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改革的初步探索階段（1978～1992年）_第五節 實行經濟責任製

第五節 實行經濟責任製

經濟責任製是在國家計劃指導下，為提高經濟效益將企業責任權利緊密聯係在一起的生產經營管理製度，是最早以合同管理形式確立政府和企業之間經濟關係的一種嚐試。改變企業全部利潤上繳的做法，讓企業在利潤中保留一部分財務支配權，並擁有企業部分決策權。

“經濟責任製”改革對於國有企業打破職工“鐵飯碗”和“大鍋飯”意義重大。特別是企業與職工簽訂了“責任製”，突出了企業與車間、班組和職工的崗位責任。而考核標準、經濟效益同職工收入掛鉤，實行經濟核算。

首都鋼鐵公司是北京第一批進行“經濟責任製”的改革企業。企業在內部建立廣泛的經濟責任製，並且與職工的收入直接掛鉤。這樣既保證全麵完成國家計劃，保證產品質量、降低成本，也保證了上繳國家財政的利潤每年遞增7.2%。

1981年，陝西西安碑林區政府在區屬企業體製改革和整頓驗收的基礎上，開始推行計件、超定額、虧損包幹、利潤分成等形式的經濟責任製。區政府將生產經營、幹部任免、勞動管理、工資分配、資金使用、產品價格等權下放給企業。區經委將廠長任命下放到公司，全係統有4家企業招聘了廠長，2家企業通過職工代表大會民主選舉了廠長。企業逐步實行經濟承包，出現了集體、個人和單項、綜合等多形式的承包。

1984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計劃體製，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企業實行政企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要讓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製。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實行廠長（經理）責任製，對一些小型國有企業實行租賃經營，並在少數有條件的全民所有製大中型企業中開始股份製改造和企業集團化的改革試點。

在國企改革嚐試各種方向和路徑的時候，中國企業的股份製像冬天土壤中的幼苗，在躁動萌芽之中。據黃澤華在《中國股份製改革30年回眸》中的研究和其他資料，我國的股份製改革萌芽在1978年前後就開始了。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國農村的某些社辦企業，為擴大生產能力，自發地采用了集資入股、股份合作、股金分紅的辦法，使企業規模越搞越大，企業經營充滿活力。農民通過各種生產要素入股，形成了農村股份合作製企業，這就是股份製的雛形。在大多數人不知股票為何物的時候，在理論界和實業界還在爭論市場經濟和股份製應該姓“資”和姓“社”的時候，各種形式的股份製早已先後登上曆史舞台了。1983年，第一家股份製企業深圳寶安聯合投資公司成立。1984年7月20日，北京天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即可以公開發行股票募集社會資金的股份製企業。頗具戲劇性的是，及至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開業，標誌著中國股票市場開始登堂入室，大規模的股份製改革還沒有進入實施階段，真正意義上的股份有限公司還沒有出現。

當時，還是北京大學經濟學係教師的厲以寧在潛心研究西方經濟理論，以其特有的冷靜和敏銳觀察著中國的改革進程。1978年，厲以寧和老師羅誌如先生開始撰寫《

二十世紀的英國經濟——“英國病”研究》一書。他們研究了20世紀以來英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演變及其對英國經濟的影響，厲以寧發現，所謂“英國病”其實是畸形經濟結構、“福利”支出的大鍋飯包袱、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社會各階層的離心離德等的綜合征，而“社會主義試驗”“國有化”“計劃化”都不是英國經濟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英國病”其實在相當意義上也是“中國病”。從這時起厲以寧開始認識到，所有製改革對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轉換具有關鍵意義，必須以新型所有製取代傳統所有製。

1980年4～5月，為了解決1700萬“上山下鄉運動”結束後的回城知識青年和320萬留城青年的就業問題，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和國家勞動總局聯合召開了一個勞動就業座談會。當時作為北京大學經濟係副教授的厲以寧參加了這個會，並且在會上提出，可以號召大家集資，興辦一些企業，企業也可以通過發行股票擴大經營，以此來解決就業問題。這是厲以寧第一次提出股份製。不過，這個建議在會議上並沒有得到響應。

3個月後，中共中央專門召開的“全國勞動就業工作會議”上，厲以寧再次提出要實行股份製。這一次，厲以寧的提議得到了於光遠、童大林、馮蘭瑞、董輔礽等學者的讚同。當時處於改革開放初期，大部分人對經濟學和資源配置的理論並不熟，很多人僅僅把股份製作為一個解決就業問題的政策，而沒有認識到股份製將重新構造微觀經濟的基礎。

1984年，厲以寧在安徽馬鞍山市作了《關於城市經濟學的幾個問題》的報告，論述了中國所有製改革的問題，包括企業發行股票、職工入股、組建公司集團、居民成為投資者和創業者等設想。也是從這時起，厲以寧就一直堅持認為所有製改革是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關鍵和方向。

但是國有企業改革一波三折，許多理論問題有待突破。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理論界開始了關於股份製的激烈爭論。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股份製是不是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這個大方向問題上。在這場爭論中，有的專家積極主張以股份製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目標和方向。提出股份製本身沒什麽社會性質，其性質取決於投資者的性質，二者的關係如同形式與內容的關係一樣。股份製是一種符合商品經濟發展的企業組織形式，並不是資本主義製度所特有的，社會主義實行股份製並不意味著改變企業的公有製性質，而是以新型的公有製代替傳統的公有製。1986年9月，北大教授厲以寧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我國所有製改革的設想》一文，從理論上詳細地討論了我國改革以後的所有製體係以及股份公司的構造。在厲以寧之後的一係列著作中，他仍然不斷地為國有企業股份製改造大聲疾呼。這一年，美國《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介紹中國的文章，文章中把厲以寧稱為“股份先生”，消息傳到國內，“厲股份”的綽號不脛而走。

1986年，厲以寧隨當時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胡啟立到四川去考察，提議在四川搞股份製的試點，因為那裏國有企業多，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楊汝岱也很支持。1986年12月5日，國務院作出《關於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幹規定》，提出各地可以選擇少數有條件的全民所有製大中型企業進行股份製試點。

1986年前後，除了四川，深圳政府也在國營公司係統大力推行股份製試點。當時國營企業的日子

還比較好過，很多人認為搞股份製設置董事會，又增加了一個“婆婆”，所以沒有企業響應。隻有萬科的總經理王石自告奮勇，他意識到，“萬科正處在十字路口，股份製改造是一個讓萬科能獨立自主經營的機會”。因為自從1984年組建後，萬科與其母公司——深圳特區發展總公司就摩擦不斷。1985年，母公司要從萬科賬上調走800萬美元，王石抵死不從，自此雙方在萬科的控製權上就明爭暗鬥。對於萬科提出的股份製改造，深發特也斷然拒絕，時任董事長對王石說：“你就是孫悟空也跳不出我如來佛的手心。”王石對人感慨地說：“萬科不是孫悟空，卻感到一隻無形的手掌攤在下麵，隨時可能收攏。”可見當時即使是國有企業本身，對於股份製試點都並不十分接受。

在承包製大行其道的20世紀80年代，大中型企業有80%實行了承包製。但是許多事實讓人們看到，承包製作為一種製度安排，具有本質性的缺陷：它在把部分剩餘控製權和剩餘索取權交給承包者以後，企業產權的界定不是清晰了，而是更模糊了，發包者與承包者之間的利益衝突加劇，雙方侵權的行為更容易發生。承包製沒有也不可能使企業獲得充分的自主經營權，也不可能實現政企分開和企業間的平等競爭。它不但沒有改革現行體製，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現行體製，加大了改革的難度。

所以在1987年後，專家們指出承包製隻是傳統企業體製的一種改良，不可能成為現有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目標模式，企業承包製應向股份製轉變。認為與承包製相比，股份製有很多優越性，比如：能夠轉換企業經營機製，促進政企職責分開，實現企業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和自我約束，能夠開辟新的融資渠道，籌集建設資金，促進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提高國有資產的運營效率等。

對於如何由原來的承包製過渡到股份製企業，專家也提出了幾種途徑：本廠職工購買股票，轉為職工內部持股的企業；通過企業合並建立新的股份企業；企業相互參股或交換股票，形成緊密型的企業集團；與外資合營，建立股份製的中外合資企業；發行B股，將企業改為中外合資企業；利用銀行貸款把企業改造成股份製企業；若幹家企業聯合投資，創辦一家投資公司，後者向原企業參股，把它們分期分批改造為股份企業；等等。

1990年，關於怎樣深化企業改革，存在“承包為本論”與“承包過渡論”兩種意見。1992年無論是對中國經濟改革還是國企改革進程，都是具有標誌性的年份。這一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中提出對市場經濟的卓越見解，並體現到了黨的十四大報告中，即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

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針對股份製問題的爭論指出：“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之後，中央主要領導曾專門找不同學科的學者來談股份製，學者們一致認為股份製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當時的中央領導也表示讚同。

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報告極大地刺激了我國股份製改革的步伐。直到此時，政府和社會各界才認識到，要想搞活國有企業，必須從產權製度入手，從所有製入手，隻有讓企業認識到，如果虧損了，國家不會拿納稅人的錢替他們還債。而股份製是其中最有效的、最能被社會各界接受、實踐中也最可行的一種製度。此刻，股份製改革開始從理論探討真正進入大規模實施階段。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