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改革的初步探索階段（1978～1992年）_第七節 承包製改革

第七節 承包製改革

企業承包製改革經驗主要來自於中國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製。1984年，當城市經濟體製改革開始後，最容易借鑒到的，就是農村改革中土地承包的成功經驗。確實，無地農民在獲得政府30年的土地經營權之後，勞動積極性得到了巨大提高，這直接導致了中國農業產量在五年時間裏出乎預料地增長。所以，許多人提出國有企業也應該借鑒農村的承包經驗。

承包經營責任製，簡稱“承包製”，是經濟責任製的一種形式，即通過合同的形式，經營者從政府手中讓渡經營企業的權利，自行決定合同之外的相關事務，組織企業的經營活動。

承包製改革的基本原則是：“包死基數、確保上繳、超收多留、欠收自補。”改革的基本框架是“兩保一掛”，即保上繳國家利潤，完不成包幹指標要用企業自有資金補足，保技術改造，同時，企業的工資總額與經濟效益掛鉤。其主要形式包括：上繳利潤遞增包幹；上繳利潤基數包幹，超收分成；微利或虧損企業實行的上繳利潤定額包幹和減虧包幹等等。

1983年4月，國務院頒發《國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首次明確了企業是法人，廠長是企業的法定代表人，企業對國家規定由它經營管理的國家財產依法行使占有、使用和處分的權利，可以自主地進行生產經營活動，承擔規定的責任，還明確規定了企業的15項經營自主權。《條例》首次明確了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區分。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也明確提出這兩種權利應該分離，國家擁有“所有權”，企業具有“經營權”。在改革中有些人主張將國企改革仍限製在原有財產關係之內，進一步推進或深化經營權層麵的改革。還有就是選擇企業承包製或租賃製。政府決策部門也傾向於這種改革思路，於是從1987年到1992年，國有企業經曆了兩輪承包和租賃改革。

在承包製企業試點中，基本都選擇在了長期虧損、讓政府頭疼的國有企業。比如，20世紀80年代初的石家莊造紙廠，就是石家莊國有企業中有名的“破落戶”，一直處於嚴重虧損狀態。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破落戶率先進行了“承包製”改革，並塑造出了一位明星承包者馬勝利。

馬勝利原來是造紙廠的銷售經理，對市場的情況比較熟悉。1984年，他承包了石家莊造紙廠，並因此成了國有企業石家莊造紙廠的廠長和法人代表。承包頭一個月，馬勝利就實現了利潤21萬多元，比最初整年的指標17萬元還多出4萬元，這一下子震動了全廠，震動了石家莊市，更

震動了全國。第一年承包期滿，當時47歲的馬勝利完成了140萬元的利潤，比承包指標70萬元翻了一番。

像馬勝利這樣承包成功的案例，一下子為“承包製改革”注入了強大的說服力。似乎一搞承包製，國有企業所存在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於是，1987年中國國有企業掀起了承包**，接近八成的國有企業都實行了承包製。到1988年底，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進行承包製改革的占到93%，其中，大中型企業達到95%，承包期一般為3～5年。

由於馬勝利在石家莊造紙廠成功扭虧為盈，全國的造紙企業，甚至其他行業的企業都請馬勝利去演講。馬隨後也於1987年承包了全國100家虧損的造紙廠，組建了跨20多個省市的“中國馬勝利紙業集團”。不過，馬勝利後來並沒有續寫他的承包神話，他的集團中多數企業並未走出虧損的泥潭。

1988年2月，國務院明確了企業承包製在國有企業改革中的地位，規定了承包原則。同時，全國人大頒布了《全民所有製工業企業法》，從而將擴權試點以來取得的改革成果用法律形式規定下來。

承包製深得企業擁護，企業與國家的關係變得十分簡單，僅是一個交租的關係，國企成為租賃工廠。據2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統計，在1986年底，預算內工業企業的承包麵已達78%，大中型企業已達80%。其中北京、河北、吉林、江蘇、廣東、河南、湖北、四川等省、市均在85%以上。一時之間承包風行全國。到1987年底，全國國有大中型企業普遍實行了承包製。1988年底，全國共有3800家股份製企業，其中800家由國有企業改製而來，60家發行了股票，其餘3000家原是集體企業。在全國大約有1/4的企業實行了“風險抵押承包”。

承包製的最大特點是政企分開，兩權分離，經營者擁有完全獨立的經營自主權，政府僅享有所有權中的剩餘索取權。經營者與政府的關係，通過承包變成平等的契約關係，企業從政府附屬物變成獨立的經濟實體。承包使計劃經濟的網絡遭到破壞，使市場經濟的空間愈來愈大。

施行承包製改革，加快了企業發展的進程，調動了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在1987年和1988年我國工業增長速度分別為14.1%和20.7%，企業實現利潤1987年比1986年增長8.0%，1988年比1987年增長18.2%，虧損麵也逐年下降，經濟效益有所提高。

但是承包製有它自身難以克服的弊病：一是從目標上看，企業隻講經濟效益，不講社

會效益；二是從技術上看，一對一的談判，難以合理確定承包基數；三是從發展上看，經營者的任期有限，企業短期行為、急功近利的心態嚴重，經營者雖然把企業搞虧了，損失一點點風險抵押金，但前前後後從企業中掏出去的“好處”卻數量大得驚人。以至於當時流行一句話，叫作“窮廟富方丈”；四是從機製上看，企業負盈不負虧，沒有有效的硬約束；五是從國企本質上看，國企變成了租賃物，改變了國企的屬性。企業盈利了，一好百好；但如果企業虧損了，要承擔責任的是國有企業。另外一些企業，由於短期行為盛行，企業效益在增長，但國家財政收入卻在下降。特別是中央財政卻愈益窘迫。由於價格不自由，扭曲的國家定價無法使“政企分開”，政府實質上對企業還承擔著無限責任，無形中增加了財政隱形風險。伴隨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財政收入出現了低增長，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86年的20.8%，驟降為1987年的18.4%，一年下降2.4個百分點，1988年又急劇降到15.8%，比1987年又下降2.6個百分點。

承包租賃帶來的後果招致了全國各界強烈的批評和反對。人們普遍認為，在承包、租賃過程中，國家和企業處在一種不完全的契約關係中，政府與企業一對一的談判成本很高，且無法對承包、租賃合同的細節逐一地加以規定，企業經營者可憑借承包、租賃權合法或不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顧國家的利益。企業隻負盈不負虧，不僅使國家財政收入下降，而且還造成了承包、租賃者的行為短期化和“機會主義行為”，有導致國企被掏空的危險。企業的經營者較多地強調宏觀經濟環境為企業帶來的難點，並且熱衷於上項目，而對於經營管理的改善不願意真正下功夫。

當然，承包製改革最致命的問題，在於國有企業存在的很多問題並不是僅靠承包製就可以解決的。比如，由於價格機製不合理而帶來的問題；由於企業技術水平落後或產品不適銷對路而帶來的問題；由於企業冗員過多、人浮於事而導致的效率低下問題；等等。

承包製並沒有使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經營情況出現根本變化。由於改革一直都沒有觸及資產管理層麵，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問題雖然在討論中有所涉及，但現實操作中缺少實質進展。所以，承包製是在政府不能夠有效履行出資人責任的大背景下進行的。

1990年代初，全國大約有40%的國營大中型企業處於虧損狀態，另有1/3的企業則處於潛虧狀態。因此，承包製可以奏效一時，卻難以成為長效機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