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現狀分析_二、新的曆史條件對黨的執政方式提出新挑戰

二、新的曆史條件對黨的執政方式提出新挑戰

（一）世界形勢的深刻變化對黨的執政方式提出新挑戰

進入21世紀，世界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這集中表現為世界政治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在曲折中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各種思潮相互激蕩，敵對勢力加緊對我國進行滲透和破壞活動。中國共產黨要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帶領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就必須首先科學判斷和認識黨所麵臨的國際形勢，正確應對世界形勢的深刻變化對黨的執政方式提出的嚴峻挑戰。

首先，政治多極化趨勢日漸明顯。20世紀是人類曆史上一個動蕩不安的世紀，上半世紀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經曆了40多年的冷戰期。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劇變後，兩極對立的格局逐漸被世界多極化格局所取代，國際關係也由此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調整，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時代主題。世界由兩極走向多極，各種政治力量相互製衡和依存，有利於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有利於世界和平、安全與穩定，符合世界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樣的形勢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遇，使我們能夠有更多的時間發展自己。但是，在世界向多極化發展的進程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並未從根本上改變；影響和平與發展的不確定因素繼續增加；傳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因素相互交織，恐怖主義危害上升；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有新的表現；民族、宗教矛盾和邊界、領土爭端導致的局部衝突此起彼伏，世界依然很不安寧。同時，由於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社會主義力量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發生了明顯變化，對國際政治格局同樣產生著重大而深刻的影響。麵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就要求我們黨必須既要保持清醒頭腦，沉著應對，又要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的前途和未來，堅決抵製各種敵對勢力對我們長期進行的“西化”、“分化”戰略圖謀，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沿著正確的道路勝利前進。

其次，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經濟全球化從本質上講是人類進步的表現，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全球化使各種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和配置日益加快，各國經濟間的相互聯係、相互依賴、相互影響越來越突出，並越來越深地卷入到統一的世界市場體係之中。這一方麵有利於促進技術、資金、勞務等生產要素在各國間的流動和配置，但同時也使各國之間的經濟更加廣泛、深刻地受到國際經濟運行的影響。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黨中央在全麵分析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為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推進改革開放做出的戰略決策，符合中國的根本和長遠利益，是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是中國對外開放進入一個新階段的重要標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將在更大範圍和更深程度上參與經濟全球化，這既是機遇也是挑戰。能否抓住機遇，做到利大於弊，並在加強同世界經濟相聯係的進程中，加快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這是對我們黨重大的曆史性考驗。

第三，現代科學技術迅猛發展。20世紀發生的科技革命，標誌著人類從機器大生產時代進入到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自動化生產時代。特別是90年代後，世界科學技術發生了新的重大突破，以信息技術、生物工程、新材料等為代表的現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為生產力和社會發展開辟了新的廣闊前景，成為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新的增長動力和決定國家強盛的重要因素。江澤民同誌2000年2月在廣東考察時指出，世界科技正在出現新的重大突破，為世界生產力的發展打開了新的廣闊前景，當今的社會主義中國完全有條件、有能力去追趕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潮流，實現中華民族的跨越式發展。但同時也要看到，在飛速發展的世界科技麵前，發展中國家先天不足，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積極吸收人類文明創造的一切先進成果，不斷加快科技創新與製度創新步伐，努力在競爭激烈的世界科技前沿領域占據我們應有的位置。

第四，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情況下，世界思想文化領域也呈現出錯綜複雜的新態勢，各種價值觀念、社會思潮、文化藝術和精神力量等相互交織，互相激蕩，特別是信息網絡的迅速發展，為各種思想文化傳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條件。這一方麵有利於各種思想文化相互學習、交流和借鑒，有利於先進文化在比較、完善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自己；另一方麵，一些錯誤、落後、腐朽的思想文化也趁機大肆泛濫，敵對勢力更是運用各種手段加強推行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從而嚴重衝擊著我國的思想文化陣地，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設產生著極大消極影響。

世界形勢的深刻變化，既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提出了嚴峻挑戰，同時也對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戰和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已經從一個受到外部封鎖狀態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一個在全麵改革開放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作為一個領導擁有十三億人口大國的執政黨，黨的執政活動和執政方式不能不受到外部條件和執政環境的影響和製約，如果黨不能準確把握世界發展要求，不能順應時代發展潮流，不能洞察國際局勢變化大勢而主動加以調整，與時俱進，積極應變，必然導致黨在劇烈的國際競爭麵前處於被動地位，也必然給黨和人民的事業帶來嚴重損失，甚至有可能步蘇聯東歐共產黨喪失政權的後塵。同時，由於實行改革開放，國際形勢的變化，必然深刻影響到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必然使黨執政的內部環境和條件也同樣發生深刻變化。這種變化要求我們黨在執政過程中，在做出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各方麵重大決策時，必須具有世界眼光，必須從國際戰略的高度，把中國放在全球化背景下進行思考和判斷。比如，我國加入WTO之後，參與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深度和廣度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它要求我國政府如期兌現人世承諾，遵守WTO規則，要求進入中國市場的主體從事經濟活動隻能以現行法律為依據，要求黨和政府改變以往習慣用“紅頭文件”方式領導經濟活動的做法等等，這實際上就是一場深刻的領導方式變革。黨對經濟的領導方式能否適應這場變革，決定著中國未來的發展。為此黨必須既要準確定位執政黨的工作職能與政府機關行政職能之間的關係，按國際慣例辦事，又要不斷提高領導經濟工作的能力，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和經濟安全。又如，在經濟全球化發展過程中，各類非政府組織的作用日趨明顯，一些非政府組織對執政黨和政府的決策影響力越來越大，這就要求國家政權不得不將一部分權力逐漸轉移給非政府組織，這種狀況同時給執政黨和政府如何處理好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關係提出了新的課題。再比如，如何在世界多極化進程中始終保持政治上獨立而不孤立？如何在互聯網成為傳播思想文化新平台的情況下，有效開展黨的宣傳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在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中堅持馬克思主義在國家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認真予以研究和解決。為此要求黨必須科學分析和應對時代發展對黨的執政方式所帶來的種種挑戰，必須通過不斷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增強黨的執政能力，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從而達到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目的。

（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不斷創新黨的執政方式

1、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解放和發展我國生產力的必然要求

市場經濟是人類文明的一種製度形式，在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過程中，許多經濟資源主要通過二種方式進行配置，一種是縱向的行政命令方式，另一種是橫向的市場交換方式。理論上，把主要通過計劃手段作為資源配置基礎方式的經濟稱之為計劃經濟或叫統製經濟、命令經濟；而把主要通過市場機製作為資源配置基礎方式的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或叫商品經濟、貨幣經濟。

作為一種製度文明，市場經濟是人類生產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近代工業革命對人類生產活動方式的必然要求。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鼻祖亞當·斯密曾說過，市場經濟彷佛一隻“看不見的手”，正是這隻“看不見的手”，引導個人和企業去謀求他自身的利益，最終的結果必將增進全社會的福利和財富。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中，國家隻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行使諸如國防、治安等基本職能和為社會提供基本的公共設施等，而對市場競爭的過程和結果不進行具體幹預。由於市場經濟充滿競爭和活力，從而給資本主義帶來了巨大財富和社會進步動力，正如革命導師所說，資本主義在它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裏，形成了比過去一切世紀還要多、還要大的生產力，並因此對社會發展起到了巨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市場經濟作為一種製度形式，既可以為資本主義所用，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所用。早在1997年，鄧小平就指出：“說市場經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隻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麽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此後，他又多次強調“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特別是1992年南巡談話時，他進一步明確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實踐證明，鄧小平的觀點是正確的。黨的十四大報告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的作用。資源配置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是我們在改革實踐中逐漸認識到的問題。計劃經濟體製下，一切資源都由國家計劃調撥，也就是由政府製定國民經濟發展計劃，通過行政手段按照國家計劃強製配置各種經濟資源。這種資源配置方式雖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搞重點建設，可以從國家和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協調經濟發展。但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同時存在著明顯不足，那就是機製僵化，資源浪費嚴重，經濟缺乏活力，社會效率低下。改革開放後，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隨著國家經濟規模的擴大和經濟水平的提高，原來主要通過國家計劃配置資源的方式，就越來越不利於資源的優化配置，也越來越阻礙著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為此必須采取市場配置資源的方式，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通過市場配置資源，最大的優點是，根據市場供求關係的變化，充分發揮市場競爭機製的作用，通過靈敏的價格信號和經常的競爭壓力，促進優勝劣汰，從而把有限的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經濟環節中去，促進生產與需求的及時協調，推動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也就是我們黨適應國家經濟發展需要、為進一步促進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而做出的戰略性決策。

2、市場經濟有其內

在的活動規律和運行要求

市場經濟有其內在的活動規律和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運行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例外。它主要表現在：

第一，市場經濟要求通過市場對各種資源起基礎性的配置作用。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是商品經濟，商品經濟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有兩個前提條件：一是社會分工的出現，即社會勞動分成不同行業和部門，因為有生產和消費的不同，便使商品交換成為必然；二是各生產者的獨立性，即個別勞動是私人勞動，私人勞動要變成社會勞動，為社會所承認，必須進行商品交換。交換的形成和市場發展緊密相連，任何商品交換離開了市場都是無法實現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全過程包括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四個環節，每個環節都與市場密不可分，都要通過市場完成，市場成為整個社會經濟聯係的紐帶，成為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的基礎平台。在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社會資源諸如人力、物力、財力等各要素都必須直接或間接地進入市場，根據其市場供求情況，通過競爭形成一種價格信號，反映各種商品的發展趨勢和資源的稀缺程度，從而引導各種資源在各生產部門和各企業之間自由流動，使社會資源得到合理配置，用到最需要用的地方，防止浪費。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的作用，必然要求建立統一開放、自由競爭的市場體係，以便為各種資源在不同區域、不同行業間自由流動提供平等機會；同時，要求政府部門必須按照市場規則辦事，反對一切形式的條塊分割和人為的地方、行業保護以及對市場運行的不當幹預。

第二，市場經濟是法製經濟，要求一切市場主體必須依法規範運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交換的實質是商品所有權與使用權、收益權與處置權的分離，最終表現為權利讓渡，這就決定了人們對商品歸屬權利的主張及其讓渡過程不能沒有法律保障。法律是協調市場主體之間利益關係的基本準則。市場經濟與高度的社會分工和大規模的社會化大生產相聯係。高度的社會分工，使各市場主體相互獨立、互不隸屬，從而產生了它們之間各自不同的經濟利益，這就決定了在商品生產和交換過程中其利益矛盾和衝突便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解決這種矛盾和衝突，保護每個市場主體的正當權益，維護公正、合理的市場經濟秩序，就需要有完備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市場法律體係。法律是維護統一、開放市場體係的主要手段，建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係，沒有完備的法律保障是根本不可能的。為此，要求一切市場主體、包括一切公共權力機關在市場經濟運行中都必須尊重市場法規，自覺維護市場法規的權威，規範運作，依法運行，從而保證整個市場經濟體製與機製普遍建立在依法有序的基礎上。

第三，市場經濟要求國家政治體係必須嚴格扮演好市場“守夜人”的角色。一切市場主體按照市場價值規律和供求關係，自由競爭，公平競爭，國家政治體係的職能就是保護這種競爭，維護市場秩序，為市場各主體開展競爭創造公平的環境。同時，市場經濟要求國家政治體係對市場的幹預和介入同樣必須嚴格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比如市場經濟要求自由、自願、等價、有償交換，不允許法律之外的任何超經濟的強製，為此就需要對公共權力的行使範圍和方式劃出一條底線，以保障公民和各種市場主體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又如市場經濟要求公平競爭，它不允許任何國家政治體係以及它的任何組成部分以市場主體身份直接參與市場競爭，國家政治體係的職責是監管市場，做一個公正無私的裁判員，所以它必須超脫一切具體的市場競爭活動。再如市場經濟要求公開透明、依法管理，它要求國家政治體係在實施監管時所采取的一切監管方式、手段和措施，都要於法有據，依法進行，決不能搞暗箱操作，更不能執法違法。等等。總之，市場經濟有自身的活動規律和運行要求，一切公共權力包括掌握公共權力的執政黨，都必須嚴格按照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辦事，隻有這樣，市場經濟才能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和力量。

3、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必須不斷創新黨的執政方式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導致我國社會結構、經濟成分、就業方式、利益關係、社會組織形式以及人們的思想觀念等發生重大變化，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應對這種變革，必須不斷創新其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

首先，黨領導國家經濟建設必須嚴格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重要特征。但也要看到，領導市場經濟與領導計劃經濟有很大不同。市場經濟有自身的運行規律，我們不能再沿用過去那種領導計劃經濟的手段和方式去領導市場經濟，而必須充分認識和尊重市場經濟規律，不斷創新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提高駕馭市場經濟的本領。如果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仍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沿用老辦法、老手段，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幹預市場經濟運行，以黨代政，甚至直接參與企業經營管理，那就必然要與市場經濟運行規則發生衝突，這樣，現代企業製度就不可能真正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也就不可能真正發揮作用。

其次，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黨必須不斷加強執政功能創新。利益協調是黨在執政條件下的基本功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經濟成分變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利益多樣化已逐漸成為現實。這一方麵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也由此引發了許多新的矛盾和問題。這種情況下，黨要實現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就必須妥善處理各方麵的利益關係，把一切積極因素充分調動起來。市場經濟要求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的作用，因此黨在協調各種利益關係時，必須加強功能創新，要努力從原來資源分配者的角色轉變為利益整合者的角色。這種整合，就是要尊重市場經濟規律，使不同群體在市場經濟中都能找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從而形成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麵。這就既要發揮市場經濟鼓勵公平競爭，體現效率優先，又要照顧低收入階層人們的基本利益；既要重視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成功者，鼓勵他們大膽創業，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更要重視和關心失敗者，使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使他們體會到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暖。總之，通過利益整合，要使社會大多數人民能夠享受到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成果。

第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黨必須不斷創新政治參與製度，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人民是我們國家的主人，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民主意識不斷增強；同時改革中利益關係的調整大大激發了公民參與政治的熱情，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積極參政，並企望通過各種各樣的政治參與來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政治決策，從而爭取實現和維護自己的利益。為此要求黨必須不斷創新社會主義政治參與製度，不斷完善機製，使人民群眾真正擁有當家作主的權利；必須積極推進政治體製改革，不斷發展人民民主，努力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必須不斷改革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實行依法執政；必須不斷健全社會主義民主製度，豐富民主形式，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同時要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以及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進一步擴大基層民主，不斷建立和創新加強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長效機製。

第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黨必須不斷改革創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通過紮實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實行有效的政治動員和高度的政治認同，曆來是我們黨的政治優勢所在。但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內容、方法和手段日益顯得陳舊和落伍，如不加以改革創新，必然難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最終必然削弱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權威性和主導性。為此要求黨必須既要加強理論創新，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堅持與時俱進；同時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和手段創新，要充分利用現代技術，發揮現代媒介優勢，要通過豐富多彩的形式和靈活多樣的手段，保證黨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斷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

（三）實行依法治國要求不斷改進黨的執政方式

1、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黨的十五大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製建設經驗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並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十五大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製度化、法律化，使這種製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堅持和實施依法治國方略，既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重要任務。

法治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發展的重要體現。在人治條件下，法集中反映了統治階級的利益要求，是統治階級意誌的集中體現，這時，一切法律條文都是統治者手中用以壓迫人民的工具。由於人治條件下的法律維護的是統治者的特權和對人民權利的肆意踐踏，因而統治者完全可以根據自己需要隨意更改法律，有的甚至就是“言出法隨”，毫無定製，這便是人治條件下統治階級實施法製的基本特征。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徹底否定人治條件下的法製規則，認為法治是主權在民的法律實現形式，法治保護人民基本權利不受侵犯，是民主的製度化和法律化。民主法治體現了一種新的法律價值取向，即要求法律必須尊重人的尊嚴、人格、自由和財產權利，體現平等、公正、公平、正義的精神和價值判斷，同時有效約束國家權力，防止國家權力濫用。法治國家的法律必須以確認和維護公民的基本權利為出發點，在公民權利和國家權力的關係方麵，公民權利(包括法人和團體的權利)是國家權力配置和運作的根本目的和界限。公民(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利過程中，隻受法律所規定的限製，而確定這種限製的惟一目的在於保證對其他主體的權利給予應有的同樣的承認、尊重和保護。在法治條件下，設定國家權力的目的不是為了管製老百姓，或可以隨意侵犯老百姓的權利，而是恰恰相反，是為了維護和保障老百姓的權利和利益。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產物，法治同時意味著確立法律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一切重要領域中的權威，特別是確立憲法的最高權威。憲法和法律的最高權威不僅表現在要求任何政黨、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都必須遵守和服從憲法和法律，還要求保證憲法和法律的相對穩定性和連續性。除非在必要的時候，國家立法機關通過法定程序修改或廢除憲法和法律外，任何政黨、官員和機構都無權擅自改變憲法和法律。法治

還意味著要消除任何不受法律限製的國家權力，形成法律支配權力的權力運行模式。

實行依法治國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現代意義上的法律製度作為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社會走向文明的產物，法律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反映了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依法治國作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伴隨著工業文明的興起而出現的，經過幾百年發展，依法治國已經成為現代化國家的基本形式。社會主義法治體現了全體人民的共同意誌，具有規範性、普遍性、平等性和穩定性，因此，堅持和實行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必然選擇。長期以來，我們在依法治國方麵走了許多彎路，有許多深刻的經驗教訓。改革開放後，黨中央十分重視民主法製建設，明確提出必須把社會主義建設全麵納入法製軌道。鄧小平多次深刻指出，“製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必須切實改進黨和國家領導製度，實現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製度化和規範化。“要製定一係列的法律、法令和條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進入新的曆史時期，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明確提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實行依法治國，是黨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共產黨執政規律的清醒認識和把握，是黨順應時代潮流並帶領人民實現民族複興、完成執政使命的必然選擇。通過依法治國，必將對不斷發展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和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等產生重大的曆史性作用。

2、實行依法治國必然要求不斷改進黨的執政方式

首先，依法治國必然要求全黨加強樹立法治觀念，自覺維護憲法和法律的尊嚴和權威。由於受封建主義思想嚴重影響，長期以來，法治觀念淡漠，法製意識不強，普遍存在於我們黨內各級幹部以及廣大人民頭腦中。依法治國，就是要在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全麵確立憲法和法律至高無上的地位，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氛圍和環境，使黨和國家各級機關工作人員都能自覺地依法辦事。當然，依法治國也需要黨的領導，但在法治條件下，黨的領導要通過法治來實現，並要通過法治來加強和保證黨的領導。為此，黨的各級組織、各級領導幹部以及全體共產黨員，必須在依法治國的進程中，全麵樹立法治觀念，堅決摒棄人治思想，不斷增強法製意識，嚴格依法辦事，自覺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和尊嚴，爭當遵守憲法和法律的模範。隻有這樣，才能為黨在依法治國條件下不斷改進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提供重要的思想保證。

其次，依法治國必然要求黨要把主要依靠政策執政轉變為主要依靠法律執政。彭真曾說：“在革命戰爭時期，黨也好，軍隊也好，群眾也好，注意的是黨的政策。那時，隻能靠政策。當然，我們根據地的政策也有一些（是）法（律），但有限，也很簡單。”戰爭年代，黨主要依靠政策領導革命。執政後，由於受戰爭年代影響，加之缺乏體製創新，黨依然主要依靠政策和行政手段領導國家和社會事務。但隨著社會主義民主法製建設的推進，特別是黨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後，就必然要求黨首先必須依法執政，並要求國家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司法機關依法司法。依法執政，要求黨必須不斷改進執政方式，要把過去主要依靠政策執政轉變為主要依靠法律執政。當然，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在本質上是統一的，黨的政策是黨領導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政治對策，法律是黨的主張和人民意誌相統一的體現，但黨的政策主要是在黨內發揮作用。黨執政後，特別是在依法治國條件下，要使黨的主張成為對全體公民具有強製約束力的國家意誌，就必須實現黨的政策法律化；同時，也隻有通過法治，才能真正實現黨的執政方式製度化和規範化。

第三，依法治國必然要求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必須嚴格依法辦事。由於長期以來黨主要依靠政策執政，一方麵造成全黨上下法製觀念淡漠；另一方麵導致黨內一些組織和個人工作上主觀隨意，缺乏法製規範，不按製度辦事，個別的還搞以言代法、以權代法等。尤其是“**”，肆意踐踏法律，破壞法律，成了全國普遍現象。實行依法治國，要求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黨領導人民製定憲法和法律，也要帶領人民自覺遵守憲法和法律，黨內不允許有任何淩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嚴格依法辦事，決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代法，更不允許以權壓法，以權枉法，從而確保黨的執政活動、執政行為和執政方式始終運行在法製的軌道上。

（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要求不斷完善黨的執政方式

1、執政能力建設是黨執政後一項根本建設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黨的執政能力，就是黨提出和運用正確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領導製定和實施憲法和法律，采取科學的領導製度和領導方式，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有效治黨治國治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本領。”

執政能力建設是黨執政後的一項根本建設。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關鍵在搞好黨的建設。黨執政後，其主要任務是領導國家建設，黨的執政能力強弱，直接決定著黨完成執政任務、實現執政使命的成效，因而要求黨的一切建設都必須圍繞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進行，都要最終落實到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上來，也就是說，黨的各方麵建設的成效最終要通過是否提高了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效能、以及是否有效完成了黨的執政使命來檢驗。正是因此，無產階級政黨曆來十分重視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早在上個世紀初，列寧領導布爾什維克黨奪取國家政權後，就開始了這方麵探索。列寧提出，共產黨執政後如何鞏固政權將是新的異常困難的事業，是一場嚴峻的考試。為此列寧要求每一個蘇共黨員都要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武裝自己頭腦，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我黨執政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也曾就黨如何執好政、掌好權，提出過許多新要求，采取了許多新舉措，對提高全黨執政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進入新時期，鄧小平更是鮮明地提出了在改革開放條件下建設一個什麽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並圍繞這一問題進行了多方麵探索，推動了黨的建設和黨的執政能力的不斷提高。鄧小平指出，要重視和研究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不好好研究這個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堅持不了黨的領導，提高不了黨的威信。十三屆四中全會後，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不僅把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作為黨的建設的重大曆史性課題，而且鮮明地提出要借鑒世界政黨興衰特別是工人階級政黨喪失執政地位的深刻教訓，提出要探索和把握共產黨執政規律，從而使我們黨把對對執政能力問題的認識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江澤民指出，必須繼續圍繞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建設一個什麽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這個基本問題，進一步解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這兩大曆史性課題，全麵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他還說，我們的事業最終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這些重要論述，不僅指出了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極端重要性，而且賦予了黨的執政理論深刻的時代內涵，為新時期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指明了前進方向。

我們黨領導的偉大事業，從來都是同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緊密聯係在一起。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是黨領導偉大事業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聯結點。為此必須以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為重點全麵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和製度建設，並通過加強黨的各方麵建設不斷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標誌著我們黨領導億萬人民開始了一場新的宏偉建設偉業。目前我國正處於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關鍵時期，一方麵世界形勢日益發生深刻變化，各種矛盾錯綜交匯，敵對勢力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的戰略圖謀沒有改變，我們仍麵臨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等方麵占優勢的壓力；另一方麵，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社會結構和利益關係更趨複雜，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在機遇和挑戰並存的國內外條件下，我們黨要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繼續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這三大曆史任務，必須大力加強執政能力建設。這是關係中國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關係中華民族前途命運、關係黨的生死存亡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課題。隻有切實解決好這一課題，才能保證我們黨在世界形勢日益發生深刻變化的曆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曆史前進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曆史發展中始終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

2、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必然要求不斷完善黨的執政方式

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方式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黨的執政能力簡單說，就是黨執掌國家政權、領導國家建設的本領。黨的執政方式是指黨掌握、運用國家權力，實現執政目標的途徑、手段和方式方法的總和，換句話說，也就是黨如何執掌國家政權、領導國家建設的方式和方法。黨的執政方式是否科學、體製是否健全、製度是否完善，直接影響和決定著黨的執政能力的發揮，從而也直接影響和決定著黨領導國家建設的成效。因此，《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明確指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必須以改革完善黨的領導體製和工作機製為重點，不斷推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改革。

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必然要求不斷完善黨的執政方式。不斷完善黨的執政方式，就是要求黨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必須實現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科學執政，就是要求黨必須按照科學的思想理論、科學的製度體製和科學的方式方法執政，進一步認識和把握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把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更加自覺地建立在運用客觀規律的基礎上。民主執政，就是要求黨必須堅持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領導、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堅持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製，以發展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鞏固和壯大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依法執政，就是要求黨必須緊緊抓住製度建設這個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的重要環節，堅持依法治國，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不斷推進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法製化、規範化，從製度上、法律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使這種製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隻有這樣，黨的執政能力才能在改革完善黨的執政方式過程中得到提高，黨的執政使命才能有效完成，黨的執政地位才能得到真正鞏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