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建立現代企業製度（1993～2004年）_第三節 國企改革中的減員增效

第三節 國企改革中的減員增效

在經濟體製轉軌過程中，經濟發展顯現出兩大特征：一是經濟總量GNP以強勁速度持續增長；二是傳統國有企業部門經曆了改革初期的短暫“繁榮”之後，呈現出較長時期的結構性萎縮。由於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存在著一些特有障礙以及調整過程本身固有的時滯，上述兩個特征又相繼表現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兩大現實悖論：一是國民經濟宏觀總體形勢相對健康穩定而企業微觀經濟效益不容樂觀；二是在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本應增加就業機會，然而卻出現了大量國有企業職工下崗並存在著再就業困難。

而國有企業的冗員數量眾多的問題，僅靠國有企業自身是無法解決的，必須要進行社會保障製度等相關配套改革。另外，國有企業承擔了很多“企業辦社會”的職能，比如學校和醫院等，工業企業的固定資產中約有15%的比例，都是非經營性國有資產。冗員和社會職能成為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國有企業參與競爭的重大負擔。這些人員和資產，不僅無法為企業帶來收益，反而會因為人浮於事降低競爭效率，或是要企業負擔其巨額的營運費用。所以，要為企業創造公平的機會，必須要解決的問題：一是把人員減下來；二是逐步分離本應由政府和社會承擔的一些職能。

如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貴州省一直執行“低工資、多就業”的計劃用工製度，國有企業職工大量超編，全員勞動生產率和人均利稅率因冗員過多而難以提

高。從1997年開始，企業減員增效作為搞好國有企業的主要措施，在國有企業中普遍推行。為保證企業減員工作的順利進行，一方麵對列入國家計劃的減員增效企業給予適當減免銀行欠息的照顧；另一方麵財政、社會、企業“三家抬”，確保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費，組織技能培訓，幫助轉崗再就業。1998年，全省國有企業共有18.57萬人下崗，其中7.1萬人實現了再就業。有下崗職工的企業普遍建立了再就業服務中心，下崗職工按期領到了基本生活費，按時足額發放了企業離退休職工的養老金。企業減員增效：一是精幹主體、分離輔助，即將企業非生產部分和間接輔助部分從企業主體分離出去，麵向社會，創收節支，獨立核算，自負盈虧；二是下崗分流、轉崗就業，即按合理用工定額，確定主體職工編製，通過競爭上崗，裁減富餘人員，使多數下崗職工向非工產業轉移。

減員增效是國有企業改革中一項長期艱巨的工程，同時在市場經濟下隨著企業的優勝劣汰，經濟性裁員也將經常性發生。

武漢重型機床廠始建於1958年，是“一五”時期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之一，屬於國家大型企業，曾經有過輝煌的曆史。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麵對市場的激烈競爭，由於跟不上市場的變化，武漢重型機床廠開始落伍了。1996年虧損1953萬元，1997年虧損1213萬元，1998年虧損了1160萬元，1999年虧損1494萬元。企

業負債總額達到53187萬元，資產負債率達到92.41%，銀行累計欠息8000餘萬元，成為武漢市的嚴重虧損企業。

麵對如此嚴重的局麵，在武漢市有關領導的關懷下，在解決了資金的來源後，企業采取了輕裝上陣的重大舉措，也就是堅決把富餘的人員減下來，因而出現4000餘名員工同時與工廠簽訂下崗分流合同的局麵。

這種情況並不是武漢重型機床廠一家所特有的，在國有企業改革浪潮中，有1000多萬名員工順應了市場改革的大潮。人員減少了，國有企業的效益卻上去了，武漢重型機床廠後來的發展也充分說明了這點。

1997年，新下崗的國有企業職工在400萬以上，曆年累計的下崗人員總數超過了1200萬人，有400多萬人需要政府提供再就業幫助或解決生活困難。這是改革曆史上最艱難的時期。但到了1999年末，在下崗職工存量數大致沒有變化的情況下，通過再就業工程，已經有450萬人成功實現了再就業，而未實現再就業的650萬下崗職工中也大約有90%以上可以領到基本生活費。同時，各地的再就業服務中心在這一年為390萬下崗職工提供了指導和培訓。從1997年到2000年，全國先後有2100萬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其中1300多萬人實現了再就業，100多萬人通過企業內部退養等方式得到了安置，95%左右的下崗職工領到了基本生活費，並由再就業服務中心代繳社會保險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