些改革舉措，基本上解決了20年國有企業改革累積的矛盾，國有企業由一個“虛弱的病人”成為一個“正常的健康人”，基本具備了參與市場競爭的條件。

截至1998年底，在抓大方麵，國家集中抓的1000家重點企業，確定了分類指導的方案。在放小方麵，各地堅持“三個有利於”標準，不搞一刀切，采取改組、聯合、兼並、股份合作、租賃、承包經營和出售等多種形式，把小企業直接推向市場，使一大批小企業機製得到轉換，效益得到提高。山東諸城、四川宜賓、黑龍江賓縣、山西朔州、廣東順德、河南桐柏、江蘇南通、福建寧德等許多地區在探索搞活小企業方麵先行一步，收到了較好的效果。此外，一大批新型的民營企業從自身發展的需要出發，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通過兼並、收購、投資控股、承包、租賃、委托經營等改革舉措，將非公有製經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融入國有經濟運行中，盤活了大量的國有資產。特別是黨的十五大肯定股份合作製和提出調整所有製結構後，各地國有中小國企改革的步子加快，改製企業的比重迅速上升。

這場改革從1999年底盛行至2004年，延續至2007年。這是一場陣痛最大的改革，也是一場最深刻、最有意義的改革，“是使國有企業形成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管理體製和經營機製的改革”。這些改革使地方上的大部分國有企業的產權性質發生了轉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