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翻譯的政治：翻譯的體製化（institutionalization）
四 翻譯的政治：翻譯的體製化（institutionalization）
1949至1979年，是一個由政府機構、出版社指導翻譯活動和出版發行，以國際書店控製圖書流入，以《翻譯月刊》、《翻譯通報》、《譯文》（《譯文》1959年後改名為《世界文學》）、《摘譯》等指導翻譯實踐，以官方報刊引導翻譯批評的特殊時代。如何翻譯並控製翻譯及其閱讀是當時意識形態鬥爭的一大難題。與在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類似，翻譯領域也經曆了一場逐漸體製化的進程，從意識形態到出版流通再到對翻譯文學的批評，環環相扣地被納入到體製中來，這使得當時中國的翻譯進入到了一個十分獨特的、難以再現的特殊曆史語境。這一特殊性的本質，在我看來是肩負起政治的使命，而其表現，是翻譯受到體製化（institutionalization）影響。
作為製度研究的奠基人，塞爾茲尼克(Philip Selznick,1919- 2010)給“體製化”或者說“製度化”的定義是：the processes by which an organization “takes on a special character”，並且“achieves a distinct competence or, perhaps, a trained or built-in incapacity”。而體製化最重要的表現在他看來就是體製化使得組織結構或者行為模式“infused with value beyond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task at hand”。換句話說，體製化指的是使某一特定價值觀、某一觀念、某一特定社會角色內化於某個機構、某個領域、社會體係、或社會本身。這一概念在社會學中有廣泛的應用。這一概念同樣也適用於1949-79年的中國的翻譯的外部條件。如果說種種翻譯理論對於極端情況下的翻譯多是出自假設的條件，當時中國的翻譯情況則為我們理解極端狀況下的真實的翻譯活動，提供了絕佳而不可複製的曆史材料。不過，體製化隻是稍稍延宕了如何翻譯並控製這些作品的閱讀的問題的突出，第三部分的資料自會說明，社會規約與文化需求是如何各行其道。
本章主要以勒菲弗爾（Andre Lefevere, 1945-1996）“三要素”的理論框架來解讀毛時代翻譯的體製化進程。作為以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翻譯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勒菲弗爾提出控製文學係統（翻譯作為改寫的一種，在這一係統內發生）的有三個重要因素，包括：係統內的的專業人士（the professionals in the literary system），係統外的讚助人（patronage outside the literary system），以及主流詩學（the dominate poetics）。其中係統外的讚助人又包括三個相互作用的因素：意識形態（ideology）、經濟（economics）和地位（status）。勒菲弗爾借用當代文化理論將翻譯研究的著眼點從語言學派最為關心的語言結構和語言形式的對應，轉向源語文本（Source Language Text）與目標語文本（Target Language Text）在各自文化係統中的作用方式和意義。在勒菲弗爾理論的基礎上，本文根據毛時代翻譯的實際情況（例如經濟和地位因素的重要性下降）作了適當調整。中國的翻譯在1949年之後有其相應的政治使命：為建立“作為新政治新經濟之反映並且為它們服務的新文化而奮鬥”。要保證這一任務得以貫徹，翻譯就必然受到一些特定的因素的規約，不可能在自由自在的環境展開。因而，本文將影響毛時代翻譯規範的形成起決定性影響的體製化因素分為五個方麵。它們環環相扣，分別是：意識形態的體製化，詩學理念的體製化，讚助人的體製化，文藝批評的體製化，和譯者的體製化。其中蘇聯影響在前四個方麵中都發揮了特殊的作用，而譯者如何成為計劃體製的一部分將被單列為第五章。
（一）文獻回顧
根據毛時代翻譯的實際情況對勒菲弗爾的理論作調整的理據之一來自勒菲弗爾對中西翻譯傳統之不同的肯定。他曾從宏觀的角度對中西翻譯傳統有很好的比對。他的目的是展示西方對翻譯的定義是依賴自身的文化背景的，因此希望通過比對西方與中國，讓西方的學者可以從困擾了他們許久的對於翻譯的標準化理解中走出來。然而這種比較，對於理解中國的翻譯活動亦不無啟發。
勒菲弗爾認為中西傳統中的翻譯實踐（translational practice）的不同與對“他者”（the Other）的認識有關。那些不太在意“他者”的文化，首先是因為這個文化認為自己處於世界的中心。其次是因為這個文化的相對同質性。這兩條使得中國的翻譯實踐傾向於將自己的方式看作是自然而然地，因此對待原著比較隨意，翻譯後的文本取代了原著的位置。此外，同質性也是參與者數量的問題。勒菲弗爾比較了在西方通常是由單個譯者翻譯並且被單個的讀者靜靜地閱讀的體係，而在中國則是常常由學者團隊/政府組織的團隊譯出並且經常被公開引用或吟誦。勒菲弗爾對中西翻譯傳統和“他者”關係的比較建立在對中國前現代時期翻譯的認識之上，我們或許可以繼續提問：1950至70年代的中國（現代中國）的翻譯對“他者”的話語有何認識？
正像勒菲弗爾所呼籲的那樣，在進行翻譯研究的同時有必要將大的、參與了文化建構的、體製性的東西考慮進來，這樣才可以看到翻譯在文化建設中的角色的本質。孔慧怡（Eva Hung）在鋪陳“重寫翻譯史”的背景的時候，也對中國翻譯史現有的按朝代分期、按名家生平以及按文本性質編排的書寫方式提出了強有力的質疑。她引導我們思考曆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說法，即曆史與年表或大事記這類文本有一種最基本的分別，就是後者隻是一連串事件的記錄，而前者則展示出表麵看來對立的事件有怎麽樣的內在關聯。為此，我們有必要界定一個曆史的分期，即具有特殊意義的毛時代的翻譯始於何時，終結於何處，然後再具體討論其特殊性。
同時，在討論分期的過程中，通過對相關文獻和學術研究的整理，可以看到學界對這一時期的認識的發展，反映了學者們對於大的曆史事件的意義與模式的理解。
目前，學界普遍以1949年為一個拐點，而下限有以1966年文革開始、以1976年文革結束、以1979年建國三十年為標誌的三種分期方法。從史學角度考查翻譯活動是一個相對較新的領域，不過自1960年以來，以“翻譯文學史”或從史學角度論述翻譯活動的專著或編著亦有二十本之多。其中論及1949之後的文學翻譯的著作有五部。其中一類按照“十七年”進行分期，將下限劃為1966年，另外一類按“**”的結束為標誌將其下限劃到1976年或1978年。以1979年劃界的則是幾部權威的工具書，比如《1949-1979翻譯出版外國文學著作目錄和提要》、《翻譯出版外國古典文學著作目錄 (1949—1979) 》。
以專著及專論為例，一部分論著或專論將下限劃到1966年，稱為“十七年”時期。作為“新時期”以來中國出版的第一部專門研究“十七年”英美文學翻譯的著作，孫致禮以譯者及其成就為敘事單位，用翔實的材料討論了翻譯出版情況、譯者的活動，兼及譯本的翻譯批評。他將重點放在譯者和譯著上，而對作者以及原作在其本國文學史中的地位語焉不詳。此外，將寫作目的定位為“堅持辯證法，樹立正確的翻譯觀”，顯示出政治意識形態對理解曆史活動的影響。續後有方長安在2002年、2003年、2005年發表的三篇論文，在肯定“十七年”在歐美文學的重譯和新譯上取得的成果之外，反複強調了政治意識形態對翻譯的製約。他從批評家/讀者的解讀出發，證明當時對於歐美古典文學的解讀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化的話語實踐活動。2007年盧玉玲研究“十七年”英美文學翻譯的博士論文通過梳理翻譯理論的發展史，主要接受了操控學派（manipulation school）的見解，“從一個文化係統到另一個文化係統的翻譯過程從來不是一個中立、天真、透明的活動。”，以本土翻譯權力話語與蘇聯英美文學體係的影響來回來“誰在翻譯”的問題。其它試圖解答的問題包括“為什麽翻譯”、翻譯策略和什麽被選擇進入翻譯流程時的經典化與邊緣化的問題。盧提出將文學研究中的四個元素：世界、作者、文本、讀者納入翻譯史的書寫之中，而將譯者作為特殊的讀者來處理，這一觀點在她對整個翻譯理論史進行了很好的梳理之後頗有新意，不過可惜的是她對這一觀點未再深入。
另外一類按“**”的結束將其下限劃至1976年或1978年，稱為“中西文化對峙”時期。這些論著以“中西文化對峙”概括1949年至1976年或1978年間的中國文學翻譯活動的背景，將其與之前的“中西文化交匯”、之後的“中西文化重啟對話”下的文學翻譯活動區別開來。但是他們在將下限劃至**的結束的同時，往往直接抹殺了**時期的翻譯。例如盧玉玲在統計1949-1979年的翻譯的數據時直接將1949-1979年間的文學翻譯總數當成1949-1966年間的總數。又如靳彪、趙秀明等研究“文革”翻譯的學者以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考察這一段時期的翻譯史，認為“文革”使得此前正在“蓬勃發展”中的翻譯實踐與翻譯理論研究停滯，翻譯活動陷入空白狀態。不過，馬士奎以意識形態與翻譯的互動為框架，從翻譯主體、公開、內部、潛在翻譯，和對外文學翻譯活動等方麵對“文革”期間的文學翻譯現象進行了全麵透視，提出文革10年亦可分為1966年5月到1971年底的空白期及此後的調整和恢複期，反駁了在“文革”十年時期外國文學的翻譯出版“真正是一片空白”的說法。馬的專著的另一個貢獻是在關注翻譯行為的政治性的框架下，觸及了中國翻譯進一步納入體製的過程。馬士奎論證這一過程不是始於1966年，而是1949年，恰好打通了以1966年劃界的壁壘。
在我看來，體製化的翻譯是毛時代的翻譯最為特殊的一麵，因而以1949-1979年作為翻譯史的分期較為合理。1978年到1979年幾個密切相關的事件宣告了翻譯高度體製化時代的終結，從而影響了翻譯史和思想史。政治上是大量平反冤假錯案，提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經濟上是提出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並開始實施經濟體製改革。外交上是中美正式建交。而人們閱讀生活中更為切實可感的是1978年5月1日北京的新華書店可以開始買到50年代開始僅對內部發行的“內部書”了，隨後各地新華書店前開始排起了長龍。1979年4月《讀書》雜誌創刊，時任中宣部新聞出版局理論處處長的李洪林創刊號上發表了《讀書無禁區》一文，之後他又在《讀書》上發表了《解放“內部書”》，作為體製內的管理者，同時也是一位“讀者”，這兩篇文章振聾發聵地喊出了一代讀書人的心聲，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二）1949-1979：意識形態的體製化
本章首先考察的是影響了翻譯規範形成的意識形態係統的體製化。當時中國意識形態係統的體製化受到中國國情和中蘇關係的影響。從根本上來說，當時中國翻譯的使命不是文學的，也不是為了防止自身的現代化建立在幻想之上，而是通過批判西方式的現代化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性。
如果我們以局外人的身份回望1949-1979年的中國，經曆了1953至1957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功，當時的中國正滿懷憧憬地要建設一種新的現代性，以推進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並進行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神話的敘說。馬歇爾•伯爾曼（Marshall Berman,1940-）在《幻逝成煙》（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一書中提出發達國家的現代主義建立在政治現代化和經濟積累的基礎上，來源於現實、神話、傳統和日常生活，而欠發達國家的現代主義則完全不同。他指出：
不發達國家的現代主義不得不建立在對現代性的幻想中……為了在原先的生活中顯得真實，它不得不變得刺激丶粗糙和幼稚。它和外界隔絕，因為無法單獨創造曆史而倍感痛苦，或者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承擔整個曆史的過高的使命中。
在政黨掌握國家權力後，毛澤東思想不僅僅是黨的指導思想，也成為中國的意識形態的代名詞。於是體製化毛澤東思想將中國社會帶入“全能主義” （totalism）的時代。
對外，中國致力於實現意識形態的獨立。在毛式意識形態下，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國人民甚至被認為有義務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受苦受難的階級兄弟，承擔起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重任。麵對美蘇長達數十載的“冷戰”，毛的策略是通過反帝（反對帝國主義）將中國與西方國家隔離，通過反蘇修（反對蘇聯修正主義）在社會主義陣營內劃清界限，通過支援亞非拉“第三世界”兄弟，在國際上站穩腳跟。
對內，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鬥爭被認為仍是中國的主要矛盾。一方麵，證明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和成功的渴求使得毛急切地希望實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從1958年赫魯曉夫訪華期間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的會談資料來看，毛之所以急切地期望中國實現現代化，是為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為中國爭取獲得參與領導社會主義陣營的資本，改變一直被支配的地位。在此背景下，毛澤東充滿豪氣地說：“在不久的將來，世界的局勢是‘東風壓倒西風’，中國人民有誌氣、有能力趕上和超過世界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並且毛澤東大大縮短趕超美、英的時間表，也和與赫魯曉夫領導下的蘇聯相競賽的意圖有關。在1958年4月、5月、6月幾個月間內，中國趕超英美的計劃表由一開始的25年，縮短到預期3年超過英國，10年超過美國。
另一方麵，通過揭露和批判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的“陰暗麵”，毛希望能夠鼓舞人民群眾的熱情，使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比西方式現代化好千百萬倍的觀念深入人心。於是毛時代文學的發展和政治命運休戚相關。例如毛時期的新民歌運動背後的詩學、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理想的關聯在很大程度上為學者忽視。毛澤東提出“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對立的統一”是在討論中國詩的發展道路的時候，而他的結論是新民歌。新民歌運動中一再表現出的口號式、宣傳式的昂揚鬥誌，實際上可以說是為了配合大躍進（The Great Leap Forward）迅速工業化和集體化的運動（campaign）。新民歌運動麵向“民間”，或者更準確的說是中國廣大的農村，實際上是讓農民從精神上自願作出犧牲，配合中國迅速地從農業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工業現代化的共產主義理想。毛的群眾路線使他相信，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應該依靠群眾自發的熱情搞建設。
毛的意識形態的這兩方麵伴隨著政黨對國家權力的掌握成為體製化的意識形態，並深入到各個層麵。其實，這個體製化的過程開始於更早的延安時期。自1943年開始，毛澤東思想逐漸成為黨的核心意識形態。毛澤東思想一語最早出現在1943年7月5日黨的政治理論早期刊物《解放日報》上。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的王稼祥親自撰寫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提出“中國民族解放過程中——過去現在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誌的思想，……這個正在發展著的理論……是引導中國民族解放和中國共產主義到勝利前途的保證。”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劉少奇通過《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進一步對毛澤東思想進行了係統的論述，會議確立毛澤東思想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隻不過從1949年開始，隨著政黨權力上升為國家權力，毛澤東思想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逐漸完成了體製化。1949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中共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實踐對國家體製和社會經濟的改造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這既是黨章的規定也是實際的操作，並保證了在1949至1956年七年時間內，基本上實現了將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納入社會主義體製。1956至1968年間，為批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擺脫蘇聯模式，黨章中取消了關於毛澤東思想的論述。除了上述時間段，毛澤東思想一直被規定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而且在上述時間段內，體製化的毛澤東思想也是實際上的指導思想，牢牢掌控著中國的意識形態。
於是，毛澤東時代中國翻譯的體製化與毛急切地希望實現現代化的願望有關，即中國革命不僅比資產階級模式好，也比蘇聯模式要好。這一願望使文學承擔起將這一幻想勾勒得更真實的曆史使命，也使翻譯成為維護自身合法性的戰場。1949年，《翻譯》月刊提倡譯者的世界觀應該是成為“‘一邊倒’的帶路人”和“反帝的前衛”，在實質上，將社會主義陣營和所謂帝國主義陣營的兩分法的意識形態帶入到翻譯的視野。
“反帝的前衛”的意識形態，構成了1949-79翻譯的外部環境的基本特征之一。這一翻譯的外部環境的特征並沒有隨著大躍進的失敗而告終。大約在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台了一個5年的出版計劃，包括好幾千個選題，翻譯占了五分之四，單本、文集、選集、全集和叢書，樣樣俱全。據黃雨石說，周揚當時對譯介外國文學有一個指示：我們無產階級是要完成中國資產階級沒有完成的任務。這一任務續後為“內部書”的翻譯出版計劃所承接，隻是在“反帝的前衛”的意識形態外，又增加了“反修”（反對蘇聯修正主義），防止社會主義內部的“變質”。
（三）1949-79：詩學理念的體製化
本章第二個考察的是影響了翻譯規範形成的詩學係統的體製化。中國新的詩學理念和文學傳統（共產主義文學傳統）來自兩個方麵，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詩學理論，和革命的浪漫主義詩學理念。
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被認為“既進步又優秀，最符合當時的翻譯選擇規範，同時又是中國文學界‘學習蘇聯作家的創作經驗和藝術技巧、深刻地去研究作為他們創作基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模板”。在毛時代的中國，蘇聯小說一度取代了“通俗文學”，成為最流行、最普及的讀物之一。從1949年10月到1958年
12月，中國翻譯出版的外國文學作品是5356種，其中蘇俄文學作品就有3526種，總印數更高達82,005,000冊，占整個外國文學譯本總數百分之七十還多。其中蘇聯文學又占全部被翻譯的蘇俄文學的九成以上，蘇聯文學“占據了翻譯文學多元係統的中心位置”，即使中蘇交惡之後依然如此。
革命的浪漫主義詩學理念則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中國革命的導師毛澤東。毛澤東作為革命家和詩人，他所倡導的“崇高”（sublime）影響了中國一個時代的話語的走向。王斑在精辟地以“崇高”（sublime）一詞來概括毛話語的美學特征的時候，發揮了托馬斯·威斯科爾（Thomas Weikel）對崇高的定義：“崇高的最根本訴求，就是人能夠在言語和情感上超越人性”，指出在毛式崇高美學下，個性與情感等普遍地都讓位於某種偉大的集體目標。1949年後中國文學中的革命浪漫主義與一般意義上的浪漫主義不同，它不強調個性與個人的情感，而是強調在現實的基礎上，用想象和誇張的手法表現崇高的集體理想，用以鼓舞人民的鬥誌。在毛澤東提出“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詩學理念，並由周揚和郭沫若對其進行了進一步的理論闡述之後，這一詩學理念取代了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從1958年開始，成為中國文學藝術的指導性綱領。
不論是現實主義還是浪漫主義，中國新的詩學理念的核心都是“革命”，或者用郭沫若的話來說，就是“不管是浪漫主義或者是現實主義，隻要是革命的就是好的”。與新民歌運動等毛時期的文學對“民間”的思想改造相對應，1949-1979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相結合的詩學理念也要求翻譯將現代派作品處理成“反麵教材”。
現代派作品在當時隻能作為“反麵教材”出現，不僅因為它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也因為它不符合社會主義的藝術形式。如查明建所說，“如果說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新文學對處於共時性時空的現代主義文學采取了漠然的態度，那麽從五十－七十年代的中國對現代主義則采取了完全敵視的態度。現代主義文學在哲學上的非理性主義傾向，在意識形態上對社會的反叛、對人類前途的懷疑絕望、對人異化現象的揭示等等，這些都與當時中國政治意識形態所致力向人民灌輸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世界觀相悖逆。現代主義的文學觀念和創作方法與社會主義詩學規範大相徑庭，其藝術形式也與‘人民大眾’的審美期待視野相去甚遠。”
雖然從今天看來，與當初的譯介目的相反，這些翻譯作品真正地引進了外國的思想動態和文學潮流，但是當時對於現代主義文學的譯介是為配合反帝、反修鬥爭的政治需要而編譯的“反麵教材”，這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的意識形態和詩學理念對翻譯的規約。
（四）1949-79：讚助人的體製化
本章第三個考察的是讚助人係統的體製化對翻譯規範的形成的影響。意識形態和詩學理念的體製化是1949-79翻譯的外部環境的基本特征，出版和流通的體製化則是譯者麵臨的最直接的曆史境遇。“讚助人因素” （patronage）在勒菲弗爾的改寫理論中占據重要地位，包括個人、團體、宗教機構、政黨、社會階層、政府、出版商、傳播媒介等。這些讚助人首先在意識形態上試圖決定作品形式及內容的選取與發展；其次則是在經濟上，為作者或改寫者解決生活問題，比如金錢和職位，並為“專業人士”如教師和評論家提供薪酬、稿費或版稅等。如果說西方的不同種類的讚助人在翻譯中各自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那麽在1949-79翻譯的體製化中，我們可以看到的則是“政府讚助人”接管一切的極端狀況。
項目、資金以及“專業人士”都被納入體製，說明1949-79讚助人本身也被體製化了。在這三十年間，不難發現有一係列的由政府直接管理的機構被建立起來以管理與翻譯相關的人、財、物，保證官方的意識形態和詩學理念可以貫徹翻譯始終。包括：中共中央俄文編譯局1949年6月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1949年10月1日成立。出版署翻譯局，1950年成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簡稱中共中央編譯局）,1953年1月29日成立。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1963年9月成立。“聯合國資料小組”,1973年3月5日成立，並在1979年9月25日後改為“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此外，1950年7月1日，在翻譯局的直接指導下，《翻譯通報》創刊。這份刊物不僅僅是談正確的翻譯觀的問題，而且是有了切實任務，要使全國的翻譯工作“逐漸走上有組織有計劃的道路”。
如何出版是由國家決定的。出版業的改造作為體製化的一個重要步驟早在1950年就開始了。僅以上海為例，經過1950年、1954年和1958年前後的三次改造，出版單位的數量由1949年以前的300多家縮減到1958年的10家。並且出版社也有專業的分工，上海的外國文學譯本的版權都歸新文藝出版社，有且僅有這一家出版社可以擁有翻譯外國文學的版權。
誰來閱讀，也有國家權力參與其中。在流通方麵，外國書籍的流通受到越來越嚴密的控製。1949年12月1成立的國際書店總店作為社會主義經濟體的一部分，控製了外國書籍的流通渠道。在一開始，國際書店不僅負責書刊的進出口，也承擔進口書刊的國內發行工作。1955年以後，對國外書籍的控製更為嚴密，國際書店不再負責國內發行，而是專門負責書刊進出口。1964年起，則專門進行出口，輸出毛澤東選集。國際書店的全麵管控意味著，當時的讀者難以直接接觸原版書，要了解外部世界大多隻能依靠加了編者按作為意識形態指導的譯本。
為此，王友貴將中國人民共和國前30年劃為一個“翻譯活動完全體製化”的階段。他提出“雙層讚助”說，即“其底層為‘出版社讚助人’（Publisher-Patron），上層為‘政府讚助人’(Gov-Institute-Patron)。前者乃初級的、一線的、顯性的、不完全獨立的讚助者，後者是高級的、指導的、隱性的讚助方。後者遇重大問題、或特殊情況下始終握有終決權。”換句話說，在王看來，“政府讚助人”的絕對終決權意味著“翻譯活動完全體製化”。
政府讚助人控製下的“翻譯活動的完全體製化”並非一步到位的，這是王的說法可能帶來的一個誤解，有必要做一點澄清。更為準確地來說，1949-79年“翻譯的體製化”有一個過程。在1953年畢業之前，本文所論的三部西方現代派作品的譯者施鹹榮已經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譯文》上發表了多篇譯文，並集合成兩本小冊子《馬戲團到了鎮上》和《生命的勝利》，分別在1951年和1952年由上海文化工作出版社出版。從他的翻譯活動來看，1950年代初翻譯還沒有完全體製化。可以出版翻譯文學的機構不止有上海新文藝出版社或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下屬機構。真正的完全體製化應是在1958年出版業的改造完成後。
王友貴的另一項研究則表明，“黃皮書”是“翻譯活動的完全體製化”的重要產物。他發現，“黃皮書”前後曆時約19年，蘇共二十大（1956年）之後的1957-59年是其預備期，1960年代初進入批量翻譯，文革初期（1967-70）停譯，1977-78年是其尾聲。
“黃皮書”的出版發行曆史與政治事件起伏的同步，說明作為“黃皮書”出版的那些外國文學得以翻譯，多半是因為中共在政治策略上一向講究知己知彼，高層醞釀的意識形態大論戰需要了解蘇共二十大之後蘇聯、東歐各國乃至世界的思想文化動態。政府讚助人的因素在體製化中雖然是隱性的，但是卻十分強大。
通過“黃皮書”我們可以看到翻譯體製化的種種表征，所以有必要具體地對這一現象做一下說明。在處理有著危險的意識形態滲透可能的作品的時候，中國小心翼翼地應用了一種新的出版形式——“內部書”。在這一時期，翻譯的出版方麵的大事件，對外的是翻譯毛澤東選集，對內的就是出版“內部書”。“內部書”即“內部發行書”，它的題材有早期的“修正主義”經典，有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曆史著作，有托派或東歐陣營的反蘇文獻，有“蘇修”的解凍文學，也有一部分是西方的文學著作。內部書中的“乙類”，主要是外國文學和文藝理論類圖書，“因為其中相當部分用黃色封麵紙，作簡單的裝幀，也曾稱之為‘黃皮書’”。
值得注意的是，與一般封麵設計總是配合作品內容而有所不同，“黃皮書”的封麵設計是整齊劃一的，使得翻譯的體製化直接呈現為顯性因素。“內部書”封麵設計的改變發生在1963年8月，封麵開始統一用比正文紙稍厚的黃色膠版紙，而此前出版的“內部書”則沒有這一特點。這一改變從側麵說明，“內部書”的出版計劃由臨時的、短期的，轉向固定的、長期的出版計劃。而“黃皮書” 統一的土黃色封麵設計不僅節省了版麵設計的時間，適應了情報工作要求的低調和快速出版的需要，同時也便於識別。“黃色”作為帶有警告性的顏色，隱約提醒著高級幹部和文藝界的領軍人物們警惕這些翻譯文學中意識形態的腐朽、墮落。
本文研究的《在路上》、《麥田裏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就屬於“黃皮書”，是1949-79出版和流通完全體製化最直接的成果之一。“黃皮書”見證了譯者在翻譯的挑選、出版和流通各個環節中的主體地位的下降。在這些環節中很少能看到譯者自己的意見，因為都是被統一規定了的，所以每個環節都是簡單明了。以“黃皮書”而言，“黃皮書”挑選作品的渠道是被規定的。一個渠道是《進口圖書目錄》。另外一個渠道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世界文學》兩家訂閱的蘇聯報刊，比如《文學報》、《十月》、《星》、《新世界》、《旗》、《我們同時代人》、《列寧格勒》等，後期隻是加多了蘇聯的《小說月報》作為信息源。挑選的標準也很簡單：那些引起轟動性效應的作品，不論是獲獎、被讚揚，抑或是被激烈批評的作品。“黃皮書”的出版、流通也是簡單明了，有統一的出版規格，並寄送同樣一批人。“當時出版社有個花名冊，上麵是有資格購買、閱讀內部圖書的人員名單，主要是各地宣傳部門和文藝部門的領導，以及個別的名作家。我們按照名單通知他們，出了這樣一本書，你要不要，要的話寄錢過來，我們再郵寄過去。”這是當時“黃皮書”的主要發行方式。
（五）1949-79：體製化文藝批評的“強勢誤讀”
20世紀50至70年代的中國社會成為了“在國家權力動員下的高度組織化的社會，文學表達也被看成一種組織與表達的有效方式”。毛時代的文藝方針和文學批評是政治意圖與批評話語結合的產物，這在翻譯的批評領域也不例外。一般而言，毛時代的翻譯批評都有固定的發表的空間。比如《翻譯》月刊（1949年創刊）、《翻譯通報》（1950年創刊）、《譯文》（1953年7月創刊，1959年後改名為《世界文學》）、《外國文藝摘譯》（1973年創刊，1974年起配發批判修正主義文章，簡稱《摘譯》）。其它的發表空間也是由官方主辦的，比如《光明日報》、《解放日報》、《文藝報》、《文學評論》，除此以外就沒有發聲空間。以這些官方媒體為陣地，毛時代體製化的文藝批評致力於推進“反帝”、“反修”思想的深入。
在對西方文學的態度上，毛時代的中國文藝界與蘇聯文藝界有著細微但是十分重要的差別。1950年代，蘇聯文藝界與五四時期的中國作家類似，對世界文學抱持著美好的想象。1955年7月，在日內瓦召開的美、蘇、英、法四國首腦會議結束後，蘇聯文學界的元老級作家肖洛霍夫 (Mikhail Aleksandrovich Sholokhov,1905-1984) 向蘇聯《外國文學》雜誌寫信，希望把日內瓦精神貫徹到國際生活的各個方麵，包括文學。他提出“世界各國作家應該有自己的一張圓桌”，希望世界各國作家象圓桌騎士那樣不論出身、平等對話。1959年，他陪同赫魯曉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1894-1971）訪問美國，進一步提出蘇美應該進行文化交流、相互出版書籍。1963年，肖洛霍夫在歐洲作家會議上讚揚“莫斯科精神”，呼籲作家們應象美英蘇三國“重要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們”一樣，“找到共同的語言”, “達成協議”。
當時文藝界對西方文學的態度則十分微妙，1949-79的中國文藝界更多地是試圖擺脫五四以來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在〈夜讀偶記〉中，茅盾提出：“世界（其實隻限於歐洲，因為包含這些‘理論’的這些書是歐洲學者們以‘歐洲即世界’的觀點來寫的）的文藝思潮是依著這樣的程序發展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新浪漫主義。”茅盾的這一觀點較以相似角度批判歐洲中心的薩義德（Edward Waefie Said,1935-2003）的後殖民理論早了差不多20年，隻是茅盾並沒有提出係統的理論。肖洛霍夫則在**一開始就被掛上了“利用文藝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修正主義文藝鼻祖”的牌子。如果說這段時期的文藝界有過“蘇聯中心主義”的時期，那麽這裏的蘇聯也僅是斯大林時代的蘇聯。
20世紀50年代中期塞林格、凱魯亞克這些被認為是垮掉派精神偶像和代表作家開始引起轟動後不久，中國翻譯界就注意到了他們的作品。這一時期總體評介“垮掉的一代”的文章有：《垂死的階級，腐朽的文學——美國的“垮掉的一代”》（戈哈，《世界文學》1960年第二期）; 《美國的“垮掉的一代” 》（餘彪，《光明日報》1961年7月22日）; 《嗚呼，美國先鋒》（肖丁，《解放日報》1961年10月13日）; 《略論英美現代派詩歌》（袁可嘉，《文學評論》1963年第3期）; 《“垮掉一代”，何止美國有！》（黎之，《文藝報》1963年9月）; 《腐朽的“文明”，糜爛的“詩歌”——略談美國“垮掉派”“放射派”詩歌》（袁可嘉，《文藝報》1963年10月）; 《美國當代小說的衰頹與墮落》; 《當代西方資產階級頹廢文學簡析》; 《“垮掉派”與“太陽族”》等等。從時間上可以看出，這些評論有一半是早於文本翻譯的，在文本翻譯之前製造好了負麵的輿論氛圍。
以上發表於1960年代前期的文章毫無二致地從階級鬥爭的角度出發，將“垮掉文學”看作是由於二戰以後美國社會經濟危機、原子危機、法西斯式的政治迫害和冷戰氣氛的結果。對“垮掉的一代”的作家和他們筆下的人物，中國官方的解讀直接從社會主義道德的角度徹底地否定了他們。他們全是“阿飛”、“流氓”、“瘋子”、“流浪漢”或“搶劫犯”、“吸毒犯”、“少年犯”。他們都是被資本主義罪惡製度異化的個人：沒有理想、沒有道德觀念，以自我為中心，逃避現實，淫亂**，尋求刺激，貫穿著一條“反進步，反理性，崇尚本能、暴力和蒙昧主義的黑線”。
在思想內容上，這些作品被認為走的是從“自我擴張和極端的唯我主義”到“宗教的主觀唯心主義”再“藉著宗教唯心主義繼續進行個人主義的衝撞”的道路，其結果隻有一條：“幻想——瘋狂——破滅”。作品人物口口聲聲對現實不滿或者反抗，但一點都不觸及資本主義製度本身，掩蓋了階級鬥爭，使人“迷失方向，喪失信心和鬥誌”, “淹沒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願望和理想”，反而成為了維護資本主義製度的“工具”或“幫凶”。
在藝術形式上，這些先鋒的現代派作家被認為走的是“反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一脈相承美國頹廢文學由來已久的“反對理性，崇尚獸性”的傾向，“唯醜是從”。其所提倡的“即興”創作方法，不過是一種“極端放任自流的創作方法”，根本“沒有形式或藝術可言”。這株“美國和資本主義世界文化領域裏的毒草”必然隨著資本主義製度的崩潰，資產階級的滅亡而逐漸消失，生命絕不會長久。
批評界對先鋒的現代派戲劇也進行了言辭激烈的批判和撻伐。同樣也是在翻譯《等待戈多》之前，部分刊物已經開始以“墮落”和“反藝術”來定性“荒誕派”戲劇。董衡巽的文章《戲劇藝術的墮落———法國“反戲劇派”》將貝克特納入法國的“反戲劇派”加以考察，歸納了“反戲劇派”的三大藝術特點：違反戲劇傳統、思想與手法上的荒誕、悲觀主義情緒。他認為《等待戈多》是“‘反戲劇派’的‘經典作品’”，直言不諱地說貝克特的作品像謎語一樣，有的大概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該文代表了當時左傾文藝觀影響下批評界對貝克特戲劇的初步的、印象式的認識和理解。“反戲劇派”被稱為是“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最走紅運的一個頹廢文學流派”，而其思想觀點“不僅僅是一種消極的反映，而且還是對人類進步傳統、對今天世界上的進步勢力一種惡毒的誣蔑”。這種意識形態批判式的譯介在丁耀瓚的《西方世界的“先鋒派”文藝》(1964) 一文中也表現得非常明顯。該文認為“先鋒派”文藝深刻反映了資產階級的“沒落腐朽”；它們“極力追求手法上的標新立異，結果踐踏了傳統的藝術規律和準則，把藝術帶到‘反藝術’的道路上去，使資產階級的藝術在表現形式上也陷於死胡同”。
總而言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批評理念“從產生之日起便主要是作為一種政策概念存在的。它並沒有得到嚴格的科學解釋，卻又始終保持著規範和評價作品的意義”。反映在對翻譯文學的批評上，就是對西方現代派作品一概持否定態度，認為它們全都是“反動”的、“墮落”的、“頹廢”的。
（六）結語：毛時代的翻譯體製化
在現代中國那些試圖“救亡圖存”的譯者那裏，翻譯與民族、國家、社會總是有著若即若離的關係。從梁啟超、嚴複、林紓等人號召的“為我所用”的政治宣傳，“譯書以強國”，到五四時期學習西洋文學建設中國新文學，通過翻譯思考國民性問題，再到抗戰期間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翻譯大行其道，政治的影子在翻譯中揮之不去。
根據日本學者樽本照雄的考證，清末民初翻譯小說一共有2504種，在著者國籍可考的1748種翻譯小說中，英、美、法、俄、日、德六國的文學占到總數的96%；其中，英美兩國的英文小說有1071種（約占總數的61%），法國小說331種，俄國133種，日本103種，德國34種。英美兩國小說超過半數，遠遠超過其它國家的翻譯文學數目。“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這一情況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1917年到1949年期間的
3894種翻譯文學中，英美有1029種（其中英國577種，美國452種），蘇俄有1011種（其中蘇聯602種，俄國409種），法國522種，英美文學仍在榜首，蘇俄文學則成為與之抗衡的一種文學力量。
從清末民初到1979年翻譯文學的出版情況的數據可以看出，蘇俄文學的翻譯在1917之後逐年遞增：1917-1929年間僅有2本；1928-1938年間即增至167本；1939-1949年間則有425本問世。蘇俄文學翻譯在三四十年代的翻譯界占據“壓倒一切的霸主地位”，與中共對它的支持關係很大。最終在1949年前後，蘇俄文學從早先的僅占很小比例到絕對優勢地位，取代了英美文學的位置。在1949年到1979年，翻譯的各國文學作品有5677種之多，其中蘇俄文學有3218種，而英美文學僅有459種（其中英國文學27種屬於再版，美國文學21種屬於再版）。這些數據見證著中國翻譯與政治的糾葛日益加深。
在1949年-1979年期間，翻譯受到了更為直接和具體的規約，扮演更為明確的政治角色。隨著政黨的權力在1949年之後上升為國家政權，基於鞏固新生政權的考慮，中共高層希望在新中國建設一種高度同質的文化。這使得20世紀上半葉中國翻譯的複雜多樣的格局漸趨單一，即以翻譯蘇俄文學為主。在1949年以前，翻譯蘇俄文學為中共領導的革命提供了精神資源。而在1949年以後，蘇俄文學的動態則逐漸成為新中國仍然脆弱的社會主義文化根基的負麵警示。蘇聯對西方文學門戶大開、並倡導文化交流的做法帶來的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潮，引起中國的警惕。在這一曆史語境中，西方現代派文學進入翻譯的視野，供一定等級的官員和研究者內部流通，僅僅是為了衡量這些作品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潛在威脅。
直接肩負重要政治使命的翻譯在1949-79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翻譯的體製化與新中國的其它的體製性改革一樣快速而高效——在長達30年的時間內中國的翻譯都是“體製化”的。意識形態、詩學理念、出版和流通等各個方麵的體製化，意味著翻譯成為國家權力控製下的高度組織化的一部分：通過鐵桶一般的管控，貫徹這些“內部書”作為教育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工作者和高層領導人的“反麵材料”的翻譯目的，將反對西方式現代化進行到底。
翻譯的體製化可以看作是中國整體的體製化，或者毛式的“全能主義”社會主義實踐的一部分。翻譯的體製化印證了政治學者對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全能主義”的社會控製（totalism）的觀察，國家化的確穿透了社會各個角落。翻譯是中國社會方方麵麵的體製化的一部分。從最大的國家，到文化思想，再到直接與外國對話的翻譯，翻譯扮演的角色不僅僅是促進信息的流通，更重要的是要使這種中國的現代化模式合理化。所以在高度的集體化經濟和完全體製化的曆史語境中，翻譯真正成為國家行為：什麽時候翻譯、誰來翻譯、如何出版、誰來閱讀都是由國家規定的。
這意味著，一方麵，譯者的翻譯不再是私人行為，被規定與民族、國家、社會聯係在了一起。這使得那些翻譯過來的文本，尤其是為了批判西方資產階級思想、了解並警惕西方資產階級動向而翻譯過來的文本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對原作的“忠實”。另一方麵，很少有讀者可以直接接觸到原著，除非是作為特殊的讀者的譯者。原著在被翻譯過後可以說就在中國消失了，人們引用的、談論的都是翻譯過後的文本。而出版社收歸國有，重譯本總是取代舊譯，加之曆次運動都有多多少少的毀書現象，使得這一時期的讀者也很難接觸到1949年之前的譯本。它們共同形成了70年代中國式閱讀的獨特經驗，就西方文學而言，即在基本上與原版書絕緣的情況下，完全依賴譯本了解世界的閱讀形態。
中文文獻：
卞之琳等：《十年來的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工作》，載《文學評論》,1959年第5期，頁45-65。
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陳燾宇、何永康編：《外國現代派小說概觀》，江蘇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陳玉剛編：《中國翻譯文學史稿》，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9年版。
曹健飛：《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40周年紀念文集--大事記（1949-1987）》，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1989年版。
曹治雄：《當代中國的出版事業》（下），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
查明建：《意識形態、翻譯選擇規範與翻譯文學形式庫──從多元係統理論角度透視中國五十——七十年代的外國文學翻譯》，載《中外文學》（台北）,2001年第30卷第3期，頁63-92。
董衡巽：《戲劇藝術的墮落———法國“反戲劇派”》，載《前線》,1963年第8期，頁10-11。
丁耀瓚：《西方世界的“先鋒派”文藝》，載《世界知識》,1964年第9期，頁25-28。
馮至：《外國文學工作者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前進》，載《世界文學》,1966年第1期，頁182-194。
方長安：《論外國文學譯介在十七年語境中的嬗變》，載《文學評論》,2002年第6期，頁78-84。
方長安：《建國後17年譯介外國文學的現代性特征》，載《學術研究》,2003年第1期，頁109-113。
方長安：《1949-1966中國對外文學關係特征》，載《中山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第45卷，頁12-17。
郭沫若：《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載《紅旗》,1958年第3期，頁1-8。
顧昕、王旭：《從國家主義到法團主義——中國市場轉型過程中國家與專業團體關係的演變》，載《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2期，頁156-245。
紅旗雜誌編輯部：《列寧主義萬歲》，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胡文輝：《知識饑饉時代的秘密書架》，載《南方周末》,2008年1月17日。
孔慧怡：《重寫翻譯史》，載《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7年7月號。
靳彪、趙秀明：《“文革”十年間的中國翻譯》，載《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0年第1期，頁4-6。
李今：《三四十年代蘇俄漢譯文學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
廖七一編著：《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
柳鳴九：《二十世紀現實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
劉誌榮：《潛在寫作1949-1976》，複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劉仰東：《北京孩子：六七十年代的集體自傳》，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
盧玉玲：《文學翻譯與世界文學地圖的重塑——“十七年”英美文學翻譯研究》，複旦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
茅盾：《夜讀偶記——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及其它》，載《文藝報》,1958年第1期。
馬士奎：《文革期間的外國文學翻譯》，載《中國翻譯》，第24卷第3期，頁65-69。
孟昭毅、李載道：《中國翻譯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孫繩武：《關於“內部書”：雜憶與隨感》，見張立憲主編：《讀庫0703》，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
孫思定：《翻譯工作的新方向——代發刊詞》, 載《翻譯月刊》, 1949年第1卷第1期， 頁3。
蘇福忠：《老黃今年八十歲》，載《人物》,2000年第1期，頁100-107。
宋永毅、丁抒編：《大躍進，大饑荒：曆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和思辨》，田園書屋2009年版。
孫致禮：《1949-1966：我國英美文學翻譯概論》，譯林出版社1996年版。
三聯書店資料室編：《修正主義者、機會主義者著作目錄》，三聯書店1963年版。
沈誌遠：《〈翻譯通報〉發刊詞》, 載《翻譯通報》, 1950年第1期， 頁2-3。
師紅遊：《揭穿肖洛霍夫的反革命真麵目》，載《人民日報》,1967年10月22日。
譚正璧：《中國文學進化史》，光明書局1929年版。
王東風：《翻譯文學的文化地位與譯者的文化態度》，載《中國翻譯》,2000年第4期，頁2-8。
王宏誌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王友貴：《20世紀中國翻譯研究：特殊年代的文化怪胎“黃皮書”》，載《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10年5月第3期，卷21，頁43-47。
王友貴：《中國翻譯的讚助問題》，載《中國翻譯》,2006年第3期，頁15-20。
汪暉：《中國崛起的經驗及其麵臨的挑戰》，載《文化縱橫》,2010年2月，頁24-35。
於德英：《用另一隻眼睛看多元係統論——多元係統論的形式主義分析》，載《中國翻譯》,2004年第5期，頁10-14。
佚名：《黃皮書、灰皮書：一代人的精神食糧》，載《新世紀周刊》,2008年7月14日。
佚名：《世界作家的“圓桌”》，載《譯文》,1956年4月號，頁160-162。
張和龍：《國內貝克特研究評述》，載《國外文學》,2010年第3期，頁37-45。
周揚：《新民歌開拓了詩歌的新道路》，載《紅旗》,1958年6月1日第1期，頁33-38。
鄒儻：《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曆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鄒振環：《世紀上海翻譯出版與文化變遷》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張中良：《五四時期的翻譯文學》秀威資訊2005年版。
張寧：《解構之旅·中國印記：德裏達專集》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趙稀方：《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新時期卷》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
莊柔玉：《用多元係統理論研究翻譯的意識形態的局限》，載《翻譯季刊》,2000年第16、17期，頁122-136。
中國版本圖書館編：《1949－1986全國內部發行圖書總目》中華書局1988年版。
［以色列］伊塔馬·埃文—佐哈爾：〈多元係統論〉，載《中國翻譯》，張南峰譯，2002年第4期，頁19-25。
［俄］顧達壽（古達舍夫·裏薩特·薩拉甫京諾維奇）口述，鄭少鋒執筆：《直譯中蘇高層會晤》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版。
外文文獻：
Bassnett, Susan & Lefevere, Andre (eds.),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levedon, England: Mutlingual Matters Ltd., 1998.
Bassnett, Sus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1993.
Bauer, Wolfgang, Wester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Frankfurt: Alfred Metzner Verleg,1964.
Berman, Marshall,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London: Verso, 1983.
Chang, Nam Fung, “Towards A Macro-Polysystem Hypothesis”,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Vol.8, No.2, 2000, pp.109-123.
Derrida, Jacques, Of Grammatology, translated by Gayatri Spiva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Derrida, Jacques, Posi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Alan Bas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Even-Zohar, Itamar, “Polysystem Theory”,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 Today, Vol. 11, No.1 (1990a), pp.9-26.
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1.
Hermans, Theo (e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ondon: Croom Helm,1985.
Hermans, Theo,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9.
Iggers, Georg G. (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Lefevere, André, “That Structure in the Dialect of Men Interpreted”, Comparative Criticism: A Yearbook 6, 1984, pp.87-100.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MacFarquhar, R.,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2,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MacFarquhar, R., The Chinese Communes: a Documentary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London: Soviet Survey, 1959.
Schwartz, Benjamin I., Communism and China:Ideology in Flux,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Selznick, Philip, 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Evanston, Ill.: Row, Peterson, 1957.
Sheffy, Rakefet, “The Concept of Canonicity in Polysystem Theory”, Poetics Today, Vol.11, No.3, 1990, pp.511-522.
Shue, Vivienne, The Reach of the State: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Tsou, Ta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Venuti, Lawrence, “Unequal Developments: Current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49, No.4, 1997, pp.360-368.
Walder, Andrew G.,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Wang, Ban, 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本章完）